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于苏轼的散文

有关于苏轼的散文

我国史上杰出的作家苏轼，在诗、词、创作三个方面都表现出超凡的才能。他的作品的豪迈气象、丰富的思想内容和独特的艺术风格，代表了北宋文学的最高成就。在第一章里，对苏轼的诗、词已经作了介绍，这里再对他的散文作品作一概览。

苏轼的散文，可与韩愈、、欧阳修三家的散文媲美。苏轼散文，首先在其政治论文中大露峥嵘。在《策略》、《策别》、《策断》等篇章里，作者满怀儒家的政治理想，凭借大量的历史事实加以周密的论证，字里行间颇有贾谊、陆贽的气势、神韵。文脉晓畅，文采飞扬，所受《战国策》的影响，明显可见。苏轼的历史论文，如《平王论》、《留侯论》等，是其政治论文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作者借描画、评述历史人物、事件、典故，阐释政治见解。这些文章尽管在内容上无什么特别可取，但写法上善于随机生发，仍有不少可借鉴之处。

苏轼还给后世人留下不少书札、杂记、杂说、小赋。这些精致典雅、小巧玲珑之作，大都夹叙夹议，挥笔轻盈自如，抒发了作者坦诚的胸怀，也表达了对人生、对文艺的见解和喜爱之情，成就大大超过他的政治论文。形象地阐明对文艺问题见解的散文，实际上是理性思维和形象思维相交融的文论佳篇，论述精辟，才气横溢，如《传神记》和《书吴道子画后》便是最能令人心折称道的例子。像“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这一见解，虽是就绘画而言，但其精神对其它艺术门类也可以相通。阅读此类文章，我们又目睹了苏轼作为一位出色的文论家的风采。

从崇杜到慕陶：论苏轼人生与艺术的演进（1）

内容提要

苏轼早年在文学创作上推崇杜诗；晚年则推崇陶诗。他联系其立身处事来确定文学创作的风格、品位与价值，从而发掘出、其人其诗的伟大价值，苏轼这种认识和评价作家的方法，对今天认识文学现象，了解中国文学的规律与特点，也具有启迪作用。

关键词 杜甫；陶渊明；苏轼人生；苏轼创作道路

无论陶渊明和杜甫当时的“心事”如何，他们在文学史上确立的是两种人格范型。按照孟子的说法，陶渊明属“独善”型，杜甫属“兼济”型。那么，在苏轼一生中，何以既崇杜又慕陶呢？其对人生和艺术范型选择的变化，与他的生活道路和人生价值观的改变有着密切的联系；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生活时尚有着必然的联系；与他对传统文化的接受、融合有着深刻的联系。

一、苏轼的政治参与意识与推崇杜甫

北宋统治者的右文政策，使文人得到空前重视。他们的社会地位提高，物质条件大为改善，通过科举考试步入仕途，成为文人参与国家政治生活进程，改变人生命运的主要途径。在这种背景下，宋朝读书人，自幼就接受科举考试的训练，把考取科举、获取功名，确立为改变人生的第一大目标。

苏轼从小的人生抱负和通过科举之门步入仕途的人生道路，在宋代士人中是比较典型的。在苏轼幼年，就表现出对政治关注的热情并树立起兼济天下的理想抱负。宋仁宗庆历三年，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推行新政，消息传至眉山，苏轼见乡先生读石介颂扬诸人的《庆历圣德诗》，即欲知其人而明其事，并在心中“私识之”[1](311页)，显出浓厚的兴趣。他后来为科举考试做准备而撰写的数十篇策论，多以改革时弊为题，仍可看出这种影响所发挥的作用。大约十岁时母程氏读《后汉书》至《范滂传》，慨然叹息。苏轼见之，对母亲说：“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乎？”程夫人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并喜曰：“吾有子矣!”[2]范滂是东汉党锢的重要人物。当翼州因饥荒而“盗贼”群起，朝廷任命他为清诏使按察其地，他“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由于他“见恶如探汤”，弹劾了太多权豪人物，政敌指使小人牢修诬告他营造部党，被作为党魁逮捕入狱，最终被杀。范晔在《后汉书范滂传论》中认为：范滂等人“激素行以耻威权，立廉尚以振贵势”，“幽深牢破室族而不顾，至于子伏其死而母欢其义”，对后人有巨大的激励作用。应该说，苏轼就是后世被激励而从小就“奋厉有天下志”的若干士人之一。

