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铺钱庄票号

当铺钱庄票号：中国金融史上“三姊妹”

2007-12-04

　　我国从南北朝起，以分别从事抵押贷款、信用放贷、汇兑为主业

的当铺、钱庄、票号，就开始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随着改朝换代引发的经济波动，他们各领风骚：或此兴彼衰，跌宕起

伏；或齐头并进，相互补充；或昙花一现，杳无踪影。三业兴衰无常，

不断演进，描绘出了一部鲜活、厚重的中国金融史。

　　三姊妹的主要特征是：当铺以抵押放贷为主，钱庄以信用贷款当

家，票号以货币汇兑称王。以生命力和数量讲：当铺居首，钱庄次之，

票号为三。按实有资本排：票号第一，钱庄第二，当铺第三。从经营

对象看：当铺面向穷苦大众，范围最广；钱庄联系小型商贸业，市场

较大；票号紧贴官府、钱庄、巨富收益匪浅。就机构设置说：票号有

总号分号之分，广设分号，钱庄少见分号，当铺独立经营，各自为战。

拿资本构成看：三业均为股份制。可见股份制历史悠久，是国粹而非

洋货。

　　当铺最早起源于南北朝时期，当时受前朝延续下来的官府赈贷（

朝廷的救济贷款）、民间高利贷的利益驱动，政要、贵族、富商、庙

寺僧尼拿起放贷收息这支利器，谋取钱财。南齐的招提寺和梁朝的长

沙寺两个庙宇首先开设“质库”专营抵押放贷。以后，除隋朝未见记

载外，历朝历代直至解放后的1952年，国家以公私合营整顿金融秩序

前均有当铺。

　　各朝代对当铺的叫法不一。南北朝与唐代叫“质库”；北宋名“

解库”、“典库”，元代又称“解库”、“解铺”、“解典铺”等，

清代称谓较为一致，多称当铺。

　　当铺主营抵押小额贷款，兼营货币兑换（古代金、银、铜、绢、

帛、纸币市值不一，互换有价差），储蓄存款。清朝有些当铺还兼营

银票、钱票、会票发行及米谷典当，即由穷民拿物当粮，当期一年。

到期本还粮，息付钱。

　　历朝历代对当铺都有严格管理。南宋淳熙五年（1178年）朝廷禁

止当铺在灾荒时关闭，以免“细民急切阙用，无处质当”。明朝万历

年开始向当铺征税。清朝康熙三年（1664年）规定每家当铺年交当税

银5两。清代雍正六年决定各省当铺由布政使司钤印颁贴，凭贴抽税。

清光绪二十八年还决定：开私当者送交刑部治罪。

　　当铺具有两重性，既有祸民的一面，又有为贫民解决急难的一面。

这既有赖吏制的清明，也有赖于经济的发展。

　　北宋初年，因铸币重，携带不便，四川民间产生了交子。《续资

治通鉴长编》说：“蜀民以铁钱重，私为券，谓之交子，以便贸易”。

交子与铸币兑换，成色不一，市值不同的铸钱与铸钱兑换均有利差以

及金银、绢帛的货币性流通，派生了货币兑换业务；北宋的赊买又造

就了“交引”（官府向民间购买粮草，根据路程远近，以高于市场粮

草价格付给交引，商人持交引到异地换钱。“交引”是早期的有价证

券），交引买卖亦有利润，产生货币兑现业务。于是，专司交引兑现、

货币兑换、金银买卖的“交引铺”、“金银彩帛铺”（钱庄）一产生，

发展速度就十分罕见，很快形成“金融一条街”。据《东京梦华录》

卷二《东角楼街巷》描述开封的界身巷说：“南通一巷，谓之‘界身’

