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 围城

《围城》

一、钱钟书生平

1910年11月21日出生于江苏无锡县。

1911年，周岁抓周，抓了一本书，父亲为他正式取名“钟书”。

1920年，入无锡东林小学。父亲为钱钟书改字“默存”，要他少说话。

1923年，考入美国圣公会办的苏州桃坞中学。

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报考时，数学成绩不及格，因中英文成绩特优，被破格录取。因出众的才华受到罗家伦、吴宓、叶公超等人的欣赏，被看做特殊的学生。

1933年，与杨绛订婚。

1935年，以第一名成绩考取英国庚子赔款公费留学生，赴英国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英文系留学。与杨绛结婚，同船赴英。

1937年，在牛津大学英文系毕业，获得副博士(B.Litt)学位。同年，入法国巴黎大学进修。女儿钱瑗出生。

1944—1946年，写作《围城》。

1949，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并负责外文研究所事宜。1953年院系调整，清华改为工科大学，文科部分并入北京大学。钱钟书摆脱教务，在文学研究所工作，实际干的是《毛泽东选集》英译的定稿工作。

1955—1957年，在郑振铎、何其芳、王伯祥等人的支持下，穷两年之力完成了《宋诗选注》，选注了宋代81位诗人的297首作品。

1958年，《宋诗选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钱钟书、杨绛均被“揪出”作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经受了冲击。有人写大字报诬陷钱钟书轻蔑领袖著作，钱钟书、杨绛用事实澄清了诬陷。

1969年11月，钱钟书作为“先遣队”去河南省罗山县的“五七干校”。1970年6月，女婿王得一含冤自杀。

1975年，《管锥编》初稿完成，此后又陆续修改。

1982年，《管锥编增订》出版。本年起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1984年，《也是集》由香港广角镜出版社出版。《谈艺录》补订本由中华书局出版。

1989年，《钱钟书论学文选》(六卷本)由舒展编成，由广东花城出版社出版。此书包含有钱钟书新补手稿约20余万字的内容。

1991年，全国18家电视台拍摄《中国当代文化名人》，钱钟书为首批36人之一，但他谢绝拍摄。

1998年12月19日，因病在北京逝世。当晚，江泽民总书记亲自给钱先生的夫人杨绛打电话，对钱先生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在翌日新华社播出的新闻通稿中，出现“永垂不朽”字样。

《围城》是钱钟书的代表作，是现代文学史上最著名长篇之一。创作于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动乱年代，它展示的不是战火硝烟的世界，而是旧社会中上层知识分子的生活。
方鸿渐在欧洲留学四年换了三所大学，最后从爱尔兰骗子手中买了子虚乌有的克莱登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四年后与苏文纨乘同一条船回国。同学的时候，苏文纨并没把方鸿渐放在眼里，她把自己的爱情看得太名贵了，身为女博士，她反觉得崇高的孤独，没人敢攀上来。这次同船回国对方鸿渐的家世略有所知，人也不讨厌，似乎也有钱，已准备向方鸿渐示爱。但因为稍微矜持了一点，方鸿渐竟被已有未婚夫的放荡的鲍小姐引诱了去。苏小姐妒火中烧，骂他们无耻。然而鲍小姐刚刚下船，她就马上打扮得袅袅婷婷来找方鸿渐。
回到上海，方鸿渐住在已去逝的未婚妻周淑英家。周淑英的父亲是上海点金银行的经理，就是周家出钱让方鸿渐出国留学的。周太太向方鸿渐打听苏小姐，并希望认他的太太为干女儿，这让方鸿渐很惊慌。方鸿渐回到本县探望自己的父母，听说方家留洋的博士回来了，当地的校长想请方鸿渐为学生们做一次演讲，谁知方鸿渐竟对学生们大讲特讲起鸦片和梅毒来，这让校长很尴尬。

方鸿渐回到上海，出于礼貌去拜访苏文纨，在苏家认识了苏文纨的表妹唐晓芙和赵辛楣。赵辛楣的父亲跟苏文纨的父亲是同僚，辛楣和文纨从小一起玩，辛楣对文纨一往情深，可苏文纨的心思却在方鸿渐身上，赵辛楣与方鸿渐初次见面，就产生醋意。方鸿渐借看苏小姐为名去看唐晓芙，并暗中与唐晓芙恋爱。而赵辛楣和“新派诗人”曹元朗却与他争风吃醋，苏文纨也希望借此来抬高自己的身价。而赵辛楣也真的醋意大发，从不放过一任何个扫方鸿渐面子的机会。在一次聚会上，故意将方鸿渐贯醉，让方鸿渐当着苏文纨的面出丑，苏小姐对方鸿渐表示关心，并送方鸿渐回家，这让赵辛楣感到很失望。

方鸿渐无意与赵辛楣为敌，因为他并不爱苏小姐，他爱的是轻漂亮、聪明活泼的唐晓芙。苏小姐明白了这一切之后，恼羞成怒，将方鸿渐以往买假文凭、与鲍小姐鬼混等丑事添油加醋地告诉了唐晓芙。唐晓芙退回了方鸿渐写给她的情书，并要方鸿渐把她的信也全部退回。方鸿渐感到像从昏厥里醒过来，开始不住的心痛，就像因蜷曲而麻木的四肢，到伸直了血脉流通，就觉得刺痛。

方鸿渐在报馆里的差使没了，赵辛楣为了让他远离苏文纨，介绍他到三闾大学去任教，而三闾大学的校长高松年一再催赵辛楣到三闾大学任政治系主任，他被苏小姐拒绝后就答应了。

赵辛楣、方鸿渐、孙柔嘉、李梅亭四人费尽了周折终于到了三闾大学。三闾大学是为了躲避战乱而重新组建的学校，学校只有一百五十八位学生，刚刚聘好的教授十之八九托故不来了。因方鸿渐的学历中没有学位证书而被聘为中文系副教授。

在一次晚宴上听范小姐说陆子潇追求孙柔嘉，给孙小姐写了好多信。这件事仿佛在复壁里咬东西的老鼠，拢乱了他，他想自己并未爱上孙小姐，何以不愿她跟陆子潇要好？孙小姐有她的可爱，不过她妩媚得不稳固，妩媚得勉强，不是真实的美丽。孙柔嘉已有意于方鸿渐，故意就此事向方鸿渐请教处理办法。方鸿渐对孙小姐虽然还只是朦朦胧胧有些好感，却下意识起了妒意，建议孙小姐将陆子潇的情书，不加任何答复地全部送还。

赵辛楣与中文系主任汪处厚的年轻太太有了越轨交往，而老校长高松年也对汪太太抱有非分之想，就向汪处厚揭发他们的私情，赵辛楣只得离开三闾大学。他到了重庆进了国防委员会，颇为得意，比起出走时的狼狈，像换了一个人。

