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进行安全检测...
发布时间：2023-10-19 20:27:40 来源：文档文库
小
中
大
字号：
有灵魂的写作人生在世，最渴望享的不是幸福，不是爱情，而是自由!这也是各个时代的读书人，都要做一做文学梦的原因之一。毫无疑问，作家是最自由的。这种自由首先表现在灵魂上。并且通过灵魂表现在自己的写作中。明白有灵魂存在，会是一种很好的感觉，它说明人对那些与生俱来的东西还心存敬畏。上小学时，我曾经对课文《飞夺沪定桥》心存怀疑。不相信所谓二十二个红色英雄，个个是铁打金刚，比神话中那些只有喉节与下巴之间有半寸是肉做的非凡之人还厉害，机枪扫在身上都不留个印子。后来读到两个英国人写的《两个人的长征》，才明白自己的怀疑是有道理。小时候，我从未想过要当作家。之所以后来成为作家，或许正因为自己有灵魂自由的渴望。任何人一旦对那些与生俱来的东西、那些相伴相生的东西，都不在意，这个人基本上是废掉了。比如，没有羞耻，就叫无耻；没有道德，就叫缺德；没有崇高，就叫猥琐；没有质疑与批判，就会成为行尸走肉。1825年12月14号，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一批俄罗斯的贵族军官，发动了后来被称为“十二月党人”的暴动。这些具有民主进步思想的青年军官，想利用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突然去世，所有封建王朝都会在自然更替换时出现政局不稳的机会，用暴力改变国体，推动俄罗斯历史的进步。他们的行动遭到了刚刚登基的沙皇尼古拉一世的血腥镇压。独裁者的行刑队，不是用刀，也不是用枪，而是直接在圣彼得堡的广场上，用大炮轰击支持“十二月党人”的示威者，当场打死了1200多人。镇压发生之后，尼古拉一世为了掩饰其血腥与残暴，就把被软禁在俄罗斯南部的伟大诗人普希金，请回圣彼得堡。并在第一时间接见了普希金。沙皇尼古拉当面问他，“如果十二月党人起事的时候，你在圣彼得堡，会怎么做?”普希金毫不迟疑地回答：“如果他们邀请，我一定会参加!”尼古拉很诧异地问：“为什么?”普希金用一句非常简朴的话作为回答：“他们都是好人，好人请我参加，我无法拒绝。”这个故事说明了一点，伟大者从来不事声张，不会说一些高嗓门、高调的话。就像普希金，他用一句“好人”来肯定了“十二月党人”，所以，成为伟大的方式总是极为简单，而伟大者灵魂同样也是如此质朴简单。对诗人和作家来说，天赋无疑很重要。天赋是我们必须遵守基本写作原则。但是，我们还要记住，天赋是有限的，在有限的天赋之外，还有无限的天职。什么叫天职?那就是“十二月党人”请普希金参加，普希金一定会到场——甚至不用邀请也会到场。就像现在，面对中国社会的历史性变迁，面对温家宝所说的“文革运动”有可能卷土重来的危险，写作者不能躲在自己的书斋里，写些残荷败柳、风花雪月，必须让自己的作品融进到这场伟大的变革当中。天赋是写作者才华所在，天职却是写作者灵魂所在。
好人不一定能成为好作家，好作家必须是一个好人。文学和做人的道理是是相通的。做人要有理想，要寻求生命的价值；文学中也要有生命的理想，也要表达对个人价值的寻求与探索。文学作品中的每一个字都应该用来表现爱，表达爱，要给别人以爱，而且要珍惜来自生活，来自自身之外的哪怕一丁点儿的、最细微的一些爱。文学不是用来教化仇恨和更仇恨，残暴和更残暴，血腥和更血腥。鲁迅先生曾用一句话来形容当年的社会，“看到的是吃人”。翻开中国当代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我们看到的全是杀人。在长篇小说《圣天门口》中，(这个小说有一百万字，我用六年时间闭关写作，把它写成的，我用了两条线，一条是实的线，那就是从辛亥之后的1927、1928年开始，一直写到1970前后，就是文革后期；然后另外一条虚线，那就是从中国远古神话，女娲杀共工开始，用中国汉族史诗《黑暗传》这种说书形式贯穿历史，一直写到前一阵，大肆纪念的辛亥革命。虚实两条线，所贯穿起来的，正是中华民族，或者说是大汉民族的人文史。在实线描写的几十年间，发生了很多血腥的、残暴的战争、战斗或者是争斗：中国人杀中国人，中国人杀外国人，外国人杀外国人，外国人杀中国人。我在开篇就设问：“谁是历史上第一个被杀的人?”到最后我依然在问：“谁是历史中最后一个被杀的人?”曾经有研究者，用统计方法，通过作家对某些词汇的使用频率，来研究其创作心理和风格。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位研究者，用此方法来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哪些词汇使用率最高。如果哪一天真的有这样一个汉语语汇使用率排行榜，我相信“爱情”“母亲”“回家”等几个词，一定会站据前几位。同时，我还相信，“敌人”这个词，也会排在十分靠前的位置。在一百万字、三卷本的《圣天门口》中，我自认为做了一件了不起、对中国当代文学十分特殊的贡献。小说里的人事，无论如何争与斗，都没有用“敌人”这个词作为称呼。小时候，学校进行革命教育，老师带我们去一个叫“烈士塘”的地方，这个地方被杀的全是红军。我们去的时候，还能看到没有人收拾的累累白骨。当年红军的一个独立连，在那里驻守，却在一夜之间，因为内部“肃反”而被杀光。后来，我去红安革命烈士纪念馆，在革命烈士纪念馆上看到了被我后来成长的那个地方，被人视为魔鬼的一个名叫“曹大骏”的人，这个人在红安革命纪念馆上有大幅照片，下面写着“董必武的学生”，“革命先驱”。因为在英山，我的童年教育当中，当地所有大规模杀戮的事件都是“曹大骏”干下来的。那时候我突然就不明白了，什么是敌人?什么是朋友?什么是革命?什么是反革命?这种困惑有很多年。后来的明白，得益于现代文明的进步，海峡两岸关系的解冻。作为后人，对于前辈干下的，当然是不可挽回的历史当中的一些让人叹息的事情，如果还用他们当时的观点，我们还叫后人吗?我们这么些年的教养还算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