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古代文人的隐逸倾向

发布时间：2011-01-18 15:52:09 来源：文档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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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的漫漫长河里，隐逸之士作为一个相当特殊的群体贯穿始终，隐逸生活的高雅淡然让人们赞叹不已，而形成于中华文明发扬之初，经过历代士人不断实践创新的隐逸文化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从一些古代文人的作品中体察到其中流露出的归隐情怀，品味出隐逸生活的恬淡清雅，感悟到生命价值的自由脱俗。从刘安的“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凄凄” 到陶潜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从贾岛的“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到苏东坡的“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从孟浩然的“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到王维的“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在隐逸之风盛行之时，这些迷雾缭绕似的归隐梦，让无数文人为之痴狂，深深地影响到了他们的精神世界。无论是“隐世”还是“入世”，古代文人对隐逸生活大多是推崇和心向往之的，而这份无比强烈的隐逸倾向也让无数文人共同创造了独树一帜的隐逸文化，以至影响了整个中华文明的精神特质。然而，“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隐逸之路又是何其繁多，这就使我们有必要去探求一下古代文人的隐逸之路，探求那些归隐思想的基本表现及其原因。

一、隐与士

隐逸，是古代文人为了追求自我而选择与社会相隔绝的生活方式。所谓“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姑且不论文人们为何想方设法地去追求隐逸生活，我们不妨先探求一下中国古代的文人是一个怎样的群体，过着隐逸生活的隐士们又是一个怎样的群体。《辞海》中对“文人”的定义是“读书能文的人”，可以说“文人”即现在所说的知识分子，古代中国又是以文官为主来构建整个封建社会的统治体系的，因此文人在很大程度上都能影响到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方面面。而“隐士”则是指隐居不仕之士，这里首先强调的应该是“士”，即知识分子，否则就不能够称为“隐士”了。《辞海》中解释“隐士”有两种意思：一是“隐居不仕的人”：二是“善说隐语的人”，我们所指的显然是前者，可是，这样的解释并没有强调“士”，因此并不是十分地准确。《南史·隐逸》中说到隐士“须含贞养素，文以艺业。不尔，则与夫樵者在山，何殊异也。”而且一般 “士” 的隐居怕也不足以称为“隐士”，必须是有名的“士”，即“贤者”，是“贤人隐”而不是一般人隐。因此，只有是有才能、有学问、能够做官而不去做官也不作此努力的人，才叫“隐士”。如此看来，隐士既是出自文人，又是文人之中的优异拔尖者，难怪文人们会对隐逸生活都有所向往了。

自古以来，文人一直是被人所敬仰的一类人，于是才有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说法。特别是隋唐时期科举制度的诞生，成为文人是大多数平民能够摆脱贫贱、得到富贵的“敲门砖”，文人通过科举当上朝廷的官员确实是最稳当的成功之路。然而，文人除了出仕之路以外，还能做什么呢？那满腹经纶、一身才学除了替君王治理天下事之外，似乎只能在营造自己心中的理想世界之时才能发挥作用了，前者“接济天下”，后者“独善其身”。这也是当文人不能做到或勉强做到“接济天下”之时，“独善其身”之感便会不自觉得产生的根本原因；当然，真正只剩“独善其身”的文人也就成了隐士了，而一般的文人介乎两者之间，他们的思想中自然就具有了隐逸倾向。现实社会的种种不如意让不少自命清高的文人痛苦万分，他们的灵魂因渴望自由、完美而心生归隐之情，不难看出，古代文人实现自我价值的两条路就是“出仕之路”和“归隐之路”。

