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追星！别让“饭圈文化”沦为“怪圈文化”
今年全国两会上，多位代表委员关注到“饭圈文化”存在的乱象，呼吁理性追星。全国人大代表宋文新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应加大对明星经纪公司的监管力度，对“饭圈文化”进行严厉整顿，对经纪公司和网络群体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给予打击，持续整顿娱乐圈风气。
“偶像崇拜”从来都有，只不过于今更甚。一个表现是，许多粉丝投入大量时间、精力、金钱在追星活动上，比如，乐于为偶像的文艺作品、演唱会或代言商品等大把花钱。另一表现是，追星已从过去的个体随机行为，转变为体系化、团队化甚至职业化行为——形成“饭圈”。团队中粉丝分工合作，各司其职，有的负责在偶像活动现场举海报、呐喊，有的负责给偶像打榜刷流量，还有的负责粉丝团的会费征收与支出……
正因“偶像崇拜”愈演愈烈，“饭圈”几乎成了“怪圈”。线下追星乱象主要体现在一些粉丝没有界限意识，从“黄牛”等不法渠道，购买明星的手机号、航班、酒店等隐私信息，打着“爱偶像”的名义侵犯他人权益。此外，一些粉丝在明星出没的机场、酒店等处聚集，跟机跟车围堵，影响机场、酒店等的正常服务和秩序，增加公共场合的运营管理难度和成本。
线上“饭圈”乱象，比线下有过之而无不及。粉丝在社交平台上为自己偶像制造声势，在人气、商业资源、“氪金”（吸引粉丝给明星代言产品支付费用）等方面研究自家偶像优势，觉得“自己的爱豆就是天下第一”，与其他艺人的粉丝相互倾轧。当一些粉丝发现有损自家偶像的言论，就会像“暴力机器”一样消除异见。所以我们常看到，网络上的“饭圈斗争”接连不断，网络空间变得乌烟瘴气。
“饭圈”乱象的确应该受到严厉整顿。一方面，家长、学校、青少年组织、媒体等应引导青少年理智追星。正如北大教授张颐武所说，追星必须遵守三条规则：不能因追星影响自己的正常生活；不能对其他群体造成伤害，比如“饭圈”争斗，有时上升到人身攻击，甚至触犯法律；不能制造违反公序良俗的事端。其中，明星有责任和义务引导粉丝理智追星，而非放任粉丝乱来，甚至触犯法律道德底线。
另一方面，要加强对艺人经纪公司和社交平台的监管力度。“饭圈”多是明星经纪公司为套牢粉丝组织起来的，有的公司是为宣传炒作，提升明星影响力，或为了变现，有目的有规模地组织粉丝花钱投票应援，出售偶像周边商品，甚至故意泄露明星信息，吸引粉丝到机场、酒店疯狂追星。此外，还有一些明星活跃度高的社交平台也想从“饭圈斗争”中谋利，为了提高平台流量、话题度与曝光度，任由各路粉丝在平台上混战，拒绝承担净化“饭圈”风气的责任。以上这些行为都应当给予打击。
总之，“饭圈”乱象，对正在形塑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青少年产生不良影响。每位粉丝都要清醒认识到追星的边界，应从明星身上获得成长进步的正能量，而不是被“饭圈”内外的人牵着鼻子走，成为抹黑或诋毁他人的工具。相关部门应引导“饭圈”良性发展，进一步加强对“饭圈”的有效管理，使“饭圈”成为正能量聚集地。
建议整顿“饭圈文化”和娱乐界不良风气，引导明星成为“正能量偶像”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山东代表团23日举行小组会议。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泰安市泰山文化产业中等专业学校副校长宋文新在发言中重点提到“饭圈文化”，建议对娱乐界的不良风气进行整顿，引导演艺明星成为“正能量偶像”，担负起引导未成年人主流价值观的社会责任。