赵辛楣走后，方鸿渐也不想在三闾大学呆下去了，自己筹划着退掉高松年的聘书，并在信中痛痛快快地批评校政一下，借此发泄这一年来的气愤。谁知他并未接到聘书，孙小姐倒是有聘约的，连薪水也升了一级。孙柔嘉退掉聘书与方鸿渐一同离天三闾大学。

方鸿渐想从桂林坐飞机到香港，然后再回上海，写信让赵辛楣给他弄飞机票，赵辛楣回信说他母亲也要从重庆到香港。方鸿渐与孙柔嘉在香港举行了婚礼，在香港遇到赵辛楣和苏文纨，而此时的苏文纨已是曹元朗的夫人了。苏文纨怠慢了方鸿渐和孙柔嘉，孙柔嘉感到受了委屈，回到旅馆免不了与方鸿渐大吵一顿。

回到上海后，孙柔嘉不想立刻去婆家，要先回娘家，婆婆嫌孙柔嘉架子太大，不柔顺。对她初次见面没有给公婆叩头也耿耿于怀，因而常常敲侧击、指桑骂槐地撩拨她和儿子的关系。柔嘉有两个妯娌，本来矛盾重重，但有一次听见公公夸孙柔嘉是新式女性能自立的话，便马上把她认作共同的敌人，尽释前嫌，一致对外。孙柔嘉做梦也想不到她成了妯娌二人的和平使者。她们不仅背后对孙柔嘉挑剔诽谤，当面说话也常常暗藏机锋。

孙柔嘉和方鸿渐二人之间也总是争吵不断，他们都想按着自己的意志行事，结果经常发生冲突。他们为了择职吵，为了亲戚吵，为了朋友吵，甚至无缘无故，为了随便一句话也要吵。夫妻结合犹如冤家相逢，互相把对方当作出气筒。柔嘉让鸿渐到她姑母的厂里去做事，而鸿渐想到重庆去找赵辛楣，两人为此事又大吵一顿，最后鸿渐离家出走。一个人在大街上闲逛，最后还是决定回家与柔嘉和好，等他到家时发现柔嘉已经走了。

二、围城的主题

有一明一暗两个主题：明的主题是批判一些旧知识分子的劣根性。这个主题贯穿全篇。

暗的主题是揭示的人生中普遍存在于情爱、婚姻、家庭中的一种莫名其妙的荒诞性、虚无感，以及普通人在这中荒诞和虚无控制下的无可奈何的尴尬处境。而这一主题，只有在细细品读了作品之后才能够感受到。

中国旧知识分子的劣根性在于：

1、 保守因循、虚荣矫情、不切实际、懦弱。代表人物是方鸿渐和赵辛楣。作者的态度是同情为主。

2、 小农意识、小市民习气、小资情调。表现为虚伪自私、唯利是图、目光短浅、庸俗无聊。代表人物是苏文纨、李梅亭、高松年、孙柔嘉。作者态度是批判为主。

《围城》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看过电视或者看过小说，但我还是想简单介绍一下钱钟书和这本书的情况。钱钟书主要是一个学者，写小说是他的业余爱好。他写小说跟一般作家不太一样，是很从容的，这种姿态，对他的作品风格的形成应该说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他也不是为了稿费，或者为了什么上级给他的任务，或者为了形势的某种需要，他纯粹是为了自己的一种文学上的寄托，他的小说是学者小说。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学问家，是非常有个性的一个人，文坛流传有很多关于钱钟书先生的轶事。说他只知道读书，不太会待人接物，甚至撒切尔夫人来了，到中国访问，说要见一个叫钱钟书的，他说我不知道撒切尔是谁。这可能只是所谓轶闻故事了，但是钱钟书确实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作家。他写出来的作品，有种智者的风采，也有种好像文明人的懒惰。接下来我介绍一下《围城》。  

《围城》是怎样“热”起来的
     一直到今，这个《围城》几乎是畅销书，高雅的书店也有，地摊上也有，这个很难得。那是因为电视啊，80年代中期《围城》改编为电视，刚才舒乙先生讲了，电视的作用很大，播放以后，大家都来读这个小说。 
 
    《围城》是抗战后期写的，先是在一个叫《文艺复兴》的刊物上发表，1947年出了单行本。发表以后并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解放以后，就没有再出版了。解放后钱钟书主要是搞文学研究，研究古代文化，写过《管锥编》，还有其他一些著作，他基本上就没有创作了，大学里上文学史也不讲钱钟书，他的书在图书馆也找不到。一直到大概是80年代初，开始有人注意钱钟书了。那主要是所谓“出口转内销”。美国有一个汉学家，叫做夏志清，他写了一本《中国现代小说史》，把钱钟书捧得很高，这就引起了大陆一些学者的注意，千方百计找来看，确实觉得不错，就有人开始研究钱钟书。那时在海外也有人做博士论文选钱钟书的。钱钟书在文学界名声大振，是80年代的事。一直到今，这个《围城》几乎是畅销书，高雅的书店也有，地摊上也有，这个很难得。那是因为电视啊，80年代中期《围城》改编为电视，刚才舒乙先生讲了，电视的作用很大，播放以后，大家都来读这个小说。所以说现代传媒在推进文学方面有时候也有作用，当然也有消蚀的作用，看书的人少了，看电视的人多了；但有时候电视对文学也有作用，就是刚才说的起过促进宣传。这是关于《围城》的一些背景和基本情况，下面我就转入讲这个作品。  

    《围城》这部小说啊，应该说它跟一般的小说不太一样，它是比较深奥的，它的意蕴或者说主题吧，是比较深的，不是一眼可以看穿的。或者说呢，这样的小说所带有文化的意蕴比较丰厚。凡是碰到这类小说，你千万不要相信简单的一句话就把它概括了，绝对不能。越是意蕴比较丰厚的文学作品，越是可以做多种多样的解释；如果说像中学上语文课那样的可以作简单的主题归纳，那么这样的作品一般来说比较单纯。所以这个《围城》就属于一种意蕴比较丰厚的。对这样的小说啊，我们完全可以放开思路，不断地发掘，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自己的人生体验，去理解，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来分析这样一本小说。  

《围城》的三层意蕴
   一部好的小说，一部意蕴深刻的小说，是可以不断地被解读，不断地进行剖析，见仁见智。我们读小说，完全可以相信自己的感觉，不一定阅读之前就抱着一个受教育的姿态。  