仁宗嘉祐二年(1056)，苏轼举进士，策题为《刑赏忠厚之至论》，榜列进士第二名。嘉祐六年(1060)，应制科考试，入第三等。在进士与制科的两篇策论中，反映了苏轼的政治理念和革新思想。尤其是制科策，深刻体现出苏轼对仁宗末期上不思进取，下因循苟且成风，后宫奢侈，三冗严重，兵员庞大而缺乏战斗力，边防受到异族威胁而危机四伏种种弊端的思考分析，认为只有推行改革，才能消除弊政，弃旧图新。结合他在准备进士考试时所写的数十篇策论来看，他对吏治、安民、理财、治军等政治方略，均有一整套深思熟虑的改革方案。故连对苏轼颇有成见的南宋理学家朱熹也不得不肯定他对“均户口、较赋役、教战守、定军制、倡勇敢之类，是煞要出来整理弊坏处”[3](卷一百三十)。表明苏轼在宋仁宗末期就具有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和政治改革意识。特别是中了制科以后，他觉得这是报效国家的崭新起点，如他在《谢制科启二首》其一中所说：“历观前辈，由此为致君之资；敢以微躯，自今为许国之始。”[1](1324页)

苏轼早年有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所以对杜诗中所表现的忧国忧民和宁愿担荷天下人苦难的情怀表示认同，并对杜甫的“兼济”型人格高度推崇。熙宁四年，苏轼过陈州谒张方平，作《次韵张安道读杜诗》，对杜甫其人其诗进行全面评价，并在创作的形式与风格上刻意学习杜诗，以至于纪昀谓此诗“句句似杜”[4](1871页)，而汪师韩则认为，此诗论杜甫，“只用‘杰’字一言之褒，而其起衰式靡、立极千古者已意无不尽， (‘诗人例穷苦’)此下只是慨其遭际，更不论诗。”[4](1816页)王文诰则评价说：“(此诗)面目是杜，气骨是苏，非杜不能步步为营，非苏不能句句直下，其驱遣难韵，若无其事焉者，不知何以凑泊至是。”[5](269页)表明此时的苏轼，不仅有意效法杜诗，而且倾心推崇杜甫其人。苏轼在《王定国诗集叙》里说：“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1](318页)在苏轼看来，杜甫成为千百年来最伟大的诗人，成功的秘诀不在其诗技术上的卓然独异，而在他虽然一己穷愁潦倒，终身不为世用，却每饭必念君国，始终忧国忧民的诗人情怀。

因此，苏轼对后世学习杜诗者颇多不满。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这些学习杜诗的人，只从技术入手，而没有抓住杜诗的真正精神。他说：“天下几人学杜甫，谁得其皮与其骨？”“名章俊语纷交衡，无人巧会当时情”[6](1157页)。 “皮”“骨”之喻，“语”“情”之论，可以明白苏轼意之所指。又其《评子美诗》曰：“子美自比稷与契，人未必许也。然其诗云：‘舜举十六相，身尊道亦高。秦时用商鞅，法令如牛毛。’此自是契稷辈人口中语也。……乃知子美诗外尚有事在也。”[1](2105页)我们知道，苏轼因改革的思路与不同，先后通判杭州，知密、徐、湖诸州，这是他既受新法派排挤又对新法批评最力的时期，其创作的动机与特点，正如其弟苏辙所言：“见事有不便于民者，不敢言，亦不敢默视也。

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2]苏轼的处境，虽说比当年的杜甫要好得多，但他无法按照自己的理想兼济天下、惠及万民，本质上与杜甫是一样的。像杜甫那样用诗歌的形式来表达关注政治、批判现实的热情，寄寓兼济天下的理想，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了。再进一步看，杜甫在文人政治参与意识普遍高涨的宋代特别是宋仁宗以后受到高度推崇，尤其杜诗所表现的忧患意识与社会良知，受到宋代士林的一致称赞，是时代思潮和文人的政治意识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二、随缘自适与追慕陶渊明

苏轼政治生涯所遭受的重大打击是“乌台诗案”及百日牢狱之灾，他在人生选择上的重大转变则发生在黄州贬谪时期。神宗元丰二年他被捕快从湖州任上押解入京赴狱经过吴松江时，作《吴江岸》一诗，中有“壮怀销铄尽，回首尚心惊”[6](998页)之句，可以看出苏轼所受惊恐不轻，而且使他对政治前程感到绝望。在狱中有诗描述其狱中的心理感受云：“梦绕云山心似鹿，魂惊汤火命如鸡。”[6](999页)可以想见一位敏感的诗人，在狱中不知生死如何，命系狱吏之手的不幸与悲哀。

