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上刻着鲁迅手书的碑文

发布时间:2023-02-20 03:28:53   来源:文档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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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墓碑上刻着鲁迅手书的碑文作者:黄开发来源:《博览群书》2019年第09中国现代文学通史上都会讲到,在五四文学革命的感召下,上世纪20年代上半期,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了许多新文学社团。这些社团大都由年轻人创办,通过各自的努力,显示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实绩,扩大了新文学的影响。其中就有在鲁迅领导下成立的未名社。未名社成员有鲁迅、韦素园、台静农、李霁野、韦丛芜、曹靖华等六人。除了鲁迅与河南卢氏籍的曹靖华两人之外,其余四人都是我的同乡先贤,出生于皖西叶集的小商之家。叶集过去属于霍邱县,20世纪90年代后期,与霍邱县分离,成为六安市下辖的县级改革发展试验区。201510月,叶集成为六安市辖区。家乡的人把未名社的四个叶集人士称为未名四杰,引以为豪。叶集在明弘治至万历年间开埠,我查过《叶集镇志》和《霍邱镇志》,在未名四杰之前,叶集没有出过文人。如今,未名四杰成了叶集的一张文化名片,叶集现有未名广场、未名路、未名湖、未名湖畔小区、未名讲堂、未名宫娱乐会所、未名青年志愿服务队等。台静农的后人建立了台静农纪念馆。前几年还办有《未名文艺》,围绕这个杂志,出现了一群乡土作家,颇有一些名气。在六安市的皖西博物馆,辟有专题介绍未名四杰的区域。然而,我在1982年上安徽师范大学之前,从未听人提到过四个乡贤的名字。读大学中文系之后,才从现代文学老师蔡传桂、严恩图两位先生那里听到李霁野和台静农的大名。那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组织编写大型的现代文学资料丛书,他们分别承担了未名社成员李霁野和台静农的部分。又在鲁迅《且介亭杂文》里读到《韦素园墓记》和《忆韦素园君》,韦素园的名字便深印在了脑海里。后来读研究生,曾作为课程作业写过一篇关于台静农小说集《地之子》的论文,但写得不好,没有保留下来。未名社的几个年轻人因为一度与一个文学巨人站在了一起,受到了他的关心爱护和指导,加上自己脚踏实地的努力,在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自己的足印。在193681日韦素园去世四周年之际,李霁野写了悼念亡友的长文《忆素园》,回忆他们与鲁迅的一次会面:一九二五年夏季的一天晚上,素园,静农和我在鲁迅先生那里谈天,他说起日本的丸善书店,起始规模很小,全是几个大学生慢慢经营起来的。以后又谈起我们译稿的出版困难。慢慢我们觉得自己来尝试着出版一点期刊和书籍,也不是十分困难的事情,于是就开始计划起来了。我们当晚也就决定了先筹起能出四次半月刊和一本书籍的资本,估计约六百元。我们三人和丛芜、靖华,决定各筹五十,其余的由他负责任。我们只说定了卖前书,印后书稿,这样继续下去,既没有什么章程,也没有什么名目,只在以后对外得有名,这才以已出的叢书来名了社。我说道一年不过只能出书五六本,鲁迅先生笑着说,十年之后岂不也就很可观了吗?二天,就给台林逸先生写信借钱。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这次夏夜的长谈催生了一个重要的新文学社团——未名社。四个同乡青年向在山西做官的乡贤台林逸借款200元,人在外地的曹靖华也闻讯加入,寄来50元,其余的由鲁迅筹措。资金到位后,9月即出版了第一本书——鲁迅译日本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村的学术随笔集《出了象牙之塔》。此书的出版,标志着未名社的诞生。此时,韦素园23岁,从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短期学习归国后,继续在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学习俄文;台静农22岁,在北京大学国文系旁听;李霁野21岁,韦素园胞弟韦丛芜20岁,两人刚从北京教会学校崇实中学毕业;曹靖华28岁,在开封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工作。未名社最初的地址,是在北京大学一院对过沙滩新开路5号韦素园居住的一间陋室。鲁迅在《忆韦素园君》中称之为破寨,而疾病缠身的韦素园成了守寨人,主持日常事务。未名社在存续的六七年间,出版了两套丛书:一是专收翻译的未名丛刊,其中有鲁迅翻译的《出了象牙之塔》《小约翰》,韦素园译《外套》《黄花集》,曹靖华译《蠢货》《白茶》《烟袋》《第四十一》,韦丛芜译《穷人》《罪与罚》《格里佛游记》,李霁野译《文学与革命》《不幸的一群》等;另一套是专收创作的未名新集,其中有鲁迅的《朝花夕拾》,韦丛芜的《君山》《冰块》,台静农的《地之子》《建塔者》,李霁野的《影》。还单独印行了鲁迅的杂文集《坟》、台静农编资料集《关于鲁迅及其著作》。