1，社会反映的层面  

    第一层我用比较常见的社会学的批评，也就是常说的反映论。中学语文老师都喜欢让同学概括，这是必要的，是一种训练嘛。概括是“通过什么什么，反映了什么什么”，它的主题是表达了什么什么。这种批评的方法来看，《围城》确实有它写实的一面，就是说它有反映生活的一面，它的生活描写呀，确实能够体现40年代中国战争时期社会生活的一些情景。确实，我认为通过读《围城》，是可以了解40年代中国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教育界的情况，比如说城市里面的情况，知识分子的状态。就是说它描写了现代中国的一些生活的情景。其实呀，钱钟书在他小说的开头序言里面就说了，他写现代中国的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那就可以说是世态人情嘛。这是我们读《围城》时应该注意的。有个批评家写过一篇文章，说《围城》所写的是旧社会的一个小小的漩涡，曲折深刻地反映了那个社会的一个角落，是行将崩溃的社会生动的写照，是对那个腐朽社会的抗议。对这种说法现在有的年轻的评论家可能不以为然。其实我认为《围城》是有这层意思，就是说《围城》它有揭露性的一面，就是写40年代中国社会生活特别是对社会上那种陋习，精神上的落后，有些描写呢，是非常真实的。  

    如果我们从社会学批评这个层面理解，《围城》确实是有认识的作用，这个层面叫生活描写的层面。生活描写层面可以帮助了解现代中国一些我们不太熟悉的东西，有认识历史的价值。通常我们说“通过什么反映什么”，比如通过这个描写反映了40年代中国的一些情况，这个话大家不要一听就讨厌，它还是有它的道理。这种批评以前是主流批评，有它的功能、特色，比较重教化，重意识形态，把作品看成是一个镜子，就是社会学批评经常容易导致的一种状态。它有它的功能，刚才说的，通过什么反映了什么，这是这类批评的一个常见的公式，第一个层面可以用社会学的批评来认识。这个《围城》确实有对中国社会40年代那种落后、闭塞、混乱的提示，这是读的时候我们比较容易注意到的。但是这个生活描写的层面，一般小说都有，是比较浅层的。比较好的小说，比较深的小说，可能还有第二层，第三层，甚至是无数的层。《围城》起码还有二层，那么第二层是什么呢？是文化批判的层面。
 2，文化批判的层面 
 
《围城》所构筑的文学世界，包含有钱钟书对这个世界的一种看法，这种看法是带有他的文化立场的。他写这个小说，有他的出发点，或者叫“视点”，好的小说，往往都有独特的“视点”。钱钟书是以他的视点来构筑这个文学世界的，那就是文化批判，或者批判文化。钱钟书更多的时候是批判文化，他对现代中国的文化，不管是残留下来的传统文化，还是从外国进来的新文化，是老的还是新的，是流行的不流行的，一概批判。而且批判是非常辛辣。他把他的《围城》，整个写成是一个“新儒林”。我们知道古代有个《儒林外史》的小说，揭露科举制度丑恶的现象。那么钱钟书写的《围城》第二个层面，实际上是新的“儒林”。“五四”以来的文学作品中的知识分子大都是英雄，先躯桥梁，是社会发展的先知先觉的人，知识分子位置是很高的。但是《围城》里面不是这样，《围城》里面知识分子是处在一个被讽刺、被批判的位置。  

    钱钟书的批判呢，确实有他的特色，他的批判对象都是新式的知识分子。他写知识分子的困境、弱点，他通过这些知识分子的“新”，来看他们身上最旧的、最可怜的东西。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他这个“新儒林”是怎么来写的。他主要通过人物的文化心态剖析，第一号人物就是方鸿渐。方鸿渐不见得是一个坏蛋或者不好的人，他挺善良的。他也骗人，但是好像是有限度的，他挺老实，不切实际，聪明而没有勇气，没有什么用处，是一个眼高手低的人。有句话叫博闻识浅，他知道的东西太多，能侃，但是没有自己的见识；能言善道，没有自己主意，碰到什么事都优柔寡断，所以很多人都可以来批评他。像苏文纨批评他，说他大地方玩世不恭，小地方挺认真。赵辛楣是他的好朋友，所谓“同情兄”也批评他，说他不讨厌，可是全无用处。另外有一个人叫刘东方的批评他说，本质太坏，人还算伶俐。他的老婆孙柔嘉呢，批评他说，喜欢自做聪明，但是最终弄巧成拙。总之，方兄是善良而没有用处，聪明但是优柔寡断。在生活面前呢他最大的特点就是怯懦，碰到事拿不定主意，喜欢乱说，所以呢他不断地失去机会。  
方鸿渐上大学的时候，看到新式恋爱他很羡慕，但是老父亲一吓他，就缩回去了，是个优柔寡断的人。他对苏文纨的态度也这样：不喜欢苏文纨，那就明说好了，但是他非常怯懦，结果自己落到那个套里边了。小说里边写一个情节，说方鸿渐虽然并不喜欢老姑娘苏文纨，但不好驳人家的面子，就跟苏小姐约会，在花前月下，不能自持啊，就吻了苏文纨。吻的面积非常小，轻轻地一点，就像清朝，场面上喝大盖碗的大碗茶，轻轻地拿嘴在茶杯的边上这样碰一下，表示意思了。明明自己不愿做的事就别做了，做了就要负责，结果呢，方兄就落了这个套了。最终苏文纨知道了真相，就在方鸿渐所相思的另一个女孩子唐晓芙跟前中伤方鸿渐，把方跟唐晓芙的关系给破坏了。  

    但是不要把它看成就是一般的三角恋爱，并不只是青年男女玩过家家，里面有一种文化批判。方鸿渐爱情问题上所代表这种性格，这种处世的原则，就出于一种文化批判。方鸿渐爱情问题上所代表这种性格，这种处世的原则，就出于一种文化。在钱钟书的心目中，就是中西文化的合璧，结晶了这样的一个方鸿渐，优柔寡断，没有主见。另外对方鸿渐的一些描写，很显然钱钟书是批判的。比如说方鸿渐非常懒，不想做事，喜欢得过且过，自我安慰，有点像阿Q，这是不是一种文化的惰性呢。我想这个是钱钟书的看法，认为传统文化再加上西洋文明，结合以后所形成的一种慵懒的性格，名份上很新，也喝牛奶喝咖啡吃面包，跳舞，但骨子里很旧，或者说是新旧杂拌，实际上就带有批判。钱钟书笔下很多人物啊，都可以找到文化批判的意图，像船上疯玩“杯水主义”肉欲游戏的那个鲍小姐，钱钟书明显在批判，方鸿渐当然更是一个批判的中心了。方鸿渐对传统文化是看不起的，但又很留恋，所以说他的心态啊实际上是中外文化冲突所产生的那种矛盾的心态，无所依持，没有主心骨。  

 我读这个《围城》也联想到，现在我们这个社会生活里面，现在好些人的精神状态啊，有时又多少有点回到方鸿渐，也好像无所依持，不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挣钱就是目标吗？钱挣到以后又觉得没意思，方鸿渐就是这样的。钱也是一个“围城”啊。比如说我现在没钱，在做梦，梦到哪一天我有一百万，二百万，买房子买车子，也许我就成为天下最快乐的人。但目标都达到以后，可能你快乐的程度还比不上现在。无所依持，没有生活的目标，方鸿渐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那么在方鸿渐的身上呢，就带有钱钟书对文化的一种思考，一种批判。所以说钱钟书他这种批判呢，是很个别的，很尖刻的。他不像当时一般作家，认为反正是“五四”所带出来的一切都好，个性解放就是好的，民主就是好的，西方来的就是好的，他不是这样看的，他都有批判，写方鸿渐实际上就是写一种文化现象。  

