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适逢“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我的人生，是经历了“文革”和“改革开放”四十年全过程的，是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对“改革开放”前后的对比，对四十年来所发生的变化，耳闻目睹，是有切身体会和一定发言权的。
“改革开放”前，我生活在一座普通县城，父亲是军人（武装部政委），母亲是国家干部。家庭条件还算比较好的。但父母工资都才几十元。那时大家都一样，手里的钱都不多，都较贫困。有工作和工资还算好的，广大农村，下乡知青，就更惨了，是公分，没有工资。钱本来就很少，但生活中光有钱还不行，还要有各种“票”。我印象中几乎所有生活用品都要凭“票”购买，有粮票（又分为全国和地方）、油票、肉票、蛋票、布票、肥皂票，甚至澡票、水票等，五花八门，名目繁多。人们穿着，不论男女，全是蓝色、黑色或黄色军装。街上全是自行车或行人，很少见汽车。文革中后期，大街上或学校里，还是时常见游行队伍，街道两边墙上和校园里贴满大字报，铺天盖地。高音喇叭里斗争口号和革命歌曲，震耳欲聋。学校里基本不上课，多数时间是政治学习或开批斗会。总之，感觉就是一天到晚闹哄哄，人们精神压抑紧张，草木皆兵，道路以目，像惊弓之鸟。连在家中或私人聊天，都尽力压低嗓音，窃窃私语，生怕隔墙有耳，因言获罪。
2002年，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我以“高层次人才”引入广州市，全家迁来广州。我不仅是恢复高考的受益者，更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我庆幸自己生逢其时，感激改革开放。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现在改革开放整整四十年，人们的物质生活、精神面貌、神州大地，方方面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我从内心深处拥护改革开放，赞成改革开放，感激改革开放。反感保守封闭，厌恶闭关锁国，反对极左一套。
刚建立深圳特区时，有很多人包括中央一级的领导都很不理解。据说有一中央领导问当地百姓：“你是赞成社会主义，还是赞成资本主义？”当地百姓回答：“那要看你们中央怎样评价深圳，如果你们说深圳搞的是社会主义，我就赞成社会主义。如果你们说深圳搞的是资本主义，我就赞成资本主义。”当地百姓的坦诚回答，道出了人民厌倦了“虚名”之争，渴望“务实”过好日子的心声。
如果我是那位被中央领导问及的小百姓，我会这样回答：“我不懂什么‘主义’，怎样能让老百姓过好日子，怎样能强国富民，我就赞成什么。”——也就是邓小平说的：“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
习总书记常教导我们：“不忘初心。”我深以为然。我们推翻旧中国，建立新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的“初心”是什么？难道仅仅是为了一个空洞的名词？一个抽象的概念吗？是为“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吗？我想不是。我们是让人民过美好生活，国富民强，摆脱近现代以来国弱民穷、任人宰割的命运，建立强大富强的新中国——这是我们的“初心”，这是我们的“目的”。当初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时，也是这样启蒙教育人民的：跟着共产党走，推翻旧社会，能过上好日子——就像《东方红》里唱的那样：“为人民谋幸福。”而不是给人民一个抽象的“名词”。
如果我们一味纠缠所谓“名”，而不追求“初心”的“实”，就会像四人帮一样喊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愿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宁愿要社会主义的低速度，不要资本主义的高速度”“宁愿要社会主义的贫穷，不要资本主义的富裕”等等愚不可及的、荒谬绝伦的口号。好像无论多么坏的事物，只要冠以“社会主义”就变成了好东西。无论多么好的事物，只要冠以“资本主义”，就变成坏东西了——还有比这更荒谬绝伦的逻辑吗？
我们只要扪心自问，或相互真诚地问一句：“我们搞社会主义的目的和初心是什么呢？”是追求所谓的“主义”呢，还是文明昌盛、富足幸福，社会进步呢？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只要能实现我们的“目的”和“初心”——为人民谋幸福——道路途径都是手段。“目的”不能改变，但手段可以变通。
改革开放四十年，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总量在世界排名，由1978年改革前的第10位,2千多亿美元，上升为名列世界2位的12万亿美元。经济、科技、军事等各方面，突飞猛进，人民的生活也富裕了很多。——国家还是那个国家，人民还是那个人民，改革开放后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是什么释放了中国人民的生产力、创造力？焕发了活力和生机，创造出如此巨大的财富和进步？