，并是金银、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

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字里行间无不透射出当时的繁荣。从

北宋直至清代，钱庄业务不断扩展，节节向上，在清雍正年间成为主

要金融机构，开始打出钱庄字号，并稳坐金融业之制高点。鸦片战争

后钱庄在金融业的首席位置被后来居上的票号所得。上世纪30年代末

期钱庄走向衰落，解放后的1952年通过公私合营改为银行。钱庄完成

了他的历史使命，退出了金融舞台。

　　钱庄业务由早期主营货币兑换，有价票据买卖，倾熔银锭，金银

买卖，兼营抵押贷款发展到主营信用放贷，银票、钱票、会票发行、

收解汇划，汇兑存款，兼营货币兑换、抵押放款和金银买卖，初步具

有了银行的雏形，在当时的经济地位较高。

　　自唐代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因钱币数量不足，各地禁钱出

境。京师商人用“飞钱”之法“将钱交给本道在京的进奏院、军吏、

衙门或富商，换取领钱凭证，回乡在当地取钱”起，到清代汇兑被普

遍采用产生的利润引起了山西平遥颜料商雷履泰的注意。他于道光三

年变颜料行为日昇昌票号，成为我国首家主营汇兑的金融机构，开创

了我国金融汇兑的新纪元。票号业在鸦片战争后独占我国金融业鳌头。

辛亥革命前后因多种原因元气大伤，出现了“外欠则处处倒账，欠外

则人人提款”的被动局面，走上了没落阶段。进入民国后，票号已无

力与其他金融机构匹敌，经营范围不断缩小，直至1940年最后两家票

号改为钱庄，票号的历史画上了句号。

　　票号主营汇兑，兼营抵押放贷，银票、钱票发行，定活存款，货

币兑换和金银受托保管。票号与钱庄、当铺业务互有交叉，但主营汇

兑十分突出。

　　票号总经理称“大掌柜”，代表号主，号主对大掌柜决策不予过

问。大掌柜有业务主宰大权也有人事管理权，分号经理和成员全部由

他选派。票号等级与各项制度十分严格，违者将被扫地出门。

　　票号的股份制较钱庄、当铺更胜一筹，其他金融机构的银股他有

以外，还有更能激励员工积极建功立业的身股。身股即人股，俗称“

顶身股”或“吃生意”，参加分红。

　　票号资本比钱庄雄厚。钱庄需要票号贷款支持，票号靠钱庄代办

汇兑，故一家票号往往有多家钱庄支撑。票号放款面向官吏、钱庄、

望族和富商。汇兑则以官款为主，票号是清政府汇款的主渠道。汇款

除汇兑自带外，多由民间信局寄递。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邮政局

设立后，由邮局传寄，后来发展有了电汇。

　　纵观当铺、钱庄、票号三姊妹的发展教训与经验：墨守成规，囿

于陋习，必将走向失败。而顺应形势，锐意改革，与时俱进，才能常

青。去糟粕，留精华，当铺、钱庄、票号三姊妹的一些管理制度，运

作方式，经营理念，仍有许多值得今天商业银行、典当行乃至其他企

业研究借鉴，推广应用。

浅谈晚清钱庄和票号的性质

——读《晚清钱庄和票号研究》

赵杨

　　金融组织在现代市场运作中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在中国传统的经济社会当中，随着封建商品货币经济的逐步发展，社会对于金融服务的要求日益提高，钱庄和票号应运而生，成为明清之际市场金融运作中的基本组织形态。张国辉先生的《晚清钱庄和票号研究》就是研究清末钱庄和票号的发展演变历史的一部著作。

　　在这部著作中，作者运用翔实的史料，对晚清时期钱庄和票号的产生、发展和逐渐走向没落的过程作了深入的分析。正如作者所指出的，他“把注意力集中到了以下的几个问题上：即晚清的金融业，如钱庄、票号的信用活动，达到了怎样的水平？在中外经济实力相磨相荡的过程中，钱庄、票号的职能起了怎样的变化？它们是怎样直接或间接地为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渗透起着服务作用，以及外国金融实力又是怎样一步一步的控制中国金融市场等等”。作者通过对晚清各个历史阶段的分析，明确地指出，晚清的钱庄与票号经历了一个由最初的钱币兑换业到从事货币贷借的过程，逐步从单纯的商业活动中分离出来而成为专门的金融组织并在商业贸易中获得了较大的发展。鸦片战争之后，随着通商口岸的开放，包括外国洋行和银行在内的外国资本相继涌入中国。尤其是外国银行，它们凭借雄厚的资金实力，以通商口岸为起点，势力逐步向全国渗透，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控制了中国金融市场。与此同时，钱庄与票号日益依附于外国资本，成为外国势力控制和掠夺中国的工具。

　　作者将本书的核心命题——钱庄资本和票号资本在这一时期中性质是否发生变化和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建立在对钱庄和票号发展过程的分析的基础之上。作者认为，“晚清的钱庄和票号经历了一个从商业高利贷资本逐步向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依据的借贷资本转化。”这是作者认定钱庄和票号资本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的依据。

