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辨意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辨意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这首中唐诗人刘禹锡的《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颈联“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是唐诗中的名句。此处选择这首大家都很熟悉的诗，主要也是想对这两句的理解作一点辨析。但为了说明问题，有必要先对全诗略加介绍。这又得从影响刘禹锡一生同时也与这首诗有密切关系的“永贞革新”谈起。

永贞是唐顺宗的年号，时在公元805年。永贞革新的中心人物是曾经侍读东宫的王伾和王叔文，最得力的参与者中有我们熟知的刘禹锡和柳宗元。革新的主要内容是免除民间的旧欠，停止地方官的进奉，取消扰民的宫市等。革新由于触犯了宦官的利益，遭到他们的反对，结果是二王被贬而死，刘禹锡、柳宗元、韩泰等八人放至远州做司马。柳宗元谪居永州（湖南零陵）十年，写出了著名的《永州八记》。后又贬至柳州，以４７岁的盛年死在那里。刘禹锡则先贬朗州（今湖南常德），继贬连州（广东连县）、夔州（四川奉节）、和州（安徽和县），然后奉调洛阳，至文宗太和二年（828）始得返京城。前后长达二十四年。

此处要讲的《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就是刘禹锡在敬宗宝历二年（826）罢和州刺史任返洛阳，路经扬州时所作。其时白居易从苏州归洛，两人在扬州相逢，白赠以《醉赠刘二十八使君》七律一首：

为我引杯添酒饮，与君把箸击盘歌。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

刘禹锡则以此诗酬答奉和。

诗作首联概言二十三年被贬经历。“巴山楚水”者，夔州属巴，朗州、和州属楚，是为记实之词。颔联用向秀闻亡友邻人吹笛而作《思旧赋》，和晋人王质入山观弈，及归乡里已过百年两个典故，伤悼挚友亡故（如柳宗元），感叹时局变化。尾联是对朋友关怀和鼓励的正面回应和感谢，以扣题之“酬”字。我们说这首诗是名诗，名在何处？首联直叙，略嫌平淡；颔联以常用之典伤逝叹世，究属一般；尾联应答对方赠诗，亦是和诗常规。不是不好，只是说未见很好。那么提高全篇格调，使诗歌增色出彩的，端在颈联二句：我个人虽然沉寂枯槁，历史却不会停下前进的步伐。体现出面对人事升沉、社会改易和时代变迁时的豁达心态、开朗襟怀。

但是，对这两句所体现出来的情绪乃至全诗的基调和主题，历来有一种不同的理解。清人沈德潜说：“二语见人事不齐，造化亦无如之何。悟得此旨，终身无不平之心矣。”（《唐诗别裁集》卷１５，中华书局，1975年）这是“认命说”；近人俞陛云说：“久推名句，谓自安义命，勿羡他人。试看沉舟病树，何等摧颓，若宇宙皆无情之物。而舟畔仍千帆竞发，树前仍万木争荣。造物非厚于千帆万木，而薄于沉舟病树，盖行所不得不行，止所不得不止，造物亦无如之何。”（《诗境浅说·丙编》，上海书店，1984年）这是“安命说”。今人林东海先生：“应当说这一联与白居易赠诗第三联‘举眼风光常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立意相近，都是为他人得志我独坎坷而感叹。”（《古诗哲理》，学林出版社，1988年）今人梁守中先生：“这两句比喻自己在政治上遭受打击，而别人却纷纷在仕途上得意。”“不少选本都认为此诗下半首情调比较高昂，特别末二句更见积极进取之意。细味全诗，便觉此说不确。五六句作者以沉舟、病树自喻，便见伤感之意。末二句表示借酒提神，也仅仅是聊以自慰地回答白居易的一番好意罢了，情调还是不高的。”（《刘禹锡诗选》，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6年）今人周本淳先生：“有些人大谈刘禹锡这首诗表现出积极向上精神，如何如何。（以下抄录了全诗，并在“凄凉”、“弃置”、“暂凭”三词下加了着重号——引者）这里‘沉舟’‘病树’用以自比，整个调子是低沉的，和‘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又重来’的兀傲之气，不可同日而语。”（《注意整体，解剖局部》，《诗词蒙语》，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这些是“自怨自艾说”和“伤己妒人说”的混合。

