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鲁迅有关的几部书

与鲁迅有关的几部书

作者：顾农

来源：《读书文摘》2018年第10期

        古人迷信，认为人经过修炼可以成仙；各路仙人数量相当不少，其中名声最大的是正好坐满一桌的“八仙”：铁拐李、汉钟离、蓝采和、张果老、吕洞宾、何仙姑、韩湘子、曹国舅，他们各有神通，而其资历都不算很深。其中的张果老，原名张果，是一位特别长寿的方士 （具有特异功能的修道之士），唐玄宗曾把他请进首都，“亲问治道神仙事”，给予很高的礼遇；但他“恳辞还山，诏可。擢银青光禄大夫，号通玄先生，赐帛三百匹，给扶侍二人。至恒山蒲吾县，未几卒。或言尸解。帝为立栖霞观其所”（《新唐书》 卷二〇四 《方技传》） 云。可知他活动于初、盛唐之交。韩湘子原名韩湘，是中唐时大文学家韩愈的侄孙，他本来绝无方士气，但后来在传说中经过种种复杂的演变，竟然也成了仙人。其他六仙，资格亦浅。这个组合要到明朝才最后定型，见于吴元泰 《东游记》。

        要想了解中国的资深仙人，当求之于先唐的两本书：刘向 （前77—前6）的 《列仙傳》 和葛洪（283—363） 的 《神仙传》，后者尤为重要。

        刘向是西汉末年的大学者，其 《列仙传》 流传至今，但也有学者认为此书其实是东汉人伪造的。这里记录的各位大仙，资格老，名气大，其中很有几位后来常常被作为典故运用，例如赤松子、王子乔之类，还有一对夫妻仙尤得人心：

        萧史者，秦穆公时人也，善吹箫，能致孔雀、白鹤于庭。穆公有女，字弄玉，好之，公遂以女妻焉。日教弄玉作凤鸣。居数年，吹似凤声，凤凰来止其屋。公为作凤台，夫妇止其上，不下数年。一旦，皆随凤凰飞去。

        萧史与弄玉爱好音乐，双宿双飞，最合于民间的理想。

        两晋之交著名学者兼方士的葛洪比刘向要晚三百多年，其 《神仙传》 一书 《隋书·经籍志》称为 《列仙传》，这一书名更为合适，因为此书中所记录的都是“仙”，并没有“神”；只是由于“神”“仙”这两个概念后来渐渐混为一谈，而又有刘向 《列仙传》 在先，于是就把葛洪的同名之作改称为 《神仙传》。新旧 《唐书》 以下均称之为 《神仙传》，沿用既久，人们也就将错就错、不去订正了。

        仙是超人，可细分为三类，葛洪在 《抱朴子·内篇》 的 《论仙》 中说：“按 《仙经》 云：上士举形升虚，谓之天仙；中士游于名山，谓之地仙；下士先死后蜕，谓之尸解仙。”天仙不会死，呆在天上；地仙也不会死，活动于人间；尸解仙也在人间，本来是人，死后才成仙。

        而神乃是超仙，本来就全都生活在天上。人经过修炼而成仙，在古人看来比较靠谱；而基本上不可能更高升为神——只有非常个别的大人物或可在例外。神与仙是两种不同的存在，但又往往混而言之曰神仙，天仙尤其容易被误认为是神，而他们其实仍有差别。论级别自然是神更高，但神没有人性；形容人间的美女往往誉为仙女，而不说神女—— 近年来忽然流行“女神”一词，其实不佳，给人的印象比较尴尬—— 她不是人。

        葛洪在 《神仙传》 序言中说，这本书的内容是根据各种罕见的古书抄集而来的：

        洪著内篇论神仙之事凡二十卷，弟子滕升问曰：“先生曰神仙可得不死，可学，古之得仙者，岂有其人乎？”答曰：“昔秦大夫阮仓所记有数百人，刘向所撰又七十一人。盖神仙幽隐，与世异流，世之所闻者，犹千不及一者也……余今复抄集古之仙者，见于仙经、服食方及百家之书，先师所说，耆儒所论，以为十卷。其系俗之徒，思不经微者，亦不强以示之矣。则知刘向所述，殊其简要，美事不举。此传虽深妙奇异，不可尽载，犹存大体，窃谓有愈于向多所遗弃也。”