　　显然，这样一种分析是以传统的社会发展史观为理论依据的。这一理论认为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是一种本质意义上的变化。所以在方法论意义上，正如作者自己所说的，他是“试图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指导下”来进行这一理论分析的。但是在今天看来，这样一种理论分析的框架是有着很强烈的意识形态意义的，而不是一种单纯的理论模型或方法论。

　　我认为，作者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作者所指出的钱庄与票号资本性质的变化，仅仅说明了钱庄和票号在市场运作的过程中，其投资的方向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产生了变化，即原来单纯的对商业的金融扶持之中又加上了所谓的对于资本主义工矿企业的资金支持。我们认为，这仅仅是钱庄和票号一种追逐利润动机支配下的选择。也就是说，只要有合理的利润，对于钱庄和票号的经营者而言，对什么人来放贷是没有区别的。而且现有的证据也表明，在钱庄与票号的存续期间内，对工矿企业的投资只是占了很小的部分，甚至是微不足道的。钱庄和票号放款的对象主要还是原来的商业经营者，如买办等。如果从这一点就认定钱庄和票号的性质有了变化，从理论上是有缺陷的，这至多可以说是一种量变而非质变。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传统中国的社会性质仍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这种单线发展的社会史观也正在受到日益严峻的挑战。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单纯从钱庄和票号的借贷资金的投向就认定其性质发生了变化，其理由是不充分的。

　　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我个人认为这种传统的理论分析框架是有问题的。探讨市场状态下的金融机构的性质，应当看市场发展的程度以及这一历史条件下金融机构与市场结合而发生作用的程度。探讨传统社会钱庄与票号的性质也应从这一标准出发。从这个意义上讲，晚清的钱庄与票号是建立在清朝末年社会经济初步发展的基础之上的，而可以认定的是，在这一时期，全国性的统一的大市场尚未建立，或者说正在建立的过程之中。1所以，与此种市场结构相适应的是，钱庄与票号在建立之初，其性质是一种社区性的中小型金融服务机构。这一点可以从钱庄和票号成立之初的规模和经营方式中得到证明。在《晚清钱庄和票号研究》一书中，作者反复强调了以钱庄为代表的中国传统金融机构的实力之薄弱。比如他曾经多次谈到，钱庄的资本大多只有几千两，被认为是资本雄厚的也不过是五万到八万两。票号资本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显然，这样的规模只能够从事较小范围内的信贷活动，只能是一种市场不发达条件下的状态。从经营方式上看，钱庄和票号仍然建立在地区性经济体的基础上。票号经营过程中对于信用的强调是一个最好的例证。信用关系显然是建立在社会经济初步发展的基础之上的，只有依托与这样的社会形态，信用才有其存在的可能和价值基础。从一个最极端的意义上讲，钱庄与票号职能的分离，就是钱庄与票号这一性质的最好印证，因为二者职能的分离是一种商品经济不发达的产物，是地区内交易和埠际交易联系十分薄弱的产物。从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适应高度社会化商品经济形态的金融组织都将这两项职能合并起来。而我们看到，在钱庄与票号的发展过程中，二者一直有着明显的分工，票号对钱庄放款而不是直接面向需要融资的市场主体，便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全国统一的市场会逐渐形成和完善，中国社会也会缓慢地向高度商品化和社会化的方向前进。如果没有外部因素作用的话，钱庄和票号也会在这一进程中同步发展，成为一种现代的金融组织形态。但是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的进入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对这一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尚不成熟的中国市场被一下子抛入了已经高度发达的国际市场，成为国际分工大循环的一部分。与此相适应，中国传统社会也迅速市场化。我们看到，以对外贸易额的飙升为标志，传统社会中的各个部分都与市场发生了或多或少的联系，在短短的时间内，全国统一的市场开始形成，市场开始真正深刻的影响中国传统社会。2这种畸形发展对于一个传统社会而言，其影响可能是毁灭性的。在如此的巨变当中，传统的钱庄和票号，并没有能够真正的认识到社会发展的方向，并积极去迎合这种变化。社会环境的巨变成为对钱庄和票号未来命运的巨大危机和考验。尽管有明智的经营者在面临这种危机的时候提出要积极适应潮流的变化，采取新的经营方式等，但是这样的要求并没有得到更多的回应。在更大的程度上，它们依然延续着既有的组织和运作方式。因为运作方式的转变往往意味着巨大的转换成本，而这一成本往往是钱庄和票号的经营者所不愿也不能支付得起的。这正是外国金融机构能够迅速拓展中国市场，并逐步控制中国金融市场，夺取金融领导权的原因所在，因为外国金融机构是适应高度发达的市场化运作方式的，它们已经突破了原有的社区型中小型融资机构的阶段，而有了一个质的飞跃。而包括前面所提到的种种表象在内，中国传统的钱庄和票号并没有实现这种质的飞跃。在外国金融机构的冲击之下，面临深刻社会政治动荡的钱庄和票号，其命运是可想而知的。