无论“出仕”还是“归隐”，文人群体始终是一个整体，这也包括了真正的隐士们，文人与隐士思想的互相影响共同促进了隐逸文化的发展。例如，中国最早的隐士巢父和许由，他们“视富贵如浮云，总认为政治是肮脏的和邪恶的，而远离政治则是清洁高雅之举，这对中国后世的知识分子影响深远，所以，许多读书人都以避世山野田园，以耕读教子为人生最高境界”。另外，古代的中国社会是阶级鲜明区分的，各个阶级的社会功能也是不尽相同的：农民阶级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武士阶级是统治者的暴力执行者，工商阶级是优化经济结构的重要一环等等，而文人群体则是思想文化领域的“发动机”，他们的主流思想代表了一个时代的主要意识形态，因此文人群体的主流隐逸思想毫无疑问也会影响到隐逸之士。于是乎，隐逸之风盛行的魏晋产生“竹林七贤”；国力昌盛的大唐王朝流行“终南捷径”；文化繁荣的两宋时期偏爱“梅妻鹤子”。总之，在隐士们不断地为“隐逸”一词添上更多的注解的同时，文人们的隐逸倾向也随着时间的积累而逐渐成为文人的天性，深入骨髓了。

二、隐逸倾向的基本表现

在古代，许多文人始终在“出仕”与“归隐”两条路的路口徘徊，当他们的隐逸思想占据主动时，便俨然成了隐士，以他们独特的感受去体悟宇宙的奥妙，然后又反馈充实了整个中华文化。由于文人与隐士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也让我们在文人身上多少都能看到隐逸之士的影子。所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完成一个作品的目的无非是把一些心里想的东西表达出来，所以，文人的思想自然会在他们的作品中得到充分的体现。我们研究文人的隐逸倾向可从他们的作品中找到有力的证据。根据文人作品中体现的隐逸倾向，我们可以看出众多的特点。范晔在《后汉书.逸民列传》的序文中曾把隐士分为六类：“一、隐居以求其志。二、曲避以全其道。三、静己以镇其躁。四、去危以图其安。五、垢俗以动其概。六、疵物以激其清。”其实，这种分法虽然不很确切，但较好地概括了隐逸思想的五个方面（其中的五、六两类十分相似，我们可以将它们看成一类），我们不妨根据这五个方面来分析隐逸倾向的基本表现：

1、隐居以求其志。

这种隐逸思想严格上说并不是真正的想去过隐逸生活，所谓“隐居以求其志”，不过是文人以隐居为手段而求达行其志于天下的目的罢了。当然许多文人并不会像卢藏用一样真的去实践什么“终南捷径”，他们更多地是在自己的文章中表达“归隐的愿望”，其实内心的独白是：“当政者快来启用我！” 我们可以看到“酒隐安陆，蹉跎十年” 的李白，曾给当时以识拔后进而闻名的韩朝宗写过一封请求引荐的信，这就是有名的《与韩荆州书》。为了能得到韩的引荐，孤傲的李白甚至不惜吹捧，说什么“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之类肉麻的话。可一旦壮志未酬，又不免故作清高的大喊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李白是真的不想“事权贵”吗？不是的。他是不能“行其志”，所以以“隐逸”来求其志，可说是以退为进的一种办法。

马致远在其创作的“神仙道化剧”中也同样体现了“隐居以求其志”的隐逸倾向。从中处处可以感受到诸如“东篱本是风月主，晚节园林趣”（[双调·清江引]）的归隐倾向，然而作者亦是隐隐约约表现了其不甘处身官场之外：一方面，马致远觉得应“利名竭，是非绝。红尘不向门前惹，绿树偏宜屋角遮，青山正补墙头缺，更那堪竹篱茅舍。”（[双调·拨不断]），也知“百岁光阴一梦蝶，重回首往事堪嗟。今日春来，明朝花谢，急罚盏夜阑灯灭。”（[双调·夜行船]）。但另一方面仍无法割舍仕途。无论是“夜来西风里，九天雕鹗飞，困煞中原一布衣。悲，故人知未知？登楼意，恨无上天梯！”（[金字经]）还是“叹寒儒，谩读书，读书须索题桥柱，题柱虽乘驷马车，乘车谁买《长门赋》，且看了长安回去。”（[拨不断]）都是其不忘功名而又无可奈何的悲愤之叹。

