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在惠州

苏东坡在惠州

苏轼（1036—1101），字子瞻，号东坡。四川眉山人。他是我国著名的文学艺术家。在散文方面，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在诗歌方面，他一生写了2700多首诗，是我国著名的诗人；在词方面，他是豪放派的鼻祖；在书法方面，他是我国四大著名书法家之一，与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齐名；在绘画方面，他又是中国文人写意画的中坚，他与其表兄文与可画的墨竹，是著名的一个画派，叫湖州派。他还是一位医学家、气功师、美食家、酿酒师、农田水利专家。所以，后人称苏轼是一个全能的文艺家、全才。

　　苏轼和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在散文创作方面同是唐宋八大家，后人称之为“三苏”。像“三苏”这样能在中国文化史上作出巨大贡献的家庭是少有的。所以，朱德委员长曾赋诗称赞道：“一家三父子，都是大文豪。诗赋传千古，峨眉共比高。”

　　在中国文化史上，苏轼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一生三次在朝廷做高官，官至兵部尚书和礼部尚书；三次遭受贬谪，曾先后被贬谪到湖北的黄州、广东的惠州和海南岛的儋州。他是在59岁高龄时被贬到惠州来的。

一、 一代文豪被贬惠州

　　苏东坡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家，而且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他在青少年时期就立下了“奋厉有当世志”的思想。嘉祐二年（1057年）中进士后，便潜心研究社会问题，针对所谓宋朝“百年无事”的“太平盛世”，但已危机四伏的事实，在短短的二三年间便写出了《策论》25篇和《进策》25篇，提出了改革弊政的革新主张，以革新派的面目走上了政治舞台。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副宰相），实行变法，其中也包括苏轼提出的一些改革主张。但，要比苏轼的激进得多、丰富得多。按理，苏轼是应该拥护变法的。但，由于王安石思想激进，而苏轼思想稳健且偏于保守，故产生了矛盾。苏轼认为，新法“求治太速，进人太锐，听言太广”（《上皇帝书》），不利于国家。还认为“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辩试馆职策问札子》）。故苏轼是主张渐变的。况且苏轼长期生活在下层，对农村情况比较熟悉，对广大农民的疾苦也比较了解，所以他只看到变法中的毛病和不足，因而和保守派站在一起，反对新法。但，王安石在神宗皇帝的支持下，变法大张旗鼓地进行着。于是，他不得不要求外任，离开了朝廷。

　　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到杭州任通判（州的副职长官）。以后，又先后任密州、徐州、湖州的太守（州长）。在这期间，苏轼在地方官任上，亲眼看见新法给农民带来的一些不便，于是便写了一些讽刺新法的诗歌。结果，在湖州任上，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摘出苏轼诗文中的一些字句，断章取义，说他讪谤新法，加以弹劾，使苏轼被捕入狱。这就是有名的“乌台诗案”（因御史府中的柏树上经常栖宿着许多乌鸦，故将御史府称作乌台）。

　　出狱之后，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不得签书公事，黄州安置。以后，几经升迁。在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执政，苏轼被召回朝廷，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兼侍读，可谓权重一时。此时，苏轼对司马光等人一概废除新法的做法表示不满，提出对新法要“参其所长”，结果又为旧党所不容，只得要求外放。

　　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新党再起，章惇一伙对“元祐党人”进行疯狂的报复、迫害。苏轼又首当其冲，在被迫害之列。御史赵挺之、来之邵等人又重演“乌台诗案”，弹劾苏轼所作之诰词“谤讥先帝”。于是，苏轼在定州任上便落端明、翰林两学士，落职贬知英州（今广东英德）。

　　苏东坡是哲宗皇帝的老师。起初，他对哲宗还是抱有幻想的。当年仁宗在世时，初读轼、辙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而神宗更爱苏轼之文，宫中读之，进膳忘食，称之为天下奇才。可是，政治斗争是残酷的，哲宗皇帝根本不讲情面，也不顾及先帝们对苏轼的褒奖，不顾及苏轼是否是个人才。一年前，他首先准苏轼辞去礼部尚书而出知定州，东坡临行前要求向皇帝“陛辞”，也不获准。种种迹象表明，苏东坡是不容于朝的。但是，东坡还是逆流而上，上书皇帝，劝他不要听信新党的胡言乱语：“臣恐急进好利之臣辄劝陛下轻有改变，故辄进此说，敢望陛下深信古语，且守中医安稳万全之策，勿为恶药所误，实社稷宗庙之利，天下幸甚！”（《朝辞赴定州论事状》）。

　　按照宋代的政治制度，谪官接到诰命之后，必须立即离任，不须交代，不得逗留。苏轼在绍圣元年闰四月三日接到诰命，便立即前往贬所。

　　苏轼一家沿着太行山往南前行，当时是梅雨季节，连日天色阴沉，能见度很低，连太行山也看不清楚，大家的心情都十分沉重。但是，到了赵州临城时，天气突然晴朗起来，能清楚地看见太行山上的草木，东坡甚是高兴。因为他去年冬出知定州时也是走这一条路，但连日刮风，灰尘很大，整个天空灰蒙蒙的，连太行山的样子也看不清。而现在，离开定州远适岭外，却终于看到此山北走的雄姿。中国人历来都有崇拜山岳的传统，所以苏轼认为这是一个吉祥的征兆。况且，苏东坡马上又想起韩愈。贞元十九年，韩愈在任监察御史时，关中天旱人饥，他上书请宽民徭。因为党派之间的排挤，被贬为广东阳山令。贞元二十一年便改为江陵法曹参军。当他遇赦北归过衡山时，便写下了《谒衡岳》诗：“我来正逢秋雨节，阴气晦味无清风。潜心默祷若有应，岂非正直能感通。须臾净扫众峰出，仰见突兀撑青空。”心想，自己的经历不正好和韩愈一样吗？想到这里，苏东坡精神为之一振，马上高兴地对儿孙们说：“吾南迁其速返乎！这是韩退之《衡山》诗的吉兆啊！”于是，便提笔写下了《临城道中作并引》：

　　逐客何人著眼看，太行千里送征鞍。未应愚谷能留柳，可独衡山解识韩。

　　意思是说，自己不可能像柳宗元那样长期留在贬谪之地；而会像韩愈那样，很快就会被皇帝召还的。

　　可是，事实与苏东坡想象的完全相反。当他还在赴英州的途中，政敌章惇、蔡京、来之邵等人又不断地在皇帝面前攻击苏轼，说苏轼罪大恶极，贬谪英州仍不足以惩罚。于是，哲宗皇帝又两次对东坡加重处分，把苏轼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不得签署公事。这时的苏轼，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囚犯了。

　　在古代，岭南广东是比较落后的，人们称之为蛮瘼之地，加上气候炎热，疾病较多，人们又称之为瘴疠之地。所以，历代的封建统治者都是把不同政见的“罪大恶极”者贬谪到岭南来。而从定州到惠州，有4千余里。当时没有汽车，没有轮船，最先进的交通工具就是马车和帆船了。而这时，苏东坡已是59岁了，加上身体又不好，患有严重的痔疾。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对家人作了重新安排：令苏迨一家及苏过的妻儿去宜兴，和大儿子苏迈住在一起；自己则与幼子过、侍妾王朝云并两老婢，主仆五人奔赴贬所。

　　值得安慰的是，苏轼此次南迁，沿途多遇故旧，并得到他们的帮助。尤其是在扬州，以龙图阁知润州事的张耒，怕东坡在路上遇到不测，特地挑选了两名士兵随他南行，沿途照顾他，一直护送到惠州。

　　但，苏东坡对此次贬谪是不服的。当他翻越大庾岭即将踏入广东时，心绪突然高涨起来，竟然写诗表白自己的高洁：“一念失垢污，身心洞清静。浩然天地间，唯我独也正。今日岭上行，身世永相忘。仙人拊我顶，结发受长生。”（《过大庾岭》）说自己是“浩然天地间，唯我独也正。”一股凛然之气跃然纸上。

二、 惠州父老喜迎苏东坡

经过长期跋涉，苏东坡一行终于在九月进入岭南广东了。当他乘坐的船沿北江顺流而下，行至清远时，看见岭南都是青山绿水，气候宜人，本来就十分高兴。更令他高兴的是，一位姓顾的秀才还热情地向苏东坡介绍了惠州的情况。东坡听了之后，禁不住写下了一首《舟行至清远县，见顾秀才，极谈惠州风物之美》：

　　到处聚观香案吏，此邦宜著玉堂仙。江云漠漠桂花湿，海雨翛翛荔子然。

　　闻道黄柑常抵鹊，不容朱橘更论钱。恰从神武来弘景，便向罗浮觅稚川。

　　“香案吏”的来历是：唐代制度，皇帝驾到，起居舍人须分站香案两旁。东坡曾任中书舍人，故自称“香案吏”。“玉堂”，本宫殿名，宋太租曾写了“玉堂之仙”四个字赐给翰林学士苏易简，所以翰林学士又称“玉堂”。苏东坡曾任翰林学士，故自称“玉堂仙”。从这首诗来看，苏东坡认为岭南这个地方还不错，适宜他生活。

　　九月二十三日，苏东坡携着家人从广州向惠州进发，他们坐船沿东江溯江而上。一路上，苏东坡都在盘算着游览罗浮山之事。罗浮山在博罗县境内，素有“岭南第一山”之称。它，山势雄伟，风景秀丽。在260多平方公里的风景区内，有大小山峰432座，飞瀑名泉900多处，洞天奇景、石室幽岩近百处。它，还是我国著名的道教名山，号称为第七洞天，第三十四福地。早在东晋时期的道教理论家、药物学家、炼丹家葛洪，就在这里炼丹，并写出了著名的理论专著《抱朴子》。所以，苏东坡还在清远途中，听了顾秀才的介绍之后，便立下了“便向罗浮觅稚川”的誓言。

　　九月二十六日，苏东坡一家乘坐的船停靠在泊头镇。第二天早晨，父子两人便乘肩舆直至罗浮山。他们游览了长寿观、冲虚观，饮了卓锡泉，还为葛洪的丹灶题了字。晚上，住在宝积寺中阁。第二天早上吃了早餐，便回到船上。

　　这次游罗浮山，苏轼写有6篇散文和1首诗，盛赞罗浮山“山不甚高，而夜见日，此可异也”。并称朱明洞是“蓬莱第七洞天”，还说：“山中可游而未暇者，明福宫、石楼、黄龙洞，期以明年三月复来。”

　　十月二日，苏东坡一家就到了惠州。惠州，在古代就有岭南名郡之称。春秋战国时期，惠州这一带地方就曾建立过一个小国——缚娄。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郡县制，惠州这一带属南海郡傅罗县。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之后，原秦国的龙川县令赵佗也建立了一个以番禺（今广州）为王都的南越国。傅罗县属南越国。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派兵统一岭南，并把南越地重新划分为9个郡，傅罗县辖属于南海郡。三国东吴占领岭南之后，于甘露元年（256年）改傅罗县为博罗县，另划出包括现在惠州市区在内的一些地方建立了欣乐县。晋统一之后，于咸宁六年（381年）分出南海郡部分地方，设立东官郡，欣乐县隶属于东官郡。南北朝时，梁天监二年（502年）改东官郡为梁化郡（郡治在今惠东县梁化镇）。祯明二年（588年）梁化郡辖下的欣乐县又改为归善县（大体相当于现在的惠城区、惠阳区和惠东县）。隋朝结束了南北分裂的局面，隋文帝在开皇十一年（591年）废梁化郡而设立循州总管府，府治在今惠州。这就是惠州成为府治的开始。从此，惠州便成为东江流域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以后，惠州曾先后隶属于龙川郡、循州总管府、循州、雷乡郡、海丰郡。但，郡治都设在惠州。五代南汉时期，统治者于梁乾化元年（911年）将原循州地分为两个州，迁循州于龙川，辖龙川等县，并于另一半的循州地立为祯州，这就是惠州的前身祯州的来由。宋朝建立以后，于天禧五年（1021年）避太子赵祯之讳，改祯州为惠州。惠州之名由此沿用至今。

　　十月二日这一天，天气晴朗，阳光普照。刚踏入初冬的岭南气候，不冷不热，十分宜人。当苏东坡从船舱中走出来时，看见码头上站满了人，大家都用奇异的眼光望着他，有些人还向他问好。顿时，苏轼热泪盈眶，一首《十月二日初到惠州》诗便口占而成：

　　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吏民惊怪坐何事，父老相携迎此翁。

　　苏武岂知还漠北，管宁自欲老辽东。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

　　苏东坡的意思是说：惠州这个地方呀，很熟悉，好像是曾经到过的一样。不然的话，为什么连鸡狗都认识我的呢？惠州的父老乡亲，扶老携幼，都出来迎接我，并问我因什么事而贬到这里。我想，自己可能会像苏武那样，最终还是回到中原去；或许像管宁那样，老死在惠州吧。但，不管怎么样，惠州这个地方那么好，肯定会有人对我很好的。

　　在惠州府衙役的指引下，苏东坡到惠州府办理了报到手续。

　　惠州府衙在梌山上。梌木，吴人谓刺木。岭南人谓枫木。因山上多梌木，故名。它在惠州现在的中山公园处。由于这里的地势比较高，故站在府衙便可以将惠州一览无余。宋代的惠州，只不过是一个小镇，人口不多。可是，其地理环境和风景却很特别：四面环水，北边有东江东西方向流过，城的四周便是组成西湖的五个湖：南湖、丰湖、平湖、菱湖和鳄湖。城中有数座小青山。整座惠州城就在绿水青山之间，风景十分美丽。南宋诗人杨万里曾赋诗赞美惠州：“左瞰丰湖右瞰江，三山出没水中央。”这就写出了惠州城的地形特点。

