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轼的和陶诗

论苏轼的和陶诗

萧庆伟

内容提要 北宋政治文化与苏轼和陶诗的形成及其实践之间有着莫相分离的演生关系。持续半个世纪之久的新旧党争,导致了苏轼当世之志的淡化和消解,陶潜及陶诗之显即缘此而生。对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的揭明,表明苏轼从渊明“为人”到诗歌风格的追求的完成,而和陶诗则为苏轼这一审美追求在其实践创作中的主要表现形态。因此,陶潜及陶诗之显在卷入新旧党争的苏轼身上即存在着一种整体的动态的意义。

关键词 新旧党争 苏轼 和陶诗

绍圣以来，苏轼先后滴知英州、贬居惠州、澹州。其生命和创作的历程自此转入晚期。由于北宋政治文化及其走向的规约，苏轼诗歌创作的主题和风格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即奋厉当世之志的继续消解和平淡闲远之风的成熟定型，而二者皆以“追和之者几遍，凡四卷”[1]的和陶诗为主要标志。本文拟就苏轼和陶诗的形成及其实践作一全面地梳理，藉以说明陶潜及陶诗之显在卷人新旧党争的北宋人身上存在着一种整体的动态的意义。

一 和陶诗与苏轼的当世之志

陶潜以及陶潜诗之显，是北宋新旧党争的直接产物，此自时事而论;若以人论，则陶潜由东坡而显。苏轼之前，陶潜超轶的人格与陶诗冲淡闲远的风格皆隐而未彰。《文心雕龙?才略》篇专论九代作家，所论两晋作家有张华、左思等二十四位，独不及陶潜;《南齐书》卷五十二《文学传论》所论两晋作家颇众，亦略渊明;《宋书》卷六十七《谢灵运传论》论魏晋文学流变之迹亦未及渊明。与《文心雕龙》几乎同时的《诗品》始论及陶潜之诗。《诗品》以渊明诗为中品，然而，在最能体现钟嵘总体诗学观念的《诗品?序》中，钟嵘谓“陆机为太康(司马炎年号)之英，安仁(潘岳)、景阳(张协)为辅;谢客(灵运)为元嘉(太祖刘义隆年号)之雄，颜延年为辅。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词之命世也”。也未能论及陶潜。南北朝时期，首先给陶潜以高度评价的是萧统，所撰《陶渊明集序》谓“其文章不群，辞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加以贞志不休，安道若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萧统虽于渊明文章“不能释手”，[2]然其诗文创作绝不类渊明，“无丝毫胎息渊明处”。[3]大约萧统爱则爱也，然创作终循时体。

及唐，文人虽有模仿渊明者，然渊明亦终未显。《蔡宽夫诗话》云:“渊明诗，唐人绝无知其奥者，惟韦苏州(应物)、白乐天(居易)，尝有效其体之作。而乐天去之亦自远甚”。即如韦应物仿效渊明之什，亦与陶诗多所不同。《韵语阳秋》卷四云:

韦应物诗拟陶渊明,而作者甚多,然终不近也。《答长安丞裴税诗》云:“冷流意己

凄,采菊露未晞。举头见秋山,万事都若遗。”盖效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

中有真意,欲辨己忘言”之句也。然渊明落世纷深入理窟,但见万象森罗,莫非真境,

故因见南山而真意具焉。应物乃因意凄而采菊,因见秋山而遗万事,其与陶所得异矣。

盖因韦应物意凄而采菊，故不能到渊明“旷而且真”之境。其后，效渊明体者不乏其人，“但使渊明愧其雄丽耳”[4]，皆难以企及陶诗平淡简远之境。

苏轼追慕陶潜，始于谪黄期间。尝云:“当更磨揉以追配彭泽”。[5]又云:“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6]元丰七年四月轼自黄州移汝州。途经江州(今江西九江)，知江州李氏即赠轼《陶渊明集》。[7]是时东坡亦有师范渊明之意，“渊明吾所师，夫子乃其后”[8]。而苏轼追和陶诗则始于元祐七年(1092)知扬州任。此后，轼谪居惠州、儋耳，均有和陶诗。《诗林广记》前集卷一引《冷斋夜话》云:“东坡在惠州，尽和渊明诗。黄鲁直在黔南闻之，作诗云:‘子瞻谪岭南，时宰欲杀之。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彭泽千载人，子瞻百世师。出处虽不同，风味略相似’。”在儋耳，苏轼继续追和陶诗，并将平生所和陶诗“集而并录之”。[9]要之，自扬州任始，苏轼作有和陶诗46题134首。[10]其中除《和陶饮酒二十首》作于扬州外，馀皆作于岭海间。

