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忧患意识的名言警句篇

关于忧患意识的名言警句篇

　　1、豪华尽出成功后，逸乐安知与祸双 ——王安石

　　2、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 ——《易经》

　　3、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论语》

　　4、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 ——欧阳修

　　5、居安思危,戒奢以俭 ——魏征《谏太宗十思疏》

　　6、安不忘危,盛必虑衰。——《汉书》

　　7、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诗经》

　　8、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北宋文学家张载

　　9、忧患激发天才。——霍勒斯

　　10、患难困苦，是磨炼人格之最高学校。——梁启超

　　11、凡祸患,以安乐生,以忧勤免;以奢肆生,以谨约免;以觖望生,以知足免;以多事生,以慎动免。——明 吕坤《呻吟语》

　　12、草木不经霜雪,则生意不固;人不经忧患,则德惠不成。

　　13、居逆境中，周身皆针砭药石，砥节砺行而不觉；处顺境中，眼前尽兵刃戈矛，销膏靡骨而不知。 ——《菜根谈》

　　14、是故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孟子 离娄下》 　标签：格言 励志名言-名人名言

中国人的忧患意识

　　摘 要：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心态中，忧患意识占据了主要的地位，在我们现实的生活中处处可见忧患意识的影子。本文将立足于"昨天、今天、明天"，解读中国人的忧患意识。

　　关键字：忧患 历史 未来

　　一.忧患意识的"昨天"

　　文化心态是一个具有整体性特征的完整的表现形式。尽管我们将文化心态剖析为一系列的元素，但是其产生和发展都是包围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忧患"一词产生于先秦时期，战国中期以前，"忧""患"是单独使用的，中期之后二字连用，最早见于《易经》和《孟子》。徐复观先生认为"忧患意识"产生的时间早于"忧患"一词产生的时间，认为中国古代的忧患意识发端于殷末周初。在中国，"以礼入法，礼法结合"而礼的很重要一部分即为道德。牟宗三先生曾说过："中国哲学之重道德性是根源于忧患的意识。中国人的忧患意识特别强烈，由此种忧患意识可以产生道德意识。"

　　佛说万事皆有因，忧患意识在中华民族文化心态中根深蒂固，那么忧患意识是如何产生的呢？

　　从经济上来看，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自然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百姓靠天吃饭，在古代变幻莫测的各种自然天气面前，没有发达的科技水平，百姓只能万事提前准备，做到留有余地、有备无患，方可保一年的好收成，保证全家温饱。就像《舌尖的中国》一样，渔夫们把网孔拉大，只打捞大鱼，将小鱼有意放生，以保证明年的好收成。从制度上来看，中国长期处于封建制国家中，宗法制、分封制、嫡长子继承制等一系列制度维系起以血缘为纽带的政治统治秩序，家国天下的政治格局使大多数人不满，忧患随之而来。从阶级层面来看，孔子作为"士"阶层的创始人和代表，身处逆境，际遇不顺，深处礼崩乐坏的大变动时代，虽四处奔走，却没有得到国君的信任，但却成为了杰出的政治家。如孔子般怀才不遇的"士"阶层萌发了精神上的跃动，蕴蓄着一种坚强的、奋发的精神。从哲学方面来看，《周易》强调"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强调事情无论再顺利也会有起伏，也会有坎坷。"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周易》豫卦中雷地豫着重强调很多事情就像箭在弦上，在发射之前，一切皆如往常，但是一旦发射就会有突如其来危险，这样的危险早已出现，只是没有察觉。从现实来看，古人相信轮回转世说，相信"人有悲和离合，约有阴晴月缺"，在名著《红楼梦》也呈现了"登高必跌重"的人间常态，那么"忧患意识"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深入中国人的骨髓中，融入在了生活的点滴。

　　二.以"今天"的视角看中国文人的忧患意识

　　古往今来，中国文人的忧患意识都是在儒家文化的浸染中得以培养，"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由此看来，修身、齐家、治国是在中国文人心目中的三个主要层面的事情。中国的"文人们"或者是"士人们"到底在忧什么？