同时，民航局副局长也表示，不建议粉丝聚集机场接送机。据中新网报道，5月24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航局副局长李健表示，近年来机场出现了粉丝接送机、机场代拍等现象。机场是一个承担公共运输的服务场所，过多粉丝拥堵可能会影响机场正常秩序。因此，他表示，不建议粉丝在机场大量聚集接送机。
随着中国文化娱乐产业的蓬勃发展以及社交媒体的普及，数量庞大的粉丝群体逐渐进入公众视野。在此基础上，延伸出了独特的粉丝文化，推动了“粉丝经济”发展。有数据显示，年市场规模高达900亿元。
如何引导广大粉丝群体建构积极、健康、向上的价值观？形成健康的粉丝文化，有赖于每个人用理性的行为、礼貌的举止、文明的语言要求自己。
近年来，从网上“打榜”，到形成“粉丝经济”，再到策划自己的文化产品，以年轻人为主体的粉丝群体，早已不再是文化娱乐产业的被动接受者，而成为主动的参与者乃至生产者。如何营造健康向上的粉丝文化，让更多人了解、接受这个群体，引发人们思考。
人们还记得，改革开放之初，一盘磁带、一幅海报、一部电影就能形成一批“追星族”。如今，从电影到电视剧、从综艺节目到网络直播、从演唱会到见面会，多元多样的文化娱乐形式，以及网络技术的发展，让年轻粉丝拥有了更加开放的选择空间。而“追星”的方式，也从以往自下而上的仰慕，变为更加直接的接触；从以往多局限在私人空间和熟人圈子里的交流，变为粉丝之间以社交媒体为载体的、更加扁平化的互动。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一种文化消费共同体，粉丝群体及其活动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的媒介景观，丰富着我们时代的文化样态。
对于年轻人来说，“粉”什么、怎么“粉”就成为关键。据媒体报道，2018年微博上的娱乐明星粉丝年度累计总人次达到167亿。面对如此庞大的文化消费群体，迫切需要积极向上的引导。需要看到，不少人对粉丝群体还有着相对负面的印象，将其等同于“缺乏理性”。在线下，也有少数粉丝因对明星的狂热爱好而做出不良行为，如漠视隐私、扰乱秩序等。这提示我们，对社会来说，要提高包容度，接纳和规范粉丝文化的发展，引导年轻人去追积极阳光、富有内涵的“星”；对粉丝群体来说，形成健康的粉丝文化，有赖于每个人用理性的行为、礼貌的举止、文明的语言要求自己。
给粉丝文化以正面引导，需要在深入了解这一群体的基础上，放大其积极的一面。有人指出，相较以往，今天的粉丝群体是一种“参与式”“陪伴式”的追星。对这一热情加以正面引导，有利于鼓舞年轻人通过对标偶像，增添“变成更好的自己”的动力。有调查显示，以90后、00后为主体的粉丝群体，受教育水平更高、自律性更强。一个粉丝有可能是一名勤奋的公司职员，也可能是一个专业的摄影师、一个充满想象力的绘画设计师。近年来，在各类粉丝群体中，粉丝们都表现出文明有序的自制力和良好的秩序感。在社会层面，从关爱听力障碍的儿童到改善贫困山区儿童的学习环境，从为城市的清洁工们送上免费午餐到捐赠爱心图书，粉丝们带来的正能量逐渐呈现和放大，得到了人们的认可。
“让‘爱豆’（粉丝对偶像的称呼）和我们一起变得更美好”。粉丝们的心声，也要求明星用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真正成为年轻人在各方面的“偶像”。比如，有的明星鼓励粉丝多读书、读好书，使阅读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习惯，也让名人名著被更多年轻人喜爱；有的明星带动粉丝学习中华传统文化，使传统文化被年轻群体熟知和传播；还有的粉丝在明星的带动下，参与到环保、公益等公共事业中去，让人们感受到充满温暖和阳光的粉丝群体力量，等等。期待更多粉丝借由共同喜爱的偶像聚集在一起，营造更多彩的娱乐景观、形成更丰富的文化生态。