正是这134首和陶诗的存在，构成了苏轼诗歌创作、乃至于两宋诗坛最为奇特的景观之一。这一奇物景观的出现，意味着苏轼的当世之志仍在继续消解。苏轼与生俱来的厉当世之志，在嘉祐以至熙宁初的时期里有过非常突出的表现。及元丰滴居黄州以来，其当世之志遂渐次削弱。居黄州间的山林渔樵之耽，以及其元祐诗歌向题画与唱和的转移，可以为证。而绍圣以来与接二连三的放逐相伴随的，是其当世之志的继续消解。在此，东坡忠君思想的转变，是一个很好的考察视角。《秦穆公墓》与《和陶咏三良》二诗所表现出来的不同议论，最能说明这一问题。前者作于嘉佑六年十二月，为组诗《凤翔八观》之一。诗中有云:“昔公生不诛孟明，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彻公意，亦如齐之二子从田横。古人感一饭，尚能杀其身。”以秦穆公生时不杀孟明事，喻穆公无意以奄息、仲行、械虎三良为殉，三良自杀从公，乃出于感恩尽忠而已。在这里，苏轼既称颂了秦穆公的仁民精神，也肯定了“三良”忠君的行为。其中所流露出的实际上是苏轼早年时对君臣关系的看法。这一看法与当时文人对杜诗忠君思想的推崇是一致的。及黄州之贬，苏轼的这种忠君思想仍然存在。“杜子美在困穷之中，一饮一食，未尝忘君，诗人以来，一人而已，”[11]以杜甫自励，表明东坡虽居远地却仍以君王为念。元佑还朝之际，苏轼在其章议疏疏中多有“感恩”之言，即与其“君恩必报”的忠君思想有关。及绍圣以来，苏轼的忠君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我们从其作于绍圣三年的《和陶咏三良》一诗中可以看出这种变化。诗中写道:“我岂犬马哉，从君求盖帷。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顾命有治乱，臣子得从违。魏颗真孝爱，三良安足希。仕宦岂不荣，有时缠忧悲。所以靖节翁，服此黔娄衣。”此诗否定了以一言而死的忠君思想，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君臣关系:如君王为国而死，那么臣子可以从死;若君命有误，则臣子亦可违之。抱着这一想法，苏轼不再认为三良从是可贵的;而自己也不再象从前那样依赖君王了，所谓“我岂犬马哉，从君求盖帷”，说就是这一意思。宋人已经注意到了苏轼这一思想的变化。胡仔谓:“余观东坡《秦缪公墓诗》意，全与《三良诗》(即《和陶咏三良》)意相反，盖是少年时议论如此。至其晚年，所见益高，超人意表。此扬雄所以悔少作也”。[12]王应麟谓:“前辈学识，日新日进，东坡《和渊明三良》，与在凤翔时所作(即作《秦穆公墓》诗)，议论夐殊。”[13]两人都看到了苏轼这两首诗所表现出来的不同议论，但他们对苏轼何以转变的解释却显得过于笼统。其实，苏轼《和陶咏三良》一诗己道出转变的原因:“仕宦岂不荣，有时缠忧悲，所以靖节翁，服此黔娄衣。”是新旧两党交争以来畏祸及身的文人心态，导致了其忠君思想的消解。

和陶诗的出现，即与苏轼忠君思想的蜕化有关，或者说与杜诗忠君思想的消解的背景有关。苏轼晚年崇陶，有一个基点，这就是陶潜“旷而且真”个性特征。萧统原本是用这四个字来阐释陶潜的个性和胸襟，而苏轼则用它来表明陶潜和他自己的处世态度。元祐六年十二月，苏轼在颖州任尝云:

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

则鸡黍以延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14]

