影评一：
《黄金时代》对比《萧红》 听课和听故事的差别
如今人们越来越多地谈论萧红，不仅因为她作品所代表的女性话语，更因为其短暂一生中漂泊而荆棘遍布的情感磨难。她这一生足迹到过哈尔滨、北京、青岛、上海、日本、武汉、临汾、西安、重庆等地，与陆振舜、汪恩甲、萧军、端木蕻良发生了感情，她身上有太多的故事可以讲。萧红人物研究的升温于是为电影艺术创作供给了大量素材，近年来从2012年霍建起的《萧红》到这两天上映的《黄金时代》，都是围着萧红短暂人间经历创作出来的作品，但给观众带来的感受却不尽相同。 《黄金时代》三小时的片长融入了更多的细节和人物，角色对着镜头外的观众讲述这种“实验性”手法确实有些异类，时间点的错乱剪辑也让人观感不佳，但从知识积累角度上讲，如果你艰难地看下去并看完它，对萧红的一生和那个年代左翼文坛情况都会有大抵的了解。相对而言2012年宋佳版的《萧红》是容易看进去的，也是更能留存文人韵意和制造情感冲击的。正常的时长、正常的故事讲述方式让正常的观众更能正常地观影，也能更正常地代入情感，无论对其中的故事还是人物。
汤唯版萧红还会偶尔有撒娇卖萌的孩子脾性，比较贴近文坛老人对萧红的评价。
关于萧红：汤唯版更“孤独”而“少于世故”
与萧红共事过两个月的丁玲曾写过篇追忆萧红的文章《风雨中忆萧红》，文字中这样描述道：“我很奇怪作为一个作家的她，为什么会那样少于世故，大概女人都容易保有纯洁和幻想，或者也就同时显得有些稚嫩和软弱的缘故吧。”如果我们以少于世故、稚嫩和软弱的人物特性来对比《萧红》和《黄金时代》，则汤唯版萧红是更贴近于丁玲印象的。 虽然在时间剪辑上稍显混乱，但是《黄金时代》中萧红的软弱被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特别是她将仅有的一张去重庆的船票给了端木蕻良，自己却跑去找蒋锡金寄居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部那一段，更是惹人怜惜。在战火中独自乘人力三轮穿行，到无望里冲动将自己身上仅有的钱都挥霍去请人吃冰棍的”自暴自弃“，冲动敏感的小孩般思维完整呈现于画面。《黄金时代》里萧红身边总是没朋友的，有的都是她和萧军一起认识的朋友，她总是处于一种被托付、被照顾的状态。
宋佳版萧红总会不经意间显露优雅的女王气派
相对而言，宋佳版本的萧红显得更加“合群”而识大体。电影中萧红从日本回来的时候在汇山码头那一场，除了萧军还有舒群、萧红的弟弟秀柯、许粤华（虚若梅）和端木蕻良前来接驾，俨然一派迎接领导人视察的场面，萧红还很领导人范儿地来了句“这回我们东北作家群在上海集合了。”宋佳的大气自然而然修改了萧红纤细敏感的性情。 同样的感觉《萧红》中还有很多，比如她和骆宾基、端木蕻良困在香港的时候，《时代批评》杂志袁大顿带着香港记者过来采访萧红同时催《马伯乐》续稿那个段落，宋佳版萧红端坐在沙发上，显得优雅端庄识大体，待人接物都表现得老练，让你恍惚以为在看宋美.
