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的王道士 ――评《道士塔》中的王道士形象
湖南娄底蓝圃学校 刘玛林
说余秋雨先生是当今最引人注目的文化人一点也不过分．且不说过去的辉煌，单是近来的批评就够了．
作者看重《道士塔》，是《文化苦旅》开篇之作；批评者也看重《道士塔》．特意弄了一个《道士塔》的评注版．（附文后）
要说《道士塔》，王道士是个关键人物．看重与批评，分歧就出在王道士身上．
在《道士塔》中，作者既写出了王道士作为文物破坏者与文物出卖者的身份，破坏了敦煌的壁画，破坏了敦煌的雕塑．是敦煌的罪人．又写出了王道士的无奈．出身农民，生活所迫，当了道士．改善居住环境，粉刷房子，塑造天师灵官．在他看来，一切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至于出卖文物，更看不出有什么不合适，要王道士去识破外国掠夺者的阴谋不现实；把文物保护的重任都压在王道士身上更没道理．所以作者有文中写道：＂让他这具无知的躯体全然肩起这笔文化重债，连我们也会觉得无聊。＂所以作者最后把王道士定位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
作者对＂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并不是要一味地贬低，揭发他的＂罪恶＂，而只是用艺术手法去还原历史上的真实的人物．这就是余秋雨先生散文的＂枯骨生肉＂的特点．或者说＂煽情＂．
＂枯骨＂指的历史事实，＂生肉＂指的是借历史事实而创造的鲜活的＂人＂，生动的＂事＂，深切的＂情＂．下面我们来看一段国学网站有关王道士的介绍：
王道士（1849－1931） 湖北麻城人。本名圆箓，一作元录，又作圆禄。家贫，为 衣食计，逃生四方。清光绪初，入肃州巡防营为兵勇。奉道 教，后离军，受戒为道士，道号法真，远游新疆。约光绪二十三年（1897）至敦煌莫高窟，在窟南区北段，清理沙石，供奉 香火，收受布施，兼四出布道幕化，小有积蓄，乃于莫高窟 第16窟东侧建太清宫道观，即今“下寺”。雇敦煌贫士杨某 为文案，冬春间抄写道经以供发售，夏秋间，朝山进香者 络绎而至，命杨于今第16窟甬道内设案，接待香客，代写醮章，兼收布施，登记入帐。光绪二十六年（一说二十五年） 初夏，杨某坐此窟甬道内，返身于北壁磕烟锅头，觉有空洞 回音，疑有秘室。以告圆禄。于是年五月二十五日半夜，相 与破壁探察，果见复室，积 满写卷、印本、画幡、铜佛 等，即后来蜚声中外之莫 高窟藏经洞。乃取部分写 卷、佛画等分赠肃州兵备 道廷栋及本县官员乡绅， 是为藏经洞文物流出之始。二十八年，甘肃学政叶 昌炽闻讯，次年十一月及 三十年四月和八月，先后 得敦煌县令汪宗翰所赠经 卷、画像，叶氏建议藩台将 此宝物运省妥藏，以运费 银五六千两无着而罢，三十年三月甘肃布政司命汪 宗翰就地封存。汪氏责令王道士妥加保管，不许外流。三十二年，他于藏经洞所在之大窟前修建三层楼阁，有《重修千 佛洞三层楼功德记》记其事。三十三年三至五月，斯坦因至 莫高窟，以四块马蹄银（共重二百两）骗买写卷印本古籍二十四箱，佛画、织绣品等五箱。三十四年三至五月，伯希和 踵至，以白银五百两骗买写本、印本、经卷、文书、佛画等六 千卷，并拍摄莫高窟照片三百七十六帧。宣统二年（1910） 清廷学部获悉敦煌石室文物流散消息后，电令甘肃藩司将 剩余经卷运京保管、王道士又私藏若干。同年前后，于数十洞窟凿通道，使各洞相通连，大量壁画遭破坏。修“古汉桥’，以便利朝山拜佛者上下。又搬出各窟残塑，造“千相 塔”？之，有廷栋撰文并书丹之《敦煌千佛洞千相塔》碑记 其事。民国元年（1912）十月，日本吉川小一郎等至莫高窟， 用白银三百五十两骗买写经四百余卷。1914年，斯坦因 又来莫高窟，用银五百两骗买经卷五百七十余件。王道士 在外人诱引下，监守自盗、非法出卖国家文物，计大宗者四 起得银一千五百五十两，更加历年募化所得，遂成敦煌巨 富。曾拟重修第96窟大佛殿九层楼事未竟。殁后即葬于 莫高窟庙前大泉河东岸，同年七月卅日，其往赳玉明、徒孙 方至福就其墓起塔立碑，其碑不著撰人，木质、阴刻，今仍 嵌于原塔南侧龛内。