欲仕则仕，求之不为嫌;欲隐则隐，去之不为高。饥来乞食，饱以延客。无论做官与为人，没有丝毫造作和矫情，全凭自己“真”的怀抱。谪居岭南以来，苏轼这一态度续有发展:虽亦有渊明乞食之“真”的推崇，[15]但主要已转为对渊明出处进退的关注。(和陶贫士七首》其二结云:

渊明初亦仕,弦歌本诚言。

不乐乃径归,视世羞独贤。

“不乐乃径归”乃全篇主旨所在。苏轼对于陶潜的发明，亦在于此。范温《潜溪诗眼》“渊明出处”条释此诗云:“其(指渊明)去也不待以微罪行，‘不乐乃径归’，合于夷齐(伯夷叔齐)之去。其事虽小，其不为功名累。其进退，盖相似。使其易地，未必不追踪二子也。东坡作文工于命意，必超然独立于众人之上，非如昔人称渊明以退为高耳。故又发明如此。”范温的确说出了东坡晚年思想的精义所在。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全因其“不乐”性情而然。陶潜欲仕则仕，欲隐则隐，完全取决于其“乐”与“不乐”的性情。出仕本于“诚言”，而归隐也不是为了表明自己“以退为高”的心机，[16]这就是苏轼心目中的渊明之“真”。又在儋耳作《和陶怨诗示庞邓》诗云:

当欢有徐乐,在戚亦颓然。

渊明得此理,安处故有年。

……

但恨不早悟,扰推渊明贤。

所谓“当欢有馀乐，在戚亦颓然”，即为遇喜则喜、遇悲则悲之意。《蔡宽夫诗话》“子厚乐天渊明之诗”条云:“观其(指渊明)《贫士》、《责子》与其他诗作，当忧则忧，遇喜则喜，忽然忧乐两忘，则随所遇而皆适，未尝有择于其间，所谓超世遗物者，要当如是而后可也。”苏轼以未能“早悟”渊明此理为恨，仰慕中亦见其亟欲追配渊明之意。苏轼之所以“犹推渊明贤”，即在于陶潜“旷而且真”的个性。苏轼在儋耳尝致书弟子由云:“如其(指陶渊明)为人，实有感焉。”[17]所“感”何在?即在于渊明“旷而且真”的“为人”之道。所谓“陶渊明、柳子厚诗，得东坡而后发明”，[18]盖东坡已从中悟出处世之道。如前所述，绍圣以来，苏轼忠于君王、迷恋君王的思想己有削弱，并提出了“顾命有治乱，臣子得以违”的君臣关系。由于不再依赖君王，所以君命可从可违。这对于儒家君命不可违的传统思想来说，无疑是一种冲击。苏轼“不乐乃径归”式的仕隐态度，就是在其君命可从可违的思想转变中出现的。忠君思想的剥离，文人自然能够获得更多的心灵上的自由。东坡晚年得以超然物外，当与此有关。

和陶诗，就是苏轼晚年心灵趋于自由之境的主要表现形态。在这里，东坡或念念不忘还乡，或向往随遇而适的人生境界。前者如:“携手葛与陶，归哉复归哉”、[19]“我欲作九原，独与渊明归”、[20]“一饱忘故山，不思马少游”、[21]“人间少宜适，惟有归耘田”、[22]“故山不可到，飞梦隔五岭”，[23]等等。苏轼初人仕途，便有归意;及坐乌台诗狱，亦归思未断。南迁以来，东坡归耘之意愈浓。值得注意的，是此时东坡的归耘之思已和陶潜、葛洪二人联系起来了。渊明归隐与葛洪道教都离不开一个“真”字，而“不乐乃径归”式的仕隐关系，