但《黄金时代》对这一段落的描绘全然不同，没有记者没有闪光灯更没有体面地衣着，汤唯版萧红就裹着脏乱的衣服在病床上苟延残喘地说出了那一句：“这我可不能写了，你就在刊物上说我有病，算完了吧。很可惜，还没有给那忧伤的马伯乐一个光明的交代。”《萧红》是填充着唯美文艺浪漫情怀幻想在塑造人物，而《黄金时代》则偏重纪实，但这个纪实又是有偏重的，它呈现了萧红软弱纤细的一面，但是对她在当时文坛的影响和成就并无太多笔墨。
《黄金时代》对端木蕻良的贬义刻画带有萧军老朋友们的情感在关于端木蕻良：《黄金时代》将其软弱个性放大。看过《黄金时代》的观众估计对其中端木蕻良的软弱个性都欣赏不来，而这么个塑造法其实跟当年文坛“萧军派”对端木蕻良的普遍印象有关。在《黄金时代》上映之前胡风、梅志的后人曾撰文回忆老一辈的口述，其中提到奶奶梅志对萧红的惋惜，将萧红离开萧军选择端木归为“错误”。电影中端木和萧红好了之后第一次见到萧军，赶忙上前拥抱，以及跑到聂绀弩屋里给他扫土讨好的细节，均来自聂绀弩在回忆录，可见聂绀弩对端木蕻良也是没什么好印象。 与《黄金时代》不同，《萧红》中的端木蕻良是以偏正面的姿态出现的，在萧红和萧军因为许粤华（《萧红》里将之设置为一名叫虚若梅的女子）出现情感间隙的时候，端木蕻良的出现带给萧红情感上的慰藉，端木特意走了五户人家给萧红带小米粥的场景、他们共同谈论的文艺咖啡屋的场景甚至会让观者内心燃起“萧红会好起来”的美好憧憬。 端木蕻良和萧军确实是两类不同的人，端木出生在地主家庭，在当时整个东北作家群里算是出身优越的，他就读于清华大学，是名有修养才才华的青年作家，其文学成就也是公认的，1936年就被上海文坛称之为“端木蕻良年”。但他的缺点在个性软弱，这是不能回避的，但即便如此，这个文弱书生还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不顾年龄差距、不顾萧红身怀萧军的骨肉，坚持与萧红结婚给了她名分，单从这点看他对萧红的情感是毋庸置疑的。萧红在香港期间，前后到访过的袁大顿、周鲸文、柳亚子等人过去也曾或多或少发表过有关萧红生病后期和病逝前后的回忆文章，其中描绘的端木蕻良，一直在商讨如何救萧红和转移萧红，如何处理和置办萧红的后事，对其在萧红生病期间短暂的“离开”是为救萧红还是为救自己，历史非常模糊，但在《黄金时代》中我们能感受到端木蕻良的自私和懦弱更甚于他的才华和对萧红的情感，不得不说在这个人物的处理上，创作者是带有主观情感偏向的。
《萧红》里的喜怒哀乐都是赤裸而浓烈的，《黄金时代》较为平淡。
创作手法：《黄金时代》乏味纪实不如《萧红》浪漫易懂 ，整体上看《黄金时代》比《萧红》写实得多，对着镜头讲述的创作手法也是许鞍华的全新尝试，试图给观众带来新鲜感，但是三小时片长加上杂乱的时间穿插完全没办法将观众带入情境，就像在啃枯燥的文学报告，美感体验和心灵触动少之又少，感觉什么都讲了又什么都没讲。 两部电影大部分细节段落是相似的，比如都提到了祖父对萧红的宠爱，那一句“快点长吧，长大了就好了”；比如萧军扯下一半鞋带为萧红系鞋，比如欧罗巴旅馆被收走的铺盖、比如萧军带萧红接触文艺沙龙观看《哈姆雷特》的排练，比如和鲁迅在书店相见在西式咖啡厅进餐。但也有很多方面细节处理非常不同，比如《黄金时代》中特意描写萧红喜欢表哥并跟他逃到北平，但是对汪恩甲和萧红之间的情感描写笔墨甚少，而《萧红》中对“表哥”这个人物只以一句旁白带过，却对萧红如何在北平读书、如何遇到汪恩甲以及他们之间的情感纠纷和矛盾点有较明确的交代。比如《黄金时代》中出现白朗、丁玲、胡风和梅志一众朋友，而《萧红》中很多都是几句台词带过。一个是力求全面遵照历史，一个是有的放矢只抓重点，但呈现出来给观众的感受是截然不同的。 