如果我们还讲点实事求是，真诚地认识回答这个问题，那就是思想的解放和体制的变革——这是改革开放的本质所在。
改革开放，政府其实并没有直接给人民多少钱，多少物，只是把原本属于人民的一些东西还给了或部分还给了人民，譬如“自由谋生权”，“自由迁徙权”，“思想言论权”等。仅此而已，人民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各尽所长，各显其能，发挥最大潜能，谋生创业，焕发出如此巨大的生产力、创造力和活力。
在文革、四人帮时代，人民没有“自由谋生权”，几千万知识青年只能按国家规划好的道路，上山下乡，修理地球，创造的财富很有限。八亿人民没有“自由谋生权”，只能照章办事，按部就班，亦步亦趋，艰难度日。稍有越雷池一步，就是“资本主义尾巴”，就要被血淋淋地、生生地“割掉”。造成人力、生产力的巨大浪费，严重抑制了人民的创造力。
在文革、四人帮时代，人民没有“自由迁徙权”，各种措施，画地为牢，把人民限制在当地，无论多么困苦，多么无奈，都要死守着，干靠着，硬磨着。不像现在，农民工可以自由去城市和外地打工挣钱，解放了大量生产力。
在文革、四人帮时代，人民更没有“思想言论自由权”。“反右”“文革”等一系列运动，导致万马齐喑，噤若寒蝉，思想禁锢，文化凋敝。人们谈“言”色变，心有余悸。文化科技事业严重受挫枯萎。“思想言论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开端。人生而为人，就要说话，就要思想，就要交流。“思想”和“言论”，是一体两面。只有思想和交流自由，才能创造自由。创造力依赖于自由——思想的自由和行动的自由。中国人最具创造力的时代是春秋战国时期和宋代，这不是偶然的。这两个时代也是中国人相对最自由的时代。自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当心灵不自由的时候，行动不可能自由；当言论不自由的时候，思想不可能自由。只有自由，才有创造；人民有多大的自由空间，就有多大的创造空间——这被中外历史无数正反两方面的事实所证明。
譬如治疗疟疾的灵药青蒿素。早在一千年前，东晋的葛洪就在《肘后备急方》中记载了“绞取青蒿汁”治疗疟疾的药方。但与中国的众多科技发明一样被束之高阁，长期被忽视。直到上世纪70年代，屠呦呦团队研究了六百多个古代中药方，终于注意到了“青蒿方”，并因此发现和提取出青蒿素，获得2015年生理学或医学诺贝尔奖，成为中国大陆迄今唯一的科学类诺奖得主。
在诞生了青蒿方的中国，却无人知道如何有效治疗疟疾。康熙皇帝因疟疾险些丧命，最终靠西方传教士带来的金鸡纳霜才救了康熙一命。但专制思想和制度，使康熙将金鸡纳霜视为皇家专用圣药，深藏宫中，秘而不宣。
当时西方传教士带来的不仅是金鸡纳霜，还有各种科学知识和工程发明，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历法、医学、枪炮、蒸汽机无所不包，却皆如石投死水，激起些许涟漪后又重归沉寂。这不由让人想起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为什么近现代科技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科学成果造福于人类，一是研究，二是推广。西方在文艺复兴后，思想的自由和独立得到充分尊重，诸国林立的欧洲也使得异见者可以容身，大学成为思想家和科学家的摇篮。而随着民主运动对言论自由的保护，学者们可不受压制的发表意见，引发了科学的狂飙突进。自亚当·斯密《国富论》出版以来，自由市场的观念深入人心，市场可以发现需求，激励企业家根据需求来创新和生产。
假如这种自由制度发生在中国，葛洪的“青蒿药方”和传教士的“金鸡纳霜”，绝不会淹没在药书里和秘藏深宫中，而是会被医生、学者们自由讨论研究，进一步验证推广，造福人民。
在自由竞争制度中，饱受疟疾之苦、哀哀求命的人们，也绝不会让“青蒿药方”和“金鸡纳霜”束之高阁。巨大的需求和商机，会使企业家、商人们纷至沓来，千方百计，争相购买专利，迅速将新药推向市场。如此一来，病人们有救了；企业家、商人们挣钱了；葛洪们（医生、科研人员）有劲了，巨大的成就和收益，会激励他们继续发奋研究新产品，不断创造新成果；最后，人类有福了，享受文明成果，减少病痛，延年益寿——而这一切良性运转，都需要新的观念和自由开放的制度来保证。
伟大的人物、伟大的发现、伟大的发明，最终都离不开伟大的思想和体制。所以，保障、激励自由的伟大思想和体制，才是推动社会前进的最伟大、最根本、最深厚的原动力。
“金字塔的建造者绝不会是奴隶，而只能是一批欢快的自由人。”早在1560年，瑞士钟表匠布克在游览金字塔时，就作出了这一石破天惊的推断。揭示了自由与创造力之间的密切联系。后来考古发现，证实了钟表匠布克的推断。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考古宣布：通过对吉萨附近600处墓葬的发掘考证，金字塔是由当地自由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建造的，而不像希罗多德在《历史》中所记载的那样，是由30万奴隶所建造。