对王道士只是停留在事件的叙述上，没有对王道士的精神深处的刻画．可以说，只见其事而不见其人．在课文中是这样的：
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欢到洞窟里转转，就像一个老农，看看他的宅院。他对洞窟里的壁画有点不满，暗乎乎的，看着有点眼花。亮堂一点多好呢，他找了两个帮手，拎来一桶石灰。草扎的刷子装上一个长把，在石灰桶里蘸一蘸，开始他的粉刷。第一遍石灰刷得太薄，五颜六色还隐隐显现，农民做事就讲个认真，他再细细刷上第二遍。这儿空气干燥，一会儿石灰已经干透。什么也没有了，唐代的笑容，宋代的衣冠，洞中成了一片净白。道士擦了一把汗憨厚地一笑，顺便打听了一下石灰的市价。他算来算去，觉得暂时没有必要把更多的洞窟刷白，就刷这几个吧，他达观地放下了刷把。
当几面洞壁全都刷白，中座的塑雕就显得过分惹眼。在一个干干净净的农舍里，她们婀娜的体态过于招摇，她们柔美的浅笑有点尴尬。道士想起了自己的身份，一个道士，何不在这里搞上几个天师、灵官菩萨？他吩咐帮手去借几个铁锤，让原先几座塑雕委曲一下。事情干得不赖，才几下，婀娜的体态变成碎片，柔美的浅笑变成了泥巴。听说邻村有几个泥匠，请了来，拌点泥，开始堆塑他的天师和灵官。泥匠说从没干过这种活计，道士安慰道，不妨，有那点意思就成。于是，像顽童堆造雪人，这里是鼻子，这里是手脚，总算也能稳稳坐住。行了。再拿石灰，把它们刷白。画一双眼，还有胡子，像模像样。道士吐了一口气，谢过几个泥匠，再作下一步筹划。
王道士农民的文化层次，道士的思想意识，中国平民憨厚的个性表现得淋漓尽致．作者塑造这个人物的目的，不是讽刺中国的农民、道士、平民。而是要突出“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让一个完全没有犯罪意识的人犯下了滔天大罪。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悲呢。
为了写活王道士这个人物，作者还尽可能通过想象来还原历史事件，比如写到斯坦因来取经：
那个斯坦因就哄他说，自己十分崇拜唐僧，这次是倒溯着唐僧的脚印，从印度到中国取经来了。好，既然是洋唐僧，那就取走吧，王道士爽快地打开了门。
王道士频频点头，深深鞠躬，还送出一程。他恭敬地称斯坦因为“司大人讳代诺”，称伯希和为“贝大人讳希和”。他的口袋里有了一些沉甸甸的银元，这是平常化缘时很难得到的。他依依惜别，感谢司大人、贝大人的“布施”。车队已经驶远，他还站在路口。沙漠上，两道深深的车辙。
敦煌文物的流失，是个悲剧。这个悲剧的深刻性还在于我们很难用简单的判断来表明我们对这一事件的看法。
王道士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如果他不是在敦煌，可能什么事也不会发生，我们不能对他过于追究。可想到敦煌那么多的文物都经他的手而流失，我们又不能不置之不理。爱也爱不起来，恨也恨不起来。剩下的就只有“痛”――“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
