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
>>>>>>>>>>>>“和内地的大学生比起来,台湾大学生对中国当代史的了解要多很多。包括对‘文革’、对知青史的了解。”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员刘小萌去年曾在台湾一所大学执教,他给学生们布置了一个课堂作业,让他们用不同的形式,表达对“文革”的了解。结果第二周,他在课堂上看到了穿绿军装、戴红卫兵袖章、挥动着毛语录本和唱着造反歌的学生们„„这让他感到很意外。
相比之下,大陆的青年,对那段历史却很隔膜,这让刘小萌和他的合作者定宜庄很沮丧。刘小萌是1968年到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插队的,1973年,放羊倌刘小萌转回河北保定原籍,在完县(今顺平县)当起了农民。一年后,有文化、能吃苦的刘小萌当上了生产队长。两年后,刘小萌被县里推荐去保定技工学校读书,把农业户口恢复到城市户口,而他更关注的是那些返乡的知青。
1998年,刘小萌和定宜庄出版《中国知青史》,成为知青研究领域最权威的研究者,这部以史实全景式记录知青史的作品,被誉为“了解当代中国的必读书”。
2009年2月,为纪念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四十周年、建国六十周年,《中国知青史》被当代中国出版社修订再版。11年过去了,这本书仍然是知青史研究中的代表作。
2002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座知识青年纪念馆“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纪念馆”,在河南省平顶山市郏县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乡开馆。这个乡原本叫大李庄乡,1955年,毛泽东亲笔在这里
>>>>>>>>>>>>>>>>>>>>>>>>写下批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1968年7月15日,郏县成立“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之后大李庄乡正式更名为“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乡”
图/CFP
刘小萌的毕业证,这个下乡知青更关心返乡知青的命运图/刘小萌
刘小萌与牧民小孩和大白狗的合影图/刘小萌
说真话的野史
南方周末:出版商说,《中国知青史》能再版不容易。10年过去了,你怎么看待这部作品?
刘小萌:如果说《中国知青史》再版有一点意义,首先是它给读者提供了一个了解当代
>>>>>>>>史真相的窗口,这是当初写知青史的一个出发点。时间在流逝,社会在变迁,人们对那段历史表现出的普遍无知与冷漠也在加剧,已经酿成了严重的后果。
这本书的再版,从申报到批准就用了一年多的时间,直到奥运结束后的第一天,才戏剧性地获知允许再版的消息。再版一本书怎么就那么难?当然我们还是很幸运。林彪在“文革”中有一句名言:“‘文化大革命’成绩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我想真实情况却是:“文化大革命”损失最大最大,我们得到的教训最小最小。10年前,本书初版时,有过知青经历的人大约在50岁上下,当时他们对未来还抱有某种希冀和幻想,10年后的今天,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南方周末:在座谈会上,你提到知青史研究,你对研究的状况怎么看?
刘小萌:我和定宜庄的《中国知青史》并不是第一部。早在1980年代,美国学者托马斯·伯恩斯坦就写过一部奠基之作,汉译本就叫《上山下乡》。
1990年代国内陆续出过几本知青史,比如火木的《光荣与梦想——中国知青二十五年史》、杜鸿林的《风潮荡落——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史》、顾洪章主编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等。火木的知青史写得不错,但资料不够丰富;杜鸿林的知青史,作者自称要站在“历史唯物主义”和“党性”立场上来写,但书中的一些提法,我是不赞同的,比如他对女知青嫁农民那种畸形婚姻也要加以肯定,认为是在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方面作出了贡献等等。顾洪章是原国务院知青办的负责人,他的书在基本史事的说明方面比较准确,可是在判断这场运动的性质,分析其历史背景、走向、结局、影响等问题上,我们之间多有不同。
我跟他们开玩笑说,你们修的是正史,我们修的是野史。南方周末:你们是怎么找到那么多数据和历史材料的?
刘小萌:我和定宜庄的专业都是清史研究,在搜集资料方面还算驾轻就熟。但搜集当代史料,你会遇到一些特殊的困难。1990年代初我们开始搜集知青资料时,各档案部门的管理人员还多是一些“马列主义老太太”,你一说要借阅知青档案,她就会警觉起来,首先想到的就是你“居心不良”,何况我俩都不是党员。这样的钉子碰过不少。但写知青史毕竟是一件“得道多助”的事情,中国又是一个人情社会,我们通过熟人找了大量资料。
有一位新疆知青,是我们社科院的一位博士,她通过关系帮我复制了一批有关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上海知青的资料,资料带到火车站,还被有关人士追回去一半,因为担心“太敏感”。
>>>>>>>>另外一个途径是去档案馆,中央和北京的档案馆进不去,就去外地的。许多中央文件作为下行文书都会下达到省市一级机关,知青档案在各省档案馆都有收藏。我去过有些省档案馆,当然是通过关系介绍的。他们很热情,给我提供了很多便利。
中央文献通常比较笼统比较宏观,你要了解那些生动的个案和细节,就必须深入基层。我去过承德、保定等地的档案馆,才得知知青档案有两类,一类叫永久档,就是永久保存,还有一类大概叫长期档,过一定年限是要销毁的。在档案里看到过许多知青被迫害的案例,其中还有我的熟人。
我的原籍在保定地区,“文革”中一度回老家插队落户。邻队有一对北京知青姐妹,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医院大夫,都是典型的知识分子,“文革”初期被当作“资本家”轰回了老家,接受贫下中农“监督改造”。两个女孩子都很漂亮,却背着家庭出身“黑五类”的精神枷锁,年长的一个受到公社书记的欺辱。书记是响当当的“造反派”,又有县里军代表撑腰,更是牛气十足。这案子几经周折最后总算尘埃落定,案情的来龙去脉都记载在档案里。翻开沉甸甸的卷宗,眼前立刻浮现出两姐妹的身影。后来,她们都嫁给农村的“红五类”,一直留在当地。我后来有选择地写了一些在知青史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