钟表匠布克是如何窥得天机的呢？布克曾因反对罗马教廷入狱。在狱中，他继续为狱方制作钟表。布克发现，无论狱方怎么施压恐吓，他都制作不出日误差低于1/10秒的钟表。而入狱前，在自己的作坊里，布克能轻松制造出日误差低于1/100秒的钟表。为什么会这样呢？布克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布克重获自由，而他钟表制造水平也奇迹般地恢复了——布克恍然大悟，影响其制作水平的是工作时的精神状态。
他在资料中写道：“一个钟表匠在不满和愤懑中，要想圆满地完成制作钟表的1200道工序，是不可能的；在对抗和憎恨中，要精确地磨锉出一块钟表所需要的254个零件，更是比登天还难。”因此，布克才大胆推断：“金字塔这么浩大的工程，被建造得那么精细，各个环节被衔接得那么天衣无缝，建造者必定是一批全身心投入的自由人。一群有懈怠行为和对抗思想的奴隶，绝不可能让金字塔的巨石之间连一片小小的刀片都插不进去。”
奴隶们造不出隙不间刃的金字塔，奴隶们造不出天衣无缝的优质产品，奴隶们研究不出复杂精密的火箭和宇宙飞船，更发现不了“万有引力定律”和“相对论”。因为奴隶没有身体和思想的自由（后者更重要），没有内驱力和原动力，只有机械、敷衍和抗拒，也就没有想象力和创造力，更创造不出奇迹。只有自由才能产生创造力和奇迹，任何东西都比不上自由本身所迸发的巨大原动力。美国圣约翰大学始终执着地秉承一个信念：真理与自由密不可分。
改革开放四十年，成就虽然巨大，但差距依然明显。仅以2017年经济指标而论，美国GDP总量是19万亿美元，依然名列第一。这是美国3亿人口创造的财富，美国人口仅是中国的零头。中国GDP总量是12万亿美元，可这是中国13亿人口创造的财富。虽然名列世界第二，尚比美国少7万亿美元。如果以人均GDP计算，在185个国家和地区中，卢森堡以11万美元排世界第一，美国以6万美元排第5，中国以9千美元仅排世界72名。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可这一成就是建立在西方世界过去300年发明创造所积累的技术基础上，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每一项重要技术和产品，都是别人发明的，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我们只是套利者，不是创新者，我们只是在别人建造的大厦上又搭建了一个小阁楼，我们还没有骄傲自大的本钱。我们还要继续改革开放，继续开放思想，改革完善制度，继续释放并催生国人的创造力。
有人说：“思想是第一生产力；制度是第二生产力；科技只是第三生产力。”“思想”的重要性怎样评价都不过分，试想，如果没有当年“实践是检验标真理的唯一标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等思想的产生确立，怎会有后来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有了思想，然后有制度的保障，才能不断创新进步。没有适应创新的制度体系，再好的创意也干不成。所以思想与制度互为因果，同等重要。专制落后的制度，会遏制思想，阻止创新进步。洋务运动只看到科技产品带来的可怕效能，不想在思想与制度上有实质性改变，到了1894年甲午海战，又惨败，一切又归零。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虽然发生了重大历史性变革，将科技视作第一生产力，但没有认真在思想与体制上进行彻底的改变，所以科技整体水平还是远远落后于美欧。创造力的前提，是解放每一个人，给予每一个人充分的平等与自由，特别是思想言论的自由。世界上所有的发明创造，都必须在自由的空气和精神孕育下产生。没有开放的思想和优越的制度，整个社会的活力就得不到最大效能地激发，必然造成资源与人才的巨大浪费。
美国为什么在经济、科技、军事、文化等各方面都能长盛不衰，独领风骚？因为美国有一台巨大的原力发动机——自由的思想和体制。美国的实力就是3亿多自由而快乐的美国人凝聚而成的一股宇宙原力。假如把3亿换成14亿，14亿自由的、充满活力人，该迸发出多强大的原动力和创造力！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在其书中写到：“不用担心中国偷窃美国技术，因为美国可以很快地发明新的技术。最应该担心的是中国偷窃了美国独立宣言、宪法精神等代表美国价值的东西。当中国开始拷贝这些东西的时候，才是中国真正强大的开始,那才会对美国构成实质性威胁。”
可以说，开放包容的思想，伟大的完善的体制，比伟大的人物，更是推动社会前进的根本动力和宝贵资源。“思想和体制”先进与否，是一切进步或落后之源，是能否最大限度的释放和催生人民创造力的根本。改革开放40年，在思想和体制上仅是部分还人民自由，只是部分地释放了中国人民原有的创造力和潜能，就已经创造出了如此惊人的财富和业绩，焕发出如此的生机和活力。要是我们的思想和体制继续开放改革，持续全部地释放中国人民伟大的创造力，那将创造出多么令世界震惊的奇迹！可以说，只要具备先进包容的思想、宽松自由的制度，给人民适合的环境，中国人民什么样的人间奇迹和伟业都可以创造出来!——我们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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