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激进思潮局限性的简要分析作者：吴安东来源：《山东青年》2015年第11期
摘要：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次革命性的探索。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激进主义合流形成的激进思潮，简单地把现代化等同于西化，极力贬低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推崇西方的科学与民主，把科学宗教化。激进思潮这样做的同时就遮蔽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最为根本性的问题，即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本文旨在反思激进思潮中存在的问题，为我们今天文化现代化进程提供某种程度的借鉴和警醒作用。
关键词：“五四”新文化运动；激进思潮；现代化
1915年，在《新青年》创刊号中陈独秀发表了《敬告青年》一文，他说：“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消灭也。” 由此，中国开始了以激烈批判传统、疯狂宣扬西学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陈独秀、胡适等青年为主力军的“五四”激进思潮，在内外交困的时局面前显得激情有余而理性不足，理论有余而经验不足，率性有余而平稳不足，总有一种“亡国灭种”悲愤情结盘桓在激进思潮知识分子的心头。他们认定中国落后的根源在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道德伦理，因此他们痛恨把中国推向“灭国亡种”的传统文化。如此同时他们又极力崇拜奴役中国的西方列强的文化。正如威尔·杜兰特在观察了近代中国历史后所说：“今天中国人最强烈的感情是痛恨外国人，同样的，今天中国最有力的行动是崇拜外国人，中国知道西方不值得这样崇拜，但是中国人却被逼得不得不这样做，因为事实摆在眼前，工业化或殖民化二者任由选择。”[1]这种激进态度既是激进思潮的最大亮点，同时也隐含着他们的致命弱点。
一、核心问题的遮蔽
由于中国的现代化是一种“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是被外来文化刺激的现代化，因此对本民族的文化反思总是与对外来文化的态度纠结在一起。激进思潮总是拿高度抽象化的西方文化与同样高度抽象的传统文化作比较，把西方文化当作是科学的、理性的、进步的、积极进取的现代文化典范加以颂扬；把固有的传统文化当作是玄学的、非理性的、落后的、保守依赖的僵死糟粕的东西痛加贬斥。认为这两种文化没有任何调和的余地，是钢板两块；中国要想实行现代化就必须毫不保留地抛弃传统中形成的一切，必须不遗余力地追随西方、模仿西方。激进思潮的知识分子由于在当时高度自卑、急功近利的情境下，过分夸大西方文化的美好面，痛斥传统文化的落后面，这种极端的思维模式把现代化等同于西化。从而使得一个关键性问题被遮蔽：“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地域文化差异常常被无限突出，从而掩盖了中国文化本身必须从传统文化形态走向现代文化形态这一更为实质、跟为根本的古今文化差异的问题。”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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