　　首先，忧国。文人的忧国情怀缘于儒家积极的入世观，学而优则仕，儒家提倡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个人奋斗的目的是为了国家的安定和兴盛。范仲淹高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从小刻苦读书的范仲淹发出以天下苍生为重的人生抱负，以家国天下为自己人生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诗经》中说"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国破家亡，土地沦陷，我心忧的是国，求的是安。唐朝诗史杜甫作了三吏三别，"木昏沉告别，无奈太匆忙！"刚刚结发的夫妻不能在家体验新婚的幸福美满，却要匆忙从军远征，即便不是文人士大夫，却也有着济世救国的情怀。"无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刚刚迈出闺阁大门的新娘也能为国忧患，以国家为重，愿在家乡与君相望！在国家危亡时刻，接受了忧患意识的小女子也能心怀天下，以国家为重。那么像杜甫这样的文人大夫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心声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次，忧民。李绅在寻访故友时，登上观稼台，看到烈日下的农夫随即吟道"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民为邦本，如果说忧国是文人士大夫的情怀的话，那么忧民则是理所应当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孟子对梁惠王说，"杀人以梃与刃，有以异乎？"儒家的仁政思想再次体现在忧患意识上，"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主张"孝悌忠信"，做到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一起抓，才能实现"仁者无敌"。

　　再次，忧自己。许多文人在忧患的同时，常常伴随着一种自愧的心态。在现实的黑暗面前，他们责备自己不能济世安民，由此发出愧对国家、愧对百姓的肺腑诗句"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当学有所成，想要报效祖国的时候，无奈已是白发苍苍了，李白只能感叹"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人生苦短，知音难觅，寻得一知音，成就高山流水的永恒佳话是每个人渴求的，可事事难料，最后也只能想女词人朱淑贞一样"独行独坐，独倡独酬还独卧"。那么对于女性来说有《长命女》里"再拜陈三愿，一愿郎君千岁，二愿妾身常建，三愿如同梁上燕，岁岁常相见"的幻想和祝愿是多么的美好呀！忧自己，忧的是生，忧的是仕，忧的是孤独。

　　三.我们怀着忧患意识展望明天

　　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感是忧患意识产生的内在动力。忧患意识不仅仅是一种居安思危的预见感，更是一种责任感。《易传》说过："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

生活在新时代的我们，首先应该有高度清醒的危机意识。"忧患意识"可以有很多的引申义，在21世纪的今天，机遇与挑战并存，事物总是在曲折中发展进步，历史发展的进程中随时有机遇，但也随时存在危机。特别是在表面光明的时候，更应意识到潜在的危机。其次，还应有责任意识。周恩来在读书时就有"为国家兴亡而读书"的志气，意识到众人在建，才能够树立"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承担意识。虽"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温家宝也曾在答记者问中说他们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黎明，威望实际绝学，为万盛开太平。"再次，我们需拥有理性的超前意识。古人云，凡是预则立，不预则废。未雨绸缪，早作准备，抢的先机，或许就拿到了成功大门的钥匙。另外，还应当保持思维开阔，学习新知识，积蓄新能量。"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与时俱进，永葆学习和奋进的活力。

深广厚重的忧患意识

摘 要：忧患意识作为儒家思想体系中极具代表性的文论观在中国文论史上占有着举足轻重的位置。作为中国传统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促进了民族精神的形成，同时也是民族精神的重要特征。儒家思想对忧患意识的形成和强化起到了积极作用，并对后世的文学、诗学等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在中国文论史上，忧患意识这一文论观横贯古今，占有着举足轻重的位置。可以说，作为中国传统思想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忧患意识促进了民族精神的形成与发展，并且也是民族精神的重要特质。同时，作为儒家思想体系之一的忧患意识在很多方面都深刻地影响着后世文人。中国历史上，每逢民族到了艰险危难的关键时刻，忧患意识就会成为一股战胜困难的强大动力而彰显出来。忧患思想虽然并不是由先秦儒家所明确提出的作为一种思想观点明确提出的，但是儒家的文论观对于其形成发展以及强化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并且对后世的文学、诗学等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一、忧患意识的内涵

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儒家特别提倡忧患意识。忧患，在《辞海》中有两层意思：一是指患难。二是指忧虑。儒家的忧患意识，作为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和文化特征就包含了这两方面的意思。“儒家对忧患意识的建构，实际上是把远古初民那种在自然灾害面前的恐惧感及对神祗的敬畏与服从心理，转化成一种自觉的和有意识的努力，即通过忧患的体验与思索，展现人自身的本质力量和人自身社会组织结构的力量。”1