        阮仓 《列仙图》 一书，《隋书·经籍志》 曾有著录，说是汉人的著作，早已亡佚，但葛洪有可能看到过；至于刘向的 《列仙传》，他认为太简陋，所以要来大加补充。葛洪自称抄自古书大约是为了抬高身价，这里面大量的故事应该来自民间传说，或出于他自己的创造，所以这里的仙人资格都不算很老—— 但比起唐以后的诸位后起之仙来当然还是前辈。

        不妨从中举两个比较有趣的例子，来看中古时代仙人的思想和言行。有一位叫白石生的仙人不肯飞升：

        白石生者，中黄丈人弟子也，至彭祖之时，已年二千余岁矣。不肯修升仙之道，但取于不死而已，不失人间之乐。其所据行者，正以交接之道为主，而以金液之药为上也。初患家贫身贱，不能得药，乃养猪牧羊十数年，约衣节用，致货万金，乃买药服之。常煮白石食之，因就白石山居，时人号曰白石生。亦时食脯饮酒，亦时食谷，日能行三四百里，视之色如三十许人。性好朝拜存神，又好读仙经及 《太素传》。彭祖问之：“何以不服药升天乎？”答曰：“天上无复能乐于此间耶！但莫能使老死耳。天上多有至尊相奉事，更苦人间耳。”故时人号白石生为隐遁仙人。以其不汲汲于升天为仙官，而不求闻达故也。（卷一）

        天上正如人间的官场一样，举形升虚的天仙（“仙官”） 会有很多麻烦。白石生宁可就当他的地仙，享受饮食男女等等人间乐趣，享受自由。求仙本来就是要自由要幸福，何必跑到天上去受拘束、找麻烦呢？《抱朴子·内篇·对俗》 载：“彭祖言：天上多尊官大神，新仙者位卑，所奉事者非一，但更劳苦，故不足役役于登天，而止人间八百余年也。”仙在天上地位不算高，刚刚晋升上去的新仙者更加是如此，实际上远不如当地仙快活。这种“中士”高于“上士”、地仙高于天仙的观念令人想起一条人生策略：宁为鸡口，勿为牛后。

        关于炼丹术的祖师、道教的大人物魏伯阳，本书中有一个很好玩的故事，讲他如何运用权谋考验其弟子，做派像是一位大政治家。看来即使是 《神仙传》，其中也还有些现实主义的成分。又有一则地仙董奉的故事，说他们夫妇没有孩子，抱养了一个女儿，后来入赘的女婿人品很坏：

        养女长大，纳婿同居。其婿凶徒也，常取诸祠庙之神衣物。庙中神下巫语云：“某甲恃是仙人女婿，夺吾衣物，吾不在此，但羞人耳。当为神仙故，无用为问。”（卷十）

        仙人自己竟然生不出儿女来，他的养女之婿如此之差，庙中的神灵没有能力保住自己的衣物，又顾忌这坏分子的丈人是仙人而不加过问。凡此种种皆出人意外而发人深思，这里仍然充满了市井气和官场气。这同小说的写法是完全一样的。

        同刘向 《列仙传》 中的诸位大仙相比，葛洪《神仙传》 中的故事已经大大地世俗化了。仙人中的后起之秀总难免会有更多的俗气。到更靠后的八仙，则世俗化得就更厉害了—— 而同时也就更为人们喜闻乐见，以至于家喻户晓。

        鲁迅讲中国小说史，颇注意 《列仙传》 与 《神仙传》，他说：

        ……上举的六种小说 （按指 《神异经》、《十洲记》、《汉武故事》、《汉武帝内传》、《洞冥记》、《西京杂记》），全是假的。惟此外有刘向的 《列仙传》是真的。晋的葛洪又作 《神仙传》，唐宋更多，于后来的思想及小说，很有影响。但刘向的 《列仙传》，在当时并非有意作小说，乃是当作真实事情做的，不过我们以现在的眼光看去，只可作小说观而已。《列仙传》，《神仙传》中片断的神话，到现在还多拿它做儿童读物的材料。（《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第一讲 《从神话到神仙传》）

        关于这两本书，1981年与2005年两版 《鲁迅全集》 都曾出注，但皆甚简略，这里多谈几句，聊供参考。

        周瘦鹃 （1894—1969） 译 《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 凡三卷，中华书局1917年3月出版；《丛刻》共收英、法、美、俄等十四国作家四十七人的五十篇短篇小说。（此处细目可见原稿，编者注）

