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

1.萧统《陶渊明传》云：“岁终，会郡遣督邮至，县吏请曰：‘应束带见之。’渊明叹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绶去职。”有论者据此以为陶渊明之回归是草率、赌气、任性式的选择，此大谬也。愚以为，陶渊明的回归，是经过理智的抉择与判断，是大济苍生的志向与残酷现实这一矛盾不可调和时所采取的一种嫉世愤俗又无可奈何的行动，是经历了宦海沉浮、长期深思熟虑、权衡轻重后的抉择。陶渊明的选择也不为当时的人理解，他出身寒微，门阀世族自然不会对陶渊明产生太多兴趣，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终老乡野，几乎无人问津。直到有一天，江州刺史檀道济顺道来看望，陶渊明偃卧饥馁已有多日矣。道济谓曰：“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陶渊明回答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道济馈以粱肉，麾而去之。就在这一年，陶渊明终因贫病交迫去世，卒年六十三岁。在当时，陶渊明是孤独的。（这是对陶渊明的比较特殊的一个解读，我们要理解陶渊明的痛苦不是一种仅仅为了五斗米而率性而去，而是一种矛盾中的选择，他走，是为了更好的实现自己。在当时，无人理解，他是孤独的。）

2.今天的我们应该换个角度去品读陶潜，即从人性的角度来考虑其价值和意义。因为陶潜的选择恰好代表了人们对精神自由的终极追求：个性的张扬和人性的解放。自然的人在社会中常常扮演着不同角色，但不是每一个角色都让人称心如意。由于时代的要求，社会的责任，家庭的义务，个人的名利等等约束，人们无法摆脱，无法超越，而不得不从事一些本来不愿意从事的职业（包括官职），说一些不想说的话（包括应酬），于是如陶潜所说的“心为形役”，成了自己、他人和外物的奴隶，不再是自己了。但是，人们的内心又时时刻刻渴望着能摆脱俗世的烦恼，能自由轻松地生活。所以，敢于放弃社会责任（不止是官职），做回他自己（不止是“归园田”），按照自己内心真实想法去生活的陶潜，才成为了许多人推崇的偶像。（对于陶渊明的现代解读）

3.陶渊明是寂寞的，这寂寞就在一个真字，真性情，真言语，真行为。要做到这一个真字，还真需要一番勇气和智慧。在矢志不移和随波逐流之间，在现实利益和神圣价值发生冲突时，选择的天平最终将偏向哪一端？这是一个随时随地都在发生的问题。“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人生是短暂的，人生需要旷达。现代人，守住内心的寂寞，别让心灵蒙尘，因为寂寞是一种美丽，寂寞使人诗意地安居！（嗯，这样美丽的词句是可以记在心间的！）

4.可是，也有极个别非议陶渊明辞官归隐的人，唐代大诗人王维就是一个。王维号为“文宗”，工诗善画，兼通音乐，书法造诣极深，是个不出世的大才子。王维又有“诗佛”之称，诗的境界很高，与陶公比起来毫不逊色，个人的思想境界当然也是很高的。他心仪陶渊明的自在闲散，赞赏陶渊明不同流俗的高士风采，厌恶官场浊流，甚至在《早秋山中作》中说“却嫌陶令去官迟”，似乎归隐的决心比陶渊明还大，但又不真隐，晚年居辋川，亦官亦隐，一手抓物质，一手抓精神，日子过得有滋有润。陶渊明一半是隐士，一半是烈士，王维就没有这种果决了，他的心灵深处虽然残存有烈士的影子，终究被内心的怯懦和圆滑击溃，只剩得一半是隐士，一半是俗客。他在《与魏居士书》里有这样一段话：“近有陶潜，不肯把板屈腰见督邮，解印绶弃官去。后贫，《弃食》诗云‘叩门拙言辞’，是屡乞而多惭也。尝一见督邮，安食公田数顷。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此亦人我攻中，忘大守小，不知其后之累也。”这就把王维内心深处的“小”都暴露了。在王维看来，陶渊明归隐后陷于物质生活困苦不堪的窘境，完全是他不识时务，“忘大守小”造成的，是小不忍而乱大谋。按他的设想，当然是应先委屈自己向乡里小儿折腰，“安食公田数顷”，钱捞足了，再隐居南山，何乐而不为？ 王维对陶渊明的评论与讥讽，其实对陶公的气节并无损害，倒是反映出王维自己在为人为官上的某些庸俗气。士志于道，士在社会和历史中的根本任务是把“道”坚守住。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安史之乱中，王维接受伪职，已经大节有亏，后来还要讥讽陶公，这才是真的不识时务。（这真是提供了更好看的一种视角。王维躺着中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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