根治病态粉丝文化需合力开方
近日，某三甲医院变身追星现场，再次将过度追星和病态粉丝文化推到舆论风口浪尖。近年来，病态粉丝文化带来侵犯明星个人隐私、数据流量造假、滋长网络暴戾情绪等危害引发社会关注和公众不满。如何构建健康粉丝文化，促进明星粉丝良性互动，成为绕不过去的“必答题”。
虽说追星是粉丝个人意志的体现，是粉丝的个人自由，但任何个体的自由都不能扰乱社会公序良俗，更不能侵害他人的自由。对于超出个人自由边界，损害了他人合法正当权益的过度追星，处罚不能点到为止，治理必须毫不手软。此次涉事医院对11名工作人员做出停职半年以上的处罚，这样的处理彰显了“追星当有底线”的鲜明导向，也启示我们，唯有划定合理追星的边界、构建更为刚性的约束，才能给过火的追星现象降温。
俗话说，打蛇要打七寸。治理追星乱象的“七寸”，就是要破除病态粉丝文化。要看到，这种文化背后既有经济利益的驱使，也有社会大环境的推波助澜。对症下药，提高治理的精细化水平，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治本良方。一方面要对粉丝经济中存在的数据造假、追星行为中的黑产业链条加大打击力度，另一方面必须通过强有力的管控和引导，避免过度娱乐化的倾向，让主流价值浸润人心。
对明星而言，在享受明星光环的同时，明星作为公众人物要时刻检视自己的一言一行，要为粉丝树立榜样，为社会贡献正能量。同时，要真正为自己的粉丝负责，引导他们正确看待明星、过好自己的生活。前不久召开的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演员胡歌就曾这样告诫年轻粉丝，“要对明星有一个理性认识”“互联网是无限知识的海洋，不只有明星”。在追星现象愈演愈烈的当下，社会需要更多明星提出这样的“当头棒喝”。
就粉丝自身而言，如何从明星身上获得正向激励，是一个合格粉丝必备的自我修养。不论是“饭圈铁粉”还是“路人粉”，都要看到追星只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生活的全部。尤其对年轻粉丝群体而言，他们大多尚处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塑型期，喜欢也好、崇拜也罢，要从“爱豆”身上汲取提升自我的能量，而不能在迷恋“爱豆”中迷失自我。粉丝文化是健康的、积极的、正能量的，还是病态的、消极的、负能量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粉丝自己。只有脑海中时刻保持这样的清醒判断，才能检视自己的行为，减少狂热的冲动。
至于那些纵容粉丝刷数据、控评、轮博的网络平台，以及为流量造假提供“火力支持”的“黑科技”，它们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次又一次收割明星流量、粉丝钱包，或利欲熏心、恣意敛财，这样的漠视纵容和为虎作伥，正是滋生病态粉丝文化的土壤。根治这些顽疾，需要相关监管组织加强监管，需要平台方切实履行责任，更需要狂热粉丝明辨是非，切莫饮鸩止渴。
互联网是年轻人认识世界、感知世界的重要窗口，也是青年粉丝追星的“舞台”。有怎样的治理，就有怎样的秩序；有怎样的价值观，就有怎样的文化。为年轻人营造风清气正的成长环境，就要在规范娱乐产业、净化网络空间上下功夫，把过度造星、捧星的歪风邪气刹住，让合理追星成为“饭圈”主流。在这一点上，唯有社会各方形成合力，号准脉、开好方，才能防微杜渐，才能引导粉丝文化健康发展，为社会发展和粉丝个人成长，凝聚更多正能量。
