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论文

发布时间：2020-01-14 15:25:37 来源：文档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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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论《诗经》的艺术价值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诗经》大约产生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公元前十一世纪至公元前六世纪．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又名《诗三百》，其内容深刻地反映了中国这段历史时期各阶层人们的生活．成为了一面反映当时周王朝社会的镜子。它是中华文化的优秀遗产，是祖先集体智慧的结晶，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地位。它开启了现实主义的创作传统：运用“赋、比、兴”的艺术方法，成为文学的典范；奠定了中国诗歌以抒情诗为主的发展方向，是中国文学的光辉起点，具有政治、历史、文学等多方面的价值与含蕴。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发端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然而历史发展至商周，中国文化的特殊面貌才开始形成。周代一方面承载了前代的风俗、宗教遗存，另一方面，在因袭夏商两代文化基础上，接受前代覆亡教训，于商周社会大变动之际进行维新，逐渐开始从神本文化向人本文化过渡，并“制礼作乐”，确立了深刻影响后代的礼乐制度。

虽然形象体现周代文化的《诗经》所蕴涵的思想内容是未经系统加工的感性形式。但它展示了整体的社会背景和氛围，构成那一时代的普遍社会心理。《诗经》中基于原始宗教和农业文明而形成了浓厚的自然意识、人与自然之间息息相通的亲和关系。《诗经》的305篇作品，组合成一幅多层次、多角度展现上古历史的立体画卷，对商周以来至春秋时期的社会生活与人的精神风貌、政治观念及民间风俗、社会文化心理作了形象化的展示，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形态。而其中所蕴含的艺术价值更是对后世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一、面向现实，朴实、自然的风格特征

《诗经》作品主要产生与我国古代中原和北方地区。作为文学作品，它的艺术形式体现了殷商和周代那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理性精神，表现出重人事、重实际、重现实的特征。在艺术风格上，《诗经》三百篇呈现出多样化的风格，但从总体上看，不能不说是以朴实自然的艺术风格为其基调。

这一艺术风格直接表现为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和真率地表达感情。《诗经》中的作品，紧贴现实生活，不作无病呻吟，感情真挚自然，毫无矫揉造作之态。不论是民族史诗，还是怨刺诗、征役诗，就是那些开放活泼的爱情诗也是如此。这些作品富有强烈的生活气息和浓郁的乡土情调，面向现实生活。可以说，《诗经》是我国最早的富于现实精神的诗歌，奠定了我国诗歌面向现实的传统。《诗经》的作者善于运用写实的手法，描写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矛盾，刻画那些颇富特征的细节或生活侧面，抒发淳朴真挚的内心感情。如《卫风·氓》、《邶风·静女》、、《王风·黍离》、《王风·君子于役》、《魏风·伐檀》、《硕鼠》等。这些诗中的朴实自然的风格，近人称之为“写实”的创作方法，或称为“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成为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优良传统之一。

二、赋、比、兴的表现手法

《诗经》的表现手法，前人概括为赋、比、兴，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诗经》以至中国诗歌艺术手法的基本特征。最早提出赋、比、兴概念的是《周礼·春官 ·太师》，其中说道：“太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毛诗序》把“六诗”叫做“六义”。对赋、比、兴的解释，历来不尽相同，现多取朱熹说：

赋：“敷陈其事而直言之”。即直接抒写或铺叙，直陈描述。

比：“以彼物比彼物也”。即打比喻，对事物进行形象具体的比况。

兴：“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即起兴或发端，借用其他事物以引出所歌咏的对象。

“赋”，是文学创作的最基本方法。《诗经》用赋大量，既可铺叙，又可抒情；既可用于对话，也可用于描绘，可写全景，也可写一个场面。如《七月》，八章全用赋笔，其艺术效果深刻、真实而感人。《静女》，写一个场面，表现了人物心理感情。此外如《君子于役》、《芣苢》，皆单纯用赋法之例。

比，即比喻。《诗经》中之比，有的比方具体事物，有的用以说理，有的用以写人，如《卫风·硕人》写庄姜之美：

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

一连串的比喻写庄姜美丽，可谓穷形尽相，淋漓尽致。如《硕鼠》，通篇用比。再如《陈风·出其东门》：“出其东门，有女如云。”以云彩之喻女子的众多。其余象《氓》、《邶风·柏舟》等，用比之处不胜枚举。

