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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７月 第４２卷 第４期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ｅｂｅ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Ｊｕ１．２Ｏ１７ Ｖｏ１．４２ ＮＯ．４ 宋史研究＠教育部名栏＠ 南宋南城吴氏社仓及其启迪意义 许怀林 （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江西南昌 ３３００２２） 摘要：救灾赈济是不可缺少的公益事业。南宋时期朱熹等士大夫兴办了官营的社仓，而南城县昊伸、吴伦兄弟以家财建 成特大型的民营社仓，并敦请乡邻监督。又建书楼教育子孙信守仁义，戒除贪啬、渔利、废事的弊病，把社仓长久办下去。 从一块石碑得知，该社仓曾遭闽寇烧毁，吴氏后人重新建立，赈济善举继续开展。朱熹、陆游、王遂皆著文称赞平民吴氏， 为社仓以惠其乡，为书楼以善其家，规模宏阔而思虑深长，不愧是富民与官僚仿效的楷模。这是一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 产，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 关键词：南城吴氏兄弟；社仓与书楼；被毁又重建；朱熹；陆游；王遂 中图分类号：Ｋ２４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５—６３７８（２０１７）０４—０００１—０８ ＤＯｌ：１０．３９６９／ｉ．ｉｓｓｎ．１００５—６３７８．２０１７．Ｏ４．ＯＯ１ 在农业经济时代为了调节粮食余缺，平抑粮价，灾荒救济的需求，会兴办常平仓、义仓、社仓储存粮 食，以应急需。这既是官府的一种管理措施，也是最实际的公益事业。这些社会措施由来已久，历代皆 然。社仓与常平仓、义仓大致同类，认真比较则有区别。社仓设置在乡镇村社，散处于社会最底层，数量 较多而规模较小，故名为社仓。兴建社仓的主体，既有民户，也有官府。其功能是在本乡村储粮救灾，放 贷赈济。社仓的管理制度细碎多样，随主办者的取舍而不同，操作起来各有侧重。南宋中期江西南城县 吴氏兄弟设置的社仓，规模宏大而宗旨良善，是公益事业的典型。它遭寇乱焚毁又重建，因偶然发现一块 古碑才大白于世。 一、宋代的赈济举措与魏元履、朱熹、陆九韶的社仓实践 宋代的江南各地开垦梯田，扩大了耕地面积，在发展水稻生产的同时，麦类种植也向江南延伸，粮食 总产量有所增加，然而社会的口粮压力依然沉重。不时的水旱灾害，低下的生产能力，严酷的贫富对立关 系，经常使小民成为饿殍，流离失所，爆发抢劫，社会动荡。官府为求统治安定，会经常采取相关的赈济措 施，尽管实际效益有限，但比没有要好。太祖乾德初年，“诏诸州于各县置义仓，岁输二税，石别收一斗。 民饥欲贷充种食者，县具籍申州，州长吏即计口贷讫，然后奏闻。其后以输送烦劳，罢之”。兑现这个政 策，将有扶助贫弱的作用，却因来回搬运的烦劳而罢废了。 真宗、仁宗时期，在大部分地区设立常平仓，以一小部分上供钱购粮储备，遇灾伤时以略低的价格卖 出，却因官衙门经常挪用，“久之，移用数多，而蓄藏无几矣”口１卷一七上‘ 酣 ，平抑粮价的作用消失。 货上 “ 。