正是晚年东坡所发明和追求的。因此，“携手葛与陶”的归耘之思已含有一种自觉的意味。后者如:“禽鱼岂知道，我适物自闲。悠悠未必尔，聊乐我所然”、[24]“愧此稚川翁，千载与我俱。画我与渊明，可作三士图”，[25]等等，可见苏轼对随遇而适、物我如如的处世理想的追求，也是和葛洪、陶潜之“真”联系在一起的。所谓“三士图(葛洪、陶潜和苏轼)”云云，正表明了苏轼的这一追求;而“聊乐我所然”，亦与陶潜“当忧则忧，遇喜则喜”的“旷真”怀抱契合无间。东坡儋耳致子由书己自为道出崇尚陶潜的缘由:“吾今有此病(指‘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而不蚤自知，半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服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26]“半生出仕，以犯世患”，是苏轼晚年转而“深服渊明”的主要原因。而东坡“深服渊明”并“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者，正在于陶潜“不乐乃径归”的仕隐态度和“当忧则忧，遇喜则喜”的人生境界。需要指出的是，苏轼从“半生出仕，以犯世患”到晚年转而“深服渊明”，其中经历了杜诗忠君思想渐次消解的中间环节。这是我们在研究苏轼和陶诗、乃至于整个岭海间诗歌创作时应该予以重视的一面。

二苏轼对陶诗风格的揭明及其实践

“风格即人”的命题，在陶诗中表现得异常鲜明与和谐。换言之，陶诗冲淡淳朴的风貌，即其“旷而且真”的人生怀抱的诗化。黄州安置期间，苏轼虽己注意到陶潜诗“初视若散缓，熟视有奇趣”[27]的特征，如元丰四年所作《书唐氏六家书后》即谓:“观陶彭泽诗，初若散缓不收，反复不己，乃识其奇趣”，[28]但仅止于发现，并无意于效仿。苏轼仰慕渊明，此时仍主要限于处世态度的汲取和追配，前引苏轼“当更磨揉以追配彭泽”、“只渊明，是前生”、“渊明吾所师”诸语，皆可明此。又元丰五年苏轼括渊明《归去来辞》为《哨遍》，中有云:“归去来兮。我今忘我兼忘世”，苏轼“虽微改其词，而不改其意”，[29]可见亦仅取渊明物我皆忘的处世态度端。

苏轼崇尚陶潜冲淡淳朴诗风的动向，始见于元祐末年。苏轼《题渊明饮酒诗后》谓: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因采菊而见山,境与意会,此句最为妙处。近岁俗本

皆作“望南山”,则此一篇神气都索然矣。古人用意深微,而俗士率然妄以意改,此最可

疾。[30]

崇宁三年十月，晁补之作《题陶渊明诗后》一文，谓:“记在广陵(今扬州)日，见东坡云:陶渊明意不在诗，诗以寄其意耳。‘采菊东篱下，悠然望南山’，则既采菊又望山，意尽于此，无余蕴矣，非渊明意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则本自采菊，无意望山，适举首而见之，故悠然忘情，趣闲而累远”。[31]比之东坡《题渊明饮酒诗后》，虽文字多异，而意正同者。据补之此文，又可知东坡《题渊明饮酒诗后》当作于元祐七年扬州任。苏轼疾恨“无识者以‘见’为‘望”，的妄改，因为在他看来，“见”字最能体现出陶潜“趣闲而累(疑作‘思’)远”的超然胸襟，所以，这里不仅仅只是个用字精粗与否的问题。我认为其中已透露出东坡正在追求陶诗自然冲淡之风的消息。而这一追求始于元祐末年，或者说始于东坡南迁前夕。绍圣以后，苏轼对陶潜的发明已明显转人渊明处世态度之真和陶诗冲淡淳朴之风二端:

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哉?如其为人,实有感焉。[32]

学道虽恨晚,赋诗岂不如。[33]

实可见出苏轼对陶潜“为人”及其诗歌的兼取和祟尚。东坡晚年“独喜为诗”，[34]所“喜”者当含追和陶诗一面。[35]但更为重要的是，苏轼此时已揭明陶潜诗风的内涵，并有奉为圭臬之意。绍圣四年，苏轼初到儋耳，即致书子由云:

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今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36]

在此，值得我们重视的是:一、东坡把陶潜诗风概括为“质而实绮，癯而实腴”;二、曾被东坡称为“诗人以来，一人而己”的杜甫，至此己让位于此前声名并不显赫的陶潜。由于苏轼忠君思想的淡化，作为“诗人以来，一人而己”的大诗人杜甫，其地位也必然下落，而陶潜的处世态度以及诗歌风貌因东坡而极显，即循此运。苏轼推祟陶诗风貌的例子，我们还可以举出许多:

苏、李之天成,曹、刘之自得,陶、谢之超然,盖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

玮绝世之资,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然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李、杜之