在谪居黄州四年多的日子里，苏轼的心理情感发生着炼狱般的变化。首先，在谪居的心态上，显示出惶恐、矛盾与愤懑。他以一文弱书生，才经历了一场生死考验的牢狱之灾，到了黄州，仍然心有余悸。这种惊悸心情的最直接反映，就是他对因文字得祸的高度戒备。他在与朋友的书信中，反复谈到不轻易写诗作文，主要原因就是害怕再招惹文字是非。他这一时期共创作诗二百余首，文一百七十余篇，与其他各创作期相比是数量偏少的时期[7](6页)。但这一时期，又是苏轼文学创作的高峰期，他是以作品的质量而非数量创造艺术高峰的。他对黄州之贬始终是困惑和愤愤不平的，在结束牢狱生活被贬黄州团练副使时作有曰：“此灾何必深追究，窃禄从来岂有因!”[6](1105—1106页)表明他并不认为自己有罪，而是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在他赴黄州贬所及初到黄州的诗中，如《游净居寺》、《初到黄州》、《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安国寺浴》、《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等，都可以感受到诗人的牢骚与愤懑之情。

其次，在谪居的经历中，重新认识了世态、人情与人生价值。二十多年的官场经历，使他对世道的险恶，宦海的复杂，以至人情的冷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与体验。在谪居的处境中，苏轼对自己原来的理想和价值观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要对以后的人生道路作出选择。元丰三年(1080)，故人马正卿为苏轼请得黄州废弃的营地数十亩，使他得以躬耕其中，解决全家乏食之虞。地为黄州的一片坡地，故苏轼名之为东坡，有《东坡八首》咏其事。这八首诗值得后人重视之处，乃如王(十朋)注引赵次公评价指出的：“八篇皆田中乐易之语，如陶渊明。”[6](1084页)这八首诗，不仅记载了苏轼谪居黄州的第二年躬耕东坡的事实，而且表明他对陶渊明生活方式的认同；他从此自号“东坡”，以此向世人宣告，他在未来人生道路和价值观上作出了新的选择。此后，他对陶渊明的生活与人格更加倾心，先后作了《江城子》、《哨遍》等词，对陶公顺情适性的生活极为称赞，并且认为自己的处境与心情亦约略与之相似。试看《江城子》一词：

从崇杜到慕陶：论苏轼人生与艺术的演进（2）

陶渊明以正月五日游斜川，临流班坐，顾瞻南阜，爱曾城之独秀，乃作《斜川诗》。

至今使人想见其处。元丰壬戌之春，余躬耕于东坡，筑雪堂居之。南挹四望亭之后丘，西控北山之微泉，慨然而叹：“此亦斜川之游也。”乃作长短句，以《江城子》歌之。

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昨夜东坡春雨足。鸟鹊喜，报新晴。 雪堂西畔暗泉鸣。北山倾，小溪横。南望亭丘，孤秀耸曾城。都是斜川当日境。吾老矣，寄余龄[8](62—63页)。

生活于黄州贬谪之地的苏东坡，安于自食其力的生活方式，并从辛勤劳作，与农夫野老相往还，以及亲近大自然的经历中，感受到原来在官场和书斋无法体验的乐趣。从此，苏轼越来越展现出乐观旷达的乐天派形象，他在黄州时期创作的，便奠定了一种超然迈往、浩气逸怀的人格精神和艺术品格。

当苏轼耕东坡、居雪堂，准备如此“快哉”地“江海寄余生”之时，朝局正悄悄地起着变化，特别是神宗驾崩以后，哲宗幼冲，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新法派失势，新法反对派还朝，苏轼也在这次朝政变故中，被召还朝，并且得到重用，元祐时期(1086-1093)成为苏轼仕途最显达的时期。但随着高氏去世、哲宗亲政，苏轼的政治命运再次发生逆转，先后被贬惠州、儋州，岭海之贬长达七年多，时间之长、条件之恶，均超过黄州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苏轼仕途最亨通的时候，他依然没有放弃自己的江海之志，念念不忘陶渊明似的田园生活。元祐三年(1088)，苏轼任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学士，作《送曹辅赴闽漕》诗曰：“我亦江海人，市朝非所安。常恐青霞志，坐随白日阑。渊明赋归去，谈笑便解官。我今何为者，索身良独难。凭君问清淮，秋水今几竿？”[6](1592—1594页)