　　惠州太守詹范，字器之，进士。以前虽然不认识苏轼，但久仰东坡大名，故他非常佩服东坡的人格和才华。当东坡报到后，他马上把东坡一家安排到合江楼去居住。

　　合江楼原是三司行衙中皇华馆内的一座江楼。皇华馆是朝廷官员的驿馆。皇华之名盖取于诗经“皇皇者华”之意，相当于现代的高级干部招待所或高级宾馆。按理，苏东坡作为一名贬官，是不能住进合江楼的。而现在，詹太守居然把东坡安排进去了，可见詹范对苏东坡敬仰的程度。

　　苏东坡一家搬进合江楼后，东坡发现这里的风景特别雄壮优美：合江楼修建在江边的一个小山岗上，涛涛的东江水和西支江水从楼下流过。放眼一看，只见水天茫茫，城内的几座青山就像几颗青螺一样耸立在水中，苏东坡禁不住赞叹。一会，一首《寓居合江楼》诗就马上写了出来了：

　　海山葱茏气佳哉，二江合处朱楼开。蓬莱方丈应不远，肯为苏子浮江来。

　　江风初凉睡正美，楼上啼鸦呼我起。我今身世两相违，西流白日东流水。

　　楼中老人日清新，天上岂有痴仙人。三山咫尺不归去，一杯付与罗浮春。

　　这首诗极赞合江楼所处环境的美丽，把它比作“蓬莱”，是一座仙山。可是，住在里面的东坡老人，却“身世两相违”，只能“西流白日东流水”了，无所作为，得过且过，故只能“一杯付与罗浮春”了（罗浮春乃惠州的一种酒的名称）。

　　可是，好景不长，苏东坡在合江楼才住了16天，在十月十八日就不得不搬到归善县郊外的荒野，四周是密密麻麻的桄榔林的僧舍——嘉祐寺。

三、与程正辅释怨，在生活上得到关照

　　章惇，曾是苏轼的好朋友。在王安石变法中，章惇追随王安石，并为王安石任用，为编修三司条例官，便与苏轼产生了隔阂。司马光旧党上台后，章被贬黜。绍圣元年哲宗亲政，章又被起用，任尚书左仆射，倡“绍述”之说，凡是元祐期间所革除的一切制度，都要恢复之，其中青苗法、免役法等法都在恢复之列。而东坡再贬惠州，亦与之有关。

　　苏东坡贬寓惠州之后，章惇恨不得把东坡置于死地。他除了派出心腹了解苏东坡在惠州的情况之外，还想尽一切办法，借助外部力量来把苏东坡整死。机会终于来了。章惇了解到，苏东坡有一个表兄程正辅，因苏东坡的姐姐嫁给程正辅后不久，便不明不白地死了，故苏家便认为程家把他的女儿虐待死了。这样，两家便断绝了来往。到绍圣元年时，已达42年之久了。于是，章惇在苏东坡贬谪到惠州的第二年，便委派程正辅为广南东路提刑，提点冤狱，示意他找苏东坡的过失，然后整治他。

　　程之才，字正辅，是苏东坡母亲程成国的侄子，也是他舅舅程睿的第七子。第二子之元，字德孺；第六子之邵，字懿叔；第七子之才，字正辅。程氏在四川眉山算是名门望族。而程氏兄弟也有一官半职。从血缘关系来说，苏东坡与程正辅是亲上加亲，既是表兄，又是姐夫。但，从社会关系来说，自从他的姐姐死后，已有42年的怨隙，已成为仇人了。章惇派程之才来惠州，其险恶用心是明摆着的。所以，当他得知正辅将巡按惠州时，心情非常矛盾。每天都在盘算着如何对付程正辅的问题。

　　这时，正好程乡县令侯晋叔在这里，并答应负责派人送信和正辅沟通。东坡觉得这个方法好，于是就给程正辅写了这样的一封信：

　　我被贬逐到惠州，困苦之状可想而知。听说您要来，非常想念。古人以30年为一世，现在我们断绝联系已42年了。想到这里，令人凄惨断肠！我受的惩罚深重，到惠州后便闭门不出，虽是本郡太守，也没有去拜会过他。您来这里，恐怕我也不敢去迎接您……只希望能得到您的关照……

　　书信派人送出去后，心里头轻松得多了。但转想一下，光这一封信还不够，还必须告诉正辅：我虽然不宜去迎接，但可专派小儿苏过去迎接。

　　不日，广南东路提刑程正辅到惠州了，住进了合江楼。第二天，想不到程正辅就坐船到嘉祐寺去看望苏东坡。正辅一上岸，苏东坡便迎了上来，邀请正辅到寺里面去坐。正辅边走边看，发现僧舍非常破败。这里到处是桄榔林，蚊虫很多。加上这里又远离闹市，故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行人都非常稀少。饮了一会茶，叙了一些旧事之后，两人自然而然地谈论起作文写诗的事来。正辅这次到广州，坐船经过安徽时，看见江边的桃树开满了桃花，有红的，有白的，十分鲜艳，情不自禁地写了一首《江行见桃花》诗，要请东坡斧正和唱和。

　　东坡恭敬地接过桃花诗，细读了一遍，连声说是好诗，并说：“字字奇警，亦常人不逮也。”沉思了一会后，便要程正辅的侍从拿笔墨来。

　　不一会，一首《次韵正辅表兄江行见桃花》诗就完成了。

　　饮过几杯茶，程正辅便对苏东坡说：我曾祖仁霸，也是你的外曾祖父，以仁厚信于乡里。可惜我们兄弟都没有将他的事迹记述下来。现在想请你写写。

　　东坡听了，高兴地说：外曾祖父的事迹，我在小时侯就很熟悉的了，听了不少有关他的传说。这个任务就交给我吧。

　　一会，女仆抱着一坛“罗浮春”酒过来了。几杯酒下肚之后，苏东坡的脸马上红了起来。原来东坡是喜欢喝酒但酒量小。接着，苏东坡便解释说：罗浮春是惠州的土特产，用糯米发酵酿成的，所含的酒精度不高，很有营养，是这里产妇的营养补品。

　　坐在旁边的王朝云、苏过，都笑了笑，都先后对程正辅说：他就是这样一个乐天派，真拿他没法。最后，还是王朝云说出了他们内心的苦衷：

　　“我们到惠州后，水土都不太适应，东坡的痔疮发作得很厉害，我的身体也不好。这里的居住条件又这样差，阴暗、潮湿，我们也不知如何是好……”

　　程正辅听了，心里也很难过。作为一个朝廷重臣、当代大文豪，落到这个田地，已是够可怜的了。正辅只能安慰地说，他会跟詹太守说说看。

　　十天很快就过去了，程正辅巡按惠州也结束了。当时，苏东坡心里很是矛盾，是在合江楼，还是在合江码头送别正辅好呢？还是等正辅起程后再去追别为好呢？经过反复考虑，认为还是不要在官方的公开场合露面为好。于是，他在程正辅的官船开出后不久，即雇了一只小艇，沿东江顺流下。在博罗县城前截住程正辅，邀他上岸到博罗一叙，并写有《追饯正辅表兄至博罗，赋诗为别》和《再用前韵》两首诗，盛赞程正辅的为人和诗篇，表述了两人的情谊，十分融洽。正辅告诉东坡：詹太守同意你搬回合江楼去居住了。

　　博罗县令林抃知道广南东路提刑程正辅和大诗人苏东坡到了博罗，马上赶到他们的歇息处，并邀他们游览了香积寺。

　　香积寺在博罗县城东北面7里，它在大北山、象头山和白水山交界的一个山谷中。寺前有一条小溪流过，环境十分幽静。而这个佛教寺院又是博罗县比较著名的寺院，长年香火不断，虔诚者众。当苏东坡一行走到郊外的田间小路时，看见麦苗正在抽穗，非常高兴，禁不住口占赋诗：“二年流落蛙鱼乡，朝来喜见麦吐芒……谁言万里出无友，见此二美喜欲狂……”一进入香积寺，苏东坡看见这里的地势非常险峻，便马上把林抃拉了过来，指着溪流中较窄的地方说：“若果在这里修一道拦河坝，则可以修一座水碓磨，可以减轻农民的劳动强度……”说着，说着，苏东坡又情不自禁地吟起诗来：

　　要令水力供臼磨，与相地脉增堤防。霏霏落雪看收面，隐隐叠鼓闻舂糠。

　　苏东坡仿佛看见了水碓磨建成之后，磨面和舂米的情形。

　　程正辅第一次巡按惠州的十天，就这样愉快而紧张地结束了。

　　回到惠州后，第二天，苏东坡就搬回合江楼居住了。他高兴地致书程正辅：“轼凡百如昨，十九日迁入行衙。”过了几天，又写信感激道：“迁居已八日，坐享安便，知愧！知愧！非兄巨庇，何以得此。”从此，苏东坡与程正辅的书信联系就更加多了。

　　再说绍圣二年（1095年）五月，惠州遭受了一场少有的洪水。当时连续下了半个月的暴雨，东江和西枝江的水位迅速上涨，几天之后，整个桥东县城都淹掉了，桥西府城也只露出了几座小山冈。惠州城一片泽国，一片混乱。人们纷纷弃家而逃，像鸡犬一样往高处逃。正如苏东坡在《连雨江涨二首》中写的：“浦浦移家疍子船”，“人随鸡犬上墙眠”。一般来说，暴雨之前必有大风，而这次暴雨刮的可是台风，异常迅猛。据史料记载，此次暴风雨刮倒了公私房屋2千余间，大树尽拔，连有4百年树龄的一棵乾明柯子树也被狂风拔起。在这场洪水中，有些人丧失了生命，好些人无家可归。

　　就在这个困难时刻，朝廷再次派程正辅到惠州视察灾情来了。当东坡获得消息后，一再致书信探问，并介绍惠州水灾情况。这一次，苏东坡的表现与上一次不同了。除了主动致问之外，还约正辅游览罗浮山，并要亲自出来迎接正辅。

　　九月二十六日，程正辅到了。苏东坡也和惠州官员、惠州百姓一样，在合江码头等候了很久，直到把正辅送到府衙后，才回合江楼休息。第二天，苏东坡就在合江楼居住的星华馆思无邪书斋将《书外曾祖程公逸事》赠给程正辅。

　　程正辅这次到惠州视察灾情也一共用了十天时间。由于东坡和程正辅同住在合江楼，故两人见面、交流的机会就比较多了。在此期间，苏东坡除了用口头的方式向程正辅建议修建东、西新桥，西湖堤，添建军营300间，救灾减税之事外，还用书信的形式向他建议。正辅看了东坡的这些举动非常高兴，称赞东坡心里只装着百姓，难怪杭州人民对他那么怀念，修筑生祠来纪念他。程正辅对东坡的这些建议都表示支持，还同意拨些专款给他。并建议东坡要取得詹太守的支持，选派得力的人来管理这几项工程的建设。

　　十多天的巡视工作很快就要结束了。十月初，程正辅要离惠返广州了，彼此都感到难舍难分，东坡沉痛地说：“人生三十年为一世，我们都是六十以上的人了，人生的日子不多了。这次离惠，我一定要送送你，多叙一两天。”

　　送别程正辅的第一站便是同游白水山。白水山，就是现在的惠州汤泉，它属于象头山山脉，里面有著名的汤泉和九龙潭。汤泉，在白水山西侧的白虎涧畔。这眼温泉水温高达70℃，长年不竭。据有关专家鉴定，这个汤泉属于碳酸钾型高温泉，含有多种微量元素，对治疗各种慢性皮肤病、心血管疾病及保健驻颜均有较为显著的效果。九龙潭在白水山的东麓，有一个很大的瀑布，发源于白水山顶。因溪水曲折迂回从高山上冲下而形成了一个深潭而得名。当苏东坡两人来到九龙潭下，仰望着从天而降的瀑布时，高兴得像小孩一样，连呼壮观，都说置身于这山水中，真是一洗胸中九云梦。

　　游览了九龙潭之后，苏东坡又引程正辅去汤泉沐浴。他们还没有到达汤池，远远就看见汤池上空升起一层厚厚的蒸气，在阳光的照射下，五光十色，有如仙境般美丽。当他们泡浸在汤池中时，一种舒适感便油然而起，不禁想起唐代唐明皇李基隆和杨贵妃一起沐浴汤泉，差点亡国之事。于是，苏东坡禁不住吟诗道：

　　虽无倾城浴，幸免亡国污。

　　解衣浴此无垢人，身轻可试云间凤。

　　正辅、东坡两人在汤泉沐浴完之后，博罗县令林抃马上又邀他们到博罗香积寺去，看看前不久建成的水碓磨。

四、关心民瘼，为百姓办实事

　　苏东坡是在59岁高龄时被贬谪到惠州来的。他是一个被严谴的罪臣：不得签书公事，被安置在惠州。按宋朝的法律，贬令中有“安置”两字的贬官，其行动是受到监视限制的，并不能擅自出城。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受到管制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垂老投荒再被严谴”。其苦况是可想而知的。但，苏东坡并没有因此消沉下去。他有他的活法。

