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宋代诗歌的发展

宋代文学 宋代诗歌的发展、演变与特点1

一.北宋诗的发展

宋末的方回说：“宋铲五代旧习，诗有白体、昆体、晚唐体。”（《桐江续集》卷32《送罗寿可诗序》）说宋初诗坛已经铲除“五代旧习”，稍嫌夸张，但把宋初诗风归为三体，则颇为准确。

“白体”是指效法白居易作诗的一批诗人，代表作家有徐铉、李昉、王禹偁等人。宋初优待文臣，且提倡诗赋，所以当时的馆阁之臣酬唱成风，编成了许多酬唱诗集。他们的诗歌主要模仿白居易、元稹等人互相唱和的近体诗，内容多写流连光景的闲适生活，风格浅切清雅。其中，王禹偁的诗歌继承和发扬了杜甫和白居易诗歌的写实传统，写了许多反映社会现实、充满忧国忧民情怀的诗篇。诗歌平易流畅，简雅古淡，有的长篇诗歌，叙写自己的遭遇和怀抱，畅所欲言，挥洒自如，开宋诗散文化、议论化之先声。清代吴之振《宋诗钞》称其诗“独开有宋风气”，可见他在宋诗发展中的地位。

“昆体”是以《西昆酬唱集》而得名的，是宋初诗坛声势最盛的一派。宋代馆阁之臣酬唱的风气到真宗朝达到极盛，以杨亿、刘筠、钱惟演为代表的一批馆阁诗人，大量地写作辞采华丽、属对精工的诗篇，彼此唱和应酬，使得这种风气流行起来。作品题材较狭窄，内容较单薄，有的咏帝王故事，有的咏宫廷生活，更多的是如《梨》、《柳絮》一类咏物诗。西昆体诗人最推崇李商隐，兼重唐彦谦，诗歌词藻华美，对仗工稳，音韵和谐，在宋初诗坛弥漫着白体和晚唐体崇尚白描、少用典故的诗风背景下，西昆体的出现无疑令人耳目一新，它初步反映出北宋统一帝国的堂皇气象，因而“后进学者争效之，风雅一变，谓之昆体。由是唐贤诸诗集几废而不行。”（欧阳修《六一诗话》）但西昆体对晚唐至北宋开国初的诗风是有一定冲击力的，元人方回认为“西昆一变，亦足以革当时风花雪月、小巧呻吟之病。”（《瀛奎律髓》），这是很有见地的公允之论。

西昆体的致命不足在于两个方面，一是诗歌题材范围狭窄，缺乏时代气息；二是诗歌艺术立足于模仿，缺乏自立精神。另外，西昆体实际上带有浓厚的贵族趣味，也和宋代社会的特点不合，西昆体具有明显的娱乐倾向，也和道统文学观日趋强化相抵触。这些也是它遭到批判、最后衰歇的根本原因。

“晚唐体”诗人是指宋初模仿唐代贾岛、姚合诗风的一群诗人。其中最主要的作家是林逋、魏野、寇准、潘阆与所谓“九僧”，这些诗人除寇准是高官外，大多是隐逸山林的处士和僧人，他们偏重以苦吟的写作方法，在狭小的格局中描绘清新小巧的自然景象，表达或是失意惆怅，或是闲适旷达的士大夫情趣，描绘清邃幽静的山林景色和枯寂淡泊的隐逸生活。只有林逋、寇准等人的诗歌一方面模仿贾岛的字斟句酌，另一方面也颇有白体诗平易流畅的倾向，而诗歌所表现的生活内容也比“九僧”诗稍为充实一些。“晚唐体”诗人对后代诗歌在语言上喜欢翻新出奇倾向的出现，有一定影响。但总的来说，“晚唐体”诗歌意象单调，形式呆板，所表现的情感不出乎闲适、旷逸、愁闷、惆怅之类，色彩比较单一。

二．北宋中期诗歌的全面繁荣

北宋中期的文学变革，是在宋代文学总体上处于衰退的情况下产生的。它一方面顺应着思想控制强化的时代要求，另一方面也在寻求文学新的立足点和艺术风格。在这里起着中枢作用的是欧阳修。欧阳修的诗对宋诗风格的形成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

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进行了革新。欧阳修作诗，力矫西昆体的不良诗风，提出“诗穷而后工”的诗歌理论，要求诗歌反映现实社会生活。他本人不少的诗文创作，都是涉及具体的社会问题、有感而发的，还有不少诗表现个人的生活经历或抒发个人情怀，这些诗多含有很深的人生感慨，所以与西昆体同类诗歌有着本质的区别。

欧阳修诗歌受韩愈影响较大，主要体现为以散文手法和以议论入诗。欧诗的散文化，首先表现在以古文章法写诗，讲究转折顿挫，虚实正反；其次是句子结构的散文化；欧阳修古诗几乎通首散行，长短句杂出，骈偶对仗者甚少，句子结构与散文无异；再次是诗中直接运用散文常用的语气助词或在句子中用介词及结构助词等。欧诗之散文化，以其新异的面貌起到了打破诗歌常规体制的作用，但从艺术性来说，那些极度散文化的古体长诗，确实找不到多少诗趣。欧诗的散文化，与韩愈一脉相传。然而韩诗好为古奥，欧诗务趋平易，一些以近体为主的短篇之作，常以浅近自然的语言写境抒情，但琢磨很细，意脉完足，有一种亲切流畅的风格。

