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阐释“活着”及存在 “有一天早上醒来，我对陈红说，我知道怎样写这篇小说了，因为我想出了题目，叫《活着》。陈红说这个题目非常好，就是因为有了这个题目，才有了这部小说。有时候一个标题也会让你写出一部小说”。[1](P8)“《活着》有一个好故事，又有一个更好的篇名……把活着作为命题，首先是余华的胜算。”[2](P79)也的确如此，“活着”这个篇名似乎本身已揭示人在世界中的生存真相：活着既是起点，也是终点；与其说是过程，莫如讲是结果、目的。“活着”这个词组所呈现的独特哲性内涵应该得到充分的阐释。 首先，“活着”中的“着”字从语义功能上指明此是一种运动的状态，或说是一种过程。“活着”便也就指向作为个体在存在意义上的生命（生存）过程。这是一个运动的变化的有活力的过程。然而我们通过对文本的细读却意外地发现（不知这种“发现”是悲哀还是无奈的真实所在？），余华本意呈现给我们的竟是这样的一个悖论：活着是一个静止的死寂的生命存在本源。即“活着”退后并被置于“元存在”这样一个生命个体人性化最本真的存在状态——这一点从文本中老年福贵的孤苦无依和对“福贵”老牛的人性称号上可以窥见——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可推广的生物存在方式。活着是减数，在偶在个体自身内坚持不懈地减到底——减到活着的过程被瓦解，活着即是目的性的选择。活着是被缩减的命运无法得到自救，是一切的“无”，是一个悲剧性的原点，在起始的瞬间便意味了一切行动皆是无助的被动。无所谓来自何处，去向何方。 过程已被目的全程解构于无形中，进而瓦解之，再也无法重新连缀。活着就是目的。这是存在论上的以退为进，是人性光辉照耀下的生命关怀。即使有人从余华的零度叙述——一种旁观、冷漠的自动屏弃道德判断的叙述模式——里嗅出血腥味从而抨击其对小说人物命运的冷漠和“玩赏”，笔者依然坚持丢弃道德束缚的叙述远比道德的虚伪叙述来得高明，真诚。就如对生命意义的追问是以逃离生命意义的框缚的方式进行的。而且，真正优秀的作家首先应该抛弃的便是“廉价的同情心”。这当然并不有碍于作家对人物的内在关怀，而且我认为这种关怀更彻底，更真诚——“无论作家们在情感上如何地热爱人民，在人间关怀上如何地 倾心于人民，作家们必须永葆有这样一份理性和清醒：人民只有在作为批判对象和悲悯对象时才能构成有利于作家成长和文学发展的精神资源。”[3](P28)这也是对主流话语霸权的彻底颠覆。文本中是以非理性对抗理性，以个体语言对抗历史话语，使个体难以在集体的强权意志下消弭。文本彰显的是生命个体的自我语言，此种姿态是决绝的极端的，也是悲壮的。而且只能以最极端的方式——生命的消亡——在《活着》中是以人物（都是一些有血有肉的生命）一个接一个出乎意料的死亡来完成这一对抗的。这就是艺术的力量，是最有效关照生命自身 的途径，是自外物抵达内心最直接自然的道路，也是小说又一显见的悖论：在《活着》中我们见到的处处是死亡。 有必要说明的是余华在处理人物死亡的技巧上可谓匠心独运。一方面细致入微运用心理、环境、对话描写来丰满人物的个性魅力。这些都是底层人物，有着中国老百姓最传统的精神品质和最顽固的劣根性。即使像福贵这样一个多重性格（年轻时是“乌龟王八蛋”，年老时是“麻木”的乐观）的人，余华也不忘用“同情的眼光看待”[4](P38)（不是怜悯，无须怜悯，他们拒绝怜悯）。实际上同情的最终对象只是自己罢了。但另一方面，正是这些“可爱”的人物在小说中一个一个死去，如同一个个幻梦被温柔地撕碎。与其说是人在死亡，不如说是美在消解。美好事物的破灭总是令人忧伤。这是余华的“残忍”之处——“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鲁迅语），也是其艺术功力显露得最完美的地方。“死亡远比暴政温柔。”余华在《活着》中深谙这一点。 记得米兰•昆得拉在《不朽》用一种深刻和认真的语气说道：“人生不能承受的，不是存在，而是作为自我的存在。生活，生活并没有任何幸福可言。生活，就是在这尘世中带着痛苦的自我。然而存在，存在就是幸福。存在：变成喷泉，在这石头的承水盘中，世界仿佛热雨一般倾泻而下。”[5](P412)《活着》中福贵实际上能承受的便是“存在”，不能承受的就是由自己所导致的作为“自我的存在”。“存在就是幸福”——这是福贵坚守的信念。而幸福的存在却是福贵永远无法得到的福址，即便作者赐予他一个幸福的名字——福贵。这是文本的客观存在，是叙述的宿命.