苏轼和陶渊明之诗，始于元祐七年(1092)知扬州军州事时。后来谪岭海，遍和陶诗，计109首。诗成，嘱其弟苏辙序之。苏辙《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引》曰：“东坡先生谪居儋耳，置家罗浮山下，独与幼子过负担度海，葺茆竹而居之。……是时，辙亦迁海康，书来告曰：‘古之诗人，有拟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则始于东坡。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吾前后和其诗，凡一百有九篇，至其得意，自谓不甚愧渊明。今将集而并录之，以遗后之君子，其为我志之。’”[6](1182页)苏轼谓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古代第一流的诗人均所不及，似乎存在个人偏爱，但他对陶诗风格和魅力的把握，的确是非常准确的，它是苏轼晚年努力追求的一种炉火纯青的艺术境界。

苏轼不只是推崇陶渊明自然而山高水深的诗歌艺术境界，更仰慕陶渊明的为人。他说：“然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如其为人，实有感焉。渊明临终《疏》告俨等：‘吾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俯仰辞世，使汝等幼而饥寒。’ 渊明此语，盖实录也。吾真有此病，而不自知，平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6](1182页)

苏轼晚年回顾一生的坎坷经历，认为自己要保全刚拙个性与人格尊严，只适合陶渊明那样退隐田园的生活，可惜明白得太晚了。苏辙接着评价道：“嗟夫，渊明隐居以求志，咏歌以忘老，诚古之达者，而才实拙。若夫子瞻仕至从官，出长八州，事业见于当世，其刚信矣，而岂渊明之拙者哉!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古之君子，其取于人则然。”苏轼对这段话，作了重大修改，曰：“嗟夫，渊明不肯为五斗米一束带见乡里小儿。而子瞻出仕三十余年，为狱吏所折困，终不能悛，以陷大难，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托于渊明，其谁肯信之!虽然，子瞻之仕，其出处进退，犹可考也，后之君子，其必有以处之矣。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区区之迹，盖未足以论士也。”[9]显然，苏轼修改的重点，淡化了几十年出仕的“功业”，而强调了其与世多忤，屡陷大难的人生坎坷，突出其性格中刚直不阿、不合流俗的一面。这更符合他在前文中对陶渊明和自己为人的评价。

由苏轼自述遍和陶诗的原因及苏辙在《诗引》中的介绍，我们不难明白苏轼为何从早年推崇杜甫其人其诗，转变到晚年追慕陶渊明的人格和诗歌艺术品格，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其坎坷多难的人生经历，以及在人生重要关头，所作出的人生道路、人生价值观的新选择。虽然苏轼一生并没有像陶渊明那样挂冠归隐，退居田园，但在实质上，他的精神归宿，与陶渊明并无二致。

三、发掘陶、杜的意义与苏轼创作风格的演进

陶渊明与杜甫的真正价值是在宋朝被完全认识的，这与苏轼对其深入发掘和评价分不开。笔者曾撰文讨论过苏轼对杜甫其人其诗的评价[14]；对于陶渊明的喜爱，宋代无人能够超过苏轼。事实上，陶渊明在中国诗史上第一流诗人的崇高地位，正有赖苏轼的重新认识。从苏轼对两人的评价中可以发现一个最大的共同之处，就是不单从作家的诗歌艺术成就上谈论高下优劣，而是紧密联系其为人来定位其诗歌的品位与价值。

宋朝立国以后，有鉴于五代以来士气卑弱，从上至下提倡风操节概，意欲重塑社会道德。《宋史忠义传序》曰：“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宋之初兴，范质、王溥，犹有余憾，况其他哉!艺祖首褒韩通，次表卫融，足示意向。……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缙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矣。”[10](13149页)《宋史范仲淹传》谓仲淹“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10](10268页)与这种风气相呼应，欧阳修等人大力提倡作家内在道德涵养的充实提高，认为“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11]，把文学艺术创作与作家的道德修养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进一步强化了诗品出于人品的观念。

苏轼作为欧阳修在北宋文坛的忠实继承者，将欧阳修以上思想加以深化，特别是淡化了欧阳修所重视的“道”作为“中充实”的决定性因素，更加注重把作家平生立身行事的实际与其创作实践相联系，来评判其艺术品格和创作贡献。正如苏轼对陶渊明的评价。如果不联系陶渊明的出处进退去理解陶诗，人们难以领略其“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的妙不可及之处。只有理解了陶渊明性情刚拙、质性自然、超凡脱俗的为人大节以后，才能对他在诗歌中所表达的对自然的深情，对田园生活的耽爱，及其率真的性情真正理解，并对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诗歌表达方式与风格特征，有深入贴切的了解。