这种忧患意识的内涵具体可以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第一，恐惧情感。如《诗经》中：“战战兢兢，如履深渊，如履薄冰”这句就表达了诗人的战战兢兢、心怀恐惧、忧虑国事的深沉心情。第二，危机感。《论语》中有云： “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说的是：品德不培养，学问不研究，听到了正义的道理，却不能马上实行，身上的缺点也不能改正，这些都是我所忧虑的。这种危机感促使诗人、学者尽其所能的进行研修学习增强自身修养。第三、防范意识和预见意识。“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左传》） 生活安宁时要考虑危险的到来，要懂得未雨绸缪，考虑到了这一点就要为可预料到的危险做准备，事先有了准备，等到事发时就不会造成悲剧了。第四，使命感与进取精神。明清之际的著名思想家顾炎武荡气回肠的一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和有清一代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都体现了一种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的积极地使命感。第五，一肩担尽天下忧的胸怀。这与国家民族的使命感责任感是相通的。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将天下苍生之优乐置于自身之上，正是体现了这种以天下忧乐为己忧乐的博大胸怀。

二、忧患意识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古代士人的忧患意识，主要通过其作品表现在对民生之关切，对国事之忧思以及自己个人抱负无法实现之苦闷三个方面。这种忧患意识源自于儒家心忧天下、民惟邦本等思想。在儒家文化的长期整合和影响下，忧患意识在历代文人士人中凝聚了巨大的动力。每逢其在“立德立功”的道路上受挫之时，便自觉地通过“立言”的方式，表达了对社会的反思和对人生的追问，从而实现了他们所追求的人生价值与精神境界。

1、忧患没而无闻，以“立言”求得永恒促进了文学事业的发展

在儒家所录经典中，对于忧患感的表现随处可见。如《诗经》中便充满了忧危之词：“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等等。孔子则首次指出了忧患感在人生道路上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儒家思想中这种以天下为忧的精神，对后世文人的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称得上其忧患意识的重要的文化渊源。这种积极的正能量精神鼓励文人们珍惜寸阴，争取在有限的生命中创造出无限的成就以传后世从而功成名就。《左传》中将其归纳为“立德，立功，立言”，即“三不朽”之说，告诫人们，凭这“三不朽”的途径，可使人的精神超越肉体，获得永存。尤其是当文人志士苦于“立德、立功”之难以实现时，“立言”便成了其流芳后世的唯一途径。如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中云“仆诚以著此书，藏诸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现，虽万被戮，岂有悔哉！”这段话正是体现了文人担心自己没而无闻，以著书立言来求得思想精神之永恒，“立言”的思想也就促进了文学事业的发展繁荣。

2、将文学视为干预现实、直面人生的工具，促进了现实主义、爱国主义文学的繁荣

儒家思想中的忧患意识使得文学家以“立言”来追求其思想的永恒，“立言”应该是直面人生、心存百姓之忧乐的情感表达的。“对人民抱有深厚的感情，并由之而导致对人民的命运怀有深刻的责任感，这正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性格特征，而杜甫对此是心领神会并躬身实行的。”2唐代诗人杜甫就有着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和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在其心目中群体的利益是远远胜过于自身的。他处处将天下之安危与人民的哀乐视为己任，即使在潦倒困苦时也不忘初衷。杜甫的忧患意识带着深厚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是一种意蕴深厚而富有理智的精神状态。

杜甫不具有文韬武略的将相才能，但他却是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都反映在其爱国主义的诗篇之中，在回河南途中所写的《三吏》、《三别》，就是反映那血雨腥风时代的好作品。忧患意识使他推己及人，能因自己之苦而推及到他人。《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是大家所熟悉的，只要有“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广厦千万间”出现，自己在茅屋中冻死也满足了，这是多么伟大的思想情怀。杜甫的爱国主义及经世致用精神就是传统的中国士大夫忧患意识在他身上的反映。这种忧患意识也是中华民族居安思危和自强不息动力的精神所在。是经过锤炼的历时久远的伟大的民族凝聚力产生的基础。

三、忧患意识对中国诗学创作论的影响 　　――从“诗可以怨”到“诗穷而后工”

儒家传统的忧患意识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的加深内涵，其对文学中诗学的影响也是举足轻重的，古代文论家所提出的“诗可以怨”“发愤著书”“诗穷而后工”等文论观点很充分地体现了忧患意识对诗学所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1、《诗》对“诗可以怨”的不自觉认识