2、曲避以全其道。

所谓“曲避以全其道”，可以理解成为了保全所信仰的道义而躲避与自己不可调和的社会，这种消极避世的思想在讲究中庸之道的古代文人之中可以说是大行其道，其核心是老庄思想中的“无为”之道。孔尚任的《桃花扇》正是展现了故国覆灭后，文人归隐思想的形成过程。在《余韵》中，苏昆生、柳敬亭和老赞礼都坚持民族气节，隐于山林之间。他们面对剩水残山，触景生情，共叙兴亡之感：“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跟看他楼塌了。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风流觉，将五十年兴亡看饱。那乌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凤凰台栖枭鸟。残山梦最真，旧境丢难掉，不信这舆图换稿。诌一套哀江南，放悲声唱到老。”而最终的主角侯方域、李香君纷纷出家归隐，这样的结局实在是前朝遗民无奈之选择，同时也显示了作者思想中“曲避以全其道”的隐逸倾向。

如此看来，文人避世的思想使其很愿意将自己作品中的人物结局套用归隐的方式。又如，曹雪芹在家道衰败、出仕无门的情况下，对自己无力改变的现实社会彻底失望，转而在小说中去勾画那梦幻般的大厦——《红楼梦》众多人物表现出来的隐逸思想，可以看出作者寄托在其中的隐逸之情：“看破了红尘悟道而去”的甄士隐，“孤标傲世谐谁隐，一样花开为底迟？”的林黛玉，“浮生如梦, 悟透出家”的贾宝玉等等。作者所要传达的是一种漩涡般的无可逃避也无可挽回的巨大的虚无──对于人生来说虚无意味着渺茫的前途，对于社会国家而言，虚无更意味着终极的塌陷与毁灭。可以说大观园的花团锦簇正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暗灰色的大背景之上，她的辉煌的存在是为了反证她凄凉的湮灭。小说的世界如此，现实的世界亦是如此，在到处追求名誉、财富、权力的世界里也只有真正归隐之人才能免除大厦将倾之祸。曹雪芹将他的“道”淋漓尽致的发挥在了《红楼梦》之中，这也是“世不容己道”而选择的委屈之法吧！

3、静己以镇其躁。

这种归隐思想是对心境的一种要求，是文人们闲情逸志的体现，是最不具功利和外部因素干扰的隐逸倾向。唐代王维的“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便是描写归隐心境的代表作。诗的中间两联同是写景，而各有侧重。颔联侧重写物，以物芳而明志洁；颈联侧重写人，以人和而望政通。同时，二者又互为补充，泉水、青松、翠竹、青莲，可以说都是诗人高尚情操的写照，都是诗人理想境界的环境烘托。对于自然的爱好和长期山林生活的经历，使他对自然美具有敏锐独特而细致入微的感受，因而他笔下的山水景物特别富有神韵，常常是略事渲染，便表现出深长悠远的意境，耐人玩味。他的诗取景状物，极有画意，色彩映衬鲜明而优美，写景动静结合，尤善于细致地表现自然界的光色和音响变化。难怪苏轼赞叹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可见王维的归隐之作是如何地追求自我的心境了。

又如，刘禹锡的《陋室铭》通过对居室交往人物生活情趣的描绘，极力形容陋室不陋，表达了作者高洁傲岸的节操，流露出作者安贫乐道的隐逸情趣。全文八十一字，可说是字字写陋，又字字透着不陋。陋室主人身居陋室，而精神思想却那般富有充实：“鸿儒”、“金经”、“素琴”，不单从交往、学习、愉悦几方面描写出陋室之主追求之不陋，就是“鸿、金、素”三字内涵之丰富，也是与陋无缘的。正如他自己所言“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用芬芳四溢的香气形容其高尚的思想品德，这就突出了陋室之主追求的不是功名利禄（无案牍之劳形），也不是荣华富贵（无丝竹之乱耳），而是心之洁，趣之雅，德之馨。作者将其陋室比作“诸葛庐”、“子云亭”，表达了作者不慕荣利，保持高尚节操的愿望和不求闻达、安贫乐道的生活情趣。