后,诗人继作,虽间有远韵,而才不逮意,独韦应物、柳宗元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

淡泊,非余子所及也。[37]

所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边皆枯

淡,亦何足道。[38]

东坡拈出陶渊明谈理之诗,前后有三:一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二曰“笑傲东

杆下,聊复得此生”,三曰“客养千金躯,临化消其宝”,皆以为知道之言。盖摛章绘句,

嘲弄风月,虽工亦何补?若睹道者,出语自然超诣,非常人能蹈其机辙也。[39] 上述议论发于何年?今己无考，但大致可以视为东坡岭海间的议论。[40]概括起来，这些议论主要表现了以下三层意思:李、杜虽“凌跨百代”，百代”，然自此“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即谓李、杜之后，渊明诸人超然自得的诗风多有衰歇，此其一;推崇渊明诗“初视若散缓，熟视有奇趣”的风貌，此其二;谓李杜之后惟韦、柳二人承有陶诗“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的风貌，此其三。“陶潜、谢眺诗平淡有思致”，[41]而东坡晚年崇陶正表现出他对陶诗平淡和思致无所偏废、兼而取之的美追求。所谓“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云云，表达的正是这一意思。

如果说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的揭明，标志着苏轼从渊明“为人”到诗歌风格追求的完成;那么和陶诗则为苏轼这一审美追求在其实践创作中的主要表现形态。以绍圣元年为界，苏轼和陶诗的创作可分为两个阶段。此前主要以《和陶饮酒二十首》为代表。元祐七年，苏轼在知扬州任，“终日欢不足而适有余，因和渊明《饮酒》二十首，庶以仿佛其不可名者”。[42]“欢不足而适有余”，表苏轼当时并没真正忘情世事。在写作此诗前一年，苏轼虽然称扬过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的真怀抱，但他并未做到这一点，在此故有“欢不足”云云。这在其《和陶饮酒二十首》中亦有流露，如“我不如陶生，世事缠绵之”(其一)、“每用愧渊明，尚取禾三百”(其十五)，等等。元好问《跋东坡和渊明饮酒诗后》云:“东坡和陶，气象只是坡诗。如云:‘三杯洗战国，一斗消强秦’。渊明决不能办此”，[43]盖东坡缠绵世事，遂至于峥嵘偶露。考东坡虽名和陶而心迹不似，缘由有二:渊明以归隐作《饮酒》，而东坡因在官作此和诗，故气象不及渊明之“真”，此其一;再者，当时东坡仍徘徊在参政与畏祸及身的两难心态中。及绍圣南迁，苏轼虽未彻底忘

情世事，但心态却转以超然物外为主。这一心态更易于使东坡接近乃至于推崇渊明，“要当尽和其诗乃已”的创作愿望，就是在苏轼心态转换的背景下产生的，“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44]的诗句，说尽了苏轼南迁以来超然心态与和陶诗之间的密切关系。因此，苏轼和陶诗什多有逼近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之处。试读其惠州《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其三:

新浴觉身轻,新沐感发稀。

风乎悬瀑下,却行泳而归。

仰观江摇山,俯见月在衣。

步从父老语,有约吾敢违。

此诗从新浴新沐写到与父老同游，笔法实在，用语也平淡，而诗人超然物外的心态却从中而出。所谓“寄至味于淡泊”，即指此种境界而言。纪昀称此诗“极平淡而有深味，神似陶公”，[45]他的体认是准确的。黄庭坚谓:“彭泽千载人，东坡百世士。出处虽不同，风味乃相似。”[46]“风味乃相似”，虽仅就东坡惠州和陶诗而言，但亦足以说明东坡岭海期间所有和陶诗的特征。

关于绍圣前后东坡和陶诗的不同特征，黄庭坚曾经予以描述过。他说:“东坡在扬州《和饮酒诗》，只是如己所作;至惠州《和归田园》六首，乃至渊明无异”。[47]本文无意于对苏轼和陶诗与陶诗之异同作一一比照，历经四十余年政治风波的的苏轼与居官八十余日即归隐田园的陶潜，固不可同日而语，所以一一比照式的坐实勘定并无多大意义。山谷此处所论东坡和陶诗什，虽亦以陶诗本身为准绳，但若避开陶诗本身不言，黄庭坚的这一说法亦颇为有理，因为:苏轼和陶诗本身也表现出从豪气不除(“如己所作”)到平淡闲远(“与渊明无异”)的演变轨迹，这一演变轨迹，正契合于绍圣以来苏轼对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的揭明和尊崇。因此，我们说和陶诗己成为苏轼“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这一审美追求在其实践创作中的主要表现形态。