    另外小说里面大量地描写那些最新式的知识分子，其实都带有某种乡村都市化特点，所谓落后的时髦。现在北京不也看到很多乡村都市化吗？钱钟书用一个比喻，也是很“损人”的，他说就像是一个中国的裁缝做了仿造的第一件西装，乡村都市化，什么都学外国，但学的又不像；表面上还去批评人家西方，事实上又不断地滴水穿石，学了又不像。钱钟书在小说里对这个有批评。这种批评当然主要是针对40年代的，但对现在也还有启示意义的。比如他讽刺的那些假博士假文凭，在这种讽刺的背后，就带有钱钟书的一种批判的眼光。干嘛什么事都要崇洋呢，崇洋本身就是一种迷信。当然西方的一些先进的文明科学技术，一些好的制度，是可以学习的。但一切都好，往往学的又是一种皮毛的东西，那么就没有自己的主心骨，是乡村都市化的心态。这都是批判，对方鸿渐包括他周围的那些人物都带有这种文化批判。  

    下面我还要讲到一个人物，我认为是小说里面写的最成功的人物，就是孙柔嘉。在孙柔嘉身上，钱钟书又带有他很深刻的思考。本来这个大学二年级学生，正处在人生最美好的年华，但是钱钟书眼中啊，把这个小女孩写得特别的老练，特别有城府。方鸿渐根本不是她的对手。孙柔嘉这个人物是左右了方鸿渐一切的。小说一开头就写这个少女啊，是那么的柔弱，那么天真，那么温顺，怕生得说一句话脸腾的就红了；但是另一方面又很做作，矫饰。钱钟书对此给予尖锐的批评。结婚以前哪，孙是很温顺的，很柔弱的；结婚以后完全换了一个人，就变得非常专横，妒嫉自私，很刻薄，不容许方鸿渐跟外面任何人结交。不光是不能跟女的结交啊，连跟男的结交也不行。从心理学来分析呢，也可以谅解，但是钱钟书是从文化批评角度来写的。孙柔嘉本来也是个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受过“五四”新文化的教育，但是骨子里面是很旧的，她也不是什么东方女性美，完全是刻薄的，在家庭生活里面纯粹是一种占有欲。这个人物写得非常成功。  

但是我又觉得作者是否有点过火，女孩有时候有点撒娇啊，是特定身份的一种显现，也许在她的男朋友或者她的长辈看来这是很正常、很美好的一种东西，虽然有点做作。但钱钟书不能容许。钱钟书是为了作文化批判，所以我说有时候他也写得有点过火。但是总的来说，他为什么要这样来写孙小姐呢？就是一种文化反思，像方鸿渐、孙柔嘉这些都不是坏人，都是生活区中普通的人物，是“非英雄”。回顾我们的现代文学啊，“五四”以后英雄太多了，写英雄的人太多，所以说为什么一看到钱钟书的小说我老想起老舍。老舍先生的笔下呢，也是很多“非英雄”，“五四”以后的英雄人物在他们笔下呢都“非英雄”化了。这“非英雄”带有一种新的文化视点，一种批评，这些“非英雄”，这些普通的人呢，就构成了作者所要审视批判的新的“儒林”。实际上是在新旧文明、中外文明的冲突之下的这样一群人物。  

    刚才我们讲了“视点”，就是写作的视点，钱钟书的视点很特别，他要通过这些新式的知识分子、留学生、大学生，通过对他们的心态的刻画，来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评，同时对新文化也进行批评。他认为新文化也有很多毛病，特别是从西方照搬过来的。这种角度跟其它作家不一样，是批判，但并非巅覆一切。这跟当下的王朔也不一样。王朔什么都批，无所不批，钱钟书当然也是无所不批，但是站得比较高，写作比较从容。王朔呢他自己说他是“码字”，一天要码五千字，都是计算好的，什么都写，他有时写电视剧也可以，写得很好，老百姓也可以接受，但不断地向前卫向精英挑战、骂人。现在连鲁迅也骂了嘛，这不见得是什么文化批评。钱钟书确实是用了一个很特殊的写作角度，刚才也说第一层我们可以从社会学的批评来看钱钟书作品里面写到一些什么生活表面情况，有没有揭露性批判性，有没有认识价值。那么第二层就比较深了，他通过这群人哪，写他们骨子里边的东西，写中外文化，确实有钱钟书自己特殊的眼光。

3，哲理思考的层面 
 
    那么还有没有第三层主题或作品意蕴呢？还可以往下挖，那么我们现在正在试图在挖一下，就挖到第三层。第三层就是哲理思考的层面，抽象一点，是哲理性的思考，很特别的。透过前面两层可以挖到第三层，我们用什么办法来挖呢？刚才说第一层用社会学批评，第二层用文化心理的批评，那么第三层我们试图用一下结构主义，或者符号学的方法。当然这不是一个很本色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而是变通一下，看能不能部分地用在我们读《围城》上。我们先说一下结构主义的方法，这个结构主义是不考虑具体描写的细节，这里描写怎么好啊，怎么抒情啊，怎么讽刺，他不考虑这个。对人物有什么意义啊，有什么心理活动，它也不考虑，它是把一部作品啊非常粗略的、宏观的进行来分析，看它里边有几个组成部分，化繁为简，充分地简化，非常简练地把一部作品最基本的元素给抽离出来，然后看作家他要写什么？他的盲点是什么？这是结构主义的大致的方法，我是用一种比较通俗的语言来讲的这种方法，就是说结构主义有时候跟西方符号学也有关系，只关注作品里边的基本元素，不太考虑艺术性怎么样啊，思想是不是深刻啊，不考虑这些。我们现在用的并不是本原的结构主义，只是取其一点，可以说是仿结构主义，或者仿符号学，来试一试能不能挖掘《围城》第三个层面。  