　　张国辉先生显然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他指出“尽管到二十世纪初，钱庄和票号在自身的组织形式上、在经营方式和内部管理上，以及对职工学徒的使用和剥削上，还都保留着不少封建性的东西”。但是由于理论的制约，他并没有认识到，恰恰是这样的一些看似表面的形式因素具有更加本质的意义，正是它们最好的揭示了钱庄和票号在这一历史时期所面临困境的根源所在，它们成为了制约钱庄和票号发展的瓶颈因素。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由于鸦片战争之后外国资本进入，中国被动的卷入了已经高度发达的国际市场这一特殊的历史事实，阻断了钱庄与票号由社区型中小型金融服务机构向高度市场化条件下的金融机构的转变，其性质并没有发生真正的变化，因此钱庄和票号最后的衰落和消亡也就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了。

［摘  要］ 清末票号盛极而衰，年存放款及汇兑额逐年降低，究其原因有其自身的弊端、不良的宏观环境、现代金融机构的竞争和金融风潮的影响。

　　［关键词］ 清末；票号；盛极而衰；汇兑

票号，又称“票庄”或“汇票庄”，最初是经营地区间的汇兑，以后也兼营并不断扩大存放款业务的一种旧式金融机构。近年来一些学者大体认为票号产生于19世纪20年代初，相当于清道光初年。从60年代到90年代是票号发展的黄金时期，它促进了商品流通，密切了与晚清政府之间的联系，成为其财政支柱。陈其田估计票号最盛时，年存款总额1.5亿两，放款利息和汇费等收入每年应在200~300万两之间。利润率也很高，例如平遥帮的百川通资本16万两，1900年前后四年中共获利66万两，资本利润率103%［1］693。但是从1900到1911年票号盛极而衰，年存放款及汇兑额逐年降低，究其原因有其自身的弊端、不良的宏观环境、现代金融机构的竞争和金融风潮的影响。

　　

　　一、 票号自身的弊端是票号在清末盛极而衰的内因

　　

　　在内部组织上，一个严密控制的组织, 必然导致自闭, 而这种自闭将给它带来灾难。例如， 最初制定三年不准回家的规定， 是受交通条件限制的无奈之举。可是， 后来火车、轮船方便了， 票号总部不顾各地员工的苦苦请求， 仍然固守这一陈规， 导致人才大量流失。为了实施有力的控制， 票号等级森严。票号里70%的职工地位低下， 他们在学徒期间只有饭吃， 没有工资，劳动强度很大。学徒期满后， 一年工资是几两、一二十两。一份协成乾票号光绪32年的工资单显示， 工资有36个等级，其中14%的职员是没有工资的学徒［2］。剥削严重，制度不健全，屡屡出现战乱中员工携款而逃的事件。另外，票号东家生活腐败堕落，纸醉金迷，吸食鸦片，不理号事［3］58，如此不务正业的所有者无法使票号延续兴盛。

　　在业务经营上，票号墨守成规，其经营方向不能适应时代发展之需要。票号经营存放款的传统，历来强调信用而不重抵押，一旦遇到动荡局面，公私存款不得不如数退还，而贷放给钱庄、商号的款项，却极易成为坏账，无法收回。票号比较保守，1903年，袁世凯任北洋大臣时，曾招山西票商经办天津银号，晋商不肯。1904年，鹿傅霖任户部尚书筹办户部银行时，力邀山西票号入股并出人组织，也遭拒绝。1908年，山西票号内部有人提议合组银行，遭到总号反对［4］559。老号总经理和股东们反对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他们不识时务、泥古守旧，以及各怀私心，难于理解有限责任。票号拒绝任何改革终至失败。比如国内电报通达后，曾一度不准使用电报汇款。在近代工业已经兴起的形势下，仍窖藏白银不敢向产业投资［3］， 从而失去了广阔的获利渠道。