粉丝聚集接送机影响公共秩序，机场当更有作为
5月24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航局副局长李健表示，近年来机场出现了粉丝接送机等现象，机场是一个承担公共运输的服务场所，过多粉丝拥堵可能会影响机场正常秩序，容易引起不必要纠纷，因此他不建议粉丝在机场大量聚集接送机。
粉丝接送机，一大群人堵塞机场，对机场的秩序和正常运作有影响是肯定的，当明星出现，粉丝激动起来，造成意外事故就更可怕了。2019年，上海虹桥机场就曾经出现过多名明星在同一时段到达，汹涌而来的粉丝争相向前而将一大片扶梯玻璃挤爆，这次事故令粉丝接机“声名大噪”，也成为公众吐槽粉丝接机行为的突破口。实际上，“受灾”的不只是上海虹桥机场，杭州萧山机场也出现过玻璃护栏被接机粉丝挤爆的事故，而且由于事发突然，据现场图片显示有人因躲避不及受伤腿部多处出血。即使是没有发生严重事故的日常粉丝接机，也给不少旅客留下了心理阴影。
粉丝接机行为和造成的恶劣影响，已经到了令人愤慨的地步。显而易见，粉丝接机的根源在于粉丝文化中流量崇拜的畸形风气。有没有粉丝接机、有多少粉丝接机，成为一个明星热度高低、流量大小的线下写照，甚至还有“这个明星都没人接机，是不是不红”的奇怪认知。于是，粉丝们养成了接机的习惯，甚至会以接机的“盛况”进行攀比，还有人专门做假扮接机粉丝伪造流量热度的生意。这种风气十分糟糕，明星有责任对粉丝进行引导，但依靠流量的明星不敢不要粉丝接机，依靠作品的明星有明确拒绝粉丝接机的但效果不明显。
要改变这种畸形的风气，当然要从娱乐圈本身开始，但无论娱乐圈自身能否改变这种风气，机场都不应该沦为追星的平台，而令其本身的功能受到影响。李健委员的话在理，机场是一个承担公共运输的服务场所，但对于粉丝聚集在机场为明星接机的行为，除了“不建议聚集”的柔性话语之外，机场方面应该拿出魄力，以更负责的态度和更强硬的约束方式，遏制粉丝接机常态化对公共秩序的冲击。
实际上，2018年，民航局就出台过一份与粉丝接机有关的通知，指出“‘粉丝接送机致航班延误’、‘粉丝机闹’等事件接连出现，严重影响机场治安秩序和航班正点率”，强化机场治安秩序维护，预警防范聚众扰序行为，杜绝粉丝机闹，并明确指出对于扰乱秩序的违规违法行为从严从重处罚。而同年的另一份文件，也规定旅客在机场或航空器内实施“堵塞、强占、冲击值机柜台、安检通道、登机口(通道)的；强行登占、拦截航空器”等9种行为，会被公安机关处以行政处罚或被追究刑事责任，并将列入“黑名单”限制乘机。那么，对于粉丝接机聚集扰序的行为，希望机场方面能有更细化的规则，尤其是机场公安，也应该采取更为积极主动的措施，落实上述文件中对有关人员的追责。此外，对于引起聚集的明星，是否承担连带责任，也可以纳入考量。
粉丝接机扰乱公共秩序，对航班的正常起飞或乘客的出行产生不良影响，已经不是个别事件。粉丝接机成为机场常态，本身就不正常，以目前状况来看，也显然无法被劝说所制止。对此，机场方面应有更多作为，采取适当措施，维护机场正常秩序和旅客出行安全。
理智追星，不要纵容违法更不要以身试法
演员肖战登机受阻导致航班延误事件持续引发关注，其后援会发声抵制机场代拍，让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粉丝机场追星背后的产业链。“代拍”们是如何得知明星的航班行程的？南都记者调查发现，一批售卖明星航班号等个人隐私信息的黑灰产链条长期存在，仅需15元便可购买王一博下个星期即将出行的航班信息。
代拍，顾名思义，是在机场或活动现场代粉丝拍摄偶像的照片从而牟利的一种游走在灰色地带的饭圈职业。大部分的粉丝都没法完全跟随偶像的行程，很多都是“云追星”，即通过了解行程或活动图片观察偶像的状态，而代拍，就是偶像图片的一大来源。其中有些代拍是由站姐(出产偶像照片的粉丝站站主，会在机场或活动现场无偿为偶像拍照)兼任，有些则是专业的，纯粹以此牟利。