“怨”是针对文学作品的干预现实、批评社会而言的。《诗经》所体现出来的虽然还不是很理性很系统的对于这一社会功能的认识，但是已经多多少少不自觉的有所体现了。如“君子作歌，维以告哀” “维是褊心，是以为刺。”这些都是对社会不合理现象的牢骚和不满的体现。

2、对“诗可以怨”的理性认识和总结

孔子从“诗教”的观点出发，对文学作品的社会作用给了极高的评价。《论语・阳货》篇记载道：“子曰：小子何莫夫诗？时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这个“兴观群怨”说对后来的诗学理论就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这便是其儒家深广厚重的忧患意识所带来的诗学理论。孔子把“诗可以怨”引入了诗歌理论批评，成为儒家诗教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并常将其用来指导诗歌创作。古代许多进步诗人文学家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这个理论，用来指导自己的诗歌创作，这也就形成了中国诗歌中的“怨”――即干预社会生活，批评黑暗政治的现实主义传统。

杜甫的“三吏三别”实属怨刺诗中的典范，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时国破家亡、民不聊生的景象。南宋陆游在其诗歌中所体现的精神和“发愤著书”相似，“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等诗句便体现出他忧国忧民的诗人情怀。此外，像陶渊明、龚自珍、魏源、黄遵宪等，都在自己的诗歌作品里描写社会现实生活，批评不良政治，主张社会改革。

3、作为创作动力源的“发愤著书”说

早在屈原的《九章・惜诵》中，就有“发愤以抒情”的诗句。这一思想经由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予以发扬，后人总结为“发愤著书”四字。这“发愤著书”说便是在评论屈原及其作品基础上的扩展，后来经过刘勰、韩愈、李白、杜甫、欧阳修、李贽等人的补充，“发愤著书”这一理论变得更加全面、成熟。

　司马迁认为发愤的心情和处境是创作得以实现的动力和原因，主要在于很多创作是发愤者的一种替代性行为。“昔西伯拘�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孙子膑脚，而论兵法；《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以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由此可见，所谓“发愤著书”，在司马迁看来，主要是为了达意通道。“一是作者的崇高志向与抱负不能施之于事业，借‘述往事，思来者’的著作作为寄托。二是作者的志向就是要总结历史和经验，写“成一家之言”的著作。”3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表现出了十分强烈的批判精神与战斗精神，主张作家在逆境中也应奋起而不应消沉，这是中国古代具有民主精神的进步文学传统的突出表现。

古代“发愤著书”者，大多是精神生命的强者。“他们怀着美好进步的社会理想，有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和正义感，却又往往不为社会现实所容，但他们人格高尚，意志坚定，不为丑恶势力所屈服，保持生命精神、道德人格的高度尊严……他们的愤情蕴含着十分深广的社会进步性和正义性。”4所以，当这些时代的号角者身处忧患之境时，以忧愤之情作为创作动力，所创作出的作品也必然具有积极的内容和不可磨灭的生命力。

韩愈所说的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 也正是这种情绪和内心思想的体现。“不平则鸣”的思想是古代文论中的一个极有民主精神的重要命题，它是对诗“可以怨”以及“发愤著书”的命题的继承与发扬。因自己所居困厄，才会有所阐发，这种意欲阐发的创作动力正是来自“发愤”、“不平”。韩愈的“不平则鸣”思想不仅是对孔子诗“可以怨”和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继承和发挥，而且对后来许多文学理论批评家产生了很大影响，它们一脉相承，以“忧患意识”为其内在主题，成为中国古代文论的重要文学思想传统。

4、诗穷而后工

欧阳修：“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欧阳修对司马迁的“发愤著书”、韩愈的“不平则鸣”的思想进行了发展，提出了诗“穷而后工”的重要见解。“穷”，主要指政治上穷达之“穷”，指有理想抱负的文人，在政治上不得志，于是他们隐退于田园山水，与世无争，借诗文来表达自己的济世安民之志，抒发对黑暗现实的不满，以及种种忧思、苦闷、压抑、感慨之情。这些与世隔绝的文人正因“只缘不在庐山中”，反而认识的更为清醒更为透彻。与此同时，他们也更有充裕的时间去沉浸于艺术之中，更能深入地去钻研艺术表现方法，创造出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形式。

5、为赋新词强说愁

从“诗可以怨”直到“诗穷而后工”。诗歌创作的情感动机和其可刺可怨的社会功用意识逐渐被强化，至后来就有了诗人为愁而说愁的风气。范成大的诗句“诗人多事惹闲情，闭门自造愁如许” 尤其是辛弃疾的“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都对这一情况有所体现。