4、去危以图其安。

顾名思义，“去危以图其安”即是为了远离危机、图得平安，这种归隐思想是经历了世间磨难之人对安宁生活的向往之情。大文豪苏轼的晚年作品就是此类隐逸倾向的代表，“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感慨正是历尽几番贬谪之后，对政治彻底失望的表态。元丰二年发生的“乌台诗案”，一下子把苏轼推到生死交关的境地，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死亡的考验使他体会到外间世界和生存环境的严酷，导致他对个体内在生命价值的重视和珍惜，促成了其人生思想的成熟和创作态度的转变。如“乌台诗案”后被贬至黄州时写的《初到黄州》：“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诗人虽是被责罚在身，内心满怀哀怨，但我们从诗中却看到诗人以诙谐自嘲的笔调直抒内心对被贬的感受，欣赏自然之美来聊以自慰，随缘自适的洒脱溢于诗外。

《三国演义》中的隐逸思想“有隐而待时的‘卧龙’‘风雏’，又有与世无争万念俱消的‘万安隐士’，这些有待或无待、曾隐或终隐的隐士，与山林泉壑为友，以日月星辰为伴，追寻着一种任情任性的生活，即便是他们的服饰，也与常人不同，冲破了世俗社会章服之制的藩篱，取法自然，返朴归真，在精神层面上表现出超越物役、回归自我的特点，从而使《三国演义》这部以帝王将相为主角、以群雄纷起逐鹿中原为主要内容的英雄史诗式的长篇历史演义小说折射出悠远的隐士文化色彩。”有意思的是，全书中许多所谓的隐逸之士都因惹上“天下事”而死得很惨，估计唯有露面不多的水镜先生才能善终吧！《三国演义》固然是写史为主之作，却也表露了对 “苍天如圆盖，陆地似棋局；世人黑白分，往来争荣辱：荣者自安安，辱者定碌碌”这类“去危以图其安”的归隐态度的赞叹之情。

5、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

以上两类说法都是文人清高的一种体现，这种归隐思想也最具理想主义，是文人不同流合污，高举“举世皆醉我独醒”的道义旗帜，与黑暗的现实做彻底地切割。周敦颐的《爱莲说》便是这类隐逸倾向的代表作，其中的名句“出淤泥而不染，濯清莲而不妖”隐喻作者本身具有“出淤泥而不染，濯清莲而不妖”的高尚品格。实际上，他说的意思就是：官场黑暗，要在官场上保持自己高洁的品格，就如同莲花出淤泥而不染那么难。这也是他为官的经验总结，因为他不想同流合污。在文末的“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此平淡之句接上节“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盛爱牡丹；予独爱莲……”借花喻人，将陶渊明的避世，世人皆追求荣华富贵的心态描写的淋漓尽致，而无一言直接指责。从这里可以看出，周敦颐是高傲的，他那种不从众只求纯净的心态，在碌碌尘世中是难能可贵的。他感叹，是因为世风日下，大多数人皆被世事玷染也。文章托物言志，表达了作者不慕名利，洁身自好的生活态度，同时也表达了作者对追名逐利，趋炎附势的鄙弃。歌颂了君子“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美德，表达作者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尚情操。