    刚才我们述介《围城》的故事，如果把它展开来读，是没什么意思的，很平淡的，很琐碎的，没有什么英雄，没有很大的冲突，也没有像武侠小说那样激烈的血淋淋的刀光剑影和传奇的东西，只有很平凡的一些人，都是吃饭啊，婚姻啊，结婚啊，离婚啊这些；而且所有人都“失败”了，都无可奈何了。到底钱钟书要写什么，如果你读完这个小说以后，把它充分的简化，抽出几条来，我想呢可以注意两个词，或两个动作，一个动作呢叫“进城”，一个动作叫“出城”。这两个动作反复出现的，进城然后又出城，然后又进城，再进再出，整个小说就写这个。所以如果说把《围城》的结构，简化成类似于一个公式，那就是方鸿渐=进城+出城+进城+出城……。小说一开头那条船实际上就是围城。四周围都是大海，就剩下一个船在海上，坐船的人希望下船啊，坐累了以后都希望早点靠岸，从船上下来，是不是出城啊？到了上海呢又进城了。再说方鸿渐在上海待不住了，他又到湖南，到内地乡下去，他不是出城了吗？那么到了这个三闾大学一看哪，比上海差不了多少，甚至更糟糕，那又进城了。所以说整个方鸿渐的这个动作啊，他的经历啊，就是进城出城，出城进城。再说他们的爱情婚姻也是，方鸿渐没有结婚的时候想结婚，当然孙柔嘉不太理想，苏小姐是不太理想的，唐小姐理想但是没成，最终还是与孙结合了，没有结婚想结婚这是正常人的愿望。结了婚又后又想离婚。而且小说里很多这个描写，没有结婚想结婚，结了婚以后想离婚。那么婚姻在小说里面也变成一个围城。在外边的人想进去，进去以后想出来。西方有一个批评家说《围城》就是写了婚姻、爱情问题上的人性的弱点，人都是这样的。但是我不完全同意他这个意见，因为很多婚姻也很美满啊。不过，不美满的婚姻的确也很多，所以结婚以后就想离婚啊，或者虽然没有离婚，总是想着城外的事，这大概可以说是人性的一个弱点。

所以整个《围城》啊就是这样，进城、出城、进城，好像呢这种进和出啊，不断重复的这个动作都是盲目的，受一种本能支配的，甚至可以说神差鬼使的，进来又想出，出去又要进，那么就是三个字：“无用功”。好像人生哪，往往就是这样：无用功。整个小说给人的一种感觉呢，如果你往深里分析，就说人生处处是围城，城外的想进，城里的想出，冲进去又出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整个人生啊，处处都是围城，但是每个人都是本能的驱使，要去寻找，要去寻梦，每个人都在寻梦，到哪一天你完全没有梦了，什么梦都没有了，特别清醒了，清醒得简直是那个境界一般人达不到，我看这也就没有意思了。  

    所以整个《围城》呢，如果把它抽象、高度地概括性，结构化，那就是发现写的实际上就是两个字叫“围城”。一般人读这个小说啊，不太注意的，以为这个围城区抗日战争被围之城，当然这也是一个生活的场面。实际上看完以后啊，小说的秘密，就写在这书的封面上，就是书名。要看完整本书以后，透过刚才说的那两个层面再来思考，才发现钱钟书是一个智者，他有对人生的思考，就写了《围城》。  

    事实上钱钟书在该书一个情节描写中已点明了这个小说的含义。有一天，方鸿渐呢，跟朋友们一块喝酒，方鸿渐这个没有酒量的人，喝一点就先醉了。他就渐渐觉得好像灵魂啊离开自己的身子在说话，他同时也听到别人说话。有个哲学家叫褚慎明就说，关于你结婚、离婚的事我也和她谈过，我想引用一句英国的古话说，结婚仿佛是一个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进去，笼子里边的鸟想飞出来，结果结了离，离了结，没有了局。苏小姐呢也描上一句话，她说法国也有这样一句话，不过说的不是鸟笼，是困境，是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出，城里的人想逃出来。方鸿渐这时已经喝醉了，不知道，对这些谈话糊里糊涂的。其实这里呢就点明了整本书的秘密，所谓密码藏在这里，不仔细阅读，不透过刚才那两层，可能发现不了，这是更深一层哲理性意蕴的挖掘。 

 这小说确实写出了作为人都有弱点，说来也就有一种苦涩感，就是活着干什么呢？是不是就是做无用功啊，就是进城出城啊，人是不是就是受这个本能的支配，老是要做些什么事？当然这种世界观不一定对啊，但钱钟书确实进行了比较深层的思考。他不是讨论政治问题，或者讨论一般的做人哲学问题，他在更深地思考人类的某些弱点，人类的盲目性。所以看过这部小说，有时候我也觉得有一种苦涩感，一种隔膜感。当然在座有一些比较年轻的孩子，我们不希望你们那么年轻的时候就读懂了《围城》的第三层面，你们读第二层就差不多了。这个《围城》主要不是写给年轻人看的，它是中年人的小说，它要有一些人生的历炼以后，才能有体会。刚才我讲了三个层面，三种批评方法，还有没有别的呢，可能还有，比如刚才我说，心里分析批评，甚至现在很时髦的女性主义批评，可以不可以用来分析《围城》？我想都可以试试。不过如果用女性主义批评呢，这个《围城》就可能站不住了，为什么呢？钱钟书的写作姿态在女性主义看来，就是非常典型的大男权主义，你看看他写的小说啊，方鸿渐周围围着他转的，唐晓芙、苏文纨、孙柔嘉等等，还加上鲍小姐，好像这周围都是为他而存在的，这是不是男性中心呢？如果他方鸿渐比较能够有一种对妇女的酋重，他们的婚姻生活是不会那么糟糕吧？  

    所以我们讨论问题啊，千万不要把小说当成人生哲学来看，比如说方鸿渐，或者是钱钟书对方鸿渐的描写对人生有一种非常深的看法，觉得人生甚至是没有意思，人生就是进城出城，就是盲目的这种无用功。这只是一种认识，一种感受性的或诗性的哲学，但是这样的哲学呢，不一定用来干预、指导我们的生活，这毕竟是小说。还是回到刚才我们说的，一部好的小说，一部意蕴深刻的小说，是可以不断地被解读，不断地进行剖析，见仁见智。我们读小说，完全可以相信自己的感觉，不一定阅读之前就抱着一个受教育的姿态。当然学生要受教育，但是老是有一种这样心态，好像世界一切都是为了教育而存在的，这也很可悲。

《围城》的艺术特色
 钱钟书的讽刺有什么不同呢？他就是比较智慧的讽刺，是一种“普遍的滑稽化”。他的讽刺主要是通过语言的陌生化来表达的，所以你读的时候往往会停留下来欣赏他这个讽刺的语言艺术。  
 
    刚才主要是用不同的方法来读《围城》，读出不同的味道，下面讲一下它的特色。最重要一点，大家都能够感觉到了就是讽刺。现代作家擅于讽刺的很多，鲁迅也讽刺，老舍先生也讽刺，张天翼也有讽刺，很多都有讽刺，钱钟书的讽刺有什么不同呢？他就是比较智慧的讽刺，是一种“普遍的滑稽化”。他的讽刺主要是通过语言的陌生化来表达的，所以你读的时候往往会停留下来欣赏他这个讽刺的语言艺术。他喜欢用比喻，把庄严的东西滑稽化。刚才说的王朔他也滑稽化，但跟钱钟书的不一样，钱钟书比较智慧。王朔不是这样，你不是在台上吗，我把你拽下来，他是这种方法。钱钟书并不把你拽下来，他还让你在那个位置，但是呢他把你滑稽化，普遍的滑稽化。特别在语言方面，让大家阅读之中感到一种快感，一种智慧，一种欣赏。  