说得厉 哲宗绍圣元年（１０９４年），下诏复置义仓，“所贮专充赈济，辄移用者论如法”＿１］卷一七 收稿Ｅｌ期：２０１７一Ｏ４～２Ｏ 作者简介：许怀林（１９３７一），男，江西宜黄人，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江西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主要研究方向：宋 史、江西地方史兼及客家学。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Ｏｌ７年第４期 害，实际却相反，依旧“钱谷为他司侵借，所存无几”［１ｊ拄一 食货 。总之，官府平抑粮价、赈济灾荒的 措施，由于管辖关系牵制，贷放制度差异，加上官吏舞弊，致使运行的实际效果不佳，多半为时短暂，很快 废坏。南宋的情况不见好转，而且实施水旱赈济的时候，往往止及城郭，不及乡村。乾道二年（１ｌ６６年）， 信州知州赵汝愚上疏陈述：乡村人生活最苦，却因处在偏僻乡村，得不到赈济，被逼逃荒，乃至抢夺。建议 逐乡设置社仓，以便就近及时施赈，化解危机 卷十 ’赵汝 乞置社仓疏。孝宗对他的建议没有回应。就是在这 个时间段，一些地方办起了社仓。朱熹记载： 绍兴某年，岁适犬被，奸民处处群聚，饮博啸呼，若将以踵前事者，里中大怖。里之名士魏君 元履，为言于常平使者袁侯复一，得米若干斛以贷，于是物情大安。奸计自折。及秋将敛，元履又 为请得筑仓长滩，厩置之旁，以便输者，且为后Ｅｌ凶荒之备，毋数以烦有司。自是岁小不登，即以 告而发之。如是数年，三里之人始得饱食安居，以免于震扰夷灭之祸，而公私远近无不阴受其 赐。［ｊ ３］卷七九 建宁府建阳县长滩社仓记 这是朱熹淳熙十三年（１１８６年）七月应友人之请而写的《长滩社仓记》。所谓“奸民群聚”，是饥饿小 民中的铤而走险者。乡绅魏元履求得常平米若干斛，放贷赈济，解决了口粮供应，消弭了走险者的劫乱， 地方转危为安。秋收时节，魏元履请求官府允准，建筑了一座粮仓，收纳民众归还的粮食，专供备荒之用。 实行几年，三个里的乡民可以“饱食安居”。魏元履自动做成的这桩地方公益事业，到他谢世之后就败坏 不堪。朱熹接着写道： 元履既没，官吏之职其事者，不能勤劳恭恪如元履之为，于是粟腐于仓，而民饥于室。或将 发之，则上下请赇，为费已不赀矣。官吏来往又不以时，而出纳之际，阴欺显夺，无弊不有。大抵 人之所得，秕糠居半，而偿以精凿。计其候伺亡失诸费，往往有过倍者。是以贷者病焉，而良民 凛凛于凶岁。 这是吏治腐败导致社仓失败的典型案例。救灾赈济，若是没有真心实意办事的人，即使仓廒设到乡 里，仍然是无弊不有，而民饥于室，良民凛凛于凶岁。 魏元履在建阳县办社仓的时候，相邻的崇安县（今武夷山市）开耀乡也有了社仓。朱熹在《长滩社仓 记》中还说： 予与元履早同师门，游好甚笃……又念昔元履既为是役，而予亦为之于崇安，其规模大略仿 元履，独岁贷收息为小异。元履常病予不当祖荆舒聚敛之余谋，而予亦每忧元履之粟久储速腐， 惠既狭而将不久也。 魏元履、朱熹两人先后兴办社仓，储粮放贷，而操作制度不同。魏元履批评朱熹不该继承王安 青苗 法的“聚敛”图谋，而朱熹认为元履不收利息必定效益狭小，不能持久。 朱熹的赈济收息制度究竟怎样？他在淳熙元年（１１７４年）写《建宁府崇安县五夫社仓记》，陈述了乾 道四年至七年间从事赈贷、建筑社仓的地方背景和详细过程，基本内容是４点：一是得到崇安知县、建宁 府三任知府的支持和指导；二是仓本来自常平谷，建仓经费是用一年的利息和官钱６万；三是放贷的年息 为十分之二；四是指出官赈的两种积弊，常平仓或义仓设在城郭，乡村无有，“所恩不过市井惰游辈，至于 深山长谷力穑远输之民，则虽饥饿濒死，而不能及也”。