《归去来兮辞》是我国古代“千古隐逸诗人”陶渊明的传世名篇，北宋文学家欧阳修曾对这篇作品评价甚高：“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篇而已。”文章开篇即直呼“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这是诗人经过深思熟虑以后喊出来的肺腑之言，喊出了他对于出仕的悔恨，一个“胡”字更是掷地有声，饱含强烈的谴责和质问直逼自己的灵魂，理智的认识到“今是而昨非”。他为自己“实迷途其未远”的现实而庆幸，更为有“知来者之可追’的未来理想而欣喜。他皈依自然是天性的膨胀，故而回家心情急切而舒畅，和着“舟摇摇以轻扬，，风飘飘而吹衣”的节拍，这就是诗人安身立命的人生之所，与黑暗现实浑浊官场格格不入的田园。诗中提到的孤松、秋菊、白云、归鸟，无不带有某种象征意义，显然，陶渊明是借这些物象修身养性以澄清性情，抒发高洁雅致而独傲江湖的情志。

三、隐逸倾向的成因分析

通过以上的一些归纳，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文人与隐士的密切关系、还有文人作品中所体现的各种类型的隐逸倾向。看来文人的隐逸倾向不仅广泛地存在，而且不同类型的文人具有隐逸倾向又各有他们不同的目的或需求，如此一来，人们不禁要问究竟有哪些根本因素促进了文人思想中的隐逸倾向的形成？文人的隐逸倾向又具有怎样的现实意义呢？

从主观因素来讲，文人的隐逸倾向主要来自两个“主义”：

一、个人主义。例如去河边洗耳朵的许由，他完全从自我为主的角度来看待如何生活，夸张至极的表现出自己的想法；而逍遥的庄子崇尚自然，提倡“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境界，认为人生的最高境界是逍遥自得，是绝对的精神自由，而不是物质享受与虚伪的名誉；“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更是十分追求个人的自由，景元二年，同为竹林七贤的山涛由大将军从事中郎迁任吏部侍郎，举荐嵇康代替自己的位置，嵇康却因此写下了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以明自己的心志。从上面三个人的事迹，我们不难看出文人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是产生隐逸倾向的重要因素。在强调社会性远远强于个体性的古代社会，人们大都身系于封建礼教的三纲五常，而文人作为掌握文化、具有独立思考力的个体，无论他是离经叛道还是循规蹈矩，都会与社会产生多多少少的冲突。冲突到不可调和地步的文人，或正面反抗整个社会而最终粉身碎骨，或远离社会而成为隐士；更多的是冲突在可调和范围内的文人，他们既然存身在这个社会，就不会去激烈反抗到粉身碎骨，然而他们又始终不满这个社会的某个方面，如同妻子与丈夫一吵架便威胁要回娘家一样，文人的娘家似乎就是理想至上的隐逸生活。由此可见，文人的隐逸倾向是他们个人主义与社会冲突的产物，他们不能完全靠个人意志做出行动，又无法脱身于社会，只能向往一番个人至上的隐逸生活了。因此，范晔在《后汉书.逸民列传》所分析的六种隐逸类型无一不是从自身出发，进而认识整个世界，产生自我的人生价值观的：他们或求己志，或避己祸，或静己心，或图己安，或动己慨，或激己情，在这时文人的个人主义才得到了充分地发挥。

二、失败主义。文人之所以想归隐山林实在是因为在“入世”的时候遇到了种种不如意的事情，他们是出于自我保护的原因才产生了隐逸倾向。如同前面所提到的，理想至上的隐逸生活是个人主义的文人们的“娘家”，但“回娘家”毕竟不是什么好事，女子会有“回娘家”的想法通常是在“夫家”处处碰壁，过不顺心；同样的，文人大多自视甚高，而现实的落差让他们倍感挫败，既然没能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不如离开，颇有小女子回娘家的心态。例如，不食周栗的伯夷、叔齐被历代学者共推为大隐者，《论语·述而》云:“伯夷叔齐何人也？古之贤人也。”司马迁在《史记》中更将《伯夷列传》放在众列传之首。然而，蒋星煜在其著作《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中有过评价：“他们是失败主义隐士的典型，他们认为天下是殷的，如今给姓姬的抢去了。照理说他们应该起来反抗才是，但是哪里有这股勇气呢？于是两位贤昆仲只好隐在首阳山下采薇而歌了。”唐朝末年的罗隐也是一个典型，他小时候便在乡里以才学出名，诗和文章都很出众，为时人所推崇，但罗隐虽然名声很大，却六次没有考中，于是自己负气地改名为罗隐。文人常常因过于理想而自负，因过于自负而每每失败，失败主义的文人为了抚平心中伤痛，自然选择离开伤心之地，而身不由己的文人也会“心不在焉，神与物游”，从而产生隐逸思想。