兴，“兴者，起也”，即借用其他事物以引起所歌咏的对象。所以，兴一般用于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端，起到一种发端定韵，舒缓语气，齐足诗句的作用。否则作者一上来便直言本意，会显得唐突兀然，若有所缺，甚至失却诗味。《诗经》中的兴法，基本上有两种形式：借句起兴与借物起兴。借句起兴，如《王风》、《郑风》、《唐风》各有一首“扬之水”，但三诗内容截然不同，“扬之水”一句与所咏本意并无多大联系，可能当时流传的诗歌中有这样的句子，故诗人借用之。借句起兴，一般与正意联系不大，只起一个开头或起韵的作用。借物起兴，诗人“因其所见”或“因其所事”而“触物以起情”。这是最常用的一种兴法。如《周南》之“关雎”，《邶风》之 “谷风”，《秦风》中“蒹葭”，等等。借物起兴，许多景物与所引出的诗句在意义上有一定的联系。如《关雎》，起兴句可能是诗人看见河洲上成双成对的雎鸟在互相鸣叫，触动情思，联想到人间的爱情。所以这类兴句，往往有比的意思。朱自清即说是“一是起兴，一是譬喻”。它在艺术上，或寄寓，或象征，或渲染，或起韵，或引起联想，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艺术表现力。

三、优美和谐的语言艺术

《诗经》的语言，简洁朴素，精炼准确，绘声绘色。《诗经》用字非常丰富，使用的单字近三千个。所用花草树木、鸟兽虫鱼等生物名词非常之多。用词精炼准确方面，仅举描写手的动作来说，就用了“采”、 “掇”、“捋”、“擷”、“按”、“握”、“拾”、“抽”、“折”、“授”、“携”、“执”、“拔”、“招”、“捣”等各式各样的动词。《诗经》的语言还富有音乐美，运用了大量的重言叠字、双声叠韵词，重言叠字如依依、迟迟、萧萧、悠悠、凄凄、丁丁、嘤嘤；双声的如：参差、玄黄、踌躇；叠韵的如：崔嵬、窈窕、沃若、经营、辗转、逍遥。用少数字来概括复杂的情状，把情思和形状毫无遗漏地描绘出来。这就是《诗经》的语言艺术魅力。

《诗经》的句法、章法也很有特色。《诗经》的句式以二节拍的四言句为主，形成一种自然的音乐美。当然，除为主的四言句之外，也出现二言、三言、五言、六言乃至七言等句式。多节拍的变奏，增添了诗歌的韵律美。

《诗经》的章法特点是回环复沓。《诗经》中的诗是可以合乐歌唱的，每一篇被分为若干章，就如今天的歌词的分段。每章词句基本相同，仅换少数几个词，反复咏唱，这是民歌常用的形式，如《周南·芣苢》。它不仅是简单的重复，在艺术上还有强化作用，使所描写的事物，思想感情更加突出、更加鲜明。如《王风·采葛》：

彼采葛兮，一曰不见，如三月兮。

彼采萧兮，一曰不见，如三秋兮。

彼采艾兮，一曰不见，如三岁兮。

此诗重点只换了“月”、“秋”、“岁”三个字，但正是这三个字的更换，体现了相思的递进，相见的迫切。在艺术上也收到了回旋跌宕的效果，增加了诗歌的音乐感。

四、《诗经》的深远影响

《诗经》对后世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诗经》作者所表现出关注现实、面向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成为中国文学的一个优良传统。后代文人倡导的“风雅”、“比兴’精神，实质也就是《诗经》的面向现实的精神。屈原《离骚》、《九章》中忧愤深广的感情，汉乐府缘事而发的特点，建安诗人的慷慨之音，唐代陈子昂提倡“兴寄”，标举“汉魏风骨”，杜甫的“别裁伪体亲风雅”，白居易的新乐府等等，都是《诗经》精神的继承。《诗经》的赋、比、兴手法，为后代作家提供了学习的典范。赋的手法不但成为后世诗文的一种基本表现手法，到汉代还发展成为一种文体。比、兴之法，影响尤为深远，它开辟了后世文学所谓“寄情于物”、“托物以讽”的艺术表现手法。自屈原吸收、发展了比兴手法只后，比兴手法经后人的不断发展创造，已不单纯是一个简单的以某物作比或触物起兴的表现手法，而且是诗人进行艺术构思和形象思维的重要艺术手段。后代许多优秀诗人用它创造出无数兴寄幽深、比类切至的艺术形象，形成了我国古代诗歌含蓄蕴籍、韵味深长的民族艺术风格和美学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