其次，管理不善，官吏懒惰，“视民之殍而不肯发， 往往全其封镉，递相付授，至或累数十年不一訾省，一旦甚不获已，然后发之，则已化为浮埃聚壤，而不可 食矣” 。 卷 建 府 安县 夫社仓 。这也就是他前述的建阳县在魏元履身后出现的情状。 淳熙八年（１１８１年），朱熹奏报社仓事，说得更简要： 臣所居建宁府崇安县开耀乡有社仓一所，系昨乾道四年（１１６８年）乡民艰食，本府给到常平 米六百石，委臣与本乡土居朝奉郎刘如愚同共赈贷，至冬收到原米。次年夏间，本府复令依旧贷 与人户，冬间纳还。臣等申府措置，每石量收息米二斗，自后逐年依次敛散。或遇小歉，即蠲其 息之半；大饥，即尽蠲之。至今十有四年，其支息米造成仓廒三间收贮。已将原米六百石纳还本 府，其现管三千一百石，并是累年人户纳到息米。已申本府照会，将来依前敛散更不收息，每石 只收耗米三升。……以此之故，一乡四五十里之间，虽遇凶年人不缺食。【。 卷 。 辛 乾道四年的时候，朱熹是以“主管台州崇道观、任便居住”的祠禄官的身份住在乡里。他受官府委派，和另 位官员合力举办赈贷，实施收取利息，取得赈贷与财政双重效益。所以他请求推广此法，孝宗满意，诏 一令州县实行。
许怀林：南宋南城吴氏社仓及其启迪意义 ３ 朱熹期待藉皇权之威，扩大其事，但州县反应冷淡，没有几个跟风照办。他在庆元二年（１１９６年）说： （孝宗）德意甚厚，而吏惰不恭，不能奉承以布于下，是以至今岁二十年，而江浙近郡田野之 民，犹有不与知者，其能慕而从者，仅可以一二数也。嘲卷 建昌军南城县 Ｒ社仓 州县不看好社仓之事，陆九渊也有同感，他说“社仓事，自元晦建请，几年于此矣，有司不复挂之墙壁，远方 至无知者”ｌ４Ｊ卷一 与赵 。。州县官吏借办社仓之机鱼肉民众，侵吞粮米；要么慵懒敷衍，朝廷的诏命文 告都不张挂示众。舆论公认“有治人，无治法”。社仓赈贷，不论是官办还是私办，都会出现不同结果。 抛开人的因素不论，仅就农耕生产考虑，自然环境差异，丰歉两样，直接反映在赈济效果上。鉴于金 溪县农田实情，陆九渊提出社仓、平籴仓并置的方案：“年常丰，田常熟，则其利可久。苟非常熟之田，一遇 歉岁，则有散而无敛，来岁缺种粮时，乃无以赈之。莫若兼置平籴一仓，丰时籴之，使无价贱伤农之患；缺 时粜之，以摧富民闭廪腾价之计。析所籴为二，每存其一，以备歉岁，代社仓之匮，实为长 积。”＿４Ｉ卷八 陈教 鸺水早难料，收成不稳，田地肥瘦不一，都会牵制社仓的散敛。田瘦民穷，歉收之岁农民 无粮归还，既缺口粮，又无种谷，势必掉入富豪侵吞的陷阱。为了应对荒歉导致的困难，在社仓之外加设 平籴仓，将能比较周全地实施赈贷，周济农户。 陆九渊的这个方案，不是凭空臆想而来，而是以其四哥陆九韶的实践经验为底本。陆九韶，字子美， 号梭山，在家乡主办社仓，并以平籴仓弥缝其阙。陆九渊在《与陈教授》的信中介绍：“前岁，梭山所掌社 仓，已支八百硕矣”；“其后梭山兄因得以平籴之法条具五利”，解决了穷乡与歉收年份的赈贷问题。把建 宁社仓和金溪两相比较，“今诚得如陆梭山者为之，乃可久耳”ｌ４］卷八 与陈教授》 鸲。 。救灾与赈贷的物质核心 是粮食，多有一个平籴仓，就多一份储粮，可弥补单一社仓的劣势。 二、南城县吴氏兄弟创办特大社仓及其宏远的规矩 在朝廷旨意遭冷遇，朱熹雄心碰壁的时候，江西的一户富豪却有杰出的表现。