　　贬寓惠州后的苏东坡，平日无事便到处走走，了解一下惠州的民情风俗。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之后，他发现惠州这个地方有这样一些特点：一、惠州城风景虽然很美丽，青山绿水。但是，由于惠州城四面环水，出入很不方便，尤其是一些老弱的妇女出城砍柴割草和进行农业耕作，更不方便。苏东坡还亲眼看见有些妇女到西山去割草而掉进丰湖里面去。二、惠州常年天气比较炎热，雨水较多，比较潮湿，疾病流行。但，由于这里文化经济都比较落后，故缺医少药的现象比较严重。三、农业耕作技术比较落后。惠州虽然已超越了刀耕火种的时代，但是，利用自然资源少，没有什么先进的农耕工具。对于这些问题，苏东坡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一有机会便争取去解决它。他常常认为，儒家所说的“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等格言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做人怎能只从自己的切身利益来考虑呢？所以，他在《苏氏易传》中明确地说：“君子有责于斯世，力能救则救之，力能正则正之……”在《答陈师仲主簿书》中又说：“人生如朝露，意所乐则为之，何暇计议穷达？”这，大概是苏东坡不管是身处顺境还是身处逆境，都能够为老百姓做一些实事的思想基础吧。

　　苏轼垂老投荒，已经没有权了，也没有什么钱了。但，丝毫不影响他为惠州百姓办好事的热情。他的办法有两个：一是由自己提出建议，请和自己友好的官员牵头来办；二是靠自己的影响力，交由他人办或亲自办。由于方法得当，所以苏东坡都办得很成功，并先后为惠州人民办了好几件好事。

　　（一）解囊助修东、西新桥

　　我在上面已经讲过，程正辅来惠州视察灾情时，苏东坡的“两桥一堤”计划提出来之后，马上得到正辅的肯定，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才能得到詹范太守的支持，如何才能具体实施的问题了。

　　惠州城被西枝江分隔为两半：归善县城那半为水东，惠州府城这一半为水西。西枝江的江水流淌急峻，在西枝江流入东江的交汇处，原来是修有一座简陋的竹浮桥的，在五月间的洪水中已被冲毁了，现在只能用小艇来摆渡。但是，这个渡口又是城中的交通要道，行人很多。不少人因为船小摆动，人多挤逼而掉进河里去。苏东坡经过反复调查和思考后，认为在这里修一座用船只串联起来的船桥比较可行。其方法是：用40只小船连为20舫，每2船为一舫，然后用锁石碇把它们固定在江中，随水涨落。这样，不管江水如何变化，行人都可以从舟桥上走过。

　　在平湖门到西山之间的湖面上，原来有一座长桥。但由于水面较宽，所用的一般木料又容易腐烂，故屡作屡坏。苏东坡也想改造它。具体方案是：在平湖门和西山这两端各筑进一段堤，中间造飞楼九间以作桥，而造桥的木料全部改用罗浮山出产的坚硬如铁的盐木。按照这个方案建造的桥梁，气势宏伟，既可作为西湖中的一个景点，又可以作为一条交通要道，方便居民到西山去砍柴割草和耕作。

　　詹太守非常同意苏东坡的想法，并称赞在西湖筑堤和修桥的计划确实想得好。

　　苏东坡的“两桥一堤”建议得到了程正辅和詹太守的支持后，便马上行动起来。首先，他请罗浮山冲虚观道士邓守安来具体操办建船浮桥之事，请栖禅院僧人希固来操办西湖的楼桥和筑堤之事。

　　绍圣二年十月，“两桥一堤”工程同时开工了。西枝江渡口距平湖不远，只不过两里地左右。而在这小小的惠州城中有那么多民工在搞建筑，人声鼎沸，热闹非常。而作为工程的倡导人苏东坡，每天都要到这两个工地走走，了解工程进度，和邓守安、希固研究解决实际问题。这样一来，惠州城和城郊的老百姓都喜欢到工地来观看。一方面是看看工程进度，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看看当代大诗人苏东坡的风采。而苏东坡本人呢，对自己提出的“两桥一堤”建议能够实现，也感到十分高兴。再说，到工地和民工聊聊，也好了解民情，使自己对惠州更加了解。所以，苏东坡每天都坚持到工地来看看。工程开工之初，他住在合江楼时，到这两个工地看看还算方便。可是，自从绍圣三年四月二十日再搬回嘉祐寺后，离这两个工地就远了，再加上这一段时间王朝云的身体不好，六月间又染上了瘴疾，故苏东坡的心情也不太好，而自己的痔疾又不时发作，故行动就不太方便了。但是，苏东坡是一个对事业执著的人。现在虽然被贬在外，有职无权。但他对自己认定的“事业”仍乐此不疲，每天仍风雨不改地到这两个工地来察看。

　　严重的问题发生了，工程进展到一半左右的时候，资金不继，无法正常运作。正当左右为难的时候，苏东坡就把家中最值钱的东西，皇帝赏赐的一条犀带也捐了出来。东坡捐了腰犀之后，资金仍不够，他马上又给弟弟子由去信，向他的弟媳史夫人求助。子由接了信后，看到哥哥在贬谪的困境中仍热心为百姓做好事，心里感到非常高兴。想不到史夫人也被苏东坡为民办好事的热情感动了，只得把从前内宫赏赐的黄金数千都捐了出来。

　　经过8个月的奋战，这两座桥和堤终于在绍圣三年六月建成了。在惠州府城东面的、西枝江上的叫东新桥，西面的、西湖上的叫西新桥。竣工之日，惠州百姓欢欣鼓舞，兴奋异常，自发地在城西的西村中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老百姓邀请惠州太守詹范和苏东坡参加。许多人从家里带来了酒肉，带来了从地里新出产的农家土特产。大家纷纷向太守和东坡敬酒，表达自己对太守和苏东坡的感激之情。这样盛大的庆祝活动一直持续了好几天。每当苏东坡拄着拐杖，在苏过陪同下从水东的嘉祐寺走来的时候，人们就会发出阵阵欢呼声，对苏东坡表示感谢，而苏东坡也乐在其中。

　　有一天，苏东坡和詹太守坐在草地上，望着百姓欣喜若狂的样子，苏东坡禁不住即席赋诗：“……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三日饮不散，杀尽西村鸡。……”而对百姓对他的感激之情呢，则谦虚地说：“一桥何足云，欢传满东西。”可见苏东坡在倡导惠州百姓修桥筑堤获得成功后，是实现了他的满足感的。

　　后来，惠州人民为了铭记苏东坡的恩惠，便把丰湖的那两段堤称为苏堤，以作永久纪念。现在，苏堤已经成为惠州的重要文物景点之一。

　　（二）推广先进农具秧马，为惠州百姓做好事

　　苏东坡关心农业生产，关心农具改进的事迹，还得从绍圣元年八月讲起。当时，他在赴惠州贬所的途中，舟泊江西太和县。当地一位退休官吏叫曾安止的，拿着一本自己编撰的《禾谱》书稿来向苏东坡请教。东坡看了之后，认为此书写得很详实，对各种农作物的生长特点、生产管理方法都介绍了，对农民很有参考价值。美中不足的是，没有介绍耕作农具和改良农具的内容，这是一大缺憾。他认为，生产工具的改良和进步，不亚于种植技术的提高。看完书稿后，他便向曾安止介绍了他在武昌时见到的、农民插秧时都骑的一种插秧工具——秧马，并极力赞美秧马的好处：

　　……以榆枣为腹欲其滑，以楸桐为背欲其轻。腹如小舟，昂其尾，背如覆瓦，以便两髀雀跃于泥中，系束篙其首以缚秧。日行千畦，较之伛偻而作者，劳佚相绝矣。……　　　

　　春云濛濛雨凄凄，春秧欲老翠剡齐。嗟我妇子行水泥，朝分一垅暮千畦。

　　腰如箜篌首啄鸡，筋烦骨殆声酸嘶。我有桐马手自提，头尻轩昂腹胁低。

　　背如覆瓦去角圭，以我两足为四蹄。耸踊滑汰如凫鷖，纤纤束藁亦可赉。

　　何用繁缨与月题，却从畦东走畦西。山城欲闭闻鼓鼙，忽作的庐跃檀溪。

　　归来挂壁从高栖，了无刍秣饥不啼。少壮骑汝逮老黧，何曾蹶轶防颠隮。

　　锦鞯公子朝金闺，笑我一生蹋牛犁，不知自有木駃騠。（《秧马歌并引》）

　　你看，苏东坡写得多具体：徒手插秧，要弯腰俯首，弄得腰酸骨痛，声音沙哑。而秧马呢，非常轻便，一手提着就可以走。况且，用秧马插秧非常快，苏东坡把它比作刘备的“的庐”马，比作“駃騠”。插完秧后把它往壁上一挂，再不用服侍它。可见苏东坡对先进农具秧马是充满着感情的。

　　正因为这样，所以苏轼到了惠州之后，仍念念不忘推广他见到的秧马。他在《题秧马歌后四首》中说到，他曾向博罗县令林抃、龙川县令翟东玉、衢州进士梁君琯等推荐过秧马，把《秧马歌》抄给他们，还向他们介绍秧马的制作和操作。更为可贵的是，经苏东坡的推广下，“林君（林抃）喜甚，躬率田者制作阅试，以谓背虽当如覆瓦，然须起首尾如马鞍状，使前却有力。惠州民皆已施用，甚便之。”林抃叫农民施用后，还对原来的秧马制作有所改进：“以榆枣为腹患其重，当以杞木，则滑而轻矣。”而且，用秧马插秧，其优点是很明显的：农民弯着腰来插秧，不仅腰酸腿软，而且他们拔了秧之后，是在脚跟上来打、洗掉秧根上的泥的。这样，时间长了，不少农民的小腿、脚跟就会溃烂。现在有了秧马，就可以全部解决这些问题了。农民坐在秧马上，可以拔秧、洗秧和插秧，劳作十分方便。从这件事可以看到，苏东坡对推广新式农具是不遗余力的。

　　苏东坡不仅向惠州百姓推广秧马，而且还向江苏浙江百姓推广。当衢州进士梁君琯要回去的时候，东坡乃“口授其详”，并指示他“归见张秉道，可备言范式尺寸及乘驭之状，仍制一枚，传之吴人。”

　　苏东坡不仅向惠州百姓推广了秧马，而且还介绍了水碓磨。绍圣二年三月，苏东坡送别程正辅，追饯至博罗，和正辅、林抃一起游览香积寺时，当东坡发现寺下溪水很猛，可作水碓磨，便建议林抃截溪作坝，建造水碓磨，用于减轻农民碾米的劳动强度。水碓磨建成后，苏东坡在林抃的邀请下，还亲自去察看。

　　当时的惠州是比较落后的，除了农业生产比较落后外，影响百姓生活的最大问题就是瘴毒流行，缺医少药。苏东坡到达不久，了解了惠州瘴毒流行的特点之后，就立即像当年在杭州那样，搜购药物，施药救人。如治瘴疾要用黑豆作豉，惠州买不到，他就写信托广州太守王仲敏购买：

　　治瘴止用羌葱豉三物，浓煮呷，无不效者。而土人不作豉；又此州无黑豆，闻五羊颇有，乞为致三石，得作豉散饮疾者，不罪，不罪。

　　苏东坡对医学是下了一定功夫的。这主要得力于他在朝廷时，仁宗朝朝廷曾编行过一本《惠民济众方》，东坡对它感兴趣。在黄州时，他又结交了医学造诣较深的庞安常，经常和庞一起研讨医学上的问题。而且，他每到一地又很喜欢搜集民间医药验方，加上他本人又经常研习道家的养生之道。所以，他每当遇到亲友或患者向他求药时，他都能向他们提供或推介方药。如循州太守周彦质患足疾，他就写信向他介绍方药：“足疾惟葳灵仙、牛膝二味为末，蜜丸，空心服，必效之药也。”所以，他在《次韵定慧长老见寄八首》中说：“闲居蓄百毒，救彼跛与盲。”这是他在惠州施药救人的真实写照。

　　在惠州，苏东坡是一个被贬的罪臣。昔日的朝廷高官，现在已无事可做了，只能在江边郊野走走。但，当他发现郊外到处都有野死者的枯骨时，就感到不安。于是，就找机会和太守詹范商量，筹集经费，收拾枯骨，建造丛冢，还亲自写了一篇饱含激情的《惠州祭枯骨文》：

　　尔等暴骨于野，莫知何年。非兵则民，皆吾赤子。恭惟朝廷法令，有掩骼之文，监司举行，无吝财之意。是用一新此宅，永安厥居。……

　　绍圣三年正月初一，博罗失火，一邑皆为灰烬，公私荡然，百姓流离失所，饥寒交迫。东坡知道后，心里非常不安，老是考虑怎样来帮助博罗人民解决困难。没办法，只得在正月二十三日致书程正辅，请求救济灾民，并要求严令约束本州官吏，不得在救灾重建家园时以种种手段来谋取私利。当时，官府按高价粮收税，“民甚苦之”，他就极力议请，终于获准改为按钱粮两便的办法收税，帮助惠州百姓度过了生活难关。

　　另外，在苏东坡贬惠期间，惠州驻军营房紧缺，有一半以上人没有营房住，经常发生军队占用民房闹事的事情。东坡了解之后，便给程正辅写了一封长达一千七百多字的长信，具体介绍了军队侵占居民利益的情况，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六条意见的办法，较好地解决了军队违纪和扰乱百姓正常生活的问题。

　　（三）为广州建造自来水

　　苏东坡在惠州不仅为惠州百姓解决了好些生活上的困难，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当他听说广州城居民都饮咸的地下水时，还指导广州太守王仲敏建造了自来水。

