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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3-10-29 10:28:03 来源：文档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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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合花》中“我”的形象分析
作者：吴延生
来源：《名作欣赏·下旬刊》2009年第12期
关键词:《百合花》 同故事叙述
摘 要:茹志鹃的《百合花》小说写了一个男人与两个女人之间的故事。本文试从女性形象分析的角度进入文本,借助“同故事叙述”细读文本发现作品中“我”的双性色彩。
茹志鹃的《百合花》小说写了一个男人与两个女人之间的故事。但没有演绎也不可能演绎成《青春之歌》的模式。“十七年”,是男性话语中心的时代,女性被边缘化,甚至缺失。但是并不意味着作家放弃对女性的追问和求索。很多人简单地将《百合花》中的“我”用“母性”和“妻性”来概括,我觉得是不准确的。本文试从女性形象分析的角度进入文本,做深层次解读。 同故事叙述(homodiegetic,是西方经典叙事学理论的一个概念,是指叙述者与人物处于同一个层面,就是故事里的一个人物。“若第一人称叙述者聚焦于自己的个人经历,则构成‘自身故事’(autodiegetic的叙述,这是‘同故事’叙述中的一种。”①显然《百合花》是同故事叙事,准确地说应该是“同故事+故事内”叙事②。“我”既是叙事者,同时也是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女性人物,可是相对新媳妇来说,“我”的女性色彩不够浓郁。作者自己也承认“要让‘我’对通讯员建立起一种比同志、比同乡更为亲切的感情。但它又不是一见钟情的男女间的爱情。‘我’带着类似手足之情,带着一种女同志特有的母性来看待他、牵挂他”③。这是作者作为一个女性对年轻战士尚未获得爱情的特殊同情,是母性的怜悯。但是细读文本,就会发现,这种母性的释放,其实借助了父性的外壳。
一、母性的光辉
战争的背景下,女性性别被压抑着,但是无法阻挡母性——女人最基本的情感的释放。“我”虽然已经不是“五四”时期的子君——“我是我的”,这么一个典型的女性形象,但至少是一个准女性。
在去包扎所的路上,“我”看到的是被雨水冲洗得青翠水绿的秋庄稼,嗅到的是清鲜湿润的香味,要不是敌人的冷炮,“我”真以为是去赶集。这是一双女性的眼睛在审视战争背景下的风景,甚至连通讯员步枪筒里几根稀稀疏疏的树枝都是装饰点缀。一路上,青涩的通讯员,对于性别差异
的羞涩,和“我”保持了没有言语的默契。既不把“我”甩得很远,又不让“我”靠近,使本来有些生气的“我”,不禁对他发生了兴趣。“我”身上的女性被青涩的通讯员唤醒了,当然这种女性是以母性的面目释放的。在“我”的眼中,通讯员是幼小的,是需要保护的,是需要怜爱的,虽然一路上都是通讯员在保护“我”。“我”的这种保护心理的苏醒,使“我”不断地走近通讯员,关心“我”的小同乡,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