    比喻里边含有一种讽刺，是钱钟书常用的手法。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方鸿渐有一天到苏文纨家里，在客厅里面坐下来，这客厅里面已经来了一个客人啦，叫沈太太，沈太太穿着非常高级的衣服，他们坐下来。这方鸿渐就受不了了，沈太太胳肢窝那个味，他受不了，熏得恶心，想换座位，又不好换，当着那么多人面，不太好换。这时候呢，方鸿渐就胡思乱想了。钱钟书是这样来写方鸿渐的胡思乱想，他说啊，政府可以迁都啊，自己倒不能换座位了。我们知道这个抗战时期，国民党的首都南京，迁到重庆，所以他这个讽刺啊，既带有时代的特点，同时呢，又是带有一种文化的讽刺。又比如说，小说写那个“哲学家”褚慎明，他有个毛病，最看不起女人，他为什么要戴个眼镜呢？就为了怕看见女人。但是褚慎明这个哲学家啊，看到苏小姐以后啊他的眼睛就生病了，害了眼馋病，就盯着苏小姐。小说写褚的大眼睛好像哲学家谢林的“绝对观念”，要突破那个镜框。这个讽刺很有意思。“绝对观念”是一个抽象的哲学名词，非常奥妙的，来比喻这个哲学家的眼睛，这也是带有一种批判，是滑稽化。钱钟书对社会行为经常都有这一类批评，这种批评跟鲁迅那种非常尖刻的挖掘是不一样的，他是带嘲笑的。比如说三四十年代，也有很多出国的，很多人出国回来呀，就觉得很了不起。出国是好事，但是老是出国以后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没有出国的人就觉得总是好像没有完成什么事，这种状态，钱钟书表示鄙夷和批评。他说出洋啊，就像小孩出水痘，那种念念不忘自己出过洋的人，就是那种出过国回来的人，就是甘心让自己的天花变成了麻子。以前出水痘搞不好啊就变成脸上斑麻了啦。钱钟书以此比喻出洋之后的那种盲目自大的炫耀心理，如同很得意的自己的麻子脸，好像是文章，再加圈点没有出过国的也想“到此一游”，又如同出水痘，出完了就痛快了，就完了。这都是一种讽刺，对社会行为的一种讽刺，也是一种比喻。有些比喻呢，读的过程中你会有一种快感，觉得好笑。又比如说他写道，一群人去喝咖啡，谁知从冷盘到咖啡无一可口，除了醋以外，面包、牛奶、红酒，无一不酸，那醋就变成不酸的了，牛奶、面包通通都是酸的。有些描写非常尖刻啊，比如对人物的描写，写那个孙柔嘉，一出场还是姑娘，二十一二岁，说一句话就要脸红，女孩嘛，但又这样写，她两个眼睛呢隔得太远，中间距离太远，老是给人一种惊讶的感觉。你们注意一下，这个眼睛隔得太远是不是一种惊讶的感觉，这个孙柔嘉的确经常会有一种故作惊讶的表现，这是一个机智的讽刺。我就不要举很多例子了，大家阅读过程中都会感觉到的。  

另外心理描写方面，这部小说也有它的特点。心理描写是现代文学比古代文学要高明的地方，古代小说基本上没有什么心理描写，人都是比较平面化，比较脸谱化的。钱钟书的心理描写并不细，只是很入骨。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展开来讲。  

    另外啊，还有一点也很有意思，就是《围城》中的人名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其中许多名字都有特别的含义，有的也带讽刺。方鸿渐，鸿渐是易经上的一句话，鸿就是鸟嘛，渐就是那个树木嘛，那个鸟可以从水上飞起来，落在那个树上。方鸿渐，他比较清高，但是也表现懵懂，什么事都无定夺，就像鸟一样，在树上站不稳。孙柔嘉，柔嘉是什么意思？柔嘉是统治术啊，果然这个女子呢结婚以后有一种御夫欲，很厉害。赵辛楣，辛楣就是挂在门上的驱邪用的那个药。所以《围城》中每一个人物啊都有个符号，也有种批判。  

    总的来说啊，刚才我讲的这些就是一个粗略的介绍，希望通过自己的阅读感觉，来说明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意蕴丰厚的小说，可以不断地阅读，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不同的层面来进入。所以我们读小说最好的办法，就是放松自己，千万不要一开始就把自己脑子框住了，老是想着它主题是什么。放松，读完以后，根据自己体验，回过头来再进行思考，如果它经得起我们批评，我们就可以发现它有很多层面的意思可以分析。如果它没什么内涵，就是一时快乐，这样的小说也好啊，是吧？武侠小说不就是这样吗？我们要相信自己的阅读感触，相信自己第一阅读印象，你认为好，那你就可以琢磨一下它好在哪里；你认为不好，你可以分析一下它不好在哪里，也就这样了。不一定非要抱着受教育的目的去读，也不一定非得一开头就考虑挖掘它的主题思想，不一定这样。如果阅读过程中能得到钱钟书《围城》的也比较多了，大家有不同的读法，也有些批评它的，认为太尖刻了，太超然。但不管怎么说，《围城》毕竟是一个很重要的作品，也是现代文学的一个大的存在。

在艺术上的卓越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刻画了人物的群像，且人物性格鲜明。
（2）《儒林外史》式的结构样式。作品没有贯穿始终的故事情节，而是写了众多的小故事，作品通过方鸿渐这一人物将这些故事串联起来。
（3）出色的肖像描写和细腻的心理刻画。肖像描写是揭示人物性格特征，展示人物精神世界的重要手段之一。《围城》的作者善于捕捉人物的外貌特征，以传神的笔法描绘出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人物肖像。如对陆子潇的油头粉面、俗不可耐的形象特征的勾勒，就极为生动、形象。细腻而深刻的心理描写，也是构成这部小说艺术风格的重要因素，在揭示人物内心世界、刻画人物性格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4）绝妙的讽刺。作者采用机智、幽默俏皮、夸张等重要艺术手段，使这部小说形成了绝妙的讽刺的艺术风格。假道学李梅亭“想吊膀子揩油”不着，反见那寡妇与男仆在胡搞，妒火中烧。小说写道：“李梅亭义愤填膺，背后咕了好一阵，‘男女有别，尊卑有分’。”比喻手法的运用，形成智者的幽默和反讽。诸如“绝对真理”“局部真理”“绝对理念”等比喻的运用。带有现代主义的特征。
此外，作品语言生动、机智，新鲜，比喻联翩而至，妙趣横生。

《围城》旅美学者夏志清赞为“中国现代最伟大的长篇小说”,在这部作品中钱中书妙语连连，字字珠玑, 中外典故或常见或生僻层出不穷，汪洋恣肆，浩淼如海，令人高山仰止；各类比喻或通俗或深沉纷迭而至，妙趣横生，发人深省，令人目不暇接。人生如围城，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冲出来”深切道出了人生在世的无奈和痛苦，所谓：“人生识字忧患始。”
而全书的最精彩之处，莫过于比比皆是的充满智慧的幽默了。譬如说："一个人的缺点正像猴子的尾巴，猴子蹲在地面的时候，尾巴是看不见的，直到他向树上爬，就把后部供大众瞻仰，可是这红臀长尾巴本来就有，并非地位爬高了的新标识。"又如曹元朗所谓的得意之作《拼盘姘伴》，半洋不汉，把满月比作"孕妇的肚子"，嫦娥比作"逃妇"，蛙比作"泥里的夜莺"，从别人的诗篇中挑几句就成了他的"新古典主义"等。至于人物描写，像孙柔嘉画汪太太：一张红嘴唇、十点红指甲。足见其对被她妒忌又瞧不起的女人的尖刻!