由此看来，张戒所谓“得东坡而后发明”的判断乃有静止孤立之嫌。其实，陶潜及陶诗之显是北宋政治文化走向的必然产物，其中的关键词是“归去”—无论是有形可考的归隐闲居还是无迹可循的内心回避。苏轼从内心回避政治，崇陶而得陶氏风神，在北宋政治文化和文学史上，它都表现出一种整体的动态的意义。

注释:

[1]《栾城后集》卷二十一《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

[2]萧统《陶渊明集序》。

[3]钱钟书《谈艺录》“陶渊明诗显晦”条。

[4]周紫芝(竹坡诗话》，《历代诗话》本。

[5]《苏轼文集》卷六十一《与参廖子二十一首》之二。

[6]《江神子)，《东坡乐府》卷二。

[7]苏轼《书渊明“羲农去我以”诗》云:“余闻江州东林寺有《陶渊明诗集》，方欲遗人求之，而李江州忽送一部遗予，字大纸厚，甚可喜也”。《苏轼文集》卷六十七。 [8]《苏轼诗集》卷二十三《陶骥子骏佚老堂二首》之一。

[9][17][26]《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栾城后集》卷二十一。

[10]据孔凡礼《苏轼诗集》点校本统计所得。其中含《归去来集字十首》，不含苏轼代子由作《和陶拟古九首)(见《苏轼诗集》卷五十)。

[11]《苏轼文集》卷五十二《与王定国四十一首》之八。

[12]《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

[13]王文诰《苏诗总案》引《困学纪闻)。

[14]《苏轼文集》卷六十八《书李简夫诗集后》。

[15]《和陶乞食》诗云:“渊明端乞食，亦不避嗟来”。亦为前引“饥则扣门而乞食”之意。 [16]谓渊明“以退为高”者，如宋初林逋《省心录》云:“陶渊明无功德以及人，而名节与功臣、义士等，何耶?盖颜子以退为进，宁武子遇不可及之徒欤”。

[18]《岁寒堂诗话》卷上。

[19][20]《苏轼诗集》卷三十九《和陶读山海经》之十三、《和陶贫士七首》其一。 [21]《苏轼诗集》卷四十《和陶酬刘柴桑》。

[22][23]《苏轼诗集》卷四十一《和陶怨诗示庞邓》、《和陶杂诗十一首》其二。 [24[25]《苏轼诗集》卷三十九《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其一、《和陶读山海经》其一。 [27]《诗林广记》前集卷一引东坡语。

[28]《苏轼文集》卷六十九。

[29]《苏轼文集》卷五十九《与朱康叔二十首》之十三。

[30]《苏轼文集》卷六十七《能改斋漫录》卷三“悠然见南山”条所记类此。 [31]《鸡肋集》卷三十三。

[32][34][36]《栾城后集》卷二十一《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

[35]初到惠州、苏轼即表现出“要当尽和其(陶潜)诗乃已耳”的创作要求。见《苏轼诗集》卷三十九《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引》。

[37][38]《苏轼文集》卷六十七《书黄子思诗集后》、《评韩柳诗》。

[39]《韵语阳秋》卷三。

[40]《彦周诗话》谓:“东坡在海外，方盛称柳柳州诗”。又《老学庵笔记》卷九云:“东坡在岭海间，最喜读陶渊明、柳子厚二集，谓之南迁二友”。东坡盛称陶、柳，始于岭南无疑。[41]《韵语阳秋》卷一。

[42]《和陶饮酒二十首?叙》，《苏轼诗集》卷三十五。

[43]《遗山先生文集》卷四十。

[44][46]《豫章黄先生文集》卷六《跋子瞻和陶诗》。

[45]纪昀评点本《苏文忠公诗集》卷四十。

[47]《若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引《王直方诗话》。

[作者简介] 萧庆伟，漳州师范学院中文系，福建漳州36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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