　　据有关史料记载，广州城垣的修筑始于秦朝的任嚣城。当时，任嚣在今仓边路以西的古番山和禺山上修筑了番禺城。任嚣死后，赵陀统治南海郡，建立了南越国，定都番禺城。他把任嚣城扩大，南至现在的西湖路。据考古发现，南越国宫署在今中山四路的儿童公园处，在不远处还有一个码头。公元226年，三国时吴国孙权分合浦以南为交州，合浦以北为广州，番禺城为广州治所。从此，广州名称正式出现。以后，广州城不断扩大。据史料记载，到了唐代末年，广州的重要官衙均设在今北京路一带，而南城也发展到在现在的大南路和文明路一带。到了北宋，城市虽然是不断发展扩大，但，也还没有到现在的珠江边。

　　由于广州历来北靠越秀山，南濒珠江和南海，故地下水多为咸苦的海水。而普通居民只能在家里打一口井，饮用地下水。这样，对健康就有一定的影响了。

　　绍圣三年夏天，罗浮山道士邓守安向苏东坡谈起广州一城人，因为饮用咸苦的井水，而在春夏之交瘟疫流行时，不少人都染上了疾病，损失惨重的事实。东坡听后，甚为着急，马上将自己设想的自来水供水计划告诉广州太守王仲敏（王古），建议他请罗浮道士邓守安来操办这一造福于广州百姓的善事。他在信中这样写道：

　　……惟蒲涧山有滴水岩，水所从来高，可引入城，盖二十里以下耳。若于岩下作大石槽，以五管大竹续处，以麻缠之，漆涂之，随地高下，直入城中。又为一大石槽以受之，又以五管分引，散流城中，为小石槽以便汲者。不过用大竹万余竿，及二十里间，用葵茅苫盖，大约不过费数百千可成。然须于循州置少良田，令岁可得租课五七千者，令岁买大筋竹万竿，作筏下广州，以备不住抽换。又须于广州城中置少房钱，可以日掠二百，以备抽换之费。专差兵匠数人，巡觑修茸，则一城贫富同饮甘凉，其利便不在言也。自有广州以来，以此为患，若人户知有此作，其欣愿可知。喜舍之心，料非复塔庙之比矣。然非道士至诚不欺，精力勤干，不能成也。

　　你看，苏东坡交代得多么具体，不光修建的方法说清楚了，而且修理的经费来源等问题也想到了，可以直接操办这件事的人选也介绍了。不是时时关心百姓疾苦的人，能说出这样的话来么？

　　为什么苏东坡对广州水源情况那么熟悉呢？原来，他在绍圣元年九月在赴惠的贬谪途中经过广州时，曾在广州逗留了几天，对白云山脉的水系和蒲涧山滴水岩的情况有一定的了解。从这件事我们也可以看到，要不是东坡时刻把百姓的疾苦放在心上，能对这等小事记得那么清楚吗？

　　王古，也不愧是一个办实事的好官，他马上接纳了东坡的建议，马上派人实地测量，马上着手施工。当他把自来水已建造成功的消息告诉东坡时，东坡非常高兴。但，苏东坡马上又考虑到，暴露于地面的二十来里长的竹管，难免会发生堵塞的问题。于是，他再次致函王古，告诉他解决竹管堵塞的办法：

　　闻遂作管引蒲涧水，甚善。每竿上，须钻一小眼，如绿豆大，以小竹针窒之，以验通塞。道远，日久，无不塞之理。若无以验之，则一竿之塞，辄累百竿矣。仍愿公擘划少钱，令岁入五十余竿竹，不住抽换，永不废。

　　由于太守王仲敏不遗余力地为广州百姓着想，所以广州百姓都喝上了清凉甘甜的山泉水。从此以后，广州居民因饮水问题而发病的现象就少得多了。说到这里，我顺便说一下，王仲敏因为按照苏轼的建议设立医院、赈济贫民而被劾“妄赈饥民”，在绍圣四年初已被降调袁州了。

　　从这些资料我们可以看到，苏东坡建议王仲敏所修建的自来水，可以说是广州最早的自来水，甚至是全国最早的自来水。由此可见，苏轼的心中确实只有“百姓”两字，而他本人也确实是一位全才。

五、借种半亩地，度过经济难关

　　贬寓在惠州的苏东坡，其生活是非常艰苦的。他在从定州赴英州的贬谪途中就已经是财物不继的了，还特地向他的弟弟苏辙要了七千钱，才解决了苏迈等人的安家问题。到惠州后，还经常缺米断酒，多亏惠州太守詹范和循州太守周文之等人经常馈送薪米，方解决其“厨无烟”的困境。到惠州将近一年，情况更为不妙，“衣食渐窘，重九伊迩，樽俎萧然”，已经到了“典衣作重九”，“落英亦可餐”的地步了。可是，苏东坡仍很乐观。

　　当时的惠州经济比较落后，生活水平总体比较低。集市上每天只杀一只羊，除了卖给官府和有钱人家之外，普通人家是很难买到的。而苏东坡又喜欢肉食，但又不敢和当官的争，故只能和屠夫商量，请屠夫把官宦人家不要的羊脊骨卖给他。东坡不愧是一个美食家，他买回去之后，先把它煮熟，然后涂些酒和薄盐，再放到火炉中去烤一烤，羊脊骨竟然酥、香无比。而苏东坡却吃得津津有味，说是“如食蟹螯，率数日辄一食，甚觉有补。”并写信告诉苏辙，弄得苏辙也哭笑不得。

　　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情。绍圣三年除夕前两天的晚上，东坡和吴复古（远游）道士坐在家里聊天，忽然感到饥饿难忍，于是便想到家中还有一些芋头。但是，惠州人普遍不懂吃法，吃下去之后不是肚胀就会发瘴疾，故又有些害怕。吴远游知道后便对他说：“此非芋之罪也。芋当去皮，湿纸包，煨之火，过熟，乃热啖之，则松而腻，乃能益气充饥。今惠人皆和皮水煮冷啖，坚顽少味，其发痒固宜。”按照远游的方法，用火来烤，结果香松无比。东坡非常高兴，对远游赞口不绝，并写下了《记惠州土芋》一文。真是“饥者易为食”。

　　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苏东坡是不会坐以待毖的。他第一次贬谪到黄州时，因生活困匮，通过挚友马正卿为他去郡中请得故营地数十亩，亲自耕作，解决了生活上的困难，并深有体会地写出了《东坡八首》诗歌。现在，他再次遇到困难了，就想到黄州的做法，亲自耕种。于是，他便向王参军借了半亩地来种菜。

　　苏东坡种菜，和我们普通人种菜是不尽相同的。普通百姓种菜，全是为了解决生计问题，而东坡种菜，除了解决生计问题之外，更多的还是从文人角度出发，把轻微的体力劳动当作是怡养性情的一种方式。有一天晚上下了大雨，他就想到他种的菜一定会长得很快。天刚微微发亮，他便急忙跑到菜园里去看，果然所有的菜都长得十分鲜嫩。他把鲜嫩的白菜比作羔豚，想到很快就可以享受到美味的菜羹。于是，他便情不自禁地写下了《雨后行菜圃》一首：

　　梦回闻雨声，喜我菜甲长。

　　平明江路湿，并岸飞两浆。

　　天公真富有，乳膏泻黄壤。

　　霜根一蕃滋，风叶渐俯仰。

　　未任筐筥载，已作杯盘想。

　　艰难生理窄，一味敢专飨。

　　小摘饭山僧，清安寄其赏。

　　芥蓝如菌蕈，脆美牙颊响。

　　白菘类羔豚，冒土出蹯掌。

　　谁能视火候，小灶当自养。

　　你看，苏东坡在生活如此困难的岁月，对生活仍充满着希望，充满着幻想，多么难能可贵啊！他是通过劳动，获得了劳动成果而体验到人生乐趣的。所以他说：“吾与过子，终年饱菜，夜半饮醉，无以解酒，辄撷菜煮之。味含土膏，气饱风露，虽粱肉不能及也。人生须底物，而更贪耶？”（《撷菜》）　　　　

　　苏东坡在惠州不仅种菜，有时也会在菜园中种些人们常常服用的补药，如人参、地黄、枸杞、甘菊和薏苡。关于人参，现在我们广东当然不可能种植了。但是，在北宋时，辽国已经占领了北方，上党、辽东等产人参的地方已不属北宋了，故南方也开始栽培人参。另外，也可能是因为当时气候跟现在不同，比较寒冷，故南方亦可栽种人参。

　　东坡最为赞赏的是地黄和枸杞。他在重读《抱朴子》时，对地黄的作用颇感惊讶。《抱朴子》记载了韩子用地黄来喂老马的故事：韩氏曾以地黄、甘草哺五十岁老马，结果连生三驹，活了130岁才死。后来，白居易写《地黄》诗赞颂了地黄的作用，苏东坡更是深信不疑，多次在与亲友的通信中谈到它的作用，请他们代买。所以，他到惠州后也种些地黄。

　　对于枸杞，苏东坡认为它全身都是宝：嫩叶可以吃；老了，结了枸杞子，也可以吃；甚至他的树根也可以煲汤吃。它不仅可以当蔬菜吃，而且药用效果好，久服能令人轻身，能延年益寿。所以，他批评岭南人不识宝，竟用枸杞来作篱笆，枸杞子成熟后也不去采摘，任其自由掉落；拆枸杞篱笆墙时还把枸杞当柴烧掉。所以，他到惠州后也种植枸杞，并用它来养颜待客（见《小圃五咏》）。

　　由于苏东坡博学多才，所以他做什么事情都要讲一个根据，弄清楚他的作用之后才去做。做完之后，他又能以审美的态度去审视它，使它能产生怡情作用。如他对枸杞竟然产生了美好的且是丰富大胆的想象：“似闻朱明洞，中有千岁质。灵厖或夜吠，可见不可索。仙人倘许我，借杖扶衰疾。”神话传说中的千岁枸杞又叫仙人杖，而罗浮山朱明洞就有了，苏东坡听了多么高兴，于是浮想联翩，把普通的一棵枸杞写得多么神秘而又充满着仙气。但，苏东坡写作之目的，是想“借杖扶衰疾”。美妙的神话是要为苏东坡的现实需要服务的。

　　绍圣四年二月，苏东坡的白鹤峰新居落成了，他不但在新居里面和周围种上了各色各样的花木，而且还种上了茶。他种茶的目的，也不仅仅是为了能提供物质需要这个直接的功利目的，更主要的是把他当作移情观赏的对象来观照。他把茶移植到白鹤峰后，正好下了一场春雨，以后又连续阴了十多天。他就想到他的茶树将会长得很好，长得很茂盛，自己就可以津津有味地享受到自己的劳动成果了。

　　苏东坡就是这样一个不知困顿的乐天派，他善于通过自己的劳动去获得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双重享受。而他的经济生活却非常之艰苦。据他在给王仲敏的信中说：“某为起宅子，用六七百千，囊为一空，旦夕之忧也。有一折支券，在市舶许节推处，托勘请。自前年五月请，不得，至今云未有折支物。……”所以，林语堂说，当时的政府还少苏东坡的钱，这是事实。

六、吃岭南佳果心忧百姓

　　荔枝是岭南四大名果之一。宋代以前，不少文人墨客都对荔枝赞颂过，比较著名的，要算是白居易的《荔枝图序》和杜牧的《过华清宫》。苏东坡，作为一个政治家、大诗人、美食家来说，对荔枝的了解当然是很多的。当他被贬到惠州后，品尝了这“人间尤物”后，对荔枝便赞叹不已，情不自禁地写下了4首荔枝诗。而荔枝，也因为苏东坡的赞美而更加闻名，更受人们宠爱。

　　苏东坡在绍圣元年十月二日到达惠州后，次年三月四日，应惠州太守詹范之邀，与王原等人游白水山佛迹岩，傍晚回到水北荔枝浦休息的时候，一位85岁的老农知道眼前这位老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苏东坡时，就向他介绍了惠州的荔枝生产情况，还得意地向东坡介绍了他这个已经经营了三代人的荔枝园，并着重向东坡介绍了那核小如米的糯米糍，说它味甜如蜜，肉爽无比。他们一边聊天，一边饮茶，十分融洽。一会，太守一行要走了，老农苦留不住。老农指着那累累如芡实般大小的荔子对东坡说：“等到荔枝成熟了，您能提着酒再来游玩否？”东坡非常高兴地答应了他。晚上回到嘉祐寺后，久久不能入睡。当他听到儿子苏过诵读陶渊明的《归园田居》诗时，马上想到惠州人民特别亲切可爱，便情不自禁地把老农邀请自己吃荔枝的事情写进《和陶归园田居六首》中：“君来坐树下，饱食抱其余。归舍遗儿子，怀抱不可虚。”可见苏东坡不仅是喜欢荔枝，更是喜欢惠州人民了。

　　苏东坡到惠州后，第一次吃到荔枝是在绍圣二年四月十一日。广东的荔枝，有早熟和迟熟两大类品种。四月份成熟的，属于早熟品种，核大、较酸，佳品甚少。六月成熟的，佳品较多。可是，苏东坡吃了这早熟的品种之后，就对荔枝赞叹不绝了。他在《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支》中写道：