一套图通常为几百张相片，会因为偶像身价的不同而有着不同的价格。每一张图片都是钱，图片的质量影响着代拍以后的生意，为了拍出尽可能多和质量高的神图，代拍会尽可能地贴近偶像拍照，备受争议的“怼脸拍照”“买全价票到登机口拍照再退票”等行为不仅会影响偶像本人，也会对其他人造成滋扰。此次的后果就很严重，其他乘客无端遭受不便，机场的秩序也受到影响，代拍者行为涉嫌违法。
而代拍获知明星行程信息的方式，其实和普通粉丝的渠道没什么不同，上网买就可以。售卖明星航班号等个人隐私信息的黑灰产链条是长期而且广泛存在的，二手交易平台有，社交媒体上有，从证件到手机号等各种资料，航班、通告和行程的具体日期和信息，包括下榻的酒店甚至家庭住址等等的隐私信息，都是明码标价的。既有人气明星打包出售的，也可以购买某个指定明星的包月信息贩卖服务，不可谓不“贴心”。
两年前，最高法就曾明确表示，非法获取、售卖或提供个人信息50条以上的话，即属“情节严重”，今年有3人因贩卖德云社艺人信息牟利被抓。贩卖个人信息情节严重有可能需要承担刑事责任，而在这条灰黑产业链上贩卖信息的人，很多恐怕早就超过50条了，包括代拍，也都有违法的风险。为什么还要铤而走险？说到底，不过是因为有利可图。而这样的利，是从粉丝身上赚来的。每一个购买过偶像信息、追捧过代拍图片的粉丝，都可能在纵容违法行为，同时也增加了偶像受伤害的风险，无论是名誉受损还是人身安全受到威胁。
很多粉丝年纪都很小，甚至大部分都未成年，对于自己的行为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需要承担什么责任，没有太过仔细的思考。除了间接纵容违法，也有粉丝本身的行为就涉嫌违法，例如，在机场接机扰乱公共秩序，跟车、跟飞机甚至在机舱内或酒店附近偷拍偶像这类“私生饭”行为，在网上跟别家互撕对其他爱豆的人身攻击……无意奉劝粉丝们脱离饭圈回归生活，年轻人追星可以理解，但不能逾越法律的底线，也不应该纵容其他人的违法行为。无论是将偶像作为自己的理想投射还是想象中的伴侣，都不过是想让自己感觉更好更开心，但纵容违法甚至以身试法带来的片刻刺激，需要付出的代价却绝对会让你开心不起来。
理智追星，不要纵容违法，更不要以身试法，听起来很像老一辈的唠叨。但请粉丝们清醒一点，这些行为除了伤害自己也会伤害你的偶像，这样的爱不是爱，你的爱豆绝对不会想要这样的爱。
“粉丝文化”要流量更要有底线
近些年，文娱产业风生水起，粉丝文化影响下的青少年网络言论失范现象，亦成为热点症结。据报道，近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发布了《“粉丝文化”与青少年网络言论失范问题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显示，在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理的明星诉网友侵害名誉权案件中，七成被告为30岁以下青少年，案件多因“粉丝骂战”引起，背后牵扯的是明星们巨大的流量利益。
青少年粉丝为偶像明星在网上“玩火”，平台及资本却忙着在背后收割利益，最后是这些热血满怀的青少年成了“跑偏”粉丝经济中的棋子。年轻人迷恋偶像无须认定为原罪，偶像是理想化的自己，能照出梦想的影子。策马扬鞭的侠客、古道热肠的英雄，即便是美国篮球巨星科比那句“没有人见过洛杉矶早上四点钟的样子，我见过”，也曾激励无数青年人。岁月流转、时过境迁，今日的大众明星有了产业化的“人设制造”，还有舆情话题适时“加料”，因而更能迎合青少年的情感与审美。加之资本对粉丝经济的浸润与把控，粉丝文化一直处在高光的“春天里”。