        此书出版后，中华书局按照当时的规矩，向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送审，很快就得到鲁迅的赏识，并因此而获得了乙种奖状 （甲种奖状奖给创作）。发奖的评语是鲁迅为主写的，他的二弟周作人也参与文本的起草。

        后来首先提起这件事的是周作人，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他写过一篇短文介绍此事道：“这大概在民国六七年之交，上海各书局出版的新书常常送往教育部请求审查，虽然不是教科用书，本来无此必要，但是审查核准之后，算是版权确定，有了保障，也是有益无损的事情。周 （瘦鹃） 君的 《欧美小说译丛》 也是审查书之一，当时教育部不但准予通过，而且还很有褒奖的话……教育部主办这件事情的即是鲁迅先生。其时他在教育部任佥事科长，属于社会教育司，正是办理图书馆博物馆等等文化事业的。他见到这部 《欧美小说译丛》，特别携回S会馆，仔细研究，几经斟酌，乃拟定了那一则审查意见书，随后由教育部发布的便是”（《鲁迅与周瘦鹃》，《自由论坛报·未晚》1949年3月20日）。大概因为年代久远，周作人当时又刚刚走出南京老虎桥监狱，手头没有资料可查，全凭记忆，所以这里的介绍细节上有一些不够准确的地方。现在还可以看到当时的奖状 （称为“褒状”），颁发的时间是民国六年 （1917） 九月二十四日，评审该书的时间自然还要更早一点。书名原来是 《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而“褒状”上误作 《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到周作人的回忆文中更误记为 《欧美小说译丛》，其实都是同一部书。负责审查小说的也不是鲁迅供职的教育部社会教育司，而是当时附属于教育部的一个半官方组织—— 通俗教育研究会，该研究会成立于1915年9月，成员以教育部的官员为主，也有若干其他文化教育界的人士参加。办事地点设在通俗图书馆。通俗教育研究会下设小说、戏剧、讲演三股；该会成立之初，鲁迅被指派入会并被任命为小说股主任，主持制订过 《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办事细则》 《审核小说标准》 以及 《劝导改良及查禁小说办法议案》、《公布良好小说目录议案》 等文件。1916年2月鲁迅辞去主任一职，只当审核干事—— 而周译 《丛刻》 正是由他负责审核的。

        按 《公布良好小说目录议案》 所拟办法凡两条，一是“上等之小说于审核时，应加具评语以供社会之参考”；一是“上等之小说目录及评语，除登载本会议事录外，应送登教育公报及各种新闻杂志”（《通俗教育研究会报告书》，转引自 《鲁迅生平史料汇编》 第三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3页）。1915年12月27日鲁迅在通俗教育研究会第三次大会上提出报告说：“关于小说之审核，现经本股审核完毕者，已有数十本，大概以中等者居多。诸君对于此事均非常注意，故附带报告”（同上书，第174页） 云云。

        周作人后来在另一篇文章中说：“……他对于其时上海文坛的不重视乃是事实，虽然个别也有例外，有如周瘦鹃，便相当尊重，因为所译的《欧美小说丛刊》 三册中，有一册是专收英美法以外各国的作品的。这书在一九一七年出版，由中华书局送呈教育部审查注册，发到鲁迅手里去审查，他看了大为惊异，认为‘空谷足音’，带回会馆来，同我合拟了一条称赞的评语，用部的名义发表了出去。”（《鲁迅的青年时代·鲁迅与清末文坛》） 这里就说得比较准确了；事实上鲁迅与周作人合拟的评语先报研究会审核，再由教育部批准，后于1917年9月22日以教育部指令的名义发表；9月24日又发出了由教育部次长、通俗教育研究会会长袁希涛签发的“褒状”。

        二周合拟的评语稍后又载于 《教育公报》 第四年第十五期 （1917年11月）。凡此种种都给予译者周瘦鹃以极大的鼓舞。许多年以后他就此事写过一篇很动感情的名文 《永恒的知己之感》（《文汇报》1956年10月13日）。