　　南村诸杨北村卢，白华青叶冬不枯。

　　垂黄缀紫烟雨里，特与荔子为先驱。

　　海山仙人绛罗襦，红纱中单白玉肤。

　　不须更待妃子笑，风骨自是倾城姝。

　　不知天公有意无，遣此尤物生海隅。

　　云山得伴松桧老，霜雪自困楂梨粗。

　　先生洗盏酌桂醑，冰盘荐此赪虬珠。

　　似开江瑶斫玉柱，更洗河豚烹腹腴。

　　我生涉世本为口，一官久已轻莼鲈。

　　人间何者非梦幻，南来万里真良图。

　　这首诗极言赞美荔枝。首句以杨梅卢桔（即金桔）来烘托荔枝，接着便写荔枝的壳和肉的颜色，其中“红纱中单白玉肤”便暗用了白居易《荔枝图序》的句子：“壳如紫绡，瓤肉莹白如冰雪。”一“红”一“白”，对比鲜明，写出了荔枝鲜美的颜色。“不须更待妃子笑，风骨自是倾城姝。”用的是唐代诗人杜牧《过华清宫》诗中的典故：“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相传杨贵妃非常喜欢吃荔枝，但荔枝很难保鲜，所以唐玄宗命令官差日夜兼程从四川飞马运送新鲜荔枝到长安。苏东坡在这里用“倾城姝”这幽默、双关的语言来赞美荔枝的“风骨”美。接着，东坡还极赞荔枝的味美：“似开江瑶斫玉柱，更洗河豚烹腹腴。”东坡在此诗句中还自注：予尝谓荔支，厚味高格两绝，果中无比，唯江鳐柱、河豚鱼近之耳。你看，苏东坡对荔枝的赞美已达到极致的程度了。他认为，在所有食品中，江鳐柱、河豚鱼的味道是最好的，只有荔枝才可以和这两类食品相匹敌。更为巧妙的、意味深长的，还是结尾那两句，它暗用了“莼鲈”的典故：晋代张翰，见秋风起，想起了吴中家乡的莼菜、鲈鱼，便辞官回乡。以后，人们便以“莼鲈”指代乡味或乡思。但，苏东坡在这里却反其意而用之。竟然说：这样好的荔枝，如果我不是被贬谪到惠州，怎能吃得到呢？苏东坡的旷达思想和谐谑性格，由此可见一斑。

　　不知不觉，两个月很快就过去了。大量优质、味美的迟熟荔枝品种上市了。什么糯米糍、黑叶、桂味，满街都是，应有尽有。不久，龙眼也成熟了。当苏东坡吃到这些自己以前从未吃过的美味佳果时，就想得很多：唐明皇宠幸杨贵妃，为了能让杨贵妃吃上新鲜的荔枝，而差点亡国。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人的欲望和需求是多方面的。一个人，往往为了自己的一点嗜好而不惜代价。一个皇帝，如果他的癖好被臣子掌握了，悲剧不就马上发生了么？于是，他由吃荔枝这件事想到了当朝一些官员争新买宠之事，便一口气写下了《荔支叹》这首千古名篇：

　　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

　　颠坑仆谷相枕籍，知是荔支龙眼来。

　　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

　　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

　　永元荔支来交州，天宝岁贡取之涪。

　　至今欲食林甫肉，无人举觞酹伯游。

　　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痍。

　　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

　　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

　　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

　　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口体何陋耶。

　　洛阳相君忠孝家，可怜亦进姚黄花。

　　苏东坡为了更好地说明他这首诗的意思，竟然作了三个注释：在“无人举觞酹伯游”句中注：汉永元中，交州进荔支龙眼。十里一置，五里一堠，奔腾死亡，罹猛兽毒蛇之害者无数。唐羌，字伯游，为临武长，上书言状。和帝罢之。唐天宝中，盖取涪州荔支，自子午谷路进入。在“前丁后蔡相笼加”句中自注：大小龙茶，始于丁晋公，而成于蔡君谟。欧阳永叔闻君谟进小龙团，惊叹曰：“君谟士人也，何至作此事！”在“今年斗品充官茶”句中自注：今年闽中监司，乞进斗茶，许之。在“可怜亦进姚黄花”句中又自注：洛阳贡花，自钱惟演始。

　　这首诗的前半部，描绘了一幅尘土飞扬、死者满途的荔枝进贡图，并与“宫中美人一破颜”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深刻地揭露了汉唐以来以荔枝为贡品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后半部指责了钱惟演贡牡丹，丁谓、蔡襄贡茶，无异于李林甫为相时专事谄谀，都是争新买宠，伤财溺民的暴政。在这首诗中，苏东坡大胆地谴责了唐代宰相李林甫，宋代的丁谓、蔡襄、钱惟演争新买宠的行径，同时，又从心底里发出了“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的愿望，从而把自己的爱憎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

　　苏东坡的《荔支叹》一出，便在惠州百姓中传开了。好些人都议论说，“想不到在这颗小小的荔枝上还有那么多故事！”大家都认为，受贬的苏东坡，竟然在心里头想的都是我们百姓的疾苦！难怪苏杭的老百姓那么怀念他。

　　绍圣三年，也就是苏东坡贬寓惠州的第三个年头。当他再次吃上荔枝时，又有了与去年不同的感受，他感到惠州这个地方风景秀丽，民风淳朴，加上又有荔枝龙眼这些岭南佳果，应该是自己终老的好地方啊。于是，他又情不自禁地写下了著名的《食荔支》诗：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桔杨梅次第新。

　　日啖荔支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七、痛失知己爱妾王朝云

　　在古代的封建社会中，尤其是在北宋时期。公元960年，赵匡胤在陈桥驿发动兵变，夺取了后周的政权，建立了宋朝后。为了巩固他的统治，除了集中一切军政大权之外，还采取了厚俸的政策，他曾鼓励官僚们“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宋史·石守信传》）在这一政策的鼓励下，各级官员追求享乐之风盛，故姬妾的多少，便成为身份的标志。那时候，妻妾成群是上流社会的普遍现象，如著名词人张先在80岁时还纳妾。而苏东坡却一向保持朴素的家风。即使是在京城身份显赫的时候，家妓也不过数人，与当时士大夫们比较起来，已显得十分寒酸的了。更为难得的是，在苏轼一生中，只先后娶过两个妻子和一个侍妾，而且都是前妻死后才续娶的。这在当时来说，更是非常少有的了。

　　第一任妻子王弗知书达礼，是一个“敏而静”的女性，这与苏轼的坦直豪爽的性格形成鲜明的对比。但，刚柔相济，正好互补，促使了他们爱情的发展。在苏轼刚踏入仕途时起了很好的贤内助作用。夫妻两人情笃意深。可惜的是，好景不长，王弗只活了26岁就去世了。所以，她死后十年苏轼对她仍念念不忘，曾写下了一首著名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来悼念她。后人称，这首词写得情真意切，用词写悼亡，是苏轼的首创。也有人说，这是抒写男女之情的千古绝唱。第二任妻子王润之，乃是王弗的堂妹。她质朴贤惠，善于理家。她和苏东坡一起，经历了遭受贬谪黄州的人生苦难时期，也经历了苏东坡在朝廷任高官的荣宠生活。但不一定很理解苏东坡的事业。当苏轼在湖州被捕入狱时，王润之竟然把苏轼的书稿都烧光了，说都是这些东西惹的祸。所以，她充其量只能称为一位合格的家庭主妇。故这两位夫人都不能真正进入苏轼的感情世界，只有侍妾王朝云才真正进入了苏轼的感情世界。

　　王朝云，字子霞，钱塘（今杭州）人，相传为歌女。当她12岁时，被当时任杭州通判的苏轼收为侍女，直到苏轼被贬到黄州后的第二年，王朝云已长成18岁的大姑娘了，在夫人王润之的说服下，才纳为侍妾。

　　王朝云漂亮、聪颖、能干。据史料记载，元祐初年，苏东坡因旧党宰相司马光欲尽废新法，而苏东坡认为不可，应该“参用其所长”，结果又被旧党排挤到杭州去当太守，东坡心里闷闷不乐。一天，午餐后在房中扪腹徘徊，问侍女们说：“你们说说，我这肚子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一个侍女抢着回答说：“学士的肚子里全是文章！”东坡听后摇了摇头。又一个侍女说：“您满腹经纶，都是些巧妙机关！”东坡也认为不对。轮到朝云，她却从容不迫地说：“我看您学士是一肚子不合时宜！”苏东坡立即捧腹大笑，认为只有王朝云才最能理解自己。王朝云的聪慧，由此可见一斑。

　　更为难得的是，自从苏东坡外放到颖州、扬州的时候，家姬已陆续离开了几个。等到他接到贬谪岭南的诰命后，家姬和侍女几乎都走光了，只剩下三两个了。苏东坡的心肠是非常慈善的，认为南蛮瘴疠之地，常人都难于生存，更何况是弱女子？所以，他决计将所有的姬妾全部遣散。在这个时候，惟独王朝云不肯离去，并责怪苏东坡：王夫人已经去世了，我不跟随你去，你这个孤独的老翁谁来照顾？坚持一定要跟随东坡南行。王朝云的勇毅行为使东坡大为感动。

　　到了惠州之后，由于苏东坡是一位贬官，不得签署公事，又没有亲戚来叙旧，偶尔才有朋友来聊聊。因此，有时也感到十分无聊。在这种情况下，苏东坡便会从心底里感激王朝云对他的忠诚。

　　苏东坡平生最崇拜白居易，觉得自己与他有许多相似之处：进士出身，做过杭州太守，都是翰林院学士，都是诗人。所以有“出处依稀似乐天”的诗句。但是，白乐天晚年退休在洛阳，过着闲适的生活，这是自己望尘莫及的。如今自己被贬到惠州来了，过着囚徒式的生活。但，有一点是胜过白居易的。这就是有王朝云的爱。白居易晚年蓄养了两位姬妾：樊素、小蛮。乐天曾写诗赞美过她们：“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意思是说她们长得很漂亮：嘴似樱桃，腰似杨柳，并能歌善舞。可是，她们不爱白乐天。明智的乐天最后只得让她们离开了。而王朝云却一直坚定地追随自己，不畏艰险，跋涉4千余里，从北国的定州来到瘴疠之地惠州，一直关照着自己的起居饮食。白居易有这样的福分吗？没有。所以，苏东坡到惠州才一个多月，当他读了《乐天集》时，便忍不住写下了《朝云诗并引》：

　　世谓乐天有《鬻骆马》、《放杨柳枝》词，嘉其主老病，不忍去也。然梦得有诗云：“春尽絮飞留不住，随风好去落谁家。”乐天亦云：（小蛮）“病与乐天相伴住，春随樊子一时归。”则是樊素竟去也。予家有数妾，四五年相继辞去，独朝云者，随予南迁。因读乐天集，戏作此诗。朝云姓王氏，钱塘人。尝有子曰干儿，未期而夭。

　　不似杨枝别乐天，恰似通德伴伶玄。

　　阿奴络秀不同老，天女维摩总解禅。

　　经卷药炉新活计，舞衫歌扇旧因缘。

　　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巫阳云雨仙。

　　这首诗引用的典故比较多，不好理解。但我们可以把它们简化来理解。第一联（首联）是说，王朝云不像白居易的侍妾樊素、小蛮那样，最终还是离开了白居易，而是像通德伴伶玄那样，紧紧跟随着我来到了惠州。第二联（颔联）是说，可惜的是，王朝云生的儿子苏遯不能和朝云一样生存下来，值得安慰的是，朝云总是陪伴着我。第三联（颈联）又说，朝云到惠州后，由于水土不服，经常生病，平时不是念经就是煎药。但，她还经常作为一位歌手，为东坡唱词。最后一联（尾联）反用秦观的诗意，说：即使王朝云学佛成功，将随他（秦观）到海中的蓬莱仙山去了。但，朝云也不会满足于作巫山的仙女的，她还是会来陪伴我的。从这首诗可以看出，苏东坡对王朝云是多么感激和多么信赖啊！

　　第二年（绍圣二年）端午节，王朝云33岁生日。东坡为了感激朝云的知遇之恩，又写了《殢人娇·赠朝云》词一首：

　　白发苍颜，正是维摩境界。空方丈，散花何碍。朱唇箸点，更髻鬟生彩。这些个，千生万生只在。 好事心肠，著人情态。闲窗下，敛云凝黛。明朝端午，待学纫兰为佩，寻一首好诗，要书裙带。

　　但是，苏东坡仍嫌不足以表达他对王朝云的感激和赞美之情，于是又写下了一首新词《浣溪沙·端午》：

　　轻汗微微透碧纨，明朝端午浴芳兰。流香涨腻满晴川。彩线轻绕红玉臂，小符斜挂绿云鬟。佳人相见一千年。

　　你看，在这些诗词中，苏东坡把王朝云比作散花的天女，而把他自己比作维摩，可见他们的亲密关系。另外，东坡盛赞朝云不仅人长得漂亮，而且心地非常美好。但，这样写还不够，还不足于表达苏东坡对王朝云的感激之情。绍圣三年端午节前，苏东坡竟然用生日口号这种极端庄重的形式来表达他对王朝云的爱和感激之情。

　　本来，口号这种文字只用于皇帝、皇后、太后、妃子这些人的生日，或者国家的典礼大节。口号一般由翰林或有名气的大臣来写，写好之后先给乐工们排练，在朝廷宴会上由乐工演唱。这种文体又称“致语口号”，前面一段骈文称为致语，后面的近体诗（或律或绝，多为七言）一首为口号。所以，在民间是见不到的。

　　现在，苏东坡竟然要给王朝云写致语口号了。东坡在致语中说：王朝云像天上的女神织女，暂时来到人间。她来到南海之滨惠州，一住就是三年。令人可喜的是，她青春不老，容貌美得像鲜花一样……

　　写完了致语，东坡又写下了8句口号：

　　罗浮山下已三春，松笋穿阶昼掩门。

　　太白犹逃水仙洞，紫萧来问玉华君。

　　天容水色聊同夜，发泽肤光自鉴人。

　　万户春风为子寿，坐看沧海起扬尘。

　　这8句口号用典也比较多，首联比较浅显，是说他们到惠州已是第三个年头了，生活得很悠闲自在。颔联第一句用《独异志·梁玉清》之典，意谓自己带着嘲云贬居惠州；第二句又用《崔少玄本传》之典，玉华君乃道教传说中的女仙。意思是说，在生日的宴会上，大家都来祝贺王朝云。颈联是实写王朝云的神态美和外貌美。尾联是说，在春日里，大家举酒为王朝云祝寿，让我们都健康地活着，静观世事的变化吧。