建昌军南城县富民吴 伸、吴伦兄弟，拿出自家４ ０００石粮，兴办了社仓，赈济乡邻；然后又设立书楼，训诲子孙践行仁义，将社仓 事业坚持办下去。 建昌军，治署设南城县，位于赣东，与福建汀州、邵武军山水相连，人文社会联系素来密切。吴氏兄弟 兴建了社仓，朱熹为其写《吴氏社仓记》，宣扬其事迹。开篇朱熹简介了自己的事情，接着就写道： 是时南城贡士包扬，方客里中，适得尚书所下报可之符以归，而其学徒同县吴伸与其弟伦见 之，独有感焉。经度久之，乃克有就。遂以绍熙甲寅（１１９４）之岁，发其私谷四千斛者，以应诏旨， 而大为屋以储之。泣事有堂，燕息有斋，前引两廊，对列六庾，外为重门，以严出内。 其为条约，盖因崇安之旧，而加详密焉。即以其年散敛如法，乡之隐民有所仰食，无复死徙 变乱之虞，成以德于吴氏。而伸与伦不敢当也，则谨谢日： “是仓之立，君师之教，祖考之泽，而乡邻之助也，吾何力之有哉。且今虽幸及于有成，而吾 子孙之贤否不可知，异时脱有不能如今日之志，以失信于乡人者，则愿一二父兄为我教之。教之 一再而不能从，则已非复吾子孙矣，盍亦相与言之有司，请正其罪，庶其惧而有改，其亦可也。” 于是，众益咨嗟叹息其贤，以为不可及。而包君以书来道其语，且遣伦及伸之子振来请记。 熹病力不能文，然嘉其意不忍拒也。乃为之书其本末，既以警夫吴氏之子孙，使其数世之后 犹有以知其前人之意如此，而不忍坏；抑使世之力能为而不肯为者，有所羞愧勉慕而兴起焉，则 亦所以广先帝之盛德于无穷，而又以少致孤臣泣血号弓之慕也。 庆元丙辰（１１９５）正月己酉朱熹记Ｌ３Ｉ巷 朱熹文中提及的包扬，字显道，号克堂，是南城县包氏家族的名人，与兄包约、弟包逊皆师事朱熹、陆九渊。 其子包恢，政绩显著，官至刑部尚书、签署枢密院事，封南城县侯。吴伸、吴伦是包扬的门生，也算是朱熹 的再传弟子。包扬把朱熹崇安之事以及官府提倡办社仓的信息传递给了吴氏兄弟，又将他俩兴建社仓的 措施、宗旨和要求反馈给了朱熹。 吴伸、吴伦兄弟社仓规模特大，有６眼谷仓，分装４ ０００石稻谷。比较同时代其它各处的官办、民办 社仓，其拿出的谷米数量最多。以下１３地的官私社仓概要是：
４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 ７年第４期 （注：字体加黑者为官办社仓，仓本来自常平钱谷，经办人皆为官员） 吴伸兄弟社仓规模特大，仓本丰厚，不论是官办私办的社仓中，都未见有超过的，它比朱熹的官本社 仓多近７倍。仓本如此充足．可以在更大地域实施赈济，让更多的穷困农民摆脱饥饿，也能发挥社仓加平 籴仓的功效，使缺乏种粮者解决困难。 吴氏兄弟对社仓事业思虑深远，所立规训高尚纯粹，无有可比。付出了巨额家财，然而归功于君师之 教，祖考之泽，乡邻之助，不视作１＂１家囊中之物。是自家的主张，同时拜托乡邻实施监督，以免子孙中有人 违背“散敛”制度，失信于乡人。并且严格要求后代，声明违背社仓制度者“非吾子孙”，还要告官“请 其 罪”。很显然，他俩把社仓赈济的公正合理性置于核心位置，力求保持其慈善公益的性质不被侵蚀而蜕 变。他们没有藉放贷牟利的念头，尤其注意防范不肖子孙，这在南宋社会环境中殊为珍贵，未见第二例。 朱熹正是看中吴氏为人处世的独特亮点，也感慨于２Ｏ年来极少有人响应举办社仓，才抱病著文，警 醒吴氏后人谨记祖训，鞭策富豪向吴氏看齐，使“力能为而不肯为者，有所羞愧勉慕而兴起”。 值得赞扬的还有，吴氏兄弟为求社仓长久，采取了一条特别措施，即建筑书楼，强化家庭教育，祈使子 孙品德高尚，笃行孝悌忠信。陆游告诉世人说： 吾友南城吴君伸与其弟伦，初以淳熙之诏建社仓，其详见于侍讲朱公元晦所为记。