在《忆韦素园君》中,鲁迅有一段著名的评语:未名社现在是几乎消灭了,那存在期,也并不长久。然而自素园经营以来,绍介了果戈理N.Gogol),陀思妥也夫斯基(F.Dostoevsky),安特列夫L.Andreev),绍介了望·蔼覃F.VanEeden),绍介了爱伦堡(I.Ehenburg)的《烟袋》和拉夫列涅夫(B.Lavrenev)的《四十一》。还印行了《未名新集》,其中有丛芜的《君山》,静农的《地之子》和《建塔者》,我的《朝花夕拾》,在那时候,也都还算是相当可看的作品。……未名社的译作,在文苑里却至今没有枯死的。上世纪30年代中期,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推出十卷本《中国新文学大系》,集中反映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成就。其中,鲁迅在他所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中收入了台静农四篇和李霁野两篇,台静农与鲁迅、陈炜谟的小说入选数并列第一。韦素园的著译并不多,生前结集出版的有:《外套》(果戈理中篇小说,1926),《最后的光芒》(俄国契诃夫等小说集,1928),《黄花集》(俄国与北欧散文、诗歌集,1929)。1985年,安徽文艺出版社梓行韦顺编《韦素园选集》,列为现代皖籍作家丛书之一,收入散文、书信、诗歌和译作等。疾病缠身限制了他的文学成就。然而,他是未名社的中心人物,他的精神始终鼓励着其他几个成员。鲁迅在《曹靖华译〈苏联作家七人集〉序》中,称赞未名社是一个实地劳作,不尚叫嚣的小团体。这种脚踏实地的精神在韦素园的身上得到了集中的体现。他不仅是在较长一段时间里主持未名社日常事务的守寨人,而且是这个社团精神上的守寨人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未名社李霁野说,他失去了哥哥,理想与现实发生尖锐的矛盾,使他成为鲁迅所说缺乏笑影的人。不过他并没有失去他的信心和勇气,他还鼓励我们,指导我们,是我们生活的南针,也是我们生活的柱石。直到死时,他都还是如此。李霁野译毕安特莱夫《往星中》《黑假面人》,韦素园在酷暑中挥汗如雨,根据原文本一字不苟地校对译稿,毫不厌倦。他同样帮助韦丛芜从俄文原本校改陀思妥耶夫斯基《穷人》的译稿。李霁野指出:素园对于什么事都愿不声不响的埋头苦干若是未名社有一种精神的话,素园的这种不声不响的态度可以代表罢。(《忆素园》)鲁迅在《忆韦素园君》中评价道:是的,但素园却并非天才,也非豪杰,当然更不是高楼的尖顶,或名园的美花,然而他是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国第一要他多。他不入于观赏者的眼中,只有建筑者和栽植者,决不会将他置之度外。话同样亦可视为对未名社的评价。1926年底,韦素园肺病复发,韦丛芜、台静农、李霁野等先将他送到法国医院与协和医院治疗,1927年春又送往西山福寿岭疗养院。韦素园从此长期卧床。他在病中坚持工作,选译了契诃夫、梭罗古勃、高尔基等人的短篇小说,1928年结集为《最后的光芒》,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28125日,韦素园翻译完卢那察尔斯基的《论托尔斯泰的死和少年欧罗巴》。这是一篇内容艰深的论文,译后寄呈鲁迅。鲁迅很感动,然而知道,这毅力、执着的精神固然可嘉,但也会严重损害健康。他在1929322日给韦素园的回信中劝说:那纪念册不知道见了没有,我想,看看不妨,译是不可的。即如你所译的卢氏《论托尔斯泰》那篇。是译起来很费力的硬性文字——这篇我也曾从日文重译,给《春潮》月刊,但至今未印出——我想你要首先使身体好起来,倘若技痒,要写字了,至多也只好译译《黄花集》上所载那样的短文。鲁迅担心韦素园过于呕心沥血,于身体有害。韦素园之所以如此执着,是因为这种认真苦干的精神源自他的思想信念。从其写于自己生命晚期的两篇文字,可见其生命的苦况,更可见他的思想信念。一篇是192712月致台静农、李霁野的信,另一篇是散文《痕六篇》。1927年底,未名社决定把《莽原》停刊,改办《未名》半月刊。杂志的新生激发了韦素园内心中蕴藏已久的理想与热情。192712月,他给台静农、李霁野写信,表达了他的志向、情怀和希望。他谈到了自己精神上的几个支柱。一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他说在法国医院卧病的时候,常常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那第一个突然印在我脑子里的,是陀思妥也夫斯基的苦脸;但这只是苦脸,并不颓丧,而且还满露着坚毅慈爱的神情,我直到此刻,尚未忘却。他还曾托李霁野转请俄国里丁·尼古拉耶夫娜为他雕塑一个陀氏的铜像,并获得了同意。鲁迅在《两地书·一三二》中提到,1929年他到疗养院探望韦素园时,看到他的病室壁上挂着一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画像。1932625日韦素园在致李霁野信中说到陀氏:艺术之呵,我若不病,决毕生研究他。可以说,陀氏是支撑他与命运抗争的精神偶像。二是以鲁迅为代表的抗击旧时代的斗士。他写道:我在病中看见几位前辈先生在过去十年中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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