　　

　　二、 战乱纷飞、财政困难及国际贸易逆差是票号所处的不良宏观环境

　　

　　从中法、中日战争到义和团运动及八国联军侵略，可谓内忧外患，战乱纷飞。因为经济决定金融，所以清末的票号的发展必然举步维艰。战乱直接影响了工农业生产和贸易发展，也因此间接影响到金融业，包括票号业的经营与发展，同时战乱有时还会直接侵袭票号业。例如1900年7 月，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八月攻占北京，京、津票号纷纷撤庄回乡，途中又有遭遇银两被抢、账簿丢失的不幸。再如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继而各省响应，清军反扑，土匪蜂起，社会混乱， 许多城市发生焚烧抢掠，殷实商号和金融业受灾最重。天成亨票号仅汉口、成都、西安3处被抢现银100多万两，共计亏损200多万两。日升昌票号仅陕西、 四川就损失30余万两，放款无法收回，损失300万两以上［3］58。由此可见战乱影响票号之惨重。

　　清末天灾人祸接连而至，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国势衰微孱弱，财源日益枯竭，开支不断扩大，财政极端困难。财政的突出开支有庞大的军费，巨额的战争赔款等。清政府在资金紧迫之时往往对票号施加压力。曾代理国库的志诚信票号在庚子以后把业务重心移至北京，该号尽收国库余资，贷放南省，辛亥革命中清廷用款刻不容缓，在应收款400余万两、应付款200余万两的情况下，因周转不灵而宣布倒闭，号中经理人员连同股东均被押入大牢［3］58。清政府为了解决军饷匮乏的问题，增设厘卡，提高厘金征收率，并命令货捐局严追捐银。这阻碍了商业流通， 加剧了“钱荒”， 将许多商号推向破产，进而恶化了票号的业务环境，并危及其放款的回收。

　　中日甲午战争后，贸易逆差开始急剧增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3年内，中国贸易逆差总额达1.6亿海关两，为此前37年入超总额的6倍多［5］。多年连续贸易逆差对中国经济运行极为不利，恶化了票号的经营环境。

　　

　　三、现代金融机构的竞争抢占了票号的市场份额

　　

　　光绪末年，中国通商银行、户部银行、交通银行及各省官银钱局号相继成立。中央一级的官款及大宗汇兑相继脱离票号，各埠私人银行、钱庄林立，都以高额利息吸收存款。从1897年到1911年，国内一共设立了官商银行17家，都以开展汇兑为主要业务。它们大都尽量降低汇费，通商银行不赚亦要做。1906年户部银行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经清政府批准：凡设立户部银行或支行的地方，“应行汇解存储款项，均可随时与该行商办。”［6］181这使票号所周转的运营资本在数量上大为降低。1908年设立的交通银行在第二年收汇1 970.05万两，其中工商业款占77%；交汇2 074万两，工商业款占91%［6］183。而这两笔工商业收、交汇兑原本是各票号经营的。因此，就公私款项汇兑变化来看，票号受国内银行和官银钱局的打击不小，市场份额大为下降，至清亡时它的汇兑量减少了四分之三。

　　19世纪末外国银行在华业务迅速发展，不仅垄断了国际汇兑业务，也极力挤入国内汇兑，与国内钱庄票号相争。“近来通商口岸，洋商亦多设银行，西商［指山西票号］之利，稍为所夺。”［6］184试以天津汇兑情况的变化为例：天津对上海的棉纱款项的汇兑，年约1 000万两。其中由外国银行经办的即占半数，钱庄、银号占30%，票号仅占20%［6］184。与此类似，许多通商口岸的汇兑业务被外国银行大量侵占。外国银行还在中国发行钞票、吸收各种存款，这也是其控制晚清金融业的重要内容及表现。到清末，发行的钞票总额约4 000万元［4］578，并进一步插手票号的存款业务。晚清政局之动荡，也使得大量官僚、地主、买办、商人将资金转移到外国银行以求荫庇，这就缩小了票号资金来源，从而大大削弱了票号的经营力量。

　　银行具有票号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因为银行是有限责任的公司组织，资本比较大，以法人资格经营，管理科学且主要做抵押贷款。因此，票号的市场份额下降实属必然。另外，随着近代交通事业逐渐发达，火车轮船已经通行，邮