对于作家而言，人生的历练，特别是人生挫折和苦难，乃是其创作体验的宝贵财富，是其作品思想深刻、情感充沛的重要生活源泉。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眇；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12]苏轼对陶渊明、杜甫的评价，正是充分重视了这一点。而他本人由早年推崇杜甫到晚年仰慕陶渊明，变化的内因正是所经历的仕途挫折与人生苦难。人们一般只注意苏轼从任职扬州时开始作和陶诗，贬谪岭海则遍和陶诗，但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苏轼对陶渊明的田园生活表示认同，是在贬居黄州时，那时的政治处境和生活情形，的确跟陶渊明相似。后来苏轼本人也特别强调其与世乖违，不合流俗，是与陶渊明很相似的，正是这一点，成为他喜爱陶诗、遍和陶诗，并欲师范其为人的内在动因。黄州贬谪时期，不仅使苏轼达到了文学创作的一个高峰时期，而且在创作境界上有明显提高，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写道：“(子瞻)尝谓辙曰：‘吾视今世学者，独子可与我上下耳。’而谪居于黄，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而辙瞠然不能及矣。”

苏轼早年政治参与意识强，故特别推崇杜甫，晚年饱经世道沧桑，转而对陶渊明十分仰慕，虽然受到人生挫折经历影响是主要因素，但从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看，也符合作家创作风格变化的规律特征。苏轼《与二郎侄尺牍》自道其文风变化及创作曰：“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彩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汝只见爷伯而今平淡，一向只学此样，何不取旧日应举时文字看，高下抑扬，如龙蛇捉不住，当且学此。”[13]

苏轼对杜甫和陶渊明，都是极为推崇的。“乌台诗案”及黄州之贬之所以成为苏轼文学创作道路的重要转折点，是因为这一次重大人生变故，让苏轼明白了，在宋朝专制政治进一步强化的背景之下，已经不允许他像杜甫所处的政治相对开明的唐王朝，用诗来作批判现实的“实录”，他只能随缘自适，笔锋内敛，更多地表现自己的生活滋味和对万物人生的感悟。因此，尽管苏轼晚年的文学风格及对人生的认识更臻于化境，但在反映社会矛盾和时代生活图景的内容方面，晚年要大大逊色于早期，这也是必须指出的。

[参考文献]

[1]苏轼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 1986

[2]苏辙栾城后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411

[3]朱熹朱子语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4]苏轼资料汇编[C].北京：中华书局， 1994

[5]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卷六[M].北京：中华书局， 1984

[6]苏轼苏轼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 1987

[7]苏东坡黄州作品全编[M].武汉：武汉出版社，1996

[8]东坡乐府卷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9]费衮梁溪漫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10]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 1985

[11]欧阳修欧阳修全集[M].北京：中国书店，1991. 499

[12]韩愈韩昌黎文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262

[13]苏轼佚文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 1984.2523

[14]《宋代蜀人论杜》载于《杜甫研究学刊》1995年1期；《苏门论杜述评》载于《乐山师专学报》1995年3期；《唐宋人所体认的杜甫精神》载于《杜甫研究学刊》2000年3期。

[作者简介]

杨胜宽(1958-)，男，四川安岳人，乐山师范学院中文专业教授，主要从事杜甫及苏轼研究。乐山师范学院，四川乐山614004.

原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总第131期2004年第2期

浅论苏轼词的婉约风格(二)

三﹑约婉约词的基本特征——美的意境

意境是作品中呈现的那种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韵味无穷的诗意空间。韵味无穷是意境的美感魅力所在。“韵味”是意境中蕴涵的那种咀嚼不尽的美的因素和效果，包括物色﹑情感﹑意味﹑风格等多种因素构成的美感效果。[注C] 创造美的意境，是婉约词的基本特征, 作家们把美的语言、形象、意境，和谐地统一起来，创作出大量具有诗情画意的绝妙好词。苏轼的婉约词摆脱了传统婉约词的香艳软媚,显的清新真挚、明丽净洁。跟花间词的“以艳为美”、柳永词的“以俗为美”相比，苏轼的婉约词呈现出“以雅为美”的特点。

㈠《点绛唇》（红杏飘香）：

红杏飘香，柳含烟翠拖轻缕。水边朱户。尽卷黄昏雨。烛影摇风，一枕伤春绪。归不去。凤楼何处。芳草迷归路。[注8]