        评语高度评价周译 《丛刻》 的取材、选目和附有作者小像略传的办法，也提出了几点批评意见，其全文如下——

        凡欧美四十七家著作，国别计十有四，其中意、西、瑞典、荷兰、塞尔维亚，在中国皆属创见，所选亦多佳作。又每一篇署著者名氏，并附小像略传，用心颇为恳挚，不仅志在愉悦俗人之耳目，足为近来译事之光。惟诸篇似因陆续登载杂志，故体例未能统一。命題造语，又系用本国成语，原本固未尝有此，未免不诚。书中所收，以英国小说为最多；唯短篇小说，在英文学中，原少佳制，古尔斯密及兰姆之文，系杂著性质，于小说为不类。欧陆著作，则大抵以不易入手，故尚未能为相当之绍介；又况以国分类，而诸国不以种族次第，亦为小失。然当此淫佚文字充塞坊肆时，得此一书，俾读者知所谓哀情惨情之外，尚有更纯洁之作，则固亦昏夜之微光，群鸡之鸣鹤矣。（《集外集拾遗补编》，《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9页）

        这一段评语写得很见功力，文字不长，内容丰富，是一份非常重要的文献，至少有下列三点值得注意：

        首先，评语的作者有着广阔的世界性的眼光，决不局限于英语世界。这里对于周译 《丛刻》的取材之广给予很高的评价，特别是过去有些国家的作品没有翻译过，《丛刻》 首次予以介绍，评价尤高。二周的评语指出英国文学的长处并不在短篇小说，这一领域的佳作多出于欧陆，此语非胸中有一部欧洲文学史者不能道。国家的排列主张按照种族来安排次第，亦为见道之言。

        其次，评语强调直译，因此对 《丛刻》 中篇名多换成中国成语提出批评：“命题造语，又系用本国成语，原本固未尝有此，未免不诚”。“诚”就是“信”，实为翻译的第一条军规。用中国成语译外国成语或作品的标题，是翻译界常常采用的办法，至今仍方兴未艾；而周氏弟兄自翻译 《域外小说集》 的时代以来一向坚持严格意义上的直译，所以不能容忍多用成语的办法—— 尽管这一办法现在往往还视为一种高明的技巧。

        第三，大力提倡翻译外国的“纯洁之作”，批评无聊的创作。周瘦鹃等鸳鸯蝴蝶派文人是兼事翻译和创作的，而所谓“哀情惨情”正是鸳蝴派小说最为重视、始终抓住不放的主打题材，这里却通过对周瘦鹃翻译工作的褒奖，对该派的创作倾向提出委婉的批评。鲁迅 （以及周作人） 希望通过此举给鸳鸯蝴蝶派的才子提出建议：与其写那些东西，不如多介绍外国文学中的优秀作品，这样读者才会得益。

        周瘦鹃兼事翻译和创作，而以创作鸳鸯蝴蝶派小说为主。对于“哀情惨情”亦复乐而不疲。鲁迅对这一派小说是不大看的，所以稍后曾在公开发表的文章里劝他们不如多搞翻译，他在 《新青年》 第六卷第六号 （1919，11，1） 上热情地呼吁道：

        江苏浙江湖南的才子们，名士们呵！诸公有这许多文才，大可译几叶有用的新书。（《热风·“随感录”六十四·有无相通》）

        劝鸳蝴派才子译书，并非突发奇想，因为鲁迅知道他们是有能力译书，并且是做出过成绩的，不久前他评论过的 《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

        对于既搞创作也搞翻译的人，如果他的创作倾向不是太好，鲁迅往往劝他多去做翻译。对早年的周瘦鹃是如此，后来对林语堂也是如此。1934年8月13日，鲁迅在致信曹聚仁的信中提到：“语堂是我的老朋友，我应以朋友待之，当 《人间世》 还未出世，《论语》 已很无聊时，曾经竭了我的诚意，写一封信，劝他放弃这玩意儿，我并不主张他去革命，拼死，只劝他译些英国文学名作，以他的英文程度，不但译本于今有用，在将来恐怕也有用的。他回我的信时说，这些事等他老了再说。这时我才悟到我的意见，在语堂看来是暮气，但我至今还自信是良言，要他于中国有益，要他在中国存留，并非要他消灭。”这里的一片苦心，同他先前表彰周译 《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 的评语，同他劝南方才子们“译几叶有用的新书”，其深情厚意，如出一辙。

        周瘦鹃还译过许多外国作品，例如 《亚森罗频全集》 《福尔摩斯别传》 《犹太灯》 《蛇首》 《鱼雷》 《情案》 《冰天艳影》 《红颜知己》 《翻云覆雨录》 等等。

        最早知道日本学者、作家冈千忉（1833—1914）其人，是从鲁迅杂文 《三闲集·“皇汉医学”》中看来的——

        小朋友梵儿在日本东京，化了四角钱在地摊上买到一本冈千仞作的 《观光纪游》，是明治十七年 （一八八四） 来游中国的日记。他看过之后，在书头卷尾写了几句牢骚话，寄给我了。来得正好，钞一段在下面：