其 后，又以钱百万创为大楼，储书数千卷，会友朋，教子弟，其意甚美。于是朱公又为大书“书楼”二 字以揭之。楼之下日读书堂，堂之前又为小阁，阁之下日“和丰堂”，旁复有二小阁，左则象山陆 公子静书其颜日“南窗”，右则艮斋谢公昌国书其颜日‘北窗’。堂之后‘荣木轩’，则又朱公实书 ……之。於摩！亦可谓盛矣。 盖吴君未命之士尔，为社仓以惠其乡，为书楼以善其家，皆其力之所及。自是推而上之，力 可以及一邑、一郡、一道，以至谋谟于朝者，皆如吴君自力而不愧，则民殷俗嫩，兵寝刑厝，如唐虞 三代，可积而至也。 吴君兄弟为是迨今已十五六年，使皆寿考康宁，则仓与楼皆当益治，乡之民生业愈给足安 乐，日趋于寿富，而君之子弟孝悌忠信，亦皆足以化民善俗，是可坐而俟也。然年运而往，天人之 际有不可常者，则又当有以垂训于无穷。 子读唐李卫公文饶《平泉山居记》有日：“鬻平泉者非吾子孙也，以平泉一木一石与人者，非佳子弟 也。”平泉特燕游地，木石之怪奇者，亦奚足道，而其言且如此，况义仓与书楼乎。后之人读吾记至此， 将有涣然汗出，霰然涕下者，虽百世之后常如吴君时，有不难者矣。嘉定元年（１２０８）五月甲子记。（” 陆游这篇书楼记，写于吴氏兄弟兴建社仓十多年之后。主旨是评议书楼，点出朱熹、陆九渊、ｉ身｝谔三 位理学宗师在书楼留下墨迹，印证了吴氏社仓的真实存在。陆游把吴氏社仓与书楼联为一体，揭示其“为 社仓以惠其乡，为书楼以善其家”的双重意义。吴氏将人的品德素质落实在社仓上面，以举办社仓的行动 检验思想品行。失去“善其家”的精神支柱，就不会有“惠其乡”的自觉行动。。 陆游强调说，吴伸、吴伦是平民，无官衔，没职责，做了造福社会的大好事，“推而上之”，州县与朝廷官 员，若是皆能恪尽职守，兴利除弊，就能达到“民殷俗嫩，兵寝刑厝”的美好目标。陆游告诫吴氏后人坚守 ① 陆游《渭南文集》卷二＿卜一《吴氏书楼记》，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嫩读音问“美”，意为好、善。李卫公文饶，即李德裕，他的平泉Ｉ¨庄在 洛阳，写有《平泉ＬＬｊ居草木记》。谢谔，（１１２１～１１９４年），字昌国，号艮斋，人称艮斋先生，江西新喻人。绍兴二十七年进｝＝。历官至临察御史、御ｒ史 中丞、工部尚书。传程颐之学，有弟子数百。教人以“圣贤自期”，“唯有毫末私意不介胸中”，然后能与圣贤相似。提倡道德修养，币视躬行。
许怀林：南宋南城吴氏社仓及其启迪意义 祖训，践行仁义。他以李德裕关于别墅花木奇石的遗言为参照，反衬吴氏社仓与书楼不一般的社会价值， 希望吴氏后人“常如吴君时”，殚精竭虑于社会公益事业。 陆游在淳熙六年（１Ｉ７９年）任江西提举常平，主管江南西路的粮仓、水利、赈灾等事，而官署设在抚 州，与临川、南城一带的士绅有更多的交往，与吴氏兄弟成为好友。第二年抚州等地发大水，陆游到灾区 视察，奏请“拨义仓赈济，檄诸郡发粟以予民”ｌ＿１］卷三九五’《陆游 。。亲身的官宦经历，让陆游能够进入吴家， 登堂人室，写出看到的实景，抒发感受，阐释吴氏社仓与书楼不寻常的意义。 朱陆两人的记文，借题发挥，在宣扬吴氏社仓、书楼特色的时候反复警醒世人，强调其教化效益。吴 氏兄弟的追求，朱陆两人的感想，能否兑现？在偶然发现的一块石碑上，得到直接的印证，我们由此加深 了对吴氏社仓的认识。 三、吴氏社仓的重建及其社会反响 ２０１５年ｌ１月４日，我在南城县做完了学术讲座，县里安排到上塘镇源头村参观“活水亭桥”。返回 时在村内一户吴姓人家厅堂地上见一块大石碑，蹲下凑近细看，竟是《宋建昌军南城县吴氏重建社仓之 记》。