如果要以“好看”做标准衡量，我会毫不犹豫选择霍建起的《萧红》，至少它非常单纯的以两个时间段交织——萧红在香港最后的时光和萧红离家出走后的颠簸经历；至少它明显的情感起伏带的动观众——穷困潦倒时对着欧巴罗旅馆每门每户外挂的列巴圈流口水、兴高采烈时拿着各色乐器蹦蹦跳跳雪地浪漫，快活快活得令人会心一笑，穷苦穷苦得令人心有戚戚。看《黄金时代》更像是在嚼“干货”，而看完《萧红》内心是会有更多触动和美好感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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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评二：
黄金时代的背后：萧红和鲁迅的感情纠葛
文/新浪专栏 悦读汇 东方悦读
或许萧红误读了先生的情谊，也或者我们误读了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萧红是以一个小女人的样子出入鲁宅的，在这里，她可以没有过去。在这里，她可以选择记忆，她只需记得祖父的后花园里面的花儿草儿虫儿鸟儿。如果可以，此后的种种最好能从她生命中挖去，然后一切全留在现在，留在这里。在这里，她喜欢听到鲁迅先生明朗的笑声，看着他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笑得咳嗽起来。她喜欢与先生聊天，一聊聊到十二点电车也没了，然后许先生送她坐小汽车回去。她喜欢与海婴挤在小车里，与先生一家逛公园看电影。她喜欢陪许先生编织毛衣，剪裁缝纫，听鲁迅讲鬼故事。她把这里当成了她祖父的后花园。
无疑，鲁迅是宠她的，把她当作孩子一样宠。她在《回忆鲁迅先生》中写：“一个月没有上楼去，忽然上楼还有些心不安，我一进卧室的门，觉得站也没地方站，坐也不知坐在哪里。许先生让我吃茶，我就依着桌子边站着，好像没有看见那茶杯似的。”鲁迅先生大概看出我的不安来了，便说：“人瘦了，这样瘦是不成的，要多吃点。”鲁迅先生又在说玩笑话了。她说：“多吃就胖了，那么周先生为什么不多吃点？”鲁迅先生听了这话就笑了，笑声是明朗的。鲁迅在病入膏肓时还惦记着她的瘦，他帮助过许多年轻人，男男女女数不清，而关心到宠爱的地步的，也只有她。他大力推荐她的作品，为她写序，找人给她写后记，如数家珍地评点她的小说。萧红之所以名扬天下，与鲁迅的激赏有很大关系。
1936年5月，鲁迅在家里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访谈，斯诺问他：“当今文坛上最有影响力的作家有哪些？”鲁迅毫不犹豫地回答：“萧军的妻子萧红，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很可能成为丁玲的后继者……”如此肯定地褒奖一个人，萧红是独得殊荣。那一时期萧红的确往鲁迅家跑得勤，人家无事不登三宝殿，她倒好，天晴了太阳出来了，也值得她气喘吁吁跑过去说一声。萧红曾一度偷懒，睡得多，发胖，她就请鲁迅像严师一样催促她，甚至打她的手心。鲁迅回信说：“我不想用鞭子去打吟太太，文章是打不出来的。从前的塾师，学生背不出来打手心，但愈打愈背不出来，我以为还是不要催促的好。如果胖成蝈蝈了，那就会有蝈蝈样的文章。”
他们之间如此熟稔，于是有人问：他们究竟是什么关系？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人们从萧红《回忆鲁迅先生》的字里行间读出了异样，读出了隐秘的情愫，从而大胆地推测，他们之间有一种爱，与情爱有关。
这是不准确的，因为这是萧红单方面的叙述，是她自己的感受。女子的直觉一向很准，但萧红心灵的天线太过敏感，风吹草动也会让她的心涟漪荡漾。她亦是一个跟着感觉走的女子，心在哪里她就到哪里。她的心是一只野鸽子，父亲的拳头与伯父的圈禁是拴不住她的翅膀的，因而多年来她的命运一直波谲不定。