他的性格特征是：既善良又迂执，既正直又软弱，既不谙世事又玩世不恭。方鸿渐的思想性格，反映了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他的遭遇，也正是当时一部分较正直的知识分子的遭遇和困厄。

《围城》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部奇书,以无与伦比的讽刺艺术魅力和解析旧中国都市知识分子怯懦人格根源及透辟的现实主义魅力而获得了“现代《儒林外史》”的美称，至今仍葆有一种常读常新的人生感受，它以深厚丰富的思想内涵给读者以深刻的人生启迪。
　　
《围城》的主人公方鸿渐，是旧中国一个到处寻找精神家园的高级知识分子的艺术形象，这位江南的绅士之子，在北平上大学期间，因为学不了他们家乡很看重的土木工程，于是转到社会学系，最后又转到中国文学系而勉强毕业。由于一个偶然因素的出现（未来丈人的帮助）便毫无心理准备地走上了留洋之路，学中文的人出洋“深造”就显得有些滑稽，但“到了欧洲，既不抄敦煌卷了，又不访《永乐大典》，也找不到太平天国的文献……四年中倒换了三所大学﹑伦敦﹑巴黎﹑柏林；随便听了几门功课，兴趣颇广，但心得全无，除了“夸夸其谈外，一无所有，临回国时，在父亲和丈人的威逼下，为了搪塞才挖空心思地买了“美国克莱登大学”的博士文凭。

在北平上大学期间，受个性解放新思潮的影响，萌生对自主爱情的向往，大着胆子给父亲写信要求解除包办婚姻，最终被浇了一桶冷水，在与鲍小姐的调情，苏文纨的应酬中，渐觉到“女朋友”和“情人”的不同，当遇到“摩登社会里那桩罕物——唐晓芙时，他真正坠入了爱河，但他俩处于萌芽状态的爱情却在苏文纨的无情报复下夭折了。

也许是为了逃避心灵的痛苦，方鸿渐和赵辛楣等走上了去三闾大学的求职之路，三闾大学虽然地处湖南一个偏僻的乡下，但远非一方净土，这里有道貌岸然﹑老奸巨滑﹑口称维护教育尊严，其实却是酒色之徒的市侩校长高松年﹔有外形木讷，内心狡诈的假洋博士韩学俞﹔有在政界失足落水，混迹学校的旧官僚汪处厚﹔有专事吹牛拍马，浅薄委琐的势力小人陆子渊……清高孤傲无所作为的方鸿渐终于在三闫大学中几十个知识分子的勾心斗角和相互倾轧中被排挤出来，被解除了教师职务。

他还没有在事业的挫折中清醒过来，便受到孙柔嘉的诱惑，而逃避到了“一个自己并没确认是否爱他的孙柔嘉的婚姻中”，以为这里是一个可以逃避失败和压抑，追求自由生活的幸福港湾，或许是孙柔嘉在婚前过于心计。婚后，方鸿渐忽然发现自己娶的好像是另外一个人，新家和旧家的矛盾又激化了他们之间的冲突，再加上他们性格不同，的确很难相容，终于不离而散，他丢下昨日的失望，怀着对明天莫名的祁盼，方鸿渐终于冲出了家庭的围城。
　　
方鸿渐悲剧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重要的是其主观原因，也有客观生活环境对其的影响。
　　
（一）方鸿渐自身方面的因素