　　写完之后，苏东坡深有感触地说：“过去，我为皇帝、皇后们写的致语口号，大多数不是我自愿写的。身为翰林，身不由己，没有办法呀。现在，我为爱妾写致语口号，是我乐意干的事。”说完，就命朝云按曲子唱了起来。

　　在惠州，王朝云作为一位歌手，经常为东坡唱些歌或词，以慰其寂寞愁苦的心情。据有关资料介绍，当他们到惠州后的第二年秋天，嘉祐寺开始变凉了，户外树木的叶子有些变黄了，有些已开始脱落了，周围的环境有些凄凉。苏东坡与王朝云闲坐在一起，顿时觉得心里沉闷。于是，东坡便命置酒，央求朝云为他唱一阕他最心爱的，也是他贬惠前填写的《蝶恋花·春景》词：

　　花褪残红青杏少，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朝云站了起来，清一清嗓子楞楞地站在那里，却一个字也唱不出来。苏东坡走到她身旁，低声问她是什么原因。王朝云却低下了头，眼泪簌簌地掉了下来。过了一段时间，王朝云才平静下来，低声地说：“奴不能歌者，是‘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无处无芳草’这两句。”

　　苏东坡听了，便佯作欢心，大笑着说：“我正悲秋，而你怎么却伤起春来呢？”

　　实际上，苏东坡听王朝云这样一说，就更加感到王朝云理解自己、关心自己，是自己人生难得的知音。因为这首词的主旨，是借伤春抒发词人坎坷牢落的人生遭际的。它化用了屈原《离骚》中“何所独无芳草兮，又何怀乎故宇”的诗句，所以，这首词表达了东坡与朝云两人的共同感受和体悟。顿时，苏东坡心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事后追忆，这是朝云死亡的先兆。

　　果然，好景不长。绍圣三年六月，惠州发生了一场瘟疫。王朝云到惠州后，由于水土不服，身体本来就不太好，经常生病，虽然苏东坡懂得医学，经常给朝云抓些中草药吃。但，由于王朝云身体的抵抗能力差了，加上她学佛，不喝酒，故便没有喝岭南人认为可以抵御瘴疾的桂酒，因而不幸染上了瘟疫。

　　王朝云终于不治，于绍圣三年七月五日卒于嘉祐寺。这段时间，由于苏过到河源去购买营建白鹤峰新居的木料，故暂时没有下葬，直到八月初回来后，才在八月三日把王朝云葬在惠州西湖孤山上的栖禅院旁，苏东坡亲作墓志铭。

　　朝云死后，东坡非常悲痛，食不甘味，睡不安稳。为了表达他对王朝云的思念，他又依《朝云》诗韵写了《悼朝云》诗一首：

　　苗而不秀岂其天，不使童乌与我玄。驻景恨无千岁药，赠行惟有小乘禅。

　　伤心一念偿前债，弹指三生断后缘。归卧竹根无远近，夜灯勤礼塔中仙。

　　在这首诗中，苏东坡痛感自己没有回天之力来挽救王朝云的生命，现在只能用《金刚经》四偈来给她送行了。朝云生前给了东坡许多好处，前债难以偿还，东坡只能夜夜提着灯笼去祈求大圣塔中的仙佛保佑朝云了。从这首诗我们可以看出，苏东坡对王朝云的死是非常痛苦的。以后，他又在《和陶和胡西曹示顾贼曹》诗中把王朝云比作“长春花”和“黄菊”，还借《左传》中重耳的典故，极赞王朝云不顾个人安危，毅然跟随东坡南迁的高贵品质。还写了一首著名的梅花词《西江月》，用“玉骨”、“冰姿”来比喻梅花，然后又借梅花来比喻王朝云，说王朝云是貌姑射山上的仙女，身材美和心灵美。在这一年重阳节，苏东坡特别寂寞，他登上嘉祐寺旁的小山，看见山下那些已经黄了的茅草，在秋风的吹拂下，掀起了一阵阵的波浪，顿时感慨万千，悲伤至极，写下了《丙子重九二首》：“今年吁恶岁，僵仆如乱麻。此会我虽健，狂风卷朝霞。使我如霜月，孤光挂天涯。西湖不欲往，暮树号寒鸦。”

　　王朝云死后，苏东坡就再没有娶妻了，终老鳏居。

八、官员和百姓喜探苏东坡

　　苏东坡是哲宗皇帝钦定的“罪臣”，从4千多里的定州贬到惠州来安置，一路上对岭南这“瘴疠之地”是怀着恐惧的心理的。但他在思想上作好了准备，决心像上一次贬谪黄州一样，“不敢复与人事”，“不敢作诗与文字”，“虽骨肉至亲，未肯有一字往来，有书与之亦不答”。可是，一到惠州，就让他感动了：惠州人民不仅没有把他当作罪臣来看待，还在码头、街道列队围观欢迎呢。到惠州府衙报到后，太守詹范也没有把他看作被贬逐的罪臣，还把他一家人安排到三司行衙中皇华馆内的合江楼居住，这更使苏东坡感激不已。

　　过了20天，想不到程乡县令侯晋叔、归善县主簿谭汲竟然来拜访他，把东坡誉为当代的谪仙人李白，并邀他去游水北的大云寺。东坡高兴得不得了，带上了他人赠送的“万家春”酒。大家围坐在草地上，举杯劝酌，在情投意合的氛围中，苏东坡情不自禁地写下了《浣溪沙》词一首。

　　苏东坡在惠州，不觉已过了3个月了，已是绍圣二年春节了。春节后，很快又是元宵节了。这些节日，对我国民间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十分热闹的。举家团聚，送旧迎新，是每个中国人不可缺少的传统活动内容。可是，今年春节对于苏东坡来说，是一落千丈，反差太大了。前年春节在京城，在皇帝身边度过；去年春节在定州府度过，自己还是一州之长；而今年春节呢，自己却变成了一个囚徒，在破败的嘉祐寺中度过。正在苦闷之际，想不到在元宵节这天晚上，惠州太守詹范竟然带了酒和一帮人到嘉祐寺来探访苏东坡。他们在桄榔林下设下了酒席，还叫王朝云、苏过来陪坐聊天，东坡与太守不时对饮，不时闲话人生，感情十分融洽。正当酒过三巡，苏东坡有点醉意的时候。突然间，喧嚣的锣鼓声又向嘉祐寺逼来。一会儿，只见一头五彩斑斓的狮子向桄榔林间走来，狮子后面跟着一对人马。醒狮队一到詹太守和苏东坡面前，便向他们分别拜了三拜，拜完之后便在空地上舞了起来。原来，詹太守看见苏东坡在嘉祐寺寂寞，特地叫了醒狮队来助助兴，给东坡拜个年。正当苏东坡十分高兴的时候，贾道人又带来了一帮年轻人过来助兴，你一杯，我一杯，竟把詹太守带来的“万户春”酒喝得所剩无几了。苏东坡特别高兴，异乡遇知己，孤独感顿时消失，触景生情，一首《上元诗》便脱口而出。

　　詹太守对苏东坡的敬重，是发自内心的。他不仅仅敬重这位曾是朝廷高官的苏轼，更主要是敬重东坡的人品和学识。他那“不以一身之祸福，易其忧国忧民之心”的品格，是令詹太守敬仰得五体投地的。詹太守知道，文人是喜欢游山玩水的，尤其是像苏东坡这样的大诗人，见到了奇异的山水后，肯定会诗兴大发的。于是，他决定邀请苏东坡去游览白水山，让他对惠州的山山水水有更深刻的认识。绍圣二年三月四日一早，詹太守便邀请东坡父子游览了惠州著名的风景区白水山汤泉。

　　周彦质，字文之，循州太守，一向与东坡友善。当苏东坡贬惠后，生活比较困难，周文之便坚持不断地给他送些米，送些酒，使他能在经济上度过难关。他治循有政绩，有较好的声誉。绍圣三年五月，周太守兴建的一座厅堂快竣工了，想请东坡题个榜铭。于是，他便请人画了厅堂的建筑图及地形图，派人给苏东坡送去。东坡一看，灵感马上涌上心头，马上提笔写下“默化堂”三字，并给周文之修书，鼓励他顺乎自然规律，提高领导艺术，把循州治理得更好。

　　詹太守离任后，方子容接任了惠州太守之职。方太守继续推行了詹太守的美政，实行便民政策，惠人称好。为了使惠州官吏和百姓能有一个好的休息地方，方太守重修了故相惠公尧佐所建的野吏亭。完工后，特地请苏东坡为之作了《野吏亭记》。

　　绍圣四年二月，苏东坡在白鹤峰的新居落成了。这时，循州太守周文之正好罢任，他特地到惠州来探望东坡。周太守到惠州后，便与方太守联系好，一起到东坡的新居去祝贺。大家互相唱和，弄得苏东坡也只好破戒作诗唱和，热闹了好几天。

　　苏东坡贬寓惠州期间，前来探望他的官员主要是邻近惠州的为多。但，据今人孔凡礼先生编著的《苏轼年谱》记载，苍梧太守李亨伯（安正、安止）在绍圣元年十二月曾来探望过苏东坡。至于用书信和苏轼联系的，或是派人给东坡送酒送米的，那就更多了，如比较著名的就有章质夫、王仲敏，等。

　　由于北宋时期是一个尚理的时代，也是儒道释三教融合的时代，所以苏轼精通儒道释三教。在王安石变法中，由于苏轼与王安石的政见不同，故屡请外任，而每一次外任，都与僧人道士来往密切，喜谈佛道。尤其是在苏杭，苏轼有一帮非常友好的僧道朋友。故当他贬谪到惠州后，与他相好的僧人道士知道后，便不远万里从苏杭和成都等地来探望他，计有：卓契顺、法舟、法荣、吴复古、吴惟忠、法芝（昙秀）、惠诚，等。参寥子（道潜）也一直坚持要来探望苏东坡，由于年纪很高了，才被苏东坡制止住了。东坡曾说过：“吴越多名僧，与余善者常十九。”这些名僧名道不远万里来探望他，不仅给东坡带来温暖，还可以切磋佛理道义，排遣心中的烦恼。

　　有两件事是非常感人的。

　　其一是，苏东坡贬寓惠州一年多后，住在江苏宜兴的两个儿子很久没有得到父亲的消息了，很是担心。苏州定慧院的卓契顺知道后，就对苏迈说：“你担心什么？惠州又不在天上，我一直走，总会到嘛。我去为你讨个书信回来。”说完，马上启程惠州。经过长途跋涉，翻山越岭，风餐宿露，终于在绍圣三年三月二日抵达惠州。而这时的卓契顺，已是面孔乌黑，双脚已磨起了许多老茧了。卓契顺一边代苏州定慧长老守钦致问候之意，一边从怀中取出长老守钦的问候信和诗歌《拟寒山十颂》。起初，东坡非常惊奇，因为苏轼曾在江浙一带生活过很长时间，多次经过苏州，但不知道怎的会不认识守钦长老。现在，他竟然派他的门徒来问候自己，故感到有些愕然。但，当他看了信和读了诗后，对守钦长老就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了。东坡认为，守钦长老的诗歌写得很好，语言警辟，没有世人所说的“郊寒岛瘦”的毛病，对十首诗歌赞叹不已。随后，便依韵唱和，写了《次韵定慧钦长老见寄八首》。在和诗中，他和守钦长老谈禅论道，诙谐地称自己是“小乘禅”，并说自己“从来性坦率，醉语漏天机。相逢莫相问，我不记吾谁。”说自己“少壮欲及物，老闲余此心”，到惠州后，为惠州百姓做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好事。

　　卓契顺在东坡家住了十天，要回去复命了，苏东坡问他有什么要求。刚开始，卓契顺坚持说没有什么要求，如果有所求的话，那就不是来这里了，而是跑京城大户人家了。东坡对他长途跋涉来到却空手而回感到不安，反复追问，最后，卓契顺才说：“过去有个蔡明远，只不过是个小小的校尉。当时颜鲁公被困在江淮一带，没有粮食吃，明远去救济他。鲁公感激他的救命之恩，就送了一幅书法给他，结果天下人都知道有个蔡明远。现在我卓契顺虽然没有来救济你，但是，不远万里而来，您可否按照蔡明远这个先例，给我写几个字？”东坡听了非常高兴，马上给他书写了陶渊明的《归去来辞》，郑重地送给他，并希望卓契顺也能像蔡明远那样，因为这篇文章而流传于后世。

　　另一个故事是昙秀道人从扬州来探望苏东坡。昙秀和苏东坡是好朋友，三年前苏东坡在扬州做太守时就与昙秀认识了，并有诗歌唱和，所以东坡对他的印象很好。绍圣四年正月，当昙秀从扬州来到惠州来探望苏东坡时，东坡非常高兴，马上回忆起当年他们在扬州作诗唱和的乐事：一天，苏东坡和晁无咎、昙秀一起同一只船送客人到山光寺。客人离别后，东坡醉卧在舟中，道人昙秀突然诗兴大发，即席吟诗：“扁舟乘兴到山光，古寺临流胜气藏。惭愧南风知我意，吹将草木作天香。”有点醉意的苏东坡听后便半躺半坐、半醉半醒地和道：“闲里清游借隙光，醉时真境发天藏。梦回拾得吹来句，十里南风草木香。”现在，昙秀从扬州来到惠州，故人重逢，当年和诗的情景马上浮现在眼前，所以东坡就郑重其事地记下了这件事。