互联网时代的粉丝早不是当年那些为一盘磁带、一幅海报而痴迷的“追星族”。网络的自主性、互动性、便捷性，极大地消除了粉丝与偶像之间的时空阻隔。明星和粉丝、粉丝与粉丝之间的关系重构，也助推了“饭圈文化”勃兴发展。当前青少年粉丝群体具有鲜明的三重特征：一是创造着新的青年亚文化。他们是文化消费者和媒介受众，也是消费文化和传统价值的“搅局人”。二是成为高黏性的兴趣与情感共同体。粉丝之间不断分享信息、交流情感，逐渐成为互相认同、彼此欣赏的兴趣共同体和情感共同体。三是商业文化介入并主导。粉丝文化进一步催生了粉丝经济，产生经营性收益、催生相关从业者。比如打着“应援”旗号的各色集资行为等，往往裹挟着青少年粉丝的言论及财产权益。
基于以上分析可知，传统认知中的粉丝文化业已迭代升级。此前，在公安部开展的“净网2019”专项行动中，蔡徐坤1亿转发量幕后推手星援App被查，法定代表人被批捕。这虽是个案，但显示的粉丝文化乱象却不容小觑。据《报告》称，相关涉诉侵权行为相对集中于社交平台，包括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平台及豆瓣等。凡此种种，皆说明营造健康向上的粉丝文化、构建合规守法的粉丝经济，亟待在“互联网+”的新思路中去破题。
一个巴掌拍不响。粉丝文化影响下的青少年网络行为失范现象，说到底是“多方合力”的结果，粉丝群体化、网络化、组织化催生的网络空间亚文化与新业态，都为网络失范行为提供了土壤。值得注意的是：截至今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8.54亿，互联网普及率达61.2%。从年龄看，39岁以下网民群体占网民整体的69.1%，其中10至29岁网民群体占比高达41.5%。从职业看，网民群体中学生最多，占比达26.0%。因此，保护青少年合法权益、正确引导社会舆论与价值方向，需要合力而治、全力而为。加大监管力度，落实明星、平台、资本等多方责任更是迫在眉睫的工作。
总而言之，唯有文化工作者自尊自爱、社交平台自重自治，资本市场有价值自觉、网络监管能应时而为——在全面法治和公共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青少年粉丝方能在网络世界良性互动、不逾规矩，而粉丝文化亦会有流量有底线，迎来多元文化的风光盛景。
“粉丝文化”变“粉丝经济”牺牲了谁？
《北京互联网法院“粉丝文化”与青少年网络言论失范问题研究报告》对在“粉丝文化”影响下青少年网络言论失范行为的特点、成因进行了分析。《报告》显示，在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理的明星诉网友侵害名誉权案件中，七成被告为30岁以下的青少年，案件多因“粉丝骂战”引起，背后牵扯着明星们巨大的流量利益。
偶像崇拜自古已有，如左思一首《三都赋》造就洛阳纸贵 ，如韩娥唱一曲，锦段鲜照屋，不同于现在的“粉丝团”的是，古人崇拜的单纯不含铜臭利益，“粉丝团”可以一觞一咏，畅叙幽情，而如今只要是不同战壕的“粉丝”“饭圈”，口水之争的是家常便饭，大打出手的也时有发生。
虽说明星们在“粉丝骂战”中变成了受害者，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们也成立最大的受益者，不仅在情感上得到了广泛同情，还从知名度上收获了不少的流量，不乏有故意为之的暗中炒作，“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利用粉丝之间的战争提高热度，获得巨大收益的同时，也应该预想到这种不正当手段所存在的隐患。
青少年群体存在躁动、盲目的特点，很容易攀比跟风，进而对偶像的过度盲目地崇拜，不仅会影响到生活、学习，还会迷失自我，丧失对自我价值的正确认知。