　　局、信局也承做汇兑业务或以减费兜揽汇兑，由此进一步减少了票号的市场份额。

　　

　　四、屡次爆发的金融风潮促使许多钱庄纷纷倒闭并殃及票号

　　

　　晚清屡次爆发金融风潮，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以下六次：1860年、1871-1873年、1878-1879年、1883年四次金融风潮、1897年股票风潮、1910年橡皮股票风潮［4］571。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的几次金融风潮中，外国在华银行利用晚清金融市场中银根紧张的局面拒不接受中国钱庄庄票，不予贷款，反而强行收回钱庄、商号所欠款项，使钱庄纷纷倒闭，也牵累到票号经营。所谓“上海市面钱庄倒闭，牵动汇号，以致金融阻滞，周转不灵”［6］185。以下举两例说明金融风潮对钱庄与票号的影响之大：

　　1883年爆发的金融风潮是19世纪影响最大的一次，是由胡光墉囤积生丝投机失败引起的［4］573。胡从商致富，在晚清金融领域极有影响，他所经营的阜康银号和通裕等票号几乎在全国各省都有分支机构。他1881年囤积生丝，受外商抵制。1883年上海丝价暴跌，胡亏损巨大，进而引发挤兑风潮，阜康总号及其各地分号同时闭歇。外国在华银行拒绝贷款，钱庄受沉重打击。据统计，在这次风潮中，上海南北市大钱庄从年初78家到年终只剩下10家，且波及全国其他许多大城市的金融市场。因为钱庄向票号借款数量巨大，钱庄倒闭使票号也深受其害。

　　在1910年，上海发生了橡皮股票风潮。风潮的起因，是英国人麦边在上海开设了一家“橡皮（橡胶）公司”，发行股票，他大造舆论，鼓吹经营橡皮可获巨利。1909年世界橡胶涨价，于是购买橡皮股票的人大增，许多商人向钱庄贷款购买，钱庄本身也投以巨资，橡皮股票遂上涨20多倍。麦边趁机将股票全部卖出，卷款潜逃，股票价格一落千丈，大批钱庄与票号因此倒闭［7］。有人估计，华商在这次橡皮股票交易中，投入了上海市场的金额约为2 600万-3 000万两之谱［6］169，投入伦敦市场的约为1 400万两［6］169。因此，投入资金的总额约在4 000万-4 500万两左右，从而上海钱庄手中可以调动的资金几乎完全被橡胶公司所吸收了。其后果是正常的贸易强烈地感到缺乏资金的支持［6］169。到了1910年9月，正届每年缴付庚子赔款的期间，当年应支付190万两。不料蔡乃煌所掌管的道库竟是“库空如洗”；而上海市面因正元等钱庄破产而资金紧张，蔡所拨给源丰润等庄号的官款一时也无法收回。迫于政府压力，蔡乃煌只得向贷用官款的钱庄限期归还借款。这迫使源丰润周转失灵，于1910年10月8日宣告清理，其在北京等地的亏欠公私款项达2 000余万两 ①。延至1911年3月下旬，又有李鸿章之子李经楚经营的大票号义善源受源丰润银号倒闭的牵累，虽经各方罗掘，尽力支撑，终以负债1 400万两而破产［8］， 其19家分号也随之闭歇。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全国响应，各省票号毫无准备，放款无法收回，挤兑成风，在兵乱中受损惨重。而由于各省官钱局滥发纸币，湖北、河南等地立即出现挤兑风潮，票号为顾全信誉，尽力维持兑现，收进大量纸币。这种纸币在民国初年兑换现金必须贬值折扣，往往不及原来价值的一半，票号损失严重。据统计，革命兴起时即倒闭的票号有17家，革命后接连倒闭的有3家，以后几年又倒闭2家［1］694。票号从此一蹶不振。

　　在晚清时期，票号对国内国际贸易的结算和金融市场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在清末票号的发展面临着内忧外患，因为其自身的弊端，不良的宏观环境、现代金融机构的竞争和金融风潮的影响，票号盛极而衰。

　　

　　① 参见《东方杂志》第7卷，1910年第10期，130页。

［参考文献］

　　［1］ 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2］ 范卫锋．晋商票号的衰亡宿命［J］．商界，2006，（5）：44．