　　昙秀在惠州住了十多二十天，亦要回去了。东坡就问他要带些什么东西回去。昙秀说：“惠州鹅城的清风，您居住的白鹤峰的明月，我会把它们送给每一个人。可惜它们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苏东坡一听，便马上笑呵呵地说：“你很聪明，你不好意思向我要，是吗？”停了一会，苏东坡就说：“这样吧，不如拿几幅字回去，每人给他一张。但我首先要声明，这是我乱说的，里头可能有灾祸。”于是，东坡便将儿子苏过写的《送昙秀》送给他。

　　苏东坡在僧人道士中有非常高的威望，他们知道东坡贬惠后，好些人都不畏艰险，长途跋涉来看望东坡，有一个四川老乡还死在新州的路上。而东坡亦以过人的智慧赢得他们的信赖和敬仰。更为有趣的是，当他知道吴子野绝粒不睡时，便和儿子苏过、道人昙秀、陆惟忠都写诗去戏弄他，说吴子野不吃不睡，快成“五通仙”了。意思是说，吴子野最终可以达到无生无死的境界了。苏东坡就是这样，与僧人道士相处得非常好，大家都毫无机心。难怪苏东坡说，有道之人，果在世外。

九、做岭南人，修筑白鹤峰新居

　　苏东坡作为北宋时期的大文豪，自幼就有济国救民的抱负，肯定是不愿意长期留在岭南贬所的。因为要施展自己的才华，就必须返回中原去。

　　可是，当苏东坡从他的弟弟子由那里得知北归无望时，他的态度就不同了，他在给程正辅的书信中就这样写道：

　　“北徙已绝望，作久计矣。……开岁忽将一月，瞻奉无时，临书惘惘。兄北归，别得近耗否？……”

　　“某睹近事，已绝北归之望。然心中甚安之。未说妙理达观，但譬如元是惠州秀才，累举不第，有何不可。知之免忧。……”

　　“兄去此后，恐寓行衙，亦非久安之计，意欲结茅水东山上，但未有佳处，当徐择尔。”

　　从这三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到，苏东坡贬惠后，一直是希望能返回中原的，直到确信不能回去了，才下定决心修筑自己的新居的。

　　苏东坡为什么要下决心修筑新居呢？其中的原因有两个：

　　一是苏东坡流寓惠州后，一无所有，连一块立锥之地也没有。初来之时，幸得詹太守关照，在合江楼住了十多天。尔后，就搬到了阴暗潮湿、人烟稀少、有如监狱般的嘉祐寺去了。绍圣二年三月，程正辅巡按惠州后，得程的帮助，再次迁入合江楼。而合江楼乃三司行衙，一般人是不能久住的，何况是个贬官？！而且，程正辅不久就被朝廷召还了，那合江楼肯定是住不下去的了。因此，要改善居住条件就必须自己建房。

　　二，更为主要的是，东坡的长子苏迈正在活动指派粤中的差遣，假如事情成功了，儿孙一齐来，合江楼肯定住不下；回到嘉祐寺去，那里的条件又十分差，怎能让自己的儿孙住在那牢房般的地方呢？没有自己的房屋，哪还像一个家？

　　经过反复考虑，苏东坡就下决心在惠州建房，在惠州落籍，自谓惠人了。正如他在《迁居》诗中说的：“时方卜筑白鹤峰之上，新居成，庶几其少安乎！”于是，东坡便托人寻找建房子的地方。

　　经过一番的努力，苏东坡终于在绍圣三年二月间找到了归善县城东的白鹤峰上的一块数亩大的空地。这块地面临东江，景色十分美丽。东坡十分喜欢，称此地是：“鹅城万室，错居二水之间；鹤观一峰，独立千岩之上。海山浮动而出没，仙圣飞腾而来往。古有斋宫，号称福地。……古邑为邻，绕牙樯而南峙。送归帆于天末，挂落月于床头。”（《白鹤新居上梁文》）

　　苏东坡按照白鹤峰的地形进行规划设计，打算按两进的格局来建房。前面一进小屋三间，作为门房，中间隔着一个庭院。第二进为堂三间，有客厅“德有邻堂”、书房“思无邪斋”，左侧建造居室、厨房及厕所，屋的四周用廊庑连接起来，共计有20间房室。并打算在房屋四周、庭院及上山道旁都种上花木。

　　建筑图样粗定之后，苏东坡马上托人到河源请木匠师傅王皋来，叫他计算斫木陶瓦的数量。还派苏过到河源去，亲访县令冯祖仁，请他帮助购买木材之事。六七月间，苏过在河源忙了一个多月，才把木材购置完毕，然后顺东江而下，运至惠州。

　　就在苏过到河源购木料期间，东坡长子苏迈已经得授广东韶州的仁化县令，即将掣家南来。尔后，东坡派苏过到江西虔州去迎接。这时，东坡喜忧参半。喜的是，分别三年的骨肉终于可以团聚了，可以实践他和荔枝浦那位85岁老农约自己去食荔枝时说的诺言：“君来坐树下，饱食携其余。归舍遗儿子，怀抱不可虚。”所以，他在给王仲敏（王古）的信中都说：“老幼复得相见，又一幸事也。”忧的是，东坡自踏上赴粤的路途之后，经济一直困难，而现在又将增加好些黄口，开支恐怕会更加困难。他在给王仲敏的信中也曾经谈到这个问题：“某虑患不周，向者竭囊起一小宅子。今者起揭，并无一物，狼狈前去，唯得折支变卖得二百余千，不知已请得未？……”你看，苏东坡家无积蓄，耗费已尽，只得动脑筋想到他那宁远军节度副使的俸禄了，欲将朝廷发给的折支券请领实物，然后变卖。但是，贬官俸禄，本来就不多，再经过衙门克扣，市场折价，所得到的钱就更少了。经有关专家匡算，至多可得到三成左右。更为可悲的是，苏东坡申请了一年多，仍拿不到手。故只得写信托广州太守王仲敏帮忙了。

　　造屋的工程进展还算顺利，将近春节的时候，已经接近完工了。由于新居是建筑在白鹤峰上，山上没有水源，饮水须到东江边去汲取，很不方便。苏东坡在新居即将建成之际，便到西邻翟秀才家去了解此地生活的情况，顺便告诉他自己准备在山顶上凿一口井，并约西邻两家共用这口井。所以，他在《白鹤峰新居欲成，夜过西邻翟秀才，二首》诗中写道：“瓮间毕卓防偷酒，壁后匡衡不点灯。待凿平江百尺井，要分清暑一壶冰。”苏东坡作为那个时代的名人，能如此善待邻里，品行确实高尚。

　　说干就干。在山顶上凿井可不容易，据苏东坡诗文记载：在白鹤峰上挖了40尺深的时候，结果还遇到了坚硬的盘石，把岩石搬走之后，才挖出泉水来。当他看见泉水从井底冒了出来之后，禁不住写诗志庆：“今朝僮仆喜，黄土复可抟。晨瓶得雪乳，暮瓮停冰湍。我生类如此，何适不艰难。一勺亦天赐，曲肱有余欢。”

　　新居建成了，还必须在庭院和居所旁种植些花木。于是，他又写信给程全父（天侔）：

　　白鹤新居成，当从天侔求数色果木。太大则难活，太小则老人不能待，当酌中者。又须土砧稍大不伤根者为佳。柑、橘、柚、荔枝、杨梅、枇杷、松、柏、含笑、杞子，谩写此数品，不必皆有，仍告书记其东西。

　　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苏东坡的知识面是很广的，他深谙树木移植之法，除了不伤根者外，还必须依照其原方向移植，使其阴晴向背不变，易以成活。所以说，苏东坡是全才。

　　到了绍圣四年二月，苏东坡的白鹤峰新居终于落成了。从白鹤峰山脚下拾级而上，大门旁种有两株柑橘，此时花正开，刹是好看。穿过前庑三间平房，便是一个大院落，只见花木交错，清香扑鼻。再往上沿石级而上，便是正厅“德有邻堂”。

　　新居落成后，马上迎来了两件好事：

　　一是循州太守周文之罢任特地来惠州看望苏东坡。周文之到惠后又找到了惠州太守方子容，两人便同诣新居祝贺。当两位太守踏入新居时，就被其宽阔和高敞的特点吸引住了。参观之后，方太守禁不住作诗赞美：“遥瞻广厦惊凡目，自是中台运巧心。”周太守还特地为苏东坡在惠州住了半个月。

　　二是闰二月初，苏迈和苏过挈两房家小到了惠州。苏迈的大儿子箪（楚老）已是20岁的大青年了，次子符（仲虎）也已十七八岁了。白鹤峰上，笑声盈室，热闹非凡。正如东坡在《和陶时运四首》诗中写的：“旦朝丁丁，谁款我庐。子孙远至，笑语纷如。”此时患难虽然未尽，但，家人得以团聚，多么不容易啊！况且，当苏东坡听说苏迈要来的消息后就一直渴望着：“明年更有味，怀抱带诸孙。”（《新年五首》）现在终于实现了。

　　可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苏迈本已授仁化令，但仁化辖属韶州，而韶州与惠州为邻郡。按当时朝廷的新规定，贬官的亲属不得在责地的邻邑做官，故苏迈尚未到任便罢去了。这样一来，苏东坡一家的生活就更加苦了。他在致王仲敏的信中坦诚地说：

　　自幼累到后，诸孙患病，纷纷少暇，不若向时之阒然也。小儿授仁化，又碍新制不得赴，盖惠、韶亦邻州也。食口众多，不知所为计……

　　但，不管经济最困难都好，看到眼前这个家，子孙汇集在一起，苏东坡这位孤独老人的心就感到十分安慰，感到这是一种人生难得的天伦之乐。

　　再说，这新居从上年三月买地算起，到绍圣四年二月迁入，足足费时一年。这一年间，苏过曾到河源购料请工人，而自己每天都要上山监工，历尽艰辛，才有了自己的家。苏东坡感慨万千，禁不住老泪纵横，在三月二十九日这一天，写下了他在惠州最后的一首诗：

　　南岭过云开紫翠，北江飞雨送凄凉。酒醒梦回春尽日，闭门隐几坐烧香。

　　门外橘花犹的皪，墙头荔子已斓斑。树暗草深人静处，卷簾依枕卧看山。

　　诗中虽然表达出苏东坡的恬静，与世无争。但，经过劫难的苏东坡，把人生和社会都看透了。因此，不管怎么说都好，苏东坡对于自己能住上自己建造的房子，还是非常高兴的。平时，他可以到邻居翟秀才家去聊聊天，到林婆家去赊酒喝，还可以到白鹤峰下的东江边去钓鱼。正如他在《答毛泽民书》中说的那样：“新居在大江上，风云百变，足娱老人。”可惜好景不长，苏东坡在这倾囊建造的新居中，才住了两个月多一点，一道皇命，就匆匆地把他贬往天涯海角的海南岛了。从此，他再也没有回过白鹤峰居所了。

十、党争的牺牲品，三贬海天涯

　　苏东坡自幼就有“奋厉有当世志”的思想，要以汉代范滂为榜样，立志要为国为民做一番事业，这是令人敬佩的。但，他却有一种倔犟的性格，喜欢与他人戏謔玩耍。这样，在与人的交往中就很容易产生误解，像这样的例子是存在的。

　　据有关史料介绍，《论语》中有一个人叫司马牛，和司马光同姓，苏东坡和司马光同朝为官。有一天，苏东坡和司马光因国策问题激烈地争论起来，却无法说服司马光。他一回到家里，把长袍往躺椅上一丢，便对王朝云大喊：“司马牛！司马牛!”弄得王朝云莫名其妙。

　　又有一次，苏东坡去拜访相国吕大防。吕是个胖子，喜欢睡觉，而东坡来时正好他在睡午觉。东坡等了许久，心里很不高兴。后来，吕大防出来了，东坡指指客厅里面的一个土盘中一只背带青苔的乌龟，对吕说：“这不稀奇，六眼龟才真正难求呢。”

　　起初，吕大防不知苏东坡的用意，反问道，“世上有六眼龟？”一会，又感到受了戏弄。但，转想一下，苏东坡学识渊博，也许在书上读过。

　　一会，苏东坡接着说，“唐中宗时代，一位大臣曾进贡一只六眼龟。皇帝问他六眼龟有什么特性。这位大臣说，六眼龟有三双眼，普通乌龟只有一双，所以六眼龟睡一觉等于别人睡三觉。……”

苏东坡这种谐谑的性格，直到晚年也改不了。他明明在惠州生活得很苦，但他在《江郊》诗中却说：“意钓忘鱼，乐此竿线。优哉悠哉，玩物之变。”他一向都想尽快离开岭南这块“瘴疠之地”，可是当他吃上了岭南佳果荔枝后，又说：“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甚至在《白鹤峰新居上梁文》中还说：“东坡先生南迁万里，侨寓三年，不起归与之心，更作终焉之计。”苏东坡讲的显然是“反话”，是有意气气他的政敌的。

　　根据苏东坡的这一性格特征，野史笔记记载说：苏东坡之所以会三贬海南，就是因为他在惠州写了《纵笔》这首诗：

　　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

　　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说是宰相章惇看了，章说：“子瞻尚快活尔。”乃贬儋州。实际上，对东坡三贬海南之事，只是说对了一小半，而更重要的原因却没有说出来。

　　事实上，不仅是第三次贬往海南，就是第二次贬到英州、惠州，也是由于朝廷内部力量倾轧所造成的，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党派之间的斗争所造成的。据《宋史》记载，元丰八年（1085年）哲宗即位，次年改元为元祐元年，哲宗的祖母高皇太后摄政。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高皇太后崩，十月哲宗亲政，次年改元为绍圣。在《章惇列传》中这样记载：