作为公众人物不应只通过光鲜亮丽的外表来吸引粉丝，应将对社会风气的正向引导作为自己的应尽责任，引导广大青少年树立更为理性的偶像观念，培养良好的额网络素养、积极的崇拜定位，从而建立正确的额人生观和价值观。
当粉丝经济愈演愈烈，各路利益链盘根错节，增加了整个社会的戾气，学校、家庭和社会需要共同努力，规范青少年网络言论文明，不要让偶像市场的阴谋论“绑架”了我们的未来，不要让下一代成为“粉丝经济”下的“牺牲品”。
建立污点艺人惩诫机制、严厉整顿“饭圈文化”
今年两会期间，冯远征、曹可凡、贾樟柯、赵冬苓等多位文艺界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就促进中国文艺、影视文化等健康发展建言献策。其中，污点艺人惩诫机制、规范饭圈文化等备受关注。
全国人大代表、编剧赵冬苓提出“建立污点艺人惩诫机制”的建议。她称，唐德影视因使用了两个污点艺人导致严重亏损，制片方风险不可控是影视圈一个重要问题。因此提议建立专业委员会对艺人污点行为进行评判，并进行分级惩诫。每经记者注意到，不仅仅是唐德的《巴清传》，翟天临、吴秀波、罗志祥等也都给背后作品和公司带来不可控风险。
今年3月初，备受争议的“AO3事件”让“饭圈文化”的另一面彻底暴露出来。一直以来，粉丝过度为偶像花钱、花时间投票打榜、机场接机等行为，频频引发社会关注。据媒体报道，2018年微博上的娱乐明星粉丝年度累计总人次达到167亿。面对如此庞大的文化消费群体，迫切需要积极向上的引导。此次两会期间，相关代表就“饭圈文化”也提出相关建议。
今年两会期间，曾担任电视剧《红高粱》《猎狐》编剧的著名作家、编剧，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赵冬苓提出“建立污点艺人惩诫机制”的建议。
在赵冬苓发布的文章《关于建立污点艺人使用和惩诫机制的建议案》中，她建议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责成由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制定污点艺人使用管理和惩诫制度，以更好地管理和约束艺人队伍。她提议建立专业委员会对艺人污点行为进行评判，并进行分级惩诫。
不过，对于污点艺人而言，其带来的一系列恶劣影响远不止自身。或许有些艺人在沉寂一段时间后有机会低调复出或转战幕后，但受此影响的影视剧及背后一众出品方、播出平台、广告主，乃至经纪公司等，其所承受的风险往往并没有那么简单。
赵冬苓认为，唐德影视因使用了两个污点艺人导致严重亏损，制片方风险不可控是影视圈一个重要问题。“对事先不知情而导致有污点艺人参演的作品，可以在负面新闻被曝光后有半年至一年的冷却期，然后允许其发行播出，以避免污点艺人大面积株连参演作品，致使制片方无辜受损的局面出现，使资本对影视市场的风险有合理的预期，使污点艺人带来的市场风险可控。”
众所周知，受两位主演“拖累”，总投资超5.8亿元的《巴清传》至今仍未播出。背后出品方唐德影视业绩频频受到牵连，2018年、2019年净利润为负数。2018年更是因该剧无法播出，唐德影视计提了近5亿元坏账准备，并引发唐德在资本市场上的连锁反应。
不仅仅是《巴清传》和唐德影视。据每经记者不完全统计，王学兵、吴秀波、翟天临、赵立新、罗志祥等均因自身恶劣影响，拖累背后一众影视剧和平台。
曾被出品方寄予厚望、逐力春节档的《情圣2》，因吴秀波“出轨门”，在经历改档后又在上映的前一天突然撤档，至今仍未有定档信息；《一个勺子》因主角王学兵涉嫌“吸毒”影响，影片公映时主角全程“用后脑勺演戏”；因翟天临学术造假，《老中医》去掉了其所有镜头，不可避免地对该剧造成影响；赵立新因言论惹争议，其参演的《南烟斋笔录》《人民的财产》等5部作品也多少受到影响。
