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工的作用、起源与限制

——亚当·斯密的观点和我的总结及疑问，《国富论》（1~3章）读书报告

110001486 林大卫

国富论的一到三章，都是围绕分工这一主题展开的。讲了分工的作用，起源，限制因素等各个方面的内容。而分工的这三章内容，属于全书的第一篇，即“论增进劳动生产力的因素及分配劳动生产物给各个阶级的自然顺序”，从标题中就可以看出来，这一篇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论述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因素；而亚当·斯密将分工作为第一篇的开头，也作为全书的压卷之作，就表示亚当·斯密认为分工在促进生产力发展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而他后面的论述也说明了这一点。

在第一章中，亚当·斯密着重叙述了分工的巨大作用。他首先就说明了，分工在现实社会是大量存在的，特别是在同一个工厂中看不到的容易被忽视的“大制造业分工”，为此他举出了那个著名的制作扣针的例子。亚当·斯密的这一段描述非常真实详尽，很显然他做过非常细致的考察，将整个生产过程的分工情况展现在了读者面前。这样的写法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因为事实胜于雄辩，把事实摆出来，无需赘言，就可以产生较好的论述效果。但是，亚当·斯密举出这个例子并不是仅仅想说明分工的存在，他更需要说明的是分工的巨大作用。而他给出的两个数字对比非常鲜明：四千八百枚对不到二十枚（甚至一枚也没有），这两个真实的数字对比，就将分工带来的生产发展直观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在这后面他又运用了两个对比：农业与制造业的对比和富国与贫国在不同产业上的对比。亚当斯密提出了一个观点：即农业无法像制造业那样细致地分工，所以农业的增进跟不上制造业的步伐。这当然也是一个说明分工作用的例子。但我想这也许并非农业落后于制造业的最主要原因。毕竟当时的制造业的生产工具有了较大的进步而农业的耕作方法和工具都还比较落后，而且农业作为一种经济产业已经在历史上存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受到传统的生产方式的影响较深；而制造业，特别是当时新兴的由工场手工业演变而来的工厂组织形式的制造业，作为一种新兴产业，其生产方式比农业要先进得多，而且机器生产的制造业本来就是比农业更先进的经济产业，再加之殖民地扩展带来的广阔市场和原料，为制造业提供了非常好的发展条件，所以其发展会比农业更迅速。不过，分工的因素也是不可避免的。在举过这些例子之后，亚当·斯密从理论上阐明了分工的三个作用，也即方老师在课上谈到的三个作用。这三个作用概括的很到位，我们今天再来看分工的作用时，亚当·斯密所提的这三个作用仍然是主要的（虽然可能不全面），特别是第三个作用，知识和机器的专业化生产，与我们现今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不谋而合。足可见作者的远见。

通过第一章，我们可以大概了解亚当·斯密的论述手法，即从事实到理论，从现象到本质，从感性到理性。他先举出很多的事实和现象（进行比较），让读者有一个感性的认同，再论述其中的理论和本质的东西，是读者有一个理性地认识，更容易地理解和接受他的观点。而事实是最有力的论据，将日常生活中人们熟悉的事实来阐述比较深刻，比较抽象的理论。当然，要运用这样的写法，没有深入的调查了解是不可能的，也可以从字里行间看出亚当·斯密对当时经济社会的深入考察。这种身体力行，注重实践的学术方法也是我们所需要的。

在第二章，亚当·斯密主要论述分工的起源。他认为分工是交换的结果。这一点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是为什么偏偏人类会发生交换关系？亚当斯密认为是人具有交换的倾向，这是人类所共有的。他举出了动物的例子，即没有见过动物发生交换行为，因为动物在成年后几乎都能独立，不需要别的动物的援助，因而不需要交换。而文明社会的人类随时随地都需要协助，所以必须交换而不能依靠他人的恩惠（即使是乞丐）。不过，我有些困惑的是人需要同胞的协作，是因为个人无法生产所有自己所需的产品，而这不也正是分工和交换的结果吗？而一些群居动物（如狼）在集体捕食时也会需要同类的协助，但是所得的食物没有产生交换。所以，也许是否需要同类的协助并非是产生交换倾向的绝对因素。因为最初的交换是原始社会偶然的物物交换，当时还未出现商品生产，那么生产的产品必是生产者自己所需的，也就谈不上为了交换而交换，也不是为了同伴的协助而交换（因为即使没有交换也能生存，并不需要通过交换来获得同伴的协助，起码在偶然的交换发生之前主观上不是如此）。作者还叙述了一下分工带来的另一个结果：即使先天差异并不是很大的人的后天差异越来越大。

第三章中作者主要论述了分工所受的限制——市场的大小。亚当·斯密举出了人烟稀少的荒地和繁忙的大城市的例子，旨在说明市场对分工的限制作用主要是两方面，一是人烟稀少的地方由于相互间的沟通不便，分工后供给方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来需找需求，某一方面的需要也必须等待很久才能找到供给方，使交易成本大大上升；另一方面是就算相互之间沟通方便（如一个小村庄），但由于市场小，需求少，分工之后生产的产品无法完全售出，就不会使生产者专注于进行这一领域的生产，也就无法促进分工了。这两个方面都是很关键的。因此，市场会限制分工的发展是无庸质疑的。之后，亚当·斯密又强调了水运开拓市场的重要性，水运可以节省时间和成本，且有利于大规模运输。这似乎与分工的主题无关，其实不然。因为这恰好可以说明靠近河海的地区（如地中海）商业活动开始得早，市场得到了扩大，而分工发展也就最先开化。而内陆远离河海地区则要落后一些。而且，如果河流拥有多条支流且控制权在一国手中的话，这样的效用会更加明显。这个论断虽然有些道理，但是还是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的，毕竟在亚当·斯密的年代，陆上交通还很落后（以马车为主），不过几十年以后，等到铁路，火车等新交通工具出现，这样的水运限制也就不再十分重要了。而亚当·斯密用了这么多的篇幅来强调水运的重要性，这也恰好说明了新的交通工具的巨大作用：扩展市场，促进分工发展和生产力的发展。

作者在最后还提出了一个疑问：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东方大国虽然水运条件十分便利，但是却不注重发展海外贸易，财富只是来自与内部贸易。但我认为这种说法也有局限，毕竟唐宋时期中国的海外贸易也是非常发达的。而到了明后期由于统治阶级的集权统治考虑，才开始实行闭关政策。这就说明了有时候仅仅依靠靠河靠海的优越自然条件是远远不够的，而政治因素——特别是经济政策——也会对贸易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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