梅尧臣是专力作诗的文人，存诗2800多首。梅尧臣虽沉沦下潦，却非常关心时政，每逢朝中有重大的政治事件发生，他总爱在诗中予以反映。这些诗或以寓言的形式抨击邪恶势力，或干脆直书其事。他积极地用诗歌反映民生疾苦，对他担任地方官时目睹的贫民惨状作了尖锐揭露，感情愤激，继承了杜甫、白居易传统。梅尧臣诗更值得注意的是对日常生活琐事的描写，体现了宋代诗人的开拓精神。他常常从日常生活琐事中取材，并把日常生活中的琐事写得饶有兴味。与题材内容趋于平凡化相应的是，梅诗在艺术风格上以追求

“平淡”为终极目标，追求一种炉火纯青的艺术境界，一种超越雕润绮丽的老成风格。梅诗的题材走向和风格倾向都具有得宋诗风气之先的意义，后人评之曰：“去浮靡之习,超然于昆体极弊之际;存古淡之道,卓然于诸大家未起之先”(元人龚啸《跋前二诗》，见《四部丛刊》本《宛陵先生集》附录)正是着眼于此。从欧阳修到王安石、苏轼都对梅尧臣诗歌赞叹不已，这也正是宋人对这位一代诗风开创者的公正评价。

与欧阳修、梅尧臣共同革新诗风的重要诗人还有苏舜钦。苏舜钦性格豪迈，诗风也豪放雄肆。他早年慷慨有大志，自视甚高，却总是受到排挤甚至遭到诬陷，所以既感到自己无法为社会尽到应有的责任，又感到个人失意的苦闷。这两种情绪纠结在一起，使彼此都强化了。他喜以诗歌痛快淋漓地反映时政，抒发强烈的政治感慨，表达对黑暗腐朽势力的蔑视。《宋史》本传说他：“时发愤懑于歌诗,其体豪放,往往惊人。”苏舜钦还写了不少的写景诗，这些诗同样显示了诗人开阔的胸怀和豪迈的性格，他喜欢写雄奇阔大之景，赞美自然界的壮伟力量。苏舜钦在诗歌的语言艺术方面，力图用新意象、新句法来打破圆熟陈旧的诗歌格局。他的诗中常可以看到散文化的句子，生僻艰涩的语汇，怪异奇丽的意象。他的诗最明显的弱点，就在于有时只顾感情的宣泄，而忽略了感情表达方式与语言内在张力的推敲，以致显得粗糙乃至气格不完。宋诗畅尽而伤直露的特点，在苏诗中已见端倪。

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等人的诗歌创作在艺术上还不够成熟，然而他们为革新宋初诗风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为宋诗的继续发展开辟了道路。稍后的大诗人王安石、苏轼等人正是沿着他们的道路继续前进的。

王安石是以政治家自许的，从青年时代起就有高度的政治热情，以太平宰相自居，后又以顽强的态度投入政治斗争，其理想决不是要做一个“文人”。在他三十岁会见欧阳修时，欧阳修在赠诗中非常客气地将他比作李白、韩愈这样的顶级大文学家，他在酬答诗中却说:“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苕溪渔隐丛话》引《漫叟诗话》)在他看来，韩愈还是文人气太重。他的文学观点以重道崇经为指导思想，他写诗与作文一样，有重视实际功用的倾向。但是他也把诗歌看作是抒情述志的工具，偏重于抒写个人的情怀，反映的生活内容也更为丰富。

宋代文学 宋代诗歌的发展、演变与特点2

王安石存诗一千五百多首，诗歌创作以退居江宁为界，大致划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诗歌宗杜，学习杜甫关心政治时事，同情人民疾苦的写实精神。其中写得更出色的是咏史诗，他继承了左思、杜甫以来借咏史以述志的传统，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表达了新颖的看法，并抒发了自己的政治或人生观念。王安石退出政治舞台之后，仕途的丰富经历、变法失败的复杂心情，使他的诗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晚年，王安石沉溺于佛释。宋代文人喜谈佛释，大约始自王安石这一代人。前期诗歌中洋溢着的政治热情和百折不屈的斗争精神已逐渐消退，心情渐渐趋于平淡，诗风也随之趋于含蓄深沉。大量的写景诗取代了政治诗的位置，艺术上走上杜甫“老去渐于诗律细”之路。诗歌注重对仗、用典和声律的精益求精，吸收王维诗歌的取境之长，追求诗歌的艺术美，并以此独特的抒情方式和艺术风格，创立了为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所标举的“王荆公体”。后期王诗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正是写景抒情的绝句，也正是这些诗使王安石在当时的诗坛上享有盛誉。王安石学杜甫及其诗歌创作，熔论议、学问、诗律以一炉，达到“致用”、“务本”的融合为一，以精严深刻见长，而又以闲淡新奇出之，反映了宋人对诗歌从价值选取到审美理想的全面要求。在宋诗的发展过程中，王安石不仅推动了宗杜、学杜之风的兴盛，而且以其深邃的思想、新颖的见解，及后期诗歌对艺术技巧、字句锤炼的新的探索，乃至喜欢用典，在散文化的长篇里发议论之习，在宋诗独特风貌的形成和发展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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