　　［3］ 孔祥毅．山西票号衰亡的原因与教训［J］．中国金融，2003，（19）：58．

　　［4］ 马 敏，朱因英．中国经济通史：第八卷下册［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

　　［5］ 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1840-1948）［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18．

　　［6］ 张国辉．晚清钱庄和票号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7］ 杨晓焱，童元松．金融市场学［M］．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2007：11．

　　［8］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上海钱庄史料［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88．

摘 要] 山西钱庄的组织结构、经营思想和管理方法很值得后人思考和借鉴。本文旨在简单探讨山西钱庄的衰落及影响，试为现代金融企业提供参照和启发。 



　　山西钱庄是盛开在旧中国金融行业的一朵奇葩，它的从无到有，有着特定的历史条件和背景，它的由兴至衰又是其命运发展的必然。纵观其经历的二百多年历史，既有封建社会固有的糟粕，又有超越时代的亮点。本文将试着在山西钱庄的衰落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方面略述一二。



　　一、山西钱庄的衰败原因



　　山西钱庄自道光、咸丰以来，发展很迅速，到民国三年时全省共有561家，省内各大小城镇均有，并发展到省外一些城市。这是它最兴盛的时期。自此以后，钱庄数量逐渐减少，到民国十年，山西钱庄只剩下364家，比民国三年少了近三分之一。



　　山西钱庄的衰落，一方面，与当时社会环境恶劣、政局不稳、社会动荡有着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它也存在着与生俱来的缺陷：即，封建性和保守性，而后者是导致其衰亡的最根本因素。



　　（一）社会动荡是山西钱庄衰落的外在原因。



　　咸丰三年时，因太平天国革命，朝廷为筹集军需，发行了“户部官票”和“大清宝钞”。因此，商民恐慌，钱店易业；宣统三年，辛亥革命爆发，银根奇紧，钱铺多关门大吉；民国八年，山西省银行成立，省政府制定了《取缔各县纸币规则》，使山西钱庄受到了限制，全省钱庄减少到345家；民国二十三年中国银行成立储蓄部，储蓄存款激增。中央信托局成立后，也办理储蓄业务，给了一般银行一个沉重打击，山西的银行发生挤兑风波，钱庄、典当在此风潮中变得衰败不堪；民国二十四年的军阀混战使山西省钱庄只剩下182家；抗战胜利后，银钱业开始复苏，但在1952年以前几家钱庄先后歇业。至此，曾辉煌一时并对山西省金融业和商业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山西钱庄彻底消亡。



　　（二）封建性和保守性是山西钱庄衰落的内在原因。



　　产生于封建社会的山西钱庄，不可避免的带着那个社会的痕迹，即盘剥人民以养肥自己。在其经历的二百多年历史中，货币计量单位的长期不统一为其剥削百姓提供了沃土。抗日战争、国内战争时期，严重的通货膨胀又给了它们囤积居奇，投机倒把的好时机。因此，全国解放后，一旦投机倒把活动被制止，原本基础较差的山西钱庄便一蹶不振，纵使政府对其寄予厚望，也回天乏术了。



　　山西钱庄的保守性也体现在其资金少、规模小，对外力依赖性较大方面。山西钱庄成立时资本金最多只有3万元，并且不设分支机构，与后来成立的山西票号相差甚远。山西钱庄的后来发展多依赖山西票号。在山西票号开办汇兑业务时，一般都在当地钱铺建立往来账户。而票号在这里的存款，利息较低，这样钱庄就获得了大量的低成本存款。转手放贷，不断周转，获益匪浅。因此，山西钱庄的命运，数度是与山西票号联系在一起的。当然，日后票号衰落，山西钱庄又发展了汇兑业务并维持了下来。



　　建国后政府指望山西钱庄能帮助工商业发展，为社会主义作贡献，殊不知，它的封建性质是与社会主义相悖的，而且复业后的数家钱庄也未能顺应时势，积极改革，从而决定了其必然走向灭亡的命运。



　　二、山西钱庄对社会经济发展所起的借鉴作用



　　山西钱庄的消亡并不能抹杀它对社会经济发展做过的贡献。山西钱庄是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从进行货币兑换业起逐步壮大的。它的兑换银钱并发行“庄票”和“钱票”代替现金流通不仅方便了交易，也促进了贸易活动的发展。同时，山西钱庄在组织管理、业务经营等方面的许多做法也是值得借鉴的。