开篇渲染如画般的春色，红杏﹑烟柳最具代表性。写红杏更写其香，杏花的香味给人一种清新的感觉，红杏飘香，更显出词人感受的真实。写翠柳，将其比作含烟﹑拖轻缕之状，既写出了其轻如烟之态，又写出了垂枝轻拂之姿。词人用词典雅﹑精炼，描绘出如画般的春色。“ 红杏飘香，柳含烟翠，”与“芳草迷归路。”前后照应，相反相成。红杏香柳，属相思中的境界，如画般的春色之美令人神往；芳草迷归路，给人一种凄美之感。

㈡《阮朗归初夏》（绿槐高柳咽新蝉）：

绿槐高柳咽新蝉，薰风初入弦。碧纱窗下水沉烟，棋声惊昼眠。微雨过，小荷翻。榴花开欲燃。玉盆纤手弄清泉，琼珠碎却圆。[注9]

“绿槐高柳咽新蝉，”是初夏特有的景物，绿叶成荫的槐树，高大的柳树，还有绿叶的深处的新蝉的鸣声。一片阴凉清雅的庭院环境。“碧纱窗下水沉烟，”碧纱窗下的香炉里飘浮着袅袅香烟。碧纱和白烟相衬托，既有形象之美，又有香气可闻。给人一种清静优雅的感受。“微雨过，小荷翻。榴花开欲燃。” 又是一番园池夏季景象。小荷刚刚长成，小而娇嫩，一阵细雨过后，轻风把荷叶吹翻；石榴花色本来就鲜红，经过雨水的清洗更加如火一般的红。小荷翻的一个“翻”，榴花开欲燃的一个“燃”，给人一种动态的﹑优雅的美的感受。这也就符合了苏轼婉约词“以雅为美”的特点。

苏轼婉约词中体现苏轼“以雅为美”尚有其它名篇如：《》（花褪残红青杏小）[注10]，“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描绘的暮春景色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注11]，“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描写的凄美的景物的句子等。

四﹑结论

本文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论述分析，虽然不能概括苏词婉约词风的全部，但是苏轼婉约词的基本状况已经反应了出来。假使苏轼没有开创豪派，单凭他婉约词的创作，也足以让他流芳百世。苏轼不仅是豪放派的代表，更是写婉约词的高手。

引文注释：

[1] 夏承焘等撰：《宋词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上册）第454页。

[2] 徐中玉﹑金启华主编：《中国古代选（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4页。

[3] 夏承焘等撰：《宋词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上册）第456页。

[4] 徐中玉﹑金启华主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6页。

[5] 夏承焘等撰：《宋词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上册）第339页。

[6] 夏承焘等撰：《宋词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上册）第306页。

[7] 夏承焘等撰：《宋词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上册）第441页。

[8] 夏承焘等撰：《宋词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上册）第453页。

[9] 夏承焘等撰：《宋词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上册）第388页。

[10] 夏承焘等撰：《宋词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上册）第402页。

[11] 同注

参考文献：

[A]本文有关苏轼生平的简介，参见徐中玉﹑金启华主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1—79页。

[B]本文关于婉约词的论述，参见惠淇源著：《婉约词》，安徽：安徵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前言部分。

[C]本文中有关意境的论述，参见童庆炳主编：《文学概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8—171页。

浅论苏轼词的婉约风格(一)

内容提要 ：

苏轼是北宋文坛的领袖，也是宋词豪放派的创始人，是公认的豪放派的代表。这是在我们以前学过的教材中经经常提到的。虽然他是豪放词派的代表，但是他的词中温婉含情的婉约词作的数量并不少于慷慨激昂的豪放词作的数量。对苏轼词的婉约词风前人已有论述，但是有过于片面化，本文主要从婉约词的传统题材（言情）﹑婉约词的重要内容（咏物）﹑婉约词的基本特征（意境之美）三个方面，通过对苏轼的几首代表性的婉约词的分析，从而展现出苏轼词风的婉约凄美的一面，从而使人们可以更清楚的认识苏轼。