这种深切的“痛”不光表现在王道士这人物身上，还表现在文物的去向的态度上。作为中国人，自然希望留在中国。可想到那些留在中国的反而遭破坏，还不如给别人保存。在这样的悲剧的社会中，“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我只能让他停驻在沙漠里，然后大哭一场”。这种激愤的感情是作者创作的动力，也是打动读者的鼓点。批评者说是“煽情”，好的散文哪篇不“煽情”？我倒认为如果余先生的文章中真的去掉这些内容，那就真的成了“浅薄”的论文，或者是“掉书袋”的散文。
我几乎不会言动，眼前直晃动着那些刷把和铁锤。“住手！”我在心底痛苦地呼喊，只见王道士转过脸来，满眼困惑不解。是啊，他在整理他的宅院，闲人何必喧哗？我甚至想向他跪下，低声求他：“请等一等，等一等……”但是等什么呢？我脑中依然一片惨白。
但我确实想用这种方式，拦住他们的车队。对视着，站立在沙漠里。他们节严重会说，你们无力研究；那么好，先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比比学问高低。什么都成，就是不能这么悄悄地运走祖先给我们的遗赠。
面对中华民族的巨大创伤，在极其悲痛的感情支配下，读者读到此处会不由自主地产生共鸣，而不去计较作者参与到叙事中去是否合理。
在历史长河中，王道士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守教规的道士，愚昧而的文物保护工作者，他给中国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在《道士塔》中，王道士是一个上错了舞台，扮错了角色，说错了台词的演员。从他身上我们读到了无奈的悲哀。
为余秋雨说句公道话
韩石山
前些日子，我去济南参加中国小说学会二零零三年小说排行榜的评定会，山东大学文学院趁便要我去讲演，我的讲题是《文学批评的学识与勇气》，讲完之后，学生们提问我答。有个同学提出一个问题，要我说说“二余之争”，就是余秋雨和余杰两个人之间的纠纷。我谈了自己的看法。我和余秋雨是同龄人，也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自认为对余秋雨的经历，心态，还是了解的。
我个人是同情余秋雨的。一个人写了那么好的文章，获得那么大的声誉，却在一件小事上受到这么多的非议，太不值得了。不能怪别人，是他太不聪明了，稍微聪明一点，是不会落到这个地步的。只能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吧。以他的智商，应当做得更好一些。
国内我不是最早批评余秋雨的，也是较早的一个。我只批评他一点。《道士塔》是余氏散文中很著名的一篇。他的《文化苦旅》出版不久，正热闹的时候，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叫《余秋雨散文的缺憾》，对他这篇散文作了批评。《道士塔》里说，王道士从集上买回一担石灰，和成石灰水刷佛像，刷了一半没石灰了，打算第二天再去集上买石灰，有事忘了，于是到现在佛像窟里一半的佛像是刷了白灰的，一半没刷。我说，一个有严谨的学者，写到这里都要出注的，比如说翦伯赞写的《内蒙访古》，凡是写到重要史实的地方，都在后边有一个括号，注明引自《明史》还是《元史》。余秋雨这样写，和说故事一样，谁敢信？这哪里是在写散文，分明是写小说吗。你写的是文化散文，是向年轻人传播文化的，怎么能这样信口开河？这就是我不佩服余秋雨的地方，我觉得我是有道理的，这个道理到了哪儿都敢说。