三、 苦难——生活的盟友 即便《活着》这部作品先锋的棱角不是那样清晰，或者如某些人所言，它是现实主义笔法，我们同样也可以从文本中揭示出的生活的苦难这样一个角度去探察内核。毕竟，余华是一个先锋作家，骨子里还是逃避不掉先锋的影响。 “从某种意义上说，先锋作家是以一种极端主观化的哲学方式，表达自己内心对人的生命形态和精神处境的纯主观判断”。[7](P23)在阅读《活着》时，我潜意识里总会想到叔本华，想到他的《人生的智慧》中弥漫的悲观气氛。我不能确定余华是否已接受和认可了叔本华的生命哲学，但无论怎样，我的确是从《活着》中触及到了它的哲学指向，这种指向是内在气质的，而不是来自外界。 人既然存在就不得不存在，既然活着，他就不得不活，就是这样，人生实是一种无可奈何的事。[8](P95) 在自然中人的主动本来就是一种被动，在心性上我们永远作被动的人，世界本身就是对它的最后审判，而我们也将开始了解为什么凡是有生命的东西必须付出生存的惩罚，最先是活着的时候，然后是死亡的时候。[8](P103) 文本中透出的这种明确的思想本源及其方向性难免招致质疑的目光和批评声音。毕竟，个人主观化的哲学实难有有力的说服力。当然，理性也并非时时奏效。《活着》中的思想局限集中于一点：精神归乡的出路被自身的障碍阻隔了。也就是说，我们永远无法走到我们想走的方向。事实上，这是全部文学命题的终极困惑。所以，机智的读者宁愿忽略不计并自愿放弃这种对文本之外话题的追问，而是从《活着》自身出发，去关注它带来的真正震撼：坚持以个体的脆弱经历对抗历史的野蛮的独断专横。 苦难的悲情叙述一直是文学永恒的话题。在《活着》中，人只是被动的容忍苦难，而无法超越沉重的肉体。《活着》既不是对苦难事件（无论是偶然、必然，历史、现实）的救赎，也不是对自我的救赎。苦难既然无法背叛，承受和减轻苦难便是无奈和唯一的选择了。 在《活着》中，苦难被上升为一种积极因素，而所谓幸福不过是对这种积极因素的补充。幸福在这里就是学会“忍受”——文本中人物共同的性格。而忍受之后便获得了存在的理由。幸福被抽空，苦难被填饱。《活着》里最显见的苦难便是死亡。“死亡不是无时无刻在背后偷偷地、不断地用鞭子抽打我们么”。[8](P92) 苦难越是丰厚，现实便也就越丰厚。而“发现了现实世界的不合理性，便是发现了苦难存在的根源”。余华和现实处于一种紧张关系，他的“现实”是在个人的想象之中建造的，而这种由“强劲的想象产生的事实”[9](P42)往往更能触及生命的隐秘和人生的真相，因为现实生活对文学的钳制是很深的。作家要挣脱这种框缚就必然要朝向内心写作。 混乱是生活的另一侧面。苦难的土地滋生的多是这种混乱，是永远隐藏在生活表里的。只有当真正的触角伸进去，才能切身体验到疼痛。苦难是生活的盟友，生活，就是带着自我，在这可痛坼又可憧憬的尘世，与命运和解，与自我的神举杯，畅谈，流泪，欢笑，哭喊……纵使我们永远走不到我们想走的方向。
很显然的是，《活着》的精神源头依然是中国式的精神自救，决不可能是西方的上帝之光的普照。从这里就可以理解为何《活着》欠缺救赎精神，似乎也可以窥见作者思想的影子。笔者不敢肯定这种“中国式的精神自救”究竟源自何处。《活着》的主人公福贵面对接二连三的死亡事件他的精神支柱是什么？难道他相信这是个人的历史理性使然？相信“你的儿子都被杀了，你的女儿都被奸污了，你的家乡都被破坏了；这一切都没有什么可怕或惊骇的。这是事实，而且必然是这样，因此我们必然从容的接受它。这就是我们的理性对现实所采取的态度；这就是理性判断现实的方法。人是不能和理性争吵的”？[10](P245)但这又怎么可能呢！余华作为先锋作家极力抨击的便是历史理性的残忍、冷血、奸诈、粗暴、杀人，对个体生命的决然漠视和践踏，极力以个体的脆弱经历对抗历史的野蛮的独断专横。但是福贵在面对持续的死亡事件时所表现出来的又似乎在证实他拥有超乎寻常的理性，投身进历史理性的宿命论？这种理性对一切都漠然置之，将所有的生命情愫都悬置起来。难道说福贵在死亡阴影的笼罩下最终剩下的那一点“福贵”就是麻木的安享太平日子？ 可以肯定的是，福贵的遭遇决不是个案，他是所有在世界的恶的淫威下寒冷、无助、颤抖的人们的集成，如果我们把视野扩大的话。面对无法遏止的恶和苦难（人生命自身的欠然决定了这种恶和苦难的无法勾销与转移），在不同文化语境里的人们难免选择不同的消解、对抗方式。《活着》的精神源头似乎不是简简单单的儒家历史王道，依笔者看，竟有些庄家 “逍遥”精神的质料在，尽管这种“逍遥”已经不再是纯粹的“超脱物我”、“无为而治”，而是已被异化、世俗化的“逍遥”精神。（即使我已经产生误解，我也要坚持我的思考）当个体意识开始觉醒，骤然发现儒家历史“王道”中被虚伪的言辞遮蔽的秘密——只顾杀人放火、掠夺、奸淫、欺骗，去实现所谓美好未来和忠贞不二的“王道”而离弃在历史世界的阴影里呻吟、痛苦、绝望的人们——那么，老百姓便只有去寻找中国精神的另一个高端——庄家精神。（关于印度佛教的影响我无力涉及。不过，我知道的是“屎橛子里也能悟出禅来”。还有一点，似乎宗教在中国大地不是被异化就是被同化，像基督教堂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已与庙堂别无二致，我曾经亲眼目睹过我家乡的人们盲目的虔诚。他们只是把上帝当作神，向神祈求福祉。他们无法理解人的原罪、耶稣基督的受苦和上帝的救赎精神。这是殊异的文化语境造成的必然结果。）然而庄家 “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倪于万物……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的圣人精神是普通的百姓所无法达到的人生境界，所以对庄家精神的世俗化在所难免。由此也可料想西方舶来品的中国化命运。《活着》中福贵或许就是这种精神变异后的继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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