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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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否进入中等收入陷阱
自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中提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以来,对中国是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又多了起来。中国经济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有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平均达到了9.7%超过了9%以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首先开创这一纪录的是日本,日本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保持了20年的高速增长。随后,中国台湾地区以26年的持续高速增长打破了纪录,韩国又以30年的持续高速增长再创一个新的纪录。接下来是中国大陆。我们从改革开放到2014年,一36年的时间,平均每年9.7%的持续高速增长。这使我们国家的经济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GDP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从总量来看,2014年底,中国GDP达到63.7万亿元人民币,按不变价格算,比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提高了近28倍。中国就总量而言,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人均GDP以平均8.5%的速度高速增长。从人均GDP来看,2014年末,不到50000元人民币,比改革开放初期约提高了19倍,36年,人均GDP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是8.5%左右。中国人口基数大,占全球人口22%,改革开放36年,中国人口总量增长41%在人口总量增长41%的前提下,人均GDP36年的时间里平均以8.5%的速度在提升,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绩。我们人均GDP如果换算成美金,是7500多美金。按照世界银行最新的划分方法,人均GDP小于12476美金,高于4056美金,则属于“上中等收入”的国家,也就是小康社会。2014年末,54个国家属于此类。如果从这个划分标准来看,中国人已进入“上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
比“中等收入陷阱”这一说法更早被人们所熟知的是“低收入陷阱”,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在研究和分析全球发展问题时,曾经更多关注的是低收入国家如何启动经济增长,如何跳出“低收入发展陷阱”或“贫困陷阱”,在姚洋教授提供的数据中,1980年有16个国家属于低收入国家,到2009年也仍有11个、即69%仍没有进入“中等收入”国家。那么,经济学有没有对“收入陷阱”这样类似的概念给出严谨的定义呢?2009年经济学家阿西莫格鲁(Acemoglu)在名为《现代经济增长导论》IntroductiontoModernEconomicGrowth)一书中将“发展陷阱(developmenttrap”定义为一种存在经济效率损失的平衡状态,这种状态因为市场失效而得以持续。从中倒是可以看出,所谓“发展陷阱”与是否处于中等收入水平没有必然联系。
“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一个内容清楚、边界明确的概念,往往简单地指以人均GDP进入中等收入水平之后长期停留在中等收入水平或发生倒退的状态,但是,众所周知,以人GDP这个单一指标作为标准来评价经济发展这种做法长期以来就为我们所诟病,现在用

这个单一指标来判断一个国家是否进入或逃离“中等收入陷阱”就更不科学。全球70“高收入”国家,绝大部分是发达国家,世界上一共116个发展中国家,实现这个穿越的,达到“高收入”阶段的发展中国家,一共有15个。这15个国家和地区当中,从贫困出发,一个一个阶段从不落下,完整穿越,最后走到“高收入”国家只有两个,一个是韩国,一个是中国台湾地区。其他另外13个国家和地区,它穿越的并不完整。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没有实现穿越,还是停留在这个地方,最典型的有三波。
“拉美漩涡”。第一波是70年代的拉美,一共有十几个国家,它们在上世纪70年代就达到了世界中等收入的水平,但是到了这之后,条件变化,它不适应,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没有转变,所以长期停在这个阶段。一直到今天,算下来有40多年了,不仅这些拉美国家没有实现穿越,而且从上世纪70年代以后,危机不断。70年代的墨西哥危机、阿根廷危机,巴西危机、秘鲁危机、智利危机、委内瑞拉的动荡,一路下来,人们将之称为“拉美漩涡”
“东亚泡沫”。第二波,上世纪80年代,在韩国、新加坡、日本经济起飞以后,东亚几个国家跟在后边,被韩国、新加坡、日本经济带动,1980年代达到了世界“上中等收入”阶段,像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同样到了这之后,穿越不过去,尤其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这些国家低水平扩张的经济规模作为过剩的劣质产能,被危机淘汰掉。就算到了今天,它们也没有实现向“高收入”阶段的穿越。人们把这个称之为“东亚泡沫”
“西亚北非危机”。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西亚、北非动荡的这些国家,突尼斯也好,也门也好,利比亚也好,叙利亚也好,埃及也好,这些国家在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经济达到了“上中等收入”水平,它的政治是稳定的,不管是军事独裁还是家族独裁,它的政治还是稳定的,经济资源是丰富的,拥有丰富的石油、矿山等等。它的资本是充裕的,国际社会对它是信任的,大量外资是进入这些国家的,所以它们有一段快速的发展。在上世90年代,它们达到了世界“上中等收入”水平,但是不适应新阶段的新变化,特别到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这些国家的经济遇到了障碍。过去固有的但是能得到缓解控制的一些矛盾,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宗教的,甚至军事的危机,和经济危机纠缠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全面的动荡。它不仅没有实现向“高收入”阶段的穿越,而且它的危机什么时候能够完结,现在还看不到一个明确的时间表。人们将之称为“西亚北非危机”。我们看到前面这三波,拉美漩涡,东亚泡沫,西亚北非危机,各自形势都不相同,但是就经济发展的背景而言,都是同一个问题:如何穿越中等收入陷阱?它们总是穿越不过去。

再回到中国,我们国家到了上中等收入的阶段,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不用多说,我们距离现代化的目标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近,挑战也不用多说,构成中等收入陷阱的所有因素,在我们的国民经济社会当中都存在。而且某些方面还很典型,所以当中等收入这个概念提出来的时候,当时还有人提出质疑,认为这是一个伪命题。最近,总书记的讲话里也在讲,“我们的问题是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那么,在中国防止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就不是一个伪命题,而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我们用了30多年时间取得了西方国家上百年的经济增长与成绩,但也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在这30多年时间里也积累了人家上百年的矛盾与问题,因此,现在遇到的问题与矛盾绝对不是某一天或某一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达到3976美元这个“中高收入”分界点就突然出现的,今天我们还说中国的改革处于“十字路口”但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何尝不是无数次处于改革的“十字路口”、面临着重要抉择?如果说“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还有可取之处,那就是它指出了中国仍然需要加快发展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但是其所要阐述和解决的问题无非还是中国经济未来如何保持健康、稳定与持续增长,以及如何推进中国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四位一体的改革,在发展中真正实现“国富民强”,而这实际上一直都是学者们在思考与想要回答的问题。如此换一个语句与命题并没有多少新意,对于我们的知识累积也并无太多增益。倒是当前我们在讨论“中等收入陷阱”时,要特别注意防范以下几类倾向:一是要防止将具体问题都当作“陷阱”,如有学者认为我们可能面临着“福利陷阱”“金融陷阱”“民主陷阱”“人口陷阱”“老年化陷阱”“城市化陷阱”等等,将“陷阱”宽泛化,好像任何问题都是“陷阱”;二是要防止某些地区将率先突破“中等收入陷阱”作为发展目标,早先就有学者提出“京沪等地将迅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殊不知制约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等诸多问题要在全国宏观层面才有可能得到解决,地方政府如何能做到率先突破?我们要特别注意防止以突破“中等收入陷阱”之名行单纯追求GDP增长之实。
其实,如果我们能真正做到不盲目追求GDP在中等收入阶段踏踏实实地真正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改革的顶层设计来推进中国各领域的改革,处理好各个社会阶层的利益关切,即便是长期处于中等收入阶段,也不能简单地认为我们是陷入了某种“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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