余秋雨和余杰的争论，要叫我说，如果余秋雨在“文革”中参加上海市委写作组这个问题上豁达一些，是不会引起争论的。我是从“文革”中过来的人，我知道那种大批判组或者说写作组是怎么一回事。那里面有干部，有工人，还有老知识子，比如冯友兰、周一良这些人都被北京的“梁效”写作组聘为顾问。光有这些人还不行，还得有几个真正的笔杆子，才能写好文章。余秋雨肯定是当作笔杆子吸收进去的。他肯定不是出思想的，也不是出感情的，思想是那些干部出的，感情是那些工人出的。他是写文章的，怎么把文章写得好怎么来。他是一九七零年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的，算到一九七四年吧，也不过二十六七岁，他怎么会成为四人帮的爪牙呢？不可能的事。现在都说四人帮长四人帮短，那个时候谁要能分清四人帮和党中央的话，他就是神仙了。
余秋雨要是聪明点，不等别人说，自家先写上一篇《我在上海市委写作组的日子》，把什么都说清了，看他谁还敢再说你一个不字。就是参加了写作组，就是写了那么几篇文章，谁去了不也是做这样的事？这样一来，别人只有敬佩，什么都不好说了。硬不承认，就难怪余杰抓住不放了。你不承认，余杰当然就有理了。在这上头，我们不能说余杰有什么不对，年轻人，就要这样较真。是余秋雨自己把事情搞僵了，怨不得别人。
至于最近金文明的《石破天惊逗秋雨》惹起的麻烦，就更不是个事了。要是我，只要说一句，我学问浅，全是我的错，谢谢，下次出书时改过来，不就什么事也没有了。到哪儿找这么好的校对去！
我觉得，对余秋雨的事儿，没必要再追究了，再追究也不会追究出多大的事儿。至于余秋雨自己，也没必要再说什么话了，好时机耽搁过去了，再说什么都迟了。别吭声是最好的处置。作为一个作家，作为一个文化人，余秋雨是成功的，是毫无愧色的，这就行了。想想历史上，这样的文人还少吗。再说什么，你总没当过汉奸吧。
具象写历史，大笔抒悲情
－－读余秋雨的《道士塔》
本文写的是一个无知的道士与一个巨大的文化的悲剧，也是一个巨大的民族的悲剧。王圆箓，一个无知的、卑微的道士。他曾将敦煌石窟中石壁上彩绘的“唐代的笑容，宋代的衣冠”，用石灰水刷成一片惨白；他曾敲碎洞窟中精美的塑雕，捏成粗糙丑劣的泥“天官”、泥“灵官”。更可恨可恶的是他将洞窟中那些宝贵的经卷、织绢、绘画、唐 ｙ雕大大方方地送给了俄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和日本人。这些外国人“一箱子，又一箱子，一大车又一大车”，一趟又一趟地把它们运回了各自的国家。换来的是几枚少得可怜的银圆和一点点廉价的商品，还有“几句现编的童话”。王圆箓是敦煌文化的罪人，是民族的罪人。但他太渺小了，他承担不了这么沉重的罪孽。他只是这个巨大的民族悲剧的一个“错步上前的小丑”。
本文的最大的艺术价值是再现了这样一个巨大的悲剧，让已知实情者和未知其实情者都来真真切切地感受一次刻骨铭心的伤痛，来体验一次刻骨铭心的耻辱。当然，首先是因为作者感受、体验了才能传达出来的。作者是用痛心疾首的伤悲与怨恨绾合起一些零零散散的历史事件，并将其描述成一段可触可感的人事活动画面，显现出一个令人痛心的历史存在：一方面是欧美人不远万里，不惜变卖财产，冒着挨打、被杀和葬身沙漠的危险，不辞劳苦，一次又一次地赶来敦煌，一车又一车地将莫高窟的文物运到伦敦、巴黎、彼得堡……当这些洋人“在沙漠里燃起了股股炊烟,而中国官员的客厅里,也正茶香缕缕”。这是历史存在的另一方面：中国的县长、学台和京官们，他们早知道有个敦煌，知道敦煌有无数的经卷画卷，也知道其价值无比，还知道自己也寻机弄几卷品玩，并送来送去。但就是不在乎它的保存与流失，他们随意地将一个这样宝贵的洞窟交给一个无知的道士看管，对其文物则是任其消散，任其被洋人弄走。洋人的掠夺固然可恨可恼，而中华民族的不肖子孙的麻木则是更为可悲可气。