今年3月初，备受争议的“AO3事件”让“饭圈文化”的不良影响彻底爆发。粉丝过度为偶像花钱、花时间投票打榜、机场接机等行为，更是频频引发社会关注。据媒体报道，2018年微博上的娱乐明星粉丝年度累计总人次达到167亿。面对如此庞大的文化消费群体，迫切需要积极向上的引导。
5月23日，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泰安市泰山文化产业中等专业学校副校长宋文新在发言中重点提到“饭圈文化”，建议国家有关部门要加大对明星经纪公司的监管力度，对饭圈文化进行严厉整顿，对经纪公司和网络群体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给予打击，要持续整顿娱乐界的风气：“你要做偶像也可以，但一定要做正面偶像，要担负起引领未成年人价值观的社会责任。”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航局副局长李健也在受访时表示，近年来机场出现了粉丝接送机、机场代拍等现象，过多的粉丝拥堵可能会影响机场的正常服务和秩序等。
自流量明星出现、粉丝经济崛起以来，为爱豆花钱刷票房、冲销量、攒人气等现象在饭圈文化愈演愈烈。“‘饭圈文化’的不健康，主要还是流量模式造成的。很多时候看似是粉们在做，其实背后是有资本、有团队在运作。”一位资深业内人士曾告诉每经记者。在他看来，不论是剧还是综艺节目还是打榜买歌，明星有多少流量，就是有多少人关注，流量和广告挂钩。
该人士进一步解释：“话题热度这些都是可以造假的，但公司自己做很累，这时候如果粉丝能够自发组织做起来，那流量就会做很好。这就是流量模式带来的危害。流量模式是互联网造假的流水线。不过随着广告收入的下降，剧集的收费模式会逐渐取代当下的流量模式。流量模式一定会在真正的充分的市场化后现原形。”
人民日报时评也曾评论称：“‘粉丝经济’的出现也是一道治理课题，作为文化娱乐产业和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粉丝经济’同样要遵守市场经济对于诚信、法治的要求。理性对待粉丝热情、引导粉丝合理消费，同时将明星效应转化为提升商业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的契机，才能更好体现‘粉丝经济’背后的流量价值。”
建议出台新文艺群体（网络作家、签约作家、自由撰稿人等）职称评审制度，将新文艺群体的职称评审，纳入到现有职称评审体系中来。如果新文艺群体有了职称，对于演员是一个保护，同时也能够限制片酬。
国际新闻在新闻媒体报道中占比和份额往往较小,且形式偏于单一。这样的视野和配置与中国的国际地位不符，与当前国际形式不符。建议增加国际新闻的报道比重，同时培养打造一批顶级国际新闻人才IP,去迎合当前新的国际舆论传播方式。
建议从国家层面建立中国电影业的纾困扶持基金，以项目的方式支持电影全行业的发展。从制作、发行到院线的多个方向给予扶持，纾解电影业的困难，提振发展的信心，也保留未来电影业发展的基础。
建议完善文物分级分类保护细则，允许对保护价值不高的历史建筑做适当的调整或重建；合理控制文物利用和开发强度；放宽文保区建筑的使用权转让限制。
数字化生活不能忽视老人需求。二三线城市和乡村普遍存在老年人无法自如使用智能手机网络购物、线上缴费，或者开展网络社交活动等现实困难，要让老年人享受数字生活、安度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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