　　哲宗亲政，有复熙宁、元丰之意，首起惇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于是专以“绍述”为国是，凡元祐所革一切复之。引蔡卞、林希、黄履、来之邵、张商英、周秩、翟思、上官均居要地，任言责，协谋朋奸，报复仇怒，大小之臣，无一得免。死者祸及其孥。甚至诋宣仁后，谓元祐之初，老奸擅国。又请发司马光、吕公著冢，断其棺。哲宗不听，惇意不惬，请编类元祐诸臣章疏，识者知祸之未弭也。遂治刘安世、范祖禹谏禁中雇乳媪事，又以文及甫诬语书导蔡渭，使告刘挚、梁焘有逆谋，起同文馆狱，命蔡京、安惇、蹇序辰穷治，欲覆诸人家。又议遣吕升卿、董必察访岭南，将尽杀流人。哲宗曰：“朕遵祖宗遗制，未尝杀戮大臣，其释勿治。”然重得罪者十余人，或至三四谪徙，天下冤之。

　　这段史料说明：哲宗亲政后，要行新政，并起用章惇为相。而章惇则结党营私，“报复仇怒”，清洗元祐党人。其中的罪恶行为，多为章惇所为。

　　为什么章惇等人的阴谋会得逞呢？原因有三个：

　　一是哲宗赵煦即位时年纪太小，才14岁，亲政时也不过18岁。因为年轻，便意气用事。多年来一直抱怨高皇太后没有看重他这个皇帝，痛恨元祐一朝，更痛恨皇太后起用的执政大臣没有把他放在眼里。而现在他亲政了，反元祐的“绍述”（恢复祖先作风）政策，便是在意气用事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二是由于年纪太轻便无从政之经验，缺乏识别忠奸邪正的能力，只好随感情的驱使，被奸臣扇惑还不知道。据史料记载，吕大防、范纯仁等之贬窜岭外，就是张商英所为。《宋史·张商英列传》载：“哲宗亲政，召为右正言、左司谏。商英积憾元祐大臣不用己，极力攻之，上疏曰：‘先帝盛德大业，跨绝今古，而司马光、吕公著、刘挚、吕大防援引朋俦，敢行讥议……’”你看，章惇之流一方面“颂扬”先帝“跨绝今古”，一方面又攻击元祐党人“敢行讥议”，这怎能不激起年轻皇帝的愤怒？所以就出现了一连串的远谪元祐大臣的事件。其中苏东坡再贬海南之事，就是在《章惇传》中所说的“又议遣吕升卿、董必察访岭南，将尽杀流人”的背景下发生的。

　　三是哲宗好色。据上面引用的史料记载：哲宗14岁时，外面就传闻，宫中在物色乳媪，故元祐大臣范祖禹、刘安世等便上疏皇帝，力劝他修身进德，又疏请太后，注意保护皇上。这样一来，便种下了他对元祐大臣的不满。

　　在这种情况下，章惇认为他报仇的机会到了。他拜相后，马上把自己这一派的老党徒扶回高位，还设立特殊的机构来整元祐大臣。他们把元丰八年（1085年）五月到绍圣元年（1094年）五月元祐年间官方通讯全部归档分类，谁要是开口反对过王安石的财经政策的，就算毁谤神宗。他们先后处罚了830位官吏。当时，吕大防、刘挚、苏辙、范纯仁也遭到贬谪。可见王安石变法的斗争，最后便演变为党派的斗争，宗派的斗争。

　　绍圣四年三月间，在惠州的苏轼已听到了苏辙被贬过岭的消息，又听说这次同遭严谴的人很多，担心自己也不能安居惠州了。于是立即派人驰函广州太守王古：

　　……又见自五羊来者，录得近报，舍弟复贬西容州，诸公皆有命。本州亦报近贬黜者，料皆是实也，闻之忧恐不已，必得其详，敢乞尽以示下，不知某犹得久安此乎否？可密录示，得作打迭擘划也。

　　章惇曾是苏轼的朋友，早在凤翔为官时东坡就预言章惇以后一定会杀人。现在他得势了，便疯狂报复，真的杀起人来了。据说，在元祐大臣中，章惇最忌怕的乃是这三个人：苏轼的声望和与皇帝近密的关系，范祖禹的学问气节，刘安世的刚强敢言，故章惇时时刻刻都在考虑置这三个人于死地。于是，当他一旦大权在握，便疯狂地报复起来。绍圣四年闰二月，章惇重提旧说，认为苏、范、刘三人虽谪岭南，责尚未足，于是有再贬之命：范祖禹徙宾州；刘安世徙高州；苏轼则徙海外，责授琼州别驾、移昌化军安置，乃为责罚最重的。这样看来，苏东坡再贬儋州，并不是主要由他的《纵笔》诗引起的，而是当时政治斗争的结果。

　　四月二十七日，诰命颁到惠州。惠州太守方子容怀着沉痛的心情将诰命交给东坡，说了好些安慰的话。

　　谪令紧迫，苏东坡只能草草地处理了家事。第三天一早，即二十九日，东坡又继续带着幼子过，匆匆赶到惠州码头，要奔赴儋州了。这时，苏迈等诸子孙看见年老的东坡还要奔赴海外，个个都流下了热泪，坚持要送他一程。正当东坡一家人刚到码头，太守方子容也赶到了。他牵着东坡的手，安慰地说：

　　“我的妻子沈氏，一向礼拜僧伽，非常勤快。有一个晚上，梦见僧伽和尚来告别。我妻问他到哪里去？他回答说：要伴苏子瞻同行。后七十二日将有命令。”方子容停了一下，又继续说：“我妻算了一下，从她做梦到现在恰巧是七十二天。东坡呀，岂非凡事都已命中安排定了？不必忧恨啊！”

　　苏东坡听了之后，坦然一笑，深有感触地说：

　　“是的，世事哪一样不是早有定命的？不须待梦而知。然而，我是何等人，竟劳僧伽和尚和我前行？莫非我前世与他有缘么？”

　　僧伽，唐代的高僧，《泗州大王僧伽传》说他是何国人。龙朔初年，来西凉府，次历江淮，最后在泗州建刹，屡著神异，尝现十一面观音形，人们更加信赖他，唐中宗褒赞其寺为“普光王”。苏东坡以前每过淮泗，必敬普光王塔，并写下了好些诗文偈说。现在，东坡有难了，这位屡显神异的菩萨，是否要阿护他平安渡海呢？这，大概是善良人的心愿吧。

　　现在，苏东坡最感头痛的是，身上带的钱不够开支，急切之中，如何筹措得了！贬官本来有点薄俸，但三年来分文领不到手，故只得再去函请广州太守王古帮忙。

　　船行到博罗，想不到博罗县令林抃已早早站在江边，要为东坡送行。无奈，东坡只得上岸与林抃聊了一会，方知广州太守王古因按照自己的建议设立医院、赈济贫民而被劾“妄赈饥民”，降调袁州的命令已下。

　　到了广州，东坡特意与王古作别。但不敢久留，怕于他不利，故道谢后便走。王古还约东坡在半路上再见一次面，但，东坡却婉言谢绝了。

　　第二天一早，苏东坡与苏迈等人在广州江边诀别，子孙数人齐集江边痛哭。东坡给王古太守写了这样的一封信：

　　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昨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乃留手疏与诸子，死则葬于海外，庶几延陵季子嬴博之义。父既可施之子，子独不可施之父乎？生不挈棺，死不扶柩，此亦东坡之家风也。此外宴坐寂照而已。所云途中邂逅，意谓不如其已，所欲言者，岂有过此者乎？故视缕此纸，以代面别尔。

　　苏东坡乘坐的船离开广州了，奔赴他的第三个贬所——海南儋州。

　　苏东坡离开惠州已经900多年了。虽然他在惠州才住了二年七个月，可是，他对惠州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东坡文化现象：惠州的山水与东坡结下了不解之缘，好些建筑物和商店名称都取名为“东坡”。如，东坡纪念馆、东坡公园、东坡亭、东坡酒楼、东坡商场，等。而苏堤、朝云墓（六如亭），则更是后人纪念苏东坡的文化载体，900多年来历代政府都对它们不断维修和美化，使之成为惠州市的重要历史文物。

　　“一自东坡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为了进一步提高惠州的知名度，惠州市人民政府正打出“东坡文化”的品牌，扎扎实实地做好东坡文化的挖掘和保护工作，大力弘扬东坡的文化精神。其中包括恢复东坡白鹤峰故居，新建立一个东坡村，开辟东坡寓惠踪迹游专线，等，把惠州真正建设成为一座以旅游为特色的山水城市。

苏东坡与惠州西湖

惠州西湖，原名丰湖。由于它富有“苇藕蒲鱼之利，岁数万”，湖水又可灌田数百顷，给当地居民带来丰裕的收获，故称丰湖。至于西湖，它是由苏东坡南来而得名的。

北宋绍圣元年(一○九四年)，章恬任相，再度推行王安石的新法。反对新法的苏轼便以“讥讪先朝”的罪名被贬到惠州。这一年的十月二日，他以宁远军节度副使的身份南来，原来他以为粤东的惠州是蛮荒瘴疠之地，谁知下车伊始，一看山川风物，美不胜收，不禁高声赞美“海山葱茏气佳哉”!于是消除了政治上失意之感，表示“不辞长作岭南人”。一住就住了三年，写下了一百九十多首诗词和数十篇散文序跋。后来因为他写了“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的诗句，传到章恬耳里，章认为他的贬谪生活太闲适了，这才再贬到海南儋县。

苏东坡在惠州居留的三年间，所谓“东坡居惠，勇于为义”，他见惠州驻军无固定营房，杂居市内，对考百姓有干扰，建议建兵营三百座。他对西湖的建设颇为热心：为了修筑“苏堤”和“六如亭”，连身上的犀带也捐献了；还捐出大内赏赐的钱和黄金，资助道士邓守安建筑东新桥，资助和尚希固建筑西新桥和大堤。更难得的是，他亲自与建筑民工为伍，巡视施工进度，监督施工开支。因此到西桥竣工之日，他与全城父老共同庆祝，尽情欢宴了三日。他常常月夜游丰湖，登合江楼、入逍遥堂，过丰乐桥，踏遍西湖山水，以至“达晓乃归”，游兴是极酣的。他月流连于唐代的泗州塔下，欣赏塔影平湖，写下了“一更山吐月，玉塔卧微澜”的名句，这“玉塔微澜”成为西湖十景乏一。

苏东坡在惠州，也有一段伤心事，就是他的爱妾王朝云在这里病死。朝云是浙江钱塘人，字子霞，为人聪敏，有见地，是东坡在杭州做官时里的歌姬，不识字，后已粗通文墨，学书，“粗有楷法”。东坡被贬时，姬妾相继离去，只有她随东坡二十三年，至死不渝。死时只三十四岁。她死后，东坡与楼霞寺僧葬她于寺旁的松林间。传说朝云死后，东坡每晚仍梦见朝云回家给他的幼子哺乳，她每次回家，下衣总是湿漉漉的，问她何故，朝云说因要涉水过湖所致。东坡梦醒后，于是在平湖与丰湖之间构筑起一道新堤，让朝云晚上不用涉水回家，这成了苏堤的来历。

东坡在西湖三年，广泛地接触了各个阶层的群众。由于他之大得人心，因此，西湖的许多建筑物留有纪念他的名字，如苏公桥(西新桥)、迟苏寺、东坡亭、东坡祠、苏堤、……甚至东坡肉，东坡扣肉、东坡酒家等。

惠州西湖有五湖六桥之胜。湖区面积约八十平方公里。五湖即菱湖、鳄湖、平湖、丰湖和南湖；六桥是烟霞桥、迎仙桥、拱北桥、西新桥、明胜桥和团通桥。菱湖在西湖西北面，大抵从前种有菱；鳄湖在丰湖之南，不知是否以前有鳄鱼，也许是附会；平湖在鳄湖之东，南为丰湖，再过去便是南湖了。西新桥西接泗州塔，被列为西湖第一桥，它与苏堤都是游人喜爱的“游屐所趋之处”；烟霞桥在菱湖之上，如今只留残迹；迎仙桥在平湖的玄妙观与芳华洲之间，也废圯已久；拱北桥在平湖北端，叠石垒成，俗称五眼桥；明胜桥横贯丰湖；园通桥在丰湖与南湖之间。圆通桥北望，堤桥如带，亭榭掩映，洲渚纵横，杂花生树，曾大为岭南画家高奇峰所赏识。评为西湖第一。

西湖的风景区主要在丰湖与平湖之间，《惠州府志》的西湖八景，便有“丰湖渔唱”一景，想见当时丰湖是相当广袤并有渔舟来往的。那里有百花洲，明月湾、九曲桥，点翠洲，芳华洲和新建的红棉水榭。百花洲是一个湖心岛，集园林花树于一洲，上有雕栏石砌，红墙绿瓦的展览馆，在这里可以看到惠州自汉至宋的出土文物：铜钱、瓷器和窑具，还有革命文物。馆前有百花盛放的花坛。

从泗州塔跨平湖过新修建的九曲桥到点翠洲，是一条游湖的路径。点翠洲青松翠竹，飞花点翠，其中有一株凤凰老树，花开时节，似一片红云，如节日焰火。洲上有新建的长廊，扮白的亭榭以及古色古香的留舟阁，这便是惠州八景中的“留丹点翠”，加上那条重新粉饰，弯环如带的九曲长桥，就使游人流连忘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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