源头村现任村主任吴荣福说，此碑原来竖在社仓基址，后移来此屋，侧放在地上。吴氏重建社仓之 事，没有见到记载，也未听说过，令我十分惊喜，于是认真拍照，带回识读。 抚州新闻网于２０１１年６月１６日据《抚州日报・新都市》，发布了《南城发现宋代吴氏重建社仓碑刻》 的报道。该报道文称：“近日，记者与南城县文物工作者在该县开展文物普查时，在该县上唐镇源头村发 现一宋代碑刻，上用篆体书有‘宋建昌军南城县吴氏重建社仓之记’１５个大字。”又说：“碑刻除题首清晰 外，还可看清文中的数十余字，其中末尾题款是浙东扬州徐某某。于此，文物工作者认定，碑文雕刻较朱 熹、陆游文记更早，否则，碑文当记有朱、陆之文。”据此，今天媒体知道此碑是在２０１１年，然而对碑文的介 绍与事实不符。我把自己拍的照片输入电脑放大，能够看清全文，末尾题款也不是“扬州徐某某”。 吴氏重建社仓碑整体完好，字迹比较清晰，残损的很少。它记述吴氏社仓问世３ｏ多年之后，于绍定 二、三年问遭邵武盗寇“火其仓，散其谷”，毁了。灾祸降临之时，吴氏后人拿出贷粮的债券烧了，而民众念 其恩德，“偿之如故。未几仓廪完矣”，重建了社仓。碑文作者是宁国府知府王遂，写于淳桔元年（１２４１ 年），上距社仓始建的“绍熙甲寅（１１９４年）之岁”４７年。 《宋建昌军南城县吴氏重建社仓之记》全文如下（为求便于阅读，笔者作了标点分段）： 淳熙辛丑（１ｌ８１年），朱文公浙东荒政成，上之赐弘矣，下之德深矣。公日：吾居建安不勤于 兴发，不劳于期会，国无费而民有获者，惟社仓为然，愿下其法于四方。上如其请。 是时克堂包君扬从文公学，得其法以归建昌，谓其友吴伸、吴伦日：‘文公之教，不但得于所 见，抑且得于所行，汝兄弟幸有余力，盍承天子美意，师门遗法，以与乡人共之。’伸日：‘吾力所 及，其可以靳然。’犹皇皇十有余年，而后竞就，敛散施舍，一如文公之法。 资于私家而不假于势力，掌以子弟而不付之左右，则文公以来未之闻也。公乃为之记，益国 周公书之。以余财作为书楼，聚书数万卷，使其子弟与其朋友讲习于中，陆放翁又为之记。周、 朱二公，春秋蒸尝皆立之祀；杨诚斋、陈郎中膺仲、项秘书平父、赵司令昌父、杨大监敬仲、袁侍郎 和淑，与当世贤者兢赋之，建昌文物于是为盛。 文公之教行焉，而吴氏子弟力也。然诏旨所下闻风而兴者鲜，其称于中外者建宁、昭武，则 近公之居；会稽、南康，则在公之治，远而金华、宜兴，则其徒所聚，而金坛则刘漫堂实闻而动心者 也。然遂尝仕于越，于闽，游南康而居金坛，见乎掌于官者必不久，资于众者必不远，挟乡曲而 成，未始不因此而坏，未有吴氏之规模宏阔而思虑深长者也。 然兴仆有时，植立有道。方建昌仓制之口口乡赖之，而废之不以其道，则莫晓其故。己丑 （１２２９年）、庚寅（１２３０年）间盗发邵武，越岭而西，火其仓，散其谷，岂兴废有时乎！吴氏之力不 能与仓存亡，而能制口之死命，折券已债岁执以取于仓者，举而焚之，不以累后人。当是时，仓几 废矣，而民之德之，偿之如故。未几，仓廪完矣，簿书整矣，负粟于道路者如故矣。庚子（１２４０ 年）之旱，民贷于仓者其出倍蓰，而偿之者不能以十二，民口不知德，岂植立有道乎。 其子振与侄孙炜感而言日：吾曹赖此无愧于保守之义，抑炎已仕，而吾又老，凡所以奉先人 之意，而承天子之命者，惟子孙是赖。祷于口口愿天之相之，多得忠憨诚信之士，无为他日羞。 自今以始，惟长是举，惟贤是择。今宗党竞推蜉、球（左偏旁为土字）之贤，于两位为长，抑愿继此 之有闻也。且仓今之下六十年矣，故老凋谢，无能记其成。时（克）堂之嗣恢为发运司干官，因命 吴氏应贤之子祥老来，奉书以口口：‘今学文公之学，而所仕、所居又习闻于仓政，莫若吾子。’遂 谢不敢当。祥老又诵其族之关意，有不可孤者，使于此无以记之，孰执其咎，慢（竦）然以惧。 遂尝识炎于太学，见其议论，知其为人，因其已交，知其所未识必皆温然可爱，卓然可与立。 遂与吴氏之仓非私有德，而书楼之作，窃以为有道存焉。夫纡朱怀金之富，九鼎千钟之贵，不敢