        “二十三日，梦香竹孙来访。……梦香盛称多纪氏医书。余曰，‘敝邦西洋医学盛开，无复手多纪氏书者，故贩原板上海书肆，无用陈余之刍狗也。’曰，‘多纪氏书，发仲景氏微旨，他年日人必悔此事。’曰，‘敝邦医术大开，译书续出，十年之后，中人争购敝邦译书，亦不可知。’梦香默然。余因以为合信氏医书 （案：盖指 《全体新论》），刻于宁波，宁波距此咫尺，而梦香满口称多纪氏，无一语及合信氏者，何故也？……”（卷三 （《苏杭日记》下二页）

        冈氏于此等处似乎终于不明白。这是“四千余年古国古”的人民的“收买废铜烂铁”脾气，所以文人则“盛称多纪氏”，武人便大买旧炮和废枪，给外国“无用陈余之刍狗”有一条出路。

        多纪氏是日本著名的医学世家，几代人研究中国医学 （“皇汉医学”），对张仲景 《伤寒论》 钻研尤深，多有著述，其书在中国也有比较大的影響；等到日本走上维新的道路以后，努力学习西方，西医盛行，一般新派人物已不再重视中医，甚至根本不再相信了。冈千仞是一个趋时的人物，他对中国士大夫笃信旧学抱残守缺很不以为然；梦香简直不了解中国业已翻译出版了英国人合信氏的医学新著，令他大为惊讶。这里的一段记载，正是新旧价值取向之争的一个典型事例。梦香姓冯，名一梅，是经学大师俞樾 （曲园） 的学生，而思想比他老师还要旧。

        冈千仞字天爵，号鹿门，仙台人，出身武士家庭，卒业于当时的最高学府昌平黉，具有很高的汉学修养。他1884年来华，以上海为中心漫游南北各地近一年，与王韬等一大批士大夫交往，曾用汉文写了十卷游记，总题之为 《观光纪游》，于1886年自费印行；稍后中国有节录本，收入王锡祺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 第五辑。近来有全文的校印本（《观光纪游观光续纪观光游草》，冈千仞著，张明杰整理，中华书局2009年5月版），取读最便。

        鲁迅一向重视外国人写中国的著作；他有一个看似“另类”的基本倾向，即“对于外国人的指摘本国的缺失，是不发生反感的”（《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因为这恰恰可以促使我们反省，加紧对于国民性的改造；而他对外国人称赞中国某些保守落后的东西，则始终保持相当的警惕，“说好处就相信”，他很不赞成。冈千仞在他的游记中一再批评中国士大夫沉溺于科举、八股，许多人思想保守，鸦片烟流毒甚广等等毛病，鲁迅认为这些都是“好意的苦言”，对其人具有“改革的英气”也表示赞赏。

        冈千仞的 《观光纪游》 以及他观光系列中其他著作，现在读起来也还蛮有意思，可以帮助我们反思历史，进一步抛弃“收买废铜烂铁”的老脾气。

        鲁迅一向重视直译，强调“信”比“达”和“雅”更重要。当年赵景深先生以为“顺”比“信”更重要，受到鲁迅的批评。鲁迅为了替自己的主张提供佐证，在 《关于翻译的通信》 （后收入《二心集》） 中曾举近代著名翻译家严复为例，指出他“为要译书，曾经查过汉晋六朝翻译佛经的方法”，“他的翻譯，实在是汉唐译经的缩图。中国之译佛经，汉末质直，他没有取法。六朝真是‘达’而且‘雅’了，他的 《天演论》 的模范就在此。唐则以‘信’为主，粗粗一看，简直不能懂，这就仿佛他后来的译书。译经的简单的标本，有金陵刻经处汇印的三种译本《大乘起信论》，也是赵老爷的一个死对头”。这一段论述由博返约，简明深刻，概括了翻译史上带规律性的东西，不单是讲清了严复翻译作风前后的变化而已。