第一次离家出走，她跟所有五四女青年一样，是为了反抗包办的婚姻，因她的未婚夫王恩甲吸鸦片。这是能够理解的，谁都有权寻求自己的幸福，何况风尚如此，出走也不失为一种上策。问题是她跟另一个名叫陆振舜的男子，一起私奔到北平，两人靠着陆振舜家人寄的生活费过日子。可惜好景不长。那陆振舜是她弯弯绕的表哥，他们的行径让老家人深以为耻。萧红父亲与王恩甲家人一起打上陆家门去，逼着陆家断了陆振舜的生活费，甜蜜的二人世界一下子陷入冰窖之中。抵不住饥饿，两人只好各自回家。
打骂与羞辱，看管与白眼，没有挡住她第二次出走的脚步，她藏在运白菜的大卡车上，再一次飞出笼子。不名一文，身无长技，她只有流浪街头。这时候，取消了婚约的王恩甲寻踪而来，不知为什么，王恩甲吸鸦片的恶习、他的蠢恶，都从萧红眼中消失了——也许她受不了贫困与孤独，她无家可归了，她父亲一气之下将她从宗谱上除了名。她与王恩甲入住东兴旅馆同居，无名无分的，住了七个多月。王恩甲说欠了六百多元食宿费，要回家讨，将大肚子的她丢在旅馆，一去不复还。她走投无路之际，一封作者来信写给报纸副刊编辑萧军。
萧军来了，将她从人生的谷底打捞上来。萧红把王恩甲的孩子生下来，送了人，一心一意跟着萧军过。这时候的萧红是那捡剩下的草莓了，鲜艳自鲜艳，抢手是抢手，却是大甩卖的结局。他们开始时，萧军讲得很明白：“爱便爱，不爱便丢开。”萧军不断擦枪走火，先是什么上海女子陈涓，房东三小姐王丽，还搞大了朋友之妻许奥华的肚子。萧红为他扫洗，为他煎葱油饼，煲俄式苏普汤，抄写文稿——无所不用其极地贴着他——他打她，脸上肿了。许广平与梅志询问，萧红掩饰说是自己不小心碰的，结果萧军骂她说谎不要脸。
男人总会有的，尽管她并不美丽。端木蕻良出现了，内向，瘦高，文质彬彬，说话悄言低语。与萧军的粗暴一比较，端木蕻良的伟大形象突显出来，一下子俘获了她的芳心。她怀着萧军的孩子嫁给了端木，再一次怀着一个人的孩子嫁给另一个人，没见过如此尴尬的母亲。鲁迅曾经这样笑过她：“荒唐，你怎么又莫名其妙地做了狼狈的小母亲？荒唐，太荒唐。”
在上海的岁月，正是与萧军决裂的时期，她太冷了，跑到鲁迅家，实是取暖。鲁迅也确实喜爱这位孩子气十足的俏太太，将她介绍给上海文坛的宿将，巧妙运作出版了《生死场》，并在序言中说：“这自然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家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
可以说，没有鲁迅的帮助，萧红能不能从绝望中站起来，很难说。萧军不仅背叛了她，且轻视她的才华，认为她的小说平平，散文也没有结构，文章读起来絮絮的，一如小女孩坐在外婆家的门槛上喃喃自语。是鲁迅给了她最后的温暖，是温情，而不是爱情。或许萧红误读了先生的情谊，也或者我们误读了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1937年春，萧红在北平疗伤，与女友李洁吾谈心，李洁吾后来回忆：“1937年她从上海来北京看我的时候，偶然之间我们谈到了父亲，我说：‘鲁迅先生待你们，真像慈父一样哪！’她马上说：“不对！应该说像祖父一样，没有那么好的父亲！”原来她对鲁迅，有着索求祖父溺爱的隐秘，所以她跑得那么勤，撒着与身份不相称的娇，写着细如绢丝的文字，让后人揣测不已。而鲁迅对她的喜爱亦好解释，莱蒙托夫有一句诗：
我深深地被你吸引
并不是因为我爱你
而是为我那渐渐逝去的青春……
——文章摘自《鲁迅的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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