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Seeing is believing' 通河忘川学社 洪超
正如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所言：媒介是人的延伸。现代传媒发展之前，人的感官和器官受到固有生理结构的制约，只能感知体验个人生活的小圈子内的变化。传播技术的发展使得人能够借助媒介，大大延伸目光所及，至此，有质量的seeing成为可能。第一节我将对此论述。 然而，伴随着媒介提供给个人的seeing大量普及，一系列对其真实性、公正性、正当性等believing之问随之展开。传播技术的发展是大众文化的技术基础，大众社会中让每个个人接触到的seeing往往基于真实，却因为媒体意识形态的灌注、甚至在一些媒体中存在相关利益方的有意介入而异化为期待被相信的非真实。当下中国社会存在三种意识形态：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新兴的市场意识形态与残余的传统意识形态。本文将在二至四节分别论述。
帝国主义忘我之心不死，为了提高国人的警惕，第五节中，我会就国外大众受到所在国和国际别有用心媒体篡改事实形成的seeing，得出错误believing的不妙情况进行论述。第六节，我则要以施拉姆冷战斗士一面被屏蔽在seeing一面之外的例子斥责人物评价上不全面的舍取。
一.媒介有对真实如实展示与提炼的能力
不可否认，有公信力的媒体传递给大众的seeing均要以真实为基础——完全脱离真实的内容，品质高多半会被受众视为一种夸张与讽刺的艺术手法，制片方有意推出的低水准则之作多半会观众批判嘲讽并获得指点节目、高制作方一筹的虚假快感。
倾向于社会主义的本雅明曾经这样高度评价俄罗斯电影中的演员“不是我们（资本主义国家）【】意义上的演员，而是扮演自己——首先在他们的劳动过程中——的大众”。1 确实，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使得社会主义国家的大众能够满足“希望自己被复制的正当要求”。在这种展示之中，电影媒介最主要的作用自然是真实地还原劳动大众原汁原味的生活。当然，由于艺术需要有艺术化的浓缩提炼，电影需要对人物原型进行处理，将劳动者共有的优良品质进行集中化处理、塑造典型、比真实更加真实的艺术人物。
二.大众所见中主流意识形态的存在
在我国，绝大多数的媒体都能够响应主流话语的指导。即使是自由主义倾向的媒体，也能够自觉或被指导避开敏感领域，例如《申江服务导报》本世纪初从政论阵地向时尚杂志的转型。这种情况之下，能够公开流通的媒体内容基本不会有悖于核心价值观。
一些兼具民间口碑与官方信任的媒体人更是相当巧妙地将主流意识形态与市场逻辑合流。他们通过迎合核心价值观而被官方肯定，又因为不错的文化产品品质被大众认可。
这些提供给大众的seeing中往往存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教育——尽管一些言必西方的青年不将主流价值视为自己的believing，因为商业包装，新生成的seeing能够潜移默化影响他们。
2007年的商业片《集结号》是一个成功的案例。当商业诉求、商业运行和近当代革命为母题的历史的时候，冯小刚给出了一份满意的商业逻辑与核心价值观并置的答卷。在饱经欧风美雨洗礼的年轻人看来，这部片子讲述战争残酷、讲述残酷战争下职业军人，九连的故事何异于《兄弟连》等美国大片。这部片子没有什么说教、用精彩的画面紧张的剧情吸引着观众，因此观者如【】潮、赞誉如潮，甚至被评论家誉为“现实社会型主流大片” 2的典范。
更深层面里，我们却可以看到我党对执政合法性的阐释。我党承认历史上曾给一些同志带来委屈，但是同时又在影片中对毛泽东时代做出解释：我们通过对全体国民的有效盘剥，完成了原始积累，健全新中国的工业体系，才有了后来改革开放走向世界的前提与条件。在冯小刚小批评大褒扬的智慧中，电影观众认同了中国这段曲曲折折、另类的现代化道路。于是乎，在商业大片外衣下，主流意识形态的教益水到渠成。
【1】瓦尔特·本杰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110-111 【2】胡克.建构现实社会型主流大片电影观念[J].当代电影，2008.03
三. 大众所见中传统意识形态的存在
对于影片《英雄》，早在上映之初就有人撰文将其联系起毛泽东同志晚年的一首诗《劝君少刺秦始皇》【1】。毛泽东同志读史有感，挥笔成诗“劝君少骂秦始皇，焚书之事待商量”，张艺谋的影片则是在解答两个问题：从如何刺秦转换成如何不刺；最坚决的反抗者如何成为最坚定的捍卫者。
这是一个不好的信号，因为其中体现的是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所有的反叛力量向权力、胜利认同的逻辑。影片中的残剑只尊重权力，却不关心当权者，将和平托付给屠夫。在这样的语境中，权力高于正义，因为传统儒家素来将帝王视为正义与理性的象征，除了先贤尚有几句轻君片言，后世儒家要不只知道苦口婆心劝导帝王改正不端，要么干脆遁世避责。
片中的秦王志在“打出一个大大的天下来”，然而用暴力带来和平的合理性尚需推敲，要每个技不如人的下位者为了一个空泛的理想放弃自我的既定目标俯首称臣，确是大大地渲染了传统文化中奴性、个人无地位的一面。
当然，传统文化中自然有仁义等优秀面。然而，当下中国在影视作品中使用这些传统素材的时候，往往被低下媚俗的勾心斗角、谋划算计、权力至上等负面精神吸引。这是需要大众警惕、更需要媒体注重所提供seeing的导向。