        佛教东汉时传入中国，不久就开始了佛经翻译，方法完全用直译，文字非常质朴，三国时翻译家支谦说：“诸佛典兴，皆在天竺。天竺语言与汉异音，云其书为天书，语为天语，名物不同，传实不易……始者维祗难出自天竺，以黄武三年来适武昌，仆从此受五百偈本，请其同道竺将炎为译。将炎虽善天竺语，未备晓汉，其所传言，或得胡语，或以义出音，近乎朴直。仆初嫌其辞不雅，维柢难曰：‘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其传经当令易晓，勿失厥义，是则为善。’”所以当时的译经全都“因循本旨，不加文饰”（《出三藏记集》 卷七 《法句经序》）。支谦说当时译经文风“朴直”，正是鲁迅立言之所本。

        六朝时“格义佛学”流行，译经风格为之一变，讲究“达”而“雅”。代表人物当推著名的什法师即鸠摩罗什 （343—413），他主张意译，指责直译“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哕也”（《高僧传》 卷二 《鸠摩罗什传》）。他认为译文应“曲从方言”，只要“趣不乖本”（《出三藏记集》 卷八慧观 《法华宗要序》） 就可以了。什法师佛学造诣很高，又精通汉、梵两种语言，他要求译经既不失原意又流畅可读，意思很好，是可以完全理解的，问题在于一般译者很难做到。他本人的翻译往往删削原文，以省繁冗，又有所增补，以阐明原作的言外之意，斟酌损益，煞费苦心。其译本影响很大，“众心惬服，莫不欣赞”（《高僧传》 卷二 《鸠摩罗什传》）。但意译的流弊亦复不小，一般的译者不可能像他那样精通佛学同时又精通两种语言，水平低的人搞起意译来，妄加增删改动，译本往往颇失原意，以至成为“晋宋尚于谈说，争坏其淳”（《辨正论》，《续高僧传》 卷二 《彦琼传》）。意译之弊被认识到之后，直译法又开始抬头，唐代译经仍然以“信”为主，大翻译家玄奘（600—644）就特别强调直译，专门名词简直只好音译。所以唐人译经现在会觉得比较难懂。

        关于“金陵刻经处的三种译本 《大乘起信论》”，十六卷本与十八卷本 《全集》 注云：“解释大乘教理的佛教经书。相传为古印度马鸣著，我国有南朝梁真谛和唐实叉难陀的译本。南京金陵刻经处1898年曾出版收有这两种译文的 《大乘起信论会译》。”按此注极是，只是 《大乘起信论》不宜称为“经书”，因为这是“论”（佛典分经、律、论三种），或可改用“论著”一词。

        但是应当指出，鲁迅这里的说法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将 《大乘起信论》 的译本误记为三种，一是认为这些译本是赵景深的“死对头”。事实上正如 《全集》 注所说，金陵刻经处本 《大乘起信论》 只有两种而不是三种译本；而且这两种译本也难以证明赵景深的观点是错误的，《大乘起信论》 的汇印本很难说就是他的“死对头”，因为实际上恰恰是运用意译法的真谛译本更为流行。

        这里面有些复杂的情形。真谛译本的原本来路不明，是否确为古印度马鸣所著，至今弄不清楚；实叉难陀的译本很可能由玄奘的译本 （由汉译梵） 再转译回来的，而玄奘所用的底本很可能正是真谪的译本，两次转手以后，实叉难陀译本的情形难免有些不大高明。鲁迅拿这两种译本的汇印本来批评反“硬译”论者，例证不佳，有点错位。鲁迅早年曾一度深入地读过佛经，《大乘起信论》 亦曾购阅，并且正是金陵刻经处本；但他后来多年不再有时间去涉及，仅凭记忆提及，难免偶有出入。

        完全准确地引进异质文化很可能只是一种理想，很难彻底做到，相反地，误读甚多的译本却很可能因为深得人心而广为流布，这实在是一个“二律背反”。严译名著偏偏是 《天演论》 影响最大，而“他后来的译书”，其路径虽为鲁迅所肯定，却并未产生更大的影响。这种情形实在值得深长思之。

        不妨顺便说说，前后有三种译本的佛经有《楞伽经》，先有南朝宋求那跋多罗的译本，称 《榜伽阿跋多罗宝经》 （四卷）；又有北魏菩提流支的译本，称 《入楞伽经》 （十卷）；后有唐实叉难陀的译本，称 《大乘入楞伽经》 （七卷）。这三种译本鲁迅均曾购阅。三种译本中确以唐译最为流行，而实叉难陀又是译过 《大乘起信论》 的；鲁迅误记 《起信论》 有三种译本并以为这些译本是反“硬译” 论者的“对头”，也许与此有关。由此亦可知，直译的文本照样可以广为流布，并不一定非要意译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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