６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Ｏ１７年第４期 以望义之一二。使假于义以行，则立乎己者未必可以责之人，得乎今者未必可以求诸后，其视百 两五车之藏为有闲矣。义者割裂裁制之谓也。易曰：理财正辞，禁民为非口义。大学日：国不以 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孟子日：亦有仁义而已矣。而始于养生送死无憾，则涵养德性之源，潴蓄 道心之正，岂世俗浅近所能与哉。遂观吴氏之学，其必有得于文公之教，而子弟之学焉者，必深 得乎文公之心，然则书楼云乎哉，社仓云乎哉。 淳祜辛丑（１２４１年）寒露日，朝散大夫、显谟阁待制、知宁国军府事、兼管内劝农营田使、德 安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王遂记并书。朝奉郎、江南东路转运判官、兼知太平州事、 新除浙东提刑徐鹿卿题额。吴淑辰模勒 社仓谷口口盗毁之后，修造支使外，截口淳祜癸卯（１２４３年）冬，有叁仟柒佰伍拾硕。 这篇社仓重建记说到的内容很多，如下几点比较重要： 第一，追溯吴氏建立社仓、书楼缘起，点出了包扬的中介作用，以及社仓、书楼的独特品性。把财富 “与乡人共之”，这是包扬的提示，也是吴氏兄弟的志向。至于社仓的管理制度，则是“资于私家，而不假手 于势力；掌以子弟，而不付之左右”，严防被官府控制，遭劣绅干扰。作者说这是“文公以来未之闻”的特 色，我们至少可以理解为表现最好的。 第二，记录吴氏的举措享有很高的社会名望。朱熹、周必大、陆游为之著文章，写名匾，做宣传推介， 批士大夫名流赋诗赞赏。王遂参照自己的任官经历，指出其它地方的社仓“掌于官者必不久，资于众者 必不远，挟乡曲而成，未始不因此而坏，未有吴氏之规模宏阔而思虑深长者也。”这个结论深化了上述看 法，是从比较中得来，具有说服力。 第三，最具有资料价值的是说明吴氏社仓遭破坏与重建的事实，揭示了吴氏后人践行仁义的真相。“己丑、 庚寅问盗发昭武”，指理宗绍定二年（１２２９年）、三年（１２３０年）闽西爆发的盗寇。当时汀州、邵武军一带“群盗撬 起，放兵四出，流毒甚广”，破沙县，攻汀州，朝廷紧急派遣陈耩为福建路招捕使，调边防军“淮师”配合土民丁壮分 路进讨，攻破“潭飞礤贼起之地”，诛杀“贼首晏彪”，逼降连城７２砦，使“汀境皆平”ｌｌｌ挂叫一 “陈榉 。这支闽 寇“越岭而西”，到达南城县烧掉吴氏社仓的情节，只见于这篇记文，可补正史的缺失。 社仓被烧，吴氏子孙将乡邻借粮债券付之一炬，而民众“偿之如故”，以诚信报答仁义。凭借淳朴乡民 的支撑，社仓重建起来，“未几，仓廪完，簿书整，负粟于道路者如故”，借贷赈济活动照常展开。吴家本着 “惟长是举，惟贤是择”原则，推举出两个人主掌社仓事务。“庚子之旱”，即嘉熙四年（１２４０年）的旱灾，期 间贷出倍增，而偿还“不能以十二”。他们能够这样赈贷乡民，是植立有道的表现。吴振、吴炜感慨地说， 这才无愧于保守祖先之义，祈愿自家“多得忠憝诚信之士，无为它日羞”。 