关键词：婉约；题材；内容；特征

婉约一词，即委婉含蓄之意。婉约词不仅是一种文学题材，也是一种创作手法。自后唐温庭筠为鼻祖的花间派开始，闺怨、相思、离情别绪、春花秋月便成词作的一大题材。婉约词上承花间词，与花间词一脉相承，但是与在花间词相比，婉约词内容上去其浮艳多分雅致，形式上以蕴藉雅正见长，语言秀丽而清新，情思曲折而真切，无论是在内容还是在传统题材上都有很大的创新。在苏轼以前的北宋词坛仍是以及婉约词为主流，主要是一些男女相思、闺阁幽怨的艳情之作，直至苏轼才打破了婉约词以艳情为题材的范围，将婉约词推入正宗高雅的文学殿堂。[注A]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1037——1101）四川眉山人，是北宋时期的著名词人。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年）中进士，神宗熙宁年间，因于主张新法的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和，被贬为杭州通判，苏轼词的创作就是从此时开始的。元丰二年，因在著名的“乌台诗案”中被以“作诗讪谤朝廷”之罪谪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苏轼在黄州期间，创作了大量的词来抒发心中的忧愤，表达他的人生态度。哲宗元佑年间，高太后临朝,司马光执政，苏轼被召回京，被委任为朝奉朗知登州，后迁为礼部朗中，又迁为翰林学士知制诰，又历任知杭州﹑知颍州﹑知扬州﹑知定州。哲宗亲政后,被远贬惠州(今广东惠阳),再贬儋州(今海南儋县)。徽宗即位后，在遇赦北归的路途中，于靖国元年（1101年）卒于常州（今属江苏）。苏轼一生在宦海中浮浮沉沉，心中种种忧愤，都成为其创作的源泉。

一﹑婉约词的传统题材—言情

言情，是婉约词的传统题材，它以情动人，道尽人世间的喜乐悲愁。在北宋苏轼以前的词人言情的主题不外是以代言体的形式写一些闺怨、相思、离愁别绪、春花秋月等。苏词主要是突破了晚唐以来“词为艳科”的庸俗品位，“诗余”的附庸地位，只写闺怨、别情的题材范围，将词推到了正宗的文学艺术高雅的殿堂。在言情方面，苏轼描写的至情至性的爱情词，颠覆了艳情词的俗套，给人以凄美、委婉的高雅享受。

㈠《蝶恋花》（记得花屏初会遇）：

记得画屏初会遇。好梦惊回，望断高唐路，燕子双飞来又去。纱窗几度春光暮。那日绣帘相见处。低眼佯行，笑整香云缕。敛尽春山羞不语。人前深意难轻诉。[注1]

“记得画屏初会遇”是写美妙爱情的开始，与心上人在画屏之间初次相见，现在依然清楚的记得，令人难忘。“好梦惊回，望断高唐路，”是写美妙爱情的破灭。“燕子双飞来又去。纱窗几度春光暮。”是写男子在爱情破灭后对女子的痴恋相思。美丽的春光几度从窗前走过，而对她的思念未减半分。说明自己是在没有希望的等待中度过。“低眼佯行，笑整香云缕。”低眉垂眼，假装要走开，却笑着整理自己的头发。写出了女性的娇怩之态和心底的秘密。“敛尽春山羞不语。人前深意难轻诉。”收敛起眉头不说话，不是对他的无情，而出于女性的娇羞。一个女孩子怎么好意思在人前表达自己的爱情呢？可是越是这样越能招人疼爱。全词以男子无尽的缠绵相思和甜美的回忆作结。

这是一首柔情似水的纯爱情词。它毫不掩饰的写了一个男子的单相思。作者这里描写的单相思之情是健康的，是朴素的，就像爱情本身那么健康，就像生活本身那朴素。这首词没有一点前人词作的艳情成份，给人凄婉，缠绵的无奈之感。充分显示出苏轼对言情题材的婉约词的革新。

㈡《江城子》（乙卯 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注2]

这是一首千古传颂的悼亡词，是苏轼写给原配王弗的。这首词抒发的情感自然深挚、凄恻、哀婉、缠绵，在苏轼婉约风格的词中堪称一绝。王弗于治平二年（1065年）逝世，此词作于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岁次乙卯，距离妻子死去刚好为十年，所以说是“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是说词人即使不去思念亡妻，也无法忘怀。可见王弗在词人心中的份量有多重，既然无法忘记难免会有想起的时候。这一句看似矛盾，事实并不矛盾。“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想到爱妻已死，感慨万千，孤坟远在千里之外，没办法在一起诉说这些年的凄凉遭遇。“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这是词人的一种假设，即使彼此相逢，只怕也相互不认识了。十年的宦海浮沉，早已容颜非昔，鬓发全白，为下文的记梦作铺垫。“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作者梦到了妻子正在一个梳妆的情景。一句相顾无言，包括了千言万语，表现了无声胜有声的悲痛之感。一个梦把过去拉回了现实之中，但美好情景已不可能再出现。这个梦也使人感到无比的凄凉。“料得年年肠断处。”词人料想长眠地下的爱妻为了眷恋活着的亲人也该肝肠寸断了吧！“明月夜，短松冈。”化情思为景物，将作者的思念通过环境的描写表达了出来。