方鸿渐性格中的最大特点是“面对现代社会残酷的生存竞争和严重的精神危机而缺乏与之对抗所应有的理性，信仰，热情和力量，常常不由自主地流露出发自本性的怯懦，迷茫和盲动性。
　　
早在大学读书期间，方鸿渐便萌生自主恋爱的念头，但在父亲的痛骂下，顿时“吓矮了半截”，一下子便打消了自己的念头，不再妄想，开始读叔本华，常自我安慰地对同学们说：“世间哪有恋爱，压根儿是生殖冲动。”在这里，方鸿渐的怯懦性格就暴露无遗了，在后来与女博士苏文纨的交往中，明知自己与她“好比两条平行的直线，不论彼此距离怎么近，拉得怎么长，始终合不拢成为一体。”但却在苏文纨的恩威并重，软硬兼施中迟迟不敢表明自己的心。当他失去一生中最心爱的女性——唐晓芙时，心瘦弱到了极点宛如与活人幽明隔绝的孤鬼，瞧着阳世的乐事，自己插不进，但方鸿渐此时却毫无力挽狂澜的勇气。只是呐呐的说：“你说的对，我是个骗子，我不敢再辩，以后决不来讨厌了。”然后站起来就走。在这把握幸福的关键时刻，他不是积极主动的去争取和解释，却把本存幸福的爱情结束的那么轻率，这不能不说是发自他那本性的怯懦。
　　
对于内心的痛苦，他从不敢直接面对，而是一味的回避。他千里迢迢，历经千辛万苦到三闾大学求职，却并不如意，受人排挤和诽谤，却无力抗争，受孙柔嘉的诱惑而任其摆布；没有接到下学年聘约，不是去斥责高松年食言，而是冲动的一走了之，逃避到孙柔嘉为其设置的“温柔的网”中。可是他错了，正象那句法国谚语：婚姻是一座被围困的城堡，城外得人想冲进去，城里得人想逃出来。这里也不是方鸿渐的避难所和归宿地。由于自身的懦弱，他宁肯自认失败，却不敢面对现实，被孙柔嘉连骂三声“懦夫，我再不要看见你这个懦夫”像戏剧高潮般地对方鸿渐悲剧添上了极为传神的点睛之笔。
　　
“正如任何人不能选择自己的出生一样。人们也不能选择自己出生就被包围着的，被感染着的传统文化。”方鸿渐出生于传统士族文化家庭，父亲是前清举人，幼承家教，“国丈曾得老子指教，在中学会考考过第一。”可见传统文化对他的影响极深，中国的传统文化主要是“儒道释”文化，儒家主张积极入世，而方鸿渐虽没有入世的精神，却持着道家的处世态度，随着历史的演变，道家文化已经成为一种定势根植于中国人的国民意识中，道家的柔弱胜强﹑宁静﹑少私寡欲等观念，业已深入人心，成为中国人的处世方式，它成为人们“全身选择”的法宝，也是形成人民懦弱﹑无能﹑无力抗挣等性格的重要遗传因素，使每一个接受传统教育的人，不论你是否愿意，都会在你的潜意识中留下痕迹，这是文化对人的制约性，而对于传统文化有着深厚了解的方鸿渐，这种制约性就愈加强烈。我认为，这就是方鸿渐性格中最大劣根性的根源所在。
　　
孰不知，面对虚伪丑恶，荒唐无聊的现实世界，面对新旧文化的尖锐冲突，面对各种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委曲求全、妥协退让、客观上只能助长恶势力的嚣张气焰，这就导致了构成悲剧的“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方鸿渐有的只是欲望本身，没有的恰恰是把欲望化为实践的真正动力，他只能在顺境中驰骋自己的想象，而不能在逆境中改变自己的命运。对方鸿渐而言，他只有一条路，除了退怯、就是逃亡，在这矛盾和痛苦中徘徊、迟疑、苦闷、挣扎，从而决定了他悲剧的一生。
　　
其次，方鸿渐在中西文化冲突中始终无法找到适合自己的人生坐标，以致自己的思想和言行，处于无所适从的境地，这也是导致他悲剧人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归国船上与已有未婚夫的鲍小姐的追逐寻欢，就显示了方鸿渐玩世不恭，荒唐苟且的一面。他很怪鲍小姐行为不检，但对鲍小姐的勾引又觉得十分兴奋。因此，“他们俩的交情，像热带植物一样迅速生长”。方鸿渐只觉得自己要鲍小姐，“但并不爱她”，“不爱她”却和她发生了说不清的关系，鲍小姐把他玩弄而不理睬他后，他心头直冒火“失望，遭欺骗的情欲，被损伤的骄傲，都不肯平伏，像不到翁，按下去又竖起来，反而摇摆的更厉害”。他明明被玩弄了，心头的火还没有平息，却又安慰自己“并没有吃亏”，“占了便宜”。“鲍小姐谈不上心和灵魂，只是块肉，因为她没有心，只能算日子久了，肉会变味。”反而自鸣得意起来，但他对真纯自然，聪明妩媚的唐晓芙的追求，却又显得极为认真，慎重的态度。但在关系到幸福与否的关键时刻，采取的却是无所为的态度，在“失掉自主”的情况下，身不有己的与孙柔嘉结了婚，他就是这样在两种文化的交战下，在极为矛盾的心态驱使下，一步步走进他人生的围城，他曾想摆脱一切束缚，过一种自由自主的生活，可最终又陷进了新的围城。
　　
方鸿渐形容博士文凭“仿佛有夏娃，亚当下身那片树叶的作用”却又在无法摆脱崇洋风气的左右下，不得不买张假文凭向家里交待，为了藏拙，还故做地在家信中“千叮万嘱”，“生平最恨‘博士’之称，此番未能免俗，不足为外人道，但当了“洋博士”的方鸿渐“荣归故里”之时，在本县两个记者口口声声叫他“方博士”时，他身心庞然膨胀，人格伟大了好些”，他身上也有真正坦率的一面，在给三闾大学的登记标中如实填写自己未得到过学历，只是“游学生”，直到在三闾大学碰到以同样方式骗取博士文凭的韩学愈，方才觉得自己撒了谎，又要讲良心，真是大傻瓜，只得到一个“帮闲打杂”的副教授，连苏小姐都嘲笑他。
　　
方鸿渐万里回乡找职业的坎坷经历，也表现出他对社会，对人生的矛盾态度，最初靠“丈人”帮忙在银行做职员，如笼中之鸟，一饮一啄，听命于人，卑微又低下，“丈人”容不得他自由恋爱，下了逐客令，他“高视阔步”地走出经理室，高傲又自信，“仿佛银行全在他口袋里似的”，这位封建世家出身喝过洋墨水的大公子，一面讲面子，自视很高，旅途中觉得与李梅亭，顾尔谦这样的宵小之徒为伍简直是“可耻的堕落”，他对高松年用政客手腕办教育，也极为反感，可他知道被解聘离开三闾大学的最后一刻，还幻想着校长派人送来教授聘书。回到上海再度失业后，孙柔嘉要他进自己的姑母的工厂做事，他大喊道：“资本家走狗的走狗是不做的。”这是他偏偏忘记曾经做“丈人”的周经理也是地地道道的资本家。
　　
“任何人对文化的选择，首先都要受制于文化对他自身的限制。”复杂的文化背景，形成了他复杂而矛盾的人生理想和性格特征。方鸿渐生存活于三，四十年代，正直中国新旧文化的交替阶段，才留学西洋，受西方现代文化尊重个性，重视人的价值，鼓励个人发展的影响，方鸿渐的主体意识已经觉醒，有了追求自由生活的理想和愿望，但在强大的中国传统文化专制的束缚下，他的理想和愿望化为泡影。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的是将社会的外在规划化为个体的内在欲求，从而使人处处以公众的道德尺度制约自己的行动，异化自我以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新旧文化，东西文化的矛盾冲突不仅表现在方鸿渐生活的外部环境，悲剧人生的客观因素中，更积淀和内化于他的心灵深处，直接构筑着他的“精神围城”，在这两种价值取向迥然不同的文化的夹击，形成了方鸿渐对立的人生态度和双重人格——认真而有玩世，正直而有脆弱。

（二）方鸿渐悲剧的社会根源
　　
“任何悲剧冲突，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现实的社会矛盾的反映。”
　　
首先，现实世界的虚伪丑恶，荒唐无聊是导致他悲剧的重要原因。
　　
方鸿渐生存的环境，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社会、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侵略与反侵略……中国被卷进了时代的旋涡。
　　
其次，中国的传统生存结构——家族本位制内部的明争暗斗及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感也是导致方鸿渐悲剧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中国传统生活规则中，“人”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能体现和确认，每个人的自身价值与意义都显现在与他人的对应关系上，建立关系的成与败，意味着自身追求的成败。而方鸿渐的性格特点恰恰绝定了他与这些关系的亲密程度，从而形成了方鸿渐悲剧的社会根源。

《围城》出版于1947年，标题“围城”对作品具有突出意义。表面看“围城”二字涵义是小说中一段对话描写，将婚姻比作“被困的城堡”，未婚想进，已婚想出，比喻揭示婚恋中人复杂心态，也是对人伦中夫妇关系的嘲讽。但整部小说反映远比上述含义更为深广，作者将这种心态倾向扩展到人生万物，包括职业、人生的愿望等方面。小说的中心就是主人公进出于事业、爱情、家庭几座围城，结果屡屡败北，象征当时人生有着“一无可进的进口，一无可去的去处”的困厄，反映了抗战时期上层知识分子的生活和心态，具有强烈的社会意义，也包含深刻的人生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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