　　首先，山西钱庄在发放贷款时对信用的把握很有分寸。



　　山西钱庄的放款有两种，一种是信用贷款，一种是抵押贷款且信用贷款余额远大于抵押贷款余额。这种做法虽然简捷灵活，但是风险较大。不过山西钱庄在发放信用贷款时并非盲目所为，而是基于对客户有了一定了解的基础上。钱庄雇用的跑街，平时就在调查有往来关系的客户的信用，并兜揽顾客。因而，钱庄主动招揽的顾客，绝大多数都是他充分了解并且信用可靠的。钱庄在贷款发放后，也并未一劳永逸，而是时刻关注其资金的动向，一旦出现异常，就会采取手段及时挽回损失。对信用不良的客户则拒绝对其发放贷款。这种对贷款的管理方法与现代金融企业对贷款的把握有着惊人的相似，这不能不说明当时钱庄经营者的远见卓识。

其次，山西钱庄在机构设置和人员选用上比较谨慎。



　　旧中国的山西钱庄，独资经营比较多，因而在选用人员时十分谨慎。每个钱庄，职工仅二三十人，分别担任经理、副经理、内事先生、跑街及学徒等，经理、副经理必须精明强干并可掌管全局事务，副经理辅助经理协调好内部事务，内事先生负责内部财务，跑街则既要招揽顾客，又要抢占和扩大市场，同时收集和分析市场信息并及时反馈到决策层，以便做出正确的决策。学徒须经面试合格，有商号担保，才可被接纳。这样，钱庄就一定不会出现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效率低下等问题。同时，山西钱庄在员工激励方面也做得比较优秀，不仅从经理到学徒工资级别各不相同，而且对同一级别的员工也没有实行平均主义。这种激励机制不仅会产生一种积极的、竞争的良好氛围，同时也大大增强了钱庄的办事效率。另外，钱庄的人员少，规模小，也有利于经理们对市场变化迅速反馈，做出决断，这种办事效率也值得今天金融企业的领导者思考。 



　　第三，山西钱庄的规模小，业务量大，利润丰厚。



　　它们的做法是： 通过增加多种多样灵活多变的服务措施，有些甚至是无偿的服务来吸引顾客，吸收存款，从而扩大业务量，增加利润，这样积少成多，成就大事。



　　博古可以通今。通过对山西钱庄历史的学习，可斗胆为现代金融企业家们提出以下建议：



　　中国金融机构要立足中国，面向世界，要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住脚跟，就必须有优秀的金融人才，简洁的组织机构，高效的办事效率，多样的服务手段。目前我国国内的金融行业仍然存在着机构臃肿、人员众多，办事效率低下的情况。虽然许多机构在减人增效，但裁员方法不大妥当。如用年龄指标搞“一刀切”，许多富有工作经验的人才被裁掉，而新的年轻学生又不能迅速适应工作，造成一种青黄不接的局面，不利于开展工作。这些情况在国有商业银行出现较多，也较严重。如果用“能力+业绩+适应性”这种方法进行理性裁员，结果或许会好些。



　　服务手段落后也是目前中国银行业共有的通病。在“大敌”（即外资银行）当前的紧急关头，在国内需求萎缩的现状下，各大商行应及时调整心态，扎实地进行市场需求调查，搞好市场细分，找出潜在的客户源，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提供真正令客户满意的服务。例如在国内信用卡市场，各大银行争相发放自己的产品，“欲与他人试比高”，这样的竞争固然对顾客有利，但是在受理信用卡的商户中，收款台受理信用卡的机具各不相同，给收银员带来很多不便，也增加了他受理时的抵触情绪。应尽快实行各行“资源共享”。



　　上述例子仅仅是森林中之一叶，旨在说明研究山西钱庄给我带来的启示，山西钱庄在发展壮大过程中还有许多经营管理方面的精髓，有待进一步学习、吸收和借鉴。■



　　参考文献：

　　1、《金融话旧》洪葭管 中国金融出版社

　　2、《晚清钱庄和票号研究》 张国辉 中华书局89年版

　　3、《山西票号研究集》山西财经学院山西票号史料课题组

　　4、《近代中国金融业管理》人总行金融研究所金融历史研究组编

　　5、山西地方志

本文来源：https://www.2haoxitong.net/k/doc/b7153276f46527d3240ce0f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