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温以丽 意悲而远--从古诗十九首看汉末文人的人文精神(一)
发布时间：2023-08-11 09:36:02 来源：文档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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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温以丽意悲而远－－从古诗十九首看汉末文人的人文精神(一
【内容提要】
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们生活在汉末建安前，这是一个正直废放邪狂炽结的历史时期，人们从关心社会政治转向了对个人自身的关注，人文精神也相对低落。十九首较集中地从两方面表现了他们的人生追求：一对性爱的渴求，二面对死亡产生的种种困惑。因而在无形中触及到“爱与死”这一文学创作中的重大问题。人们对死亡的关注是佛教在中土传播的社会心理基础，而十九首作者人文精神的低落则为建安时期人文精神的高扬和文字的自觉积蓄了力量。要研究魏晋文学思想的嬗变，文人心态的发展，倘不把触角伸向汉代便不能说明问题。文学年代的界定和历史年代的界定也不相同，“建安”是汉献帝的年号而“建安文学”则是魏晋文学的肇始。对古诗十九首，梁启超先生在《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中说：“十九首之年代……比建安、黄初略先一期而紧相衔接。”若把古诗十九首当作“前建安文学”来研究，当无大眚。一、儒家经典的兴衰与汉代文人的命运
从独立和严格的意义上来分析，西汉和东汉初年的文学并不发达。司马迁的《史记》虽然是伟大的纪传文学作品，但司马迁是把它当历史来写的。铺张扬厉、无所不包的汉大赋实在也没有多少文学性。民歌在民间流行，好大喜功而又稳坐天下的汉武帝设立乐府收集民歌，偶一视之，也只是附庸风雅，对人民百姓皇恩浩荡了。无怪乎东方朔、司马相如、扬雄、司马迁诸赋家，在汉武帝眼中，只须“倡优畜之”（司马迁《报任安书》）便足够了。然而汉代不是没有文人，文人的地位也不可谓不高，文人和儒家经典在西汉和东汉初年是极受重视的。据《汉书·董仲舒传》记载，武帝曾三次下诏，咨以治国之策。“武帝制曰：……‘子大夫明先圣之业，习俗化之变，终始之序，讲闻高谊之日久矣，其明以谕朕。……子大夫尽其心，靡有所隐，联将亲览焉’。”董仲舒则以春秋大一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之：“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武帝纳其说而推行之，以致董仲舒年老退休在家，朝廷每有难决之事，都要派员到家请教。《汉书·董仲舒传》：“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其对皆有明法。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才孝廉，皆自仲舒发之。”
汉初文、景时社会尚黄老。武帝定儒为一尊之后，儒家经典就成了政治统治的理论依据，皇帝下诏、大臣上书中引用五经之事在《汉书》《后汉书》中屡屡可见。清代经学家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一书中说：“元、成以后，刑名渐废，上无异教，下无异学。皇帝诏书，群臣奏议，莫不援引经义以为依据。国有大疑，辄引《春秋》为断。一时循吏多能推明经意，移易风化，号为以经术饰吏事。”儒家那种为王师伯友、为天下师的理想，到董仲舒的时代才算得到基本实现。孔孟之道的道统与统治者的政统相结合，此时的文人已不仅仅是文化的启蒙者、传播者，他们更是社会文化、政治秩序的策划、设计、重建者，是社会的良心，当然的主人，因此文人地位日隆。风从影响，自幼习经已成为文人的必由之路。班固在《汉书·儒林列传》中说：“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寝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利禄之路然也。”尽管五经六艺是前贤所定，于汉代文人已无创造可言，他们仍以注经解经为毕生奋斗之事业。他们认为儒家经典体现了人类的终极真理、天理，因而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说明现存社会的天然合理。他们要用儒家经典来笼罩社会生活的一切，或者说，把社会生活的一切都纳入五经之中。他们认为自己的人生价值、人文精神就体现在这一点上。今天，我们可以说他们思想僵化、守成，但他们都是无怨无悔、至死靡它的。若能站在当时文人的环境、地位来分析，似乎除此之外也无他路可走。他们在大一统的儒家经典外壳的包容下，今文古文，撞攘磕碰，
你争我斗，你上我下，自是有声有色，有滋有味；帝王们则高高在上，俯视着文人的真诚表演而择其合乎己者用之，以示王道之昌明。在这种时候，文人地位虽高而文学只能是经学的附庸。文人在解经之余也写些诗赋，雕虫小技，消遣消遣而已。秦代所遵行的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的主张“以吏为师”，到了汉代，则变成儒法结合的“以师为吏”，吏、师、政、教完全统一了。文人与经，亦已同命运共呼吸了。
刘秀平王莽立东汉之后，虽戎马倥偬，亦不忘引经据典以治国，儒生亦能各逞其艺。据《后汉书·范升·陈元传》记载，是否为左氏春秋立博士，群臣意见不一，光武帝诏下其议。陈元乃上疏曰：“建立左氏，解释先圣之积结，洮汰学者之累惑，使基业垂于万世。……”立一博士明一经典，在时人心目中乃是使基业能否垂于万世之大事，文士儒生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据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统计，自武帝至章帝（公元前１３４年至公元７９年）的２１３年间，由皇帝亲自下诏，过问、研究、议定有关儒家经典采取诸如增设各经博士等项措施者达２７次之多，平均８年一次。如此盛大景象，致使后代文人仰慕不已。东汉应劭在《奏上删定律令》中对董仲舒故事津津乐道，（见严可均《全后汉文》卷３３）南北朝时北朝的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勉学篇》中说：“学之兴废，随世轻重。汉时贤俊皆以一经宠圣人之道，上明天时，下该人事，用此致卿相者多矣。”正宗儒家思想与中央集权已密不可分。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东汉已非西汉，帝王也不能挽狂澜于既倒。随着社会的发展，豪门大族与贫寒士族之间，宦官、外戚与官僚集团之间的斗争日渐激烈。儒家经典已极难解释和平息各种尖锐复杂的矛盾斗争，逐渐失去了理性的光彩和正义的权威，在政治舞台上已悄然后退了。文人的地位也随之迅速下降，如《颜氏家训·勉学篇》所言：“末俗以来不复尔（西汉儒家鼎盛状），空守章句，但诵师言，施之世务，殆无一可。故士大夫子弟皆以博涉为贵，不肯专儒。”即使博涉，也难保文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尤其是桓、灵之间的两次党锢之祸，使天下正直的文人饱尝了屈原式的忠而见疑、信而罹谤的痛苦。《后汉书·党锢列传》序云：“逮桓灵之间，主荒政谬，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自是正直废放，邪枉炽结。”宦官们借帝王之手发动了二次党禁，李膺、陈蕃、范滂等正身无玷死心社稷之臣惨遭杀害，这在汉末不啻天崩地裂，正直文人心中的震惊和悲哀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余英时先生在《士与中国文化》中这样评论李膺、陈蕃、范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