苏轼在这类歌咏真挚爱情的词作，不仅仅只有这两篇，如：《蝶恋花》（蝶懒莺慵春过半）[注3]等。《蝶恋花》（蝶懒莺慵春过半）中写到“云有鬓鬅松眉黛浅。总是愁媒，欲诉谁消遣。未信此情难系绊，杨花犹有东风管。”写的是一位闺中少女伤春的情怀。

苏轼：截断痴心 超旷圆融

摘要：苏轼的文章脍炙人口,《》尤为绝妙,其玄理妙思,似不食人间烟火。作为宋代名人,他身上兼容了儒、释、道三教哲学,只有把握这点才能更好地理解他文思之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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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赋》是脍炙人口的奇文,其明朗的意境、晓畅的语言、通达的哲理均给人以美的享受,泽被后人,百世流芳。当苏轼这位绝世的酿酒师用他真纯的心灵酿好美酒,封坛发酵后,他却羽化登仙,乘风归去。悠悠醇香弥漫文坛,馨馨如缕缠绵不去,留给后人几多感慨,几多遥想……世人皆知酒味之美,却不解其以何为料,窖成天香?当我细细品味这杯醇酒的时候,不自觉地思考:其朗快、豪迈、道蕴自然之特点自何而来?

一、浩风激荡,适逢大机

中华宗教文化的精髓不外乎儒、释、道三家。自汉代起,几乎历代君王都把儒家奉为国教,儒家可谓根正苗红,茂盛茁壮。然而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土就起起落落,难成正统,为生存就必须与中国文化互相吸收、融合。到了宋代,三教融合成为社会思想发展的新趋势,佛家吸取、融汇儒道,比以往更自觉。恰当此时,禅宗的临济宗黄龙派首倡禅法文人化,世俗化,让禅宗走下神坛,走向民间。黄龙派禅法简便,机锋神秘,魅力独特,强烈地吸引了当时大批的文人士大夫。文人士大夫的禅悦之风因此而起,席卷域内。

生逢此世,时代思潮激荡扬弃,儒、释、道三家的融合为苏轼熔铸超旷圆融的人格和人生境界提供了一个大契机。

二、参学悟入,道理大用

苏轼首先是一位大儒。儒家的入世、功业思想对苏轼影响颇深。“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香草美人的意象,总是在不经意中透露出仕途多舛,功业未遂的感慨。人生的风雨让这位大人物不是仅仅执著于功业。失意人生中,道家的逍遥、澄怀静心等思想对苏轼影响巨大。放浪形骸,形体遨游天地之间,神思超绝八荒之外。苏轼在自己澄澈的心境中寻找独到的快乐。而佛家“三藏经论”、“解脱论”、“实相论”等教理教义又均为苏轼文学提供了更深邃的主题、意境和表现手法。这些都为苏轼清旷雄健的文学境界,增添了高风绝尘的风神韵致。

三教集于一身,形成了无比深厚的思想底蕴。在文学上形成了千载而下独一无二的文学极致。苏轼自己认为文学创作者唯有像参禅一样,澄怀静心谛观万物,才能培养出良好的创作心境,表达出精深的意境。苏轼的很多诗文就是以这样空静无碍的参禅心境来创作的。

“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唯其能澄怀静心才能写出这番既浩渺又明净之景。怀着一种良好的审美心境,排拒了各种功利杂念的干扰,全身心地投入。苏轼在欣赏山水之美中达到了物我两忘的境界,并让自己的精神畅游其中。

三、禅意悠然,大智大境

苏轼对天地万象所蕴含的诗情画意颇为敏感,他总是以一个修道者的情怀与创作者的心境,来表达自己的妙悟与体验,时时处处发现生活中的情趣和至理。在参悟和创作中提升自己的心境,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在流离颠簸中彷徨失意时总能打破物我界限,以清澈纯粹的心境与浩渺自然相接,感受生命的律动。佛家讲“离四句,绝百非”,不执著于任何一边,不流于偏执,如圆转圜,不落两端,圆融无碍,才可以把握事物的实相真相。苏轼把这种理法用在诗文创作和感悟自然上,既运用文字,又不落于文字局限,言外生意,相外有境。

“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在这段最富理趣的文字中,苏轼既不取“变”也不取“不变”,使之既实又虚,断人妄念痴心而独得一味,可谓禅意悠然,脱大烦恼,得大智慧,得大自在!让千载以下的读者读到此处也胸中明澈。也许正是文中表现的此种涵养让著名文化学者先生看到了苏轼的独特,从而得出如下论断:“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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