四. 大众所见中市场意识形态的存在
很多都市女性在看完电视剧《蜗居》之后，在网上言及已经爱上剧中的市长秘书宋思明。这是一种极端拜金的思维逻辑：谁能带给我消费主义的生活，我就嫁给谁。这部剧带给观众的believing是对消费主义的认同。
柏万青为什么能够成为一个上海路人皆知的明星？不是因为她的说教有多么启迪人，而是因为《老娘舅》这个节目的魅力所在。节目中，各色人等多半为了财产的纠纷而争执翻脸。矛盾冲突中，甚至戏剧性的波折，是收视率的猛剂。广播电视系的校友黄飞珏博士曾经分享他的亲历故事，身为退役柔道女子运动员的妻子在录制节目时发飙，殴打丈夫、殴打前来劝阻的他，又被赶来的四个武警制服。像这样的情节给观众带来足够的乐趣，尽管不高雅。然而，大众文化需要的正是通俗与大众。满足观众窥探欲的同时，利润自然如期而至。
我甚至一直有一种感觉，《老娘舅》这种低俗节目带给观众的不仅仅是娱乐，还有不怎么正面的教育。乌合之众在接受浩如瀚海的此类纠纷之后，就有了对类似事件的评估能力。在市场意识形态的浸染之下，难保当他们遇到相似事件时不在内心评估亲情与房产、实现利益的最大化。 对此，我深感忧心。
五.别有用心的国外传媒篡改所见
还记得当年阅读报纸时看到转引的报道：3.14拉萨动乱之后，别有用心的外媒使用印度境内印度警察驱逐殴打藏民的图片来批判中国的人权；外媒将一张装甲车大图片裁成小图片，好像军队正在驾车驱赶桌面，实则被裁掉的部分有暴动藏人拿石块砸装甲车、车内军人停止发动避免轧人的场面。
中国实情的解释权不在我们自己手中。这也是世界信息生产和流通失衡的表现。少数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控制和垄断当今世界的信息生产和流通，与此同时美国人自己这么说，“对于大部分的事物我们并不是先观察而后解释，而是先解释然后观察的。在非常嘈杂混乱的现实世界中，我【】们深知我们的文化对我们形成了固定的成见”2。于是乎，美国人为首的西方人因为中国不同的政治制度、经济上是竞争者、宗教上不属于基督教国度、种族上不是白人等原因，自然而然形成了疑虑中国的文化氛围、妖魔化中国的成见。
国际舆论上，西强我弱的态势一直很明显。西方对中国的报道不很正面，同时对中国的舆论进行封锁和包围，声音传达不出去。西方大众的seeing限于此，自然believing不会多正面。
【1】魏明伦.劝君少刺秦始皇[J].同舟共进.2003.3.20 【2】李普曼.舆论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52
六.国内传播学界认知水平低下
“施拉姆来的时候，他没带来有关中国的问题。施拉姆是一位冷战斗士，他是来推销美国的传播与现代化理论的，而不是来研究中国在做些什么。而斯迈兹是带着问题来的„„发现了很多问题，他很忧虑。”【1】 加拿大的传播学家斯迈兹早在1971年即来到中国，做为一名坚信社会主义的国际友人，他仔细思考中国的问题，并且在79年第二次访华，将《自行车之后是什么》的报告委托大使馆递交官方。
可笑的是，斯迈兹真心提出建议、将自己的苦心当作内参不求发表，中国传播学界没有识人之智，反而将他的同事、协助FBI监视他的反共斗士施拉姆抬得很高。中国高校的传播新闻学教材，又有几本在讲解“国际传播与全球传播”的时候提醒学生要批判地看待施拉姆？不明就里是相当危险的，倘若学界这么马马虎虎地交付下一代思考传媒的大脑如此平面化的seeing，难保我辈学生将施拉姆的字字句句都当成不可辩驳的believing而误入歧途。一直觉得，辈出左翼学者的欧洲批判学派远比浮躁没深度的美帝实证主义更贴近中国。
当下，中国的传播学界往往喜欢批评传媒业低素质、低眼界，然而，反观中国传播学界自身，眼界同样狭窄。从传播学界缺少知人之智这个小点扩散开去，我们看到的是其认知水平的低下，亦即传播学界产生并传递给外界的believing是低水平、不够全面的。
如果将传媒业比作提供群众喜闻乐见文化产品的“手”，那么传播学界理应起到指点传媒江山的“大脑”之作用。反观现实，“大脑”如此脑残，也不难想见那“手”为何乱抓乱舞。
结语
辩证地看'seeing is believing'，首先不等不肯定传播技术的发展，我们获得了高品质的seeing，能够据此对客观世界比较合理公正地评判，获得believing。
其次，我们应该认识到在当下中国语境中，别除价值判断，做为媒介文化产品的seeing难免会受到各种意识形态的浸透。毕竟，20世纪以来，意识形态进入文化的各种形式中，文化和意识形态越来越难以区分。受众能够接触到的seeing往往已经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当下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新兴的市场意识形态、残余的传统意识形态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受众的seeing、进而影响到believing。
再次，我们应当警惕别有用心的国外传媒向世界传播的负面中国seeing。解决方法是加强传媒业建设、建构有效强大的seeing扩散渠道、给世界关于中国的良好believing。
最后，有必要提高国内传播学界的水平，以保证培养更优秀的人才、指导传媒。
【1】赵月枝.传播研究与全球权力结构转型[A].清华新闻传播学前沿讲座录（续编）[C].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