而从客观因素来讲，文人的隐逸倾向还有三个支持条件：

一、古代中国是一个发达的农业社会。

正是这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让隐逸生活有了可能。如果在现代社会里，人与社会的关系十分紧密，人们很难做到“隐逸”二字。比如，生活在民国时期的周作人就是一位有意隐逸、出世的文人。他在高压之下有着满腹的牢骚、温热的怨气，却又苦于无从发泄。那种“人类能言本来是多此一举”、“苟全性命于乱世是第一要紧”之类的颓废之语背后，更多的是对世道黑暗深深地不满但又无奈。所以，他不再 “浮躁凌厉”而日益显得平心静气，最终在“草木虫鱼”中找到了生活的乐趣。他洋洋洒洒，信笔漫谈，在“‘过去与未来相遇之处’为自己找一个安身立命之点”。然而，进入现代社会的隐士不会再有归隐山林、自给自足的客观条件了，现实也逼迫他们必须“为五斗米折腰”了。于是乎，即使是想“闭门读书”的周作人也不得不写些“时代之音”来向出版社讨些稿费，从他口中也说出了“因为负担太重太多，所以支出太巨，每月要不足百元以上，这是我拮据之实情”之类的话。难怪蒋星煜认为“隐士”是中国古代社会所独有的，外国没有“隐士”一类群体，隐士现象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特有的现象。正是古代中国的独特经济结构，让隐逸文化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之中有了生长的土壤。

二、传统的逃避哲学思想深入文人阶层。

儒、道、释三教的哲学思想中都有提到让人归隐的概念。三家的主要理论虽然并不都是主张隐逸的，但其中有一些思想还是涉及了归隐思想，并对后世文人的隐逸观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孔子有积极入世的主张，但也认为“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可以说孔子一生是很落迫的，自己有一身治国抱负，四处游历讲学，宣传自己的思想，他的思想被人们所接受，而且又有许多著名出众的学生，所以当时孔子名气很大。然而要注意的是当时孔子生活的环境——“春秋无义战”，当时是乱世，治乱世要重法典，而孔子的儒家思想在当时的乱世是不适用的，所以他的抱负无法达到，于是“退而去”。因此，孔子可以说是生不逢时，自然就产生了如此如此、不是进便是退的归隐思想，这对后世文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接济天下”的处世之道具有重大的影响。《易经》上也有“不事君侯，高尚其事”的话，道家是从维护个人利益的角度出发，在经济理论、社会实践方面创立了“人本”的思想观点，主张通过维护每个人的个人利益来达到社会的和谐繁荣。道家尖锐批判了以天下为根本的政治观点，认为这是“悉天下奉一身”的罪恶表现，在当时也只有隐逸之路才是符合道家的处世态度的。佛教的避世思想则更不必说了，不为今生而修来世的思想本来就让人离开丑陋的浊世，而隐逸是主要的选择。如此一来，我们发现支撑我们整个华夏文明的三种重要思想——儒、道、佛都包含了不少的隐逸思想，而文人大都自视甚高，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也会让他们愤然离去，逃避的哲学思想也正是引发他们归隐之心的根源所在。