还有那一个个的细节描画和场面展示，读起来像小说。从技巧上看，作者是在用写小说的方法写历史，用极富创造性的虚拟性想象，把一个个历史画面呈现在读者面前。把一桩桩不为人所详细知晓的人和事具象化。从情感和内容来看，作者是饱醮着血泪在描写历史，在刻画人物。而读者则通过阅读他的这个小小的文本，让耻辱的历史像一把尖刀从自己的心头划过，留下一道深深的伤痕。
当你看到这样的情景时，你能不心痛吗？那位无知的王道士“对洞窟里的壁画有点不满,暗乎乎的,看着有点眼花。亮堂一点多好呢,他找了两个帮手,拎来一桶石灰.草扎的刷子装上一个长把,在石灰桶里蘸一蘸,开始他的粉刷。第一遍石灰刷得太薄,五颜六色还隐隐显现,农民做事就讲个认真,他再细细刷上第二遍。这儿空气干燥,一会儿石灰已经干透.什么也没有了,唐代的笑容,宋代的衣冠,洞中成了一片净白。”“当几面洞壁全都刷白,中座的塑雕就显得过分惹眼.在一个干干净净的农舍里,她们婀娜的体态过于招摇,她们柔美的浅笑有点尴尬。道士想起了自己的身份,一个道士,何不在这里搞上几个天师、灵宫菩萨?他吩咐帮手去借几个铁锤,让原先几座塑雕委曲一下。事情干得不赖,才几下,婀娜的体态变成碎片,柔美的浅笑变成了泥巴.听说邻村有几个泥匠,请了来,拌点泥,开始堆塑他的天师和灵官。”对着这样惨白的墙壁，惨白的怪像，我们的脑海里也和作者一样，“也是一片惨白”，也会在心底里痛苦地呼喊：“住手！”
当你看到这样的场面时，你能不气愤吗？那些洋人风餐露宿，朝敦煌赶来，把大捆大捆的织绢、绘画、经卷，“一箱子,又一箱子。一大车,又一大车。都装好了,扎紧了,吁——,车队出发了。”我们可怜的“王道士频频点头,深深鞠躬,还送出一程。他恭敬地称斯坦因为‘司大人讳代诺’,称伯希和为‘贝大人讳希和’。他的口袋里有了一些沉甸甸的银元,这是平常化缘时很难得到的。他依依惜别,感谢司大人、贝大人的‘布施’。车队已经驶远,他还站在路口。沙漠上,两道深深的车辙。”
作者的高明之处就表现在这里。他不仅将读者带到敦煌，带进莫高窟，面对那空空荡荡的洞窟，面对洞窟中那惨白的墙壁，惨白的怪像。而且，他还把早已远去了、模糊了的历史又拉回来，让读者再仔仔细细地看一回，再真真切切地感受一回，让读者真真实实地和他一起痛，一起恨，一起感慨万千。
当然，作者再现这段屈辱的历史，他的用意不只是为了让读者和他一起哭，一起来痛心地看着我们民族的这个深深的伤口滴血；也不只是要我们和他一起恨，“恨我没有早生一个世纪”，未曾与那些异族强盗“决胜负于城下”。而是要让我们痛过之后不忘了这痛，恨过之后不要忘了这恨。记住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正在“一次次屈辱地从外国博物馆买取敦煌文献的微缩胶卷，叹息一声，走到放大机前。”他们比我们还恨。他们忍着屈辱，“越是屈辱越加紧钻研”。一钻就是几十年，努力，发愤。他们的研究让外国人不得不沉重地声明：“我想纠正一个过去的说法。这几年的成果已经表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记住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像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样，重视民族的历史价值与现存价值，重视个人自身的使命与责任，不再做麻木愚民，不再做让后人感到痛苦、耻辱的先民。恐怕作者对民族、对历史进行反思的目的就在于此，本文最大的文化价值也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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