第四，王遂叙说自己作文的原委，进一步申述吴氏社仓的社会价值与历史意义。包扬的儿子包恢，授 意吴祥老敦请王遂写作记文。包恢与王遂有交谊。他初任金溪县主簿，王遂是邵武军知军，特意商调包 恢为光泽县主簿，专责平定寇乱［１ 一一也恢ｆ々》 如今包恢举荐王遂，认为他既是朱熹学术的传承人，又 了解各地社仓的实情。王遂应允写作，一是熟悉吴炎 ，知道他是君子人；另一方面，自己“与吴氏之仓非 私有德”，无利害瓜葛，能够坦诚地评议。王遂指出，吴氏的作为符合《易》《大学》《孟子》诸经典涵养德性、 潴蓄道心的高标准要求，不是世俗的豪富、权贵所可企及的。 碑面最后一行文字，该是记文上石的时候补充的。淳｛；占三年（１２４３年）冬，吴氏社仓存粮３ ７５０石。这是 毁后重建，开支了费用，仍维持在初创时的４ ０００石仓本水平上。由此推想，吴氏与乡民之间的放贷关系，是 减信互利的。吴家没有收取高额利息，乡民无借粮不还的耍赖行为，双方本着仁义交往，“以义为利”。 这篇《吴氏重建社仓记》不见于官私文献记载，查阅存世的《南城县志》《建昌府志》也没有涉及。然 而，它的真实性是肯定的。上述内容未见有破绽。闽寇“越岭而西”，真实可信，包恢也说过此事。淳｛右八 年（１２４８年），包恢写《宜黄龙祭寨记》，叙述宜黄县崇贤乡人侯锭，为抵御寇乱，建筑了龙祭寨，起因是“盖 白绍定己丑、庚寅问，闽寇四起，所至火民庐……遂至横行及抚诸县之境，而宜黄诸乡被毒尤惨。时侯 君……率众戮力与之抗，而乡井为所蹂践者已多矣” ｌ。宜黄位于南城西边，表明闽寇在南城烧仓散粮． 是中途所干之事，南城不是他们向西横行的终点。 王遂应允写作此文，既因与吴炎有交情，熟悉吴氏家族，又曾在福建等地任官，了解相关的社会背景。 还因为曾祖父是江西人，有地缘亲情关系。史传记载：“王遂，字去非，一字颖叔，枢密副使王韶之玄孙，后 为镇江府金坛人。” Ｊ ““ 引 ’王韶（１ｏ３Ｏ １０８１年），江西德安县人，曾任建昌军司理参军，北宋神 宗时战功卓著，官至枢密副使。有子十人，其一迁居金坛，是为王遂之祖。绍定三年（１２３０年），汀州盗刚 平定，王遂以贤能升任邵武军知军兼福建招捕司参议官，负责安抚民众，故而知悉闽寇的活动故事。又先 后在社仓较多的江浙一带任知府、知州，在江西为隆兴府知府兼江西转运副使、安抚使，了解这些地区的 社仓利弊，能够如实地相互比较。故而记文中人事交织，内涵丰满，要领突现。 一（Ｄ 吴炎是包扬的¨生，他的为人品德，包恢写其墓志铭说：“为其学徒者，则日无复有此贤师友矣；为其里人者，则ｒ＝Ｉ无复有此乡善｝： 矣；为其宗族者，则ｆ＿＿－ｌ无复有此贤伯叔兄弟矣。”见包恢《敝帚稿晷》卷六《吴主簿慕志铭》。
许怀林：南宋南城吴氏社仓及其启迪意义 书写篆体“题额”的徐鹿卿（１ｌ７Ｏ １２４９年），亦熟悉建昌军情况。他是隆兴府（即洪州）丰城县人，曾 任福建安抚司干办公事，“汀、邵寇作，鹿卿赞画备御，动中机会。避寇者人城，多方振济，全活甚众。”不 久，任建昌军知军，上任途中处理了赣闽边民纠纷，到了南城后惩办贪吏，抑制豪强；关注民瘼，与上司据 理力争，宁可丢官，也不能横取百姓５ ０００石田赋。南城人“恐失鹿卿”，宁愿多交，然而他坚持反对：“民 为守计则善矣，守独不为民计乎？”①徐鹿卿有甘心为民众兴利除弊的操守，故虽已经调离南城，仍然愿意 襄助“重建社仓记”立碑面世。 包恢、王遂、徐鹿卿三人年龄相近，都是理宗朝著名大臣，加上乡谊友情，更因人品志趣一致，于是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