总而言之，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灵魂，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精神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显著标志之一。“忧世之音、家国之思表达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关心民瘼、忧民之忧表达了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怀才不遇、忧生之嗟充满了岁月不居的无奈和功名未就的忧患。”5这种源自儒家心忧天下，民惟邦本思想的忧患意识，在儒家思想的长期整合下，忧患意识在中国历代文人的心中凝聚了巨大的内驱力。当他们在“立德立功”的道路上失败受挫之时，就通过“立言”的方式，表达出自己对人生的反思，对宇宙之思考，从而实现其所追求的人生价值与精神境界。

儒者的“忧患意识

“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相对于佛道有一特点，即它的“入世”精神。基于此“入世”精神而抱有较为强烈的忧患意识。自孔子以来，儒家学者多对社会政治抱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忧患意识。儒家的这种“忧患意识”也许可以说是儒家不同于现代知识分子的一种对社会政治的中国士大夫特有的批判精神。它是由于儒家始终抱有的对天下国家一种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而产生的。

孔子和孟子的“忧患意识”

孔子生活在“天下无道”的春秋时代，《说苑・建本篇》说：“公扈子曰：春秋，国之鉴也。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孔子对此“礼坏乐崩”的局面有着深刻的“忧患意识”，我们读《论语》，有多处讲到“忧”，其中“君子忧道不忧贫”可说是代表着孔子的精神。“道”是什么？就是孔子行“仁道”的理想社会，其他富贵贫贱等等对孔子是无所谓的。

《论语・阳货》中有一段表现孔子“忧国忧民”的抱负：“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悦，曰：‘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孔子认为，假若有人用他治世，他�使周文王、武王之道在东方复兴。可见，孔子所考虑的问题是使“天下无道”的社会变成“天下有道”的社会。在《礼记・檀弓下》有一则孔子说“苛政猛于虎”的故事，这深刻地表现着他“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体现了孔子“仁民”的人道精神。同时也表现了他对“苛政”的批判意识。孟子有句常为人们所称道的“名言”：“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这种“忧患意识”正是因为他要“以天下为己任”，而批判那些“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的诸侯君王。

我们读《孟子》也许能十分深切地感到中国士大夫要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才能真正地立于天地之间而无愧。我认为，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儒者特有的批判精神。有这种精神，就可以抵制和批判一切邪恶，甚至可以“大义灭亲”“弑父弑君”。周公不是为了国家百姓杀了他的亲兄弟吗？管仲不是初助公子纠，后又相桓公，孔子还说他“如其仁，如其仁”吗？当齐宣王问孟子：“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回答说：那些残害“仁义”的君王之被杀只是杀了个“独夫”吧！

儒者有“居安思危”情怀，为天下忧

在中国古代的传统社会中，君王对社会政治无疑起着极大的作用，因此臣下能对君王有所规劝是非常重要的。《郭店楚简・鲁穆公问子思》一条：

鲁穆公问于子思曰：“何如而可谓忠臣？”子思曰：“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公不悦，揖而退之。成孙弋见，公曰：“向者吾问忠臣于子思，子思曰：‘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寡人惑焉，而未之得也。”成孙弋曰：“噫，善哉言乎！夫为其君之故杀其身者，效禄爵者也。恒称其君之恶者，远禄爵者也。为义而远禄爵，非子思，吾恶闻之矣。”

这段故事说明，子思认为能经常批评君王的臣子才是“忠臣”，成孙弋为此解释说：只有像子思这样的士君子敢于对君王提出批评意见，这正因为他们是不追求利禄和爵位的。

儒家的“忧患意识”虽说对“皇权”专制有一定的批判作用，但它毕竟不同于现代社会中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这是因为现代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是建立在“人人平等”的基础之上的，不仅仅是对某个人的批判，而必须是根据理性对某种体制的缺陷的批判。面对今日中国之社会风气败坏、信仰缺失之现实，必须把儒家原有的具有一定程度批判精神的“忧患意识”加以提升并深化，而不能与非真理或半真理妥协，因此它应当是得到“自由”和“民主”保障的有独立精神的批判。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之中，儒家基于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忧患意识”在我们给以新的诠释的情况下，�使我民族能够不断地反省，努力地进取，并使儒学得以日日新，又日新，中华民族得以长盛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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