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诗言志，词言情。”我对诗词的印象大抵也是如此。
在《唐宋词十七讲》中，迦陵先生对于东西方文艺的差异，取长补短兼容并蓄,以积极的姿态面对东西方的分别。中国喜欢用坐着的人格来衡量作品的价值,西方文学作品衡量的重点放在了文学艺术的价值方面,她突破了文学传统的道德观念,对其两者持并重的姿态。她认为中国的文艺理论缺乏一种成熟的理性的科学的系统的理论体系,对问题的探究指出了答案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含蓄性很大的看法。比如先生在外国讲《花间集》时，要将其翻译为花丛中一个歌词的集子，是很美的，而在中国，“词”已经成为一个生硬的、死板的名词。
迦陵先生在文中讲道：“在中国的文学传统之中，词是一种特殊的东西，本来不在中国过去的文以载道的教化的、伦理道德的、政治的衡量之内的。在中国的文学里边，词是一个跟中国过去的载道的传统脱离，而并不被它限制的一种文学形式。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一点。它突破了伦理道德、政治观念的限制，完全是唯美的艺术的歌词。可是，后来却发生了一种很奇妙的现象，就是后来词学家、词学评论家，他们就把道德伦理的价值标准，加在中国这个本来不受伦理道德限制的歌词上面去了。”
类似于这种观点我在文学理论中也看到过：文学接受中，读者会产生二度创造，主要表现在文学形象的重构和文学审美意蕴的再创造两方面。读者可能会根据自己的现实生活体验、经历或阅历，去加以联想、幻想甚至是比附，从而在头脑里再造出打上个人印记的文学形象世界。其次是读者结合自身对生命的感悟、对世界的体认等，对自己二度创造的文学形象进行深度体验、领悟，从中生发出超越了具体的人物、情节、故事的人生感悟。
词作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生活、流露出作家的特定倾向和表现作家的情感。文学批评可以影响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并对其文学价值观产生一定的影响与塑造作用；通过对作家作品的分析与评价表达出特定的价值观念与理想，由此对社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很多时候我们所阅读的词被我们赋予了超越它本身所有的意义，我们用自己所处时代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来要求词作者，在多数时候我们忽略了词本身，更多关注的是词所体现出来的社会意义，词在当今社会的功能逐渐趋向于诗-“言志”。我们过多的以道德伦理来要求词，以政治眼光来评判词，而且由于中国的文艺理论缺乏一种成熟的理性的科学的系统的理论体系，往往忽视了文学批评中的根本和最重要的原则，那就是美学的和历史的原则。
在《唐宋词十七讲》阅读过程中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会打破定势思维，不再将社会时代的背景、伦理政治的道德限制强行代入到词作中去。理性的阅读，在文学接受中要注意二度创造与作者本意的结合，也就是将西方文艺理论中的阐释学和现象学结合起来欣赏词作。至于要怎样将两者在欣赏词作时辩证地结合起来，这便是我下一个阶段的学习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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