三、历代主流舆论对文人归隐的推崇。

也许是因为归隐之人都是贤德之士，历代的主流舆论对隐逸都持肯定的态度，这也使得文人们认为隐逸是一件十分光荣的事情，从而巩固了文人的隐逸倾向。正史隐士传对隐逸文化进行了初步的探讨、总结，形成了我国历史上独具特色的隐逸文化，并且稳定了史学乃至整个中华文化中重视隐逸文化的传统。21种有专门隐士传的正史中，在其隐士传里都有篇幅不等的序文，大部分还有后记或传赞。这些序文和后记涉及到隐逸文化的方方面面，代表了古人对隐逸文化的研究水准。其中有对隐士传统的追溯，大多数正史隐士传的序文都或多或少地对此进行过探讨，尤以《隋书》具有代表性，其隐士传序文曰：“洪崖兆其始，箕山扇其风，七人作乎周年，四皓光乎汉日，魏、晋以降，其流逾广。”简直就是简明的隐士发展史大纲。有对隐士尝试着进行分类，如《后汉书》隐士传的序文：“或隐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静已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也有对隐士作用的论述，如《晋书》隐士传的序文说隐士能“峻其贞白之轨，成其出尘之迹，虽不应其嘉招，亦足激其贪竞”。《宋书》隐士传的序文认为隐士“莫不激贪厉俗，秉自异之姿，犹负揭日月，鸣建鼓而趋也”。《旧唐书》隐士传序文说：“前代贲丘园，招隐逸，所以重贞退之节，息贪竞之风”等等。这些序文对隐逸文化的集中论述，代表了古代史学家(即统治阶级)对隐士以及隐逸文化的积极态度，也正是如此，文人们才会看重这相当受追捧的隐逸之路。

四、小结

隐逸文化是文人们在现实社会和精神世界里所遭受的挫折与困顿的映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是中国隐逸文化的一种悲情，然而文人的隐逸人格却并不甘束缚，也并不甘于寂寞，他们挣扎，他们呐喊，并由此创造了灿烂多彩、卓尔不群、独树一帜的隐逸文化。可以说，隐逸的精神已经渗入到了中华文化的方方面面：从文学到哲学，从绘画到音乐，甚至从建筑到风俗。随着文化的传承，思想的发展，如今我们的心中似乎还有一种归隐的倾向——她——来自千年之前，却丝毫没有改变过。

不少学者对隐逸持反对态度，认为隐逸思想逃避现实，应负国家衰亡之责。其实，大可不必上升到如此高度，毕竟隐逸者少之又少，而文人们的隐逸倾向也是属于个人情怀的范畴，国家衰亡又岂是区区几个文人吵着想要隐居所引起的？文人的隐逸倾向有时如同一种流传的共同态度：真实世界不如我意，我也无力改变现状，那就不如逃离它！因此，辩证地来看待它才能较好的得出客观的结论，这种隐逸倾向既有正面因素，也有负面因素。总的来说，可看作是一种病态的情结（并无贬义），为什么这么说呢？——社会的病态是导致文人产生病态倾向的根源所在。这里我把怀有隐逸倾向的文人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大多数的附庸风雅、别有居心的文人来说，隐逸是他们逃避现实、不敢承担社会责任或是以退为进、博取名誉的催化剂。从这方面来说，隐逸倾向的负面效果就很明显了；第二部分是对少数的文人精英来说，他们继承的是最初的那种积极、高尚的隐逸之风，是发自内心的感受，对他们而言的隐逸生活是他们心灵的桃花源，在现实生活中受到的伤痛使他们迸发灵感和人生感悟，创造出脱俗不凡、灿烂丰富的文化。从这方面来说，隐逸倾向的正面意义也是不可否定的，这些文人共同创造的隐逸文化给中华文化注入了巨大的力量。我相信当代知识分子所具有的隐逸倾向与那些前辈们是一样的，只是在如今这个物欲横流而又无法置身事外的现代社会里，更多人沉溺于享乐主义，古代隐逸之士追求高远人生境界的精神风貌怕也是遗失在肉林酒池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