应该说，从刘禹锡作诗的背景看，二十三年的贬谪生活刚刚结束，半生蹉跎，前景难卜，当然难免心生怅惘乃至愤懑不平。从“凄凉”、“弃置”、“沉舟”、“病树”以及伤逝叹世的颔联，也的确不难感觉出一股衰飒颓唐的气息。但更应看到的，是刘禹锡一生行事的刚毅坚强，不折不挠，用明人瞿佑的话说，就是“英迈之气，老而不衰”（《归田诗话》卷上，《历代诗话续编》本，中华书局，1983年）。他贬朗州十年后曾奉诏短暂回京，写下《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一诗：“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以桃千树喻十年来的政治新贵，以看花者喻趋新贵者。于是再贬连州。十四年后回到长安，又写《再游玄都观》：“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又重来。”其终生不变的铮铮硬骨，不屈之志，在这两首以二十四年贬谪生涯为代价、作时相隔十四年的小诗中体现得再鲜明不过。

而对于一个诗人而言，这种意志品质直接造成的，就是其诗歌朗健高峻的艺术风貌。白居易首先以“诗豪”相称（《刘白唱和集解》，《白居易集》卷69，中华书局，1985年），元人方回说“此公笔端老辣，高处不减少陵”（《瀛奎律髓汇评》卷28，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又说“刘梦得诗格高，在元白之上，长庆以后诗人皆不能及”，纪昀附和“论梦得是”（同前卷47）。所以有这一类评价，不是凭空悬想，不是向壁虚造，正是从包括我们所讲的这首诗在内的很多作品中总结而来的。因此要想理解一首作品，单就作品论作品往往是不可靠的，联系、征引尽可能多的史实，做到古人所说的知人论世，才有希望较为深入与准确。

而这里正有另外两组同为白赠刘答的诗作可供比较。

元稹、崔群、崔玄亮是刘禹锡和白居易共同的好友，在太和五年到七年（831－3）间相继去世。太和七年（833），亦即刘、白唱和后七年，白居易作《微之、敦诗、晦叔相次长逝，岿然自伤，因成二绝》，其二云：

长夜君先去，残年我几何？秋风满衫泪，泉下故人多。

写成后出示刘禹锡，刘作《乐天见示伤微之、敦诗、晦叔三君子，皆有深分，因成是诗以寄》相酬：

吟君叹逝双绝句，使我伤怀奏短歌。世上空惊故人少，集中唯觉祭文多。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万古到今同此恨，闻琴泪尽欲如何？

又其后数年，文宗开成元年至武宗会昌二年（836－842）间，白居易再赠以《咏老，赠梦得》一诗：

与君俱老也，自问老何如？眼涩夜先卧，头慵朝未梳。有时扶杖出，尽日闭门居。懒照新磨镜，休看小字书。情于故人重，迹共少年疏。唯是闲谈兴，相逢尚有馀。

刘禹锡则写出《酬乐天咏老见示》以和：

人谁不顾老，老去有谁怜？身瘦带频减，发稀冠自偏。废书缘惜眼，多灸为随年。经事还谙事，阅人如阅川。细思皆幸矣，下此便翛然。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我们看这两组赠酬之作，很明显两首酬答诗的主意都是在宽解赠诗者消沉低落的情绪。前首颈联“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后首末联“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一用新陈代谢的自然规律，一用天空中的自然物象来劝慰对方。二者都是以更高远的立意、更广阔的胸襟超越于赠诗之上的。将这两组诗作与扬州席上的这组相比较，不难看出其赠酬相似，宽慰相似，语意相似，境界相似，完全可以旁证“沉舟”一联的基调是乐观而非悲观，是积极而非消极，所体现出的确实是一种爽朗刚健的心境而非摧颓伤感的心境。这一联，以及“芳林”、“莫道”两联，它们的出现使各自所在的诗篇境界开阔了，格调提高了，使本来未免平常的一篇作品得以一跃成为更有意义更具价值的名篇佳作。它们是全篇的警策之句，通常所谓“诗眼”是也。

顺便说一句，“诗眼”往往不是出现在诗的开始，而是出现在诗的四分之三乃至结尾处。高明的艺术有如孙悟空的身体，七十二变而无一定之规，但同时也是有章法可循的。古今论文谈艺的人中都有专讲诗法一派，并不能简单地用“形式至上论”一笔抹杀。风靡一时的《好汉歌》的作者、著名词作家易茗在清华大学的一次讲演中，以切身的创作经验谈到警句位置的规律问题，我当时就想起古人好像也不止一处讲过大意相似的话，比如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三就引过别人谈“绝句之法”，“多以第三句为主”，“至如宛转变化工夫，全在第三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可见时不分古今，诗不分雅俗，艺术创作往往是有相通之处的。

说到诗法，上引林、梁二说将刘诗理解成“比喻自己在政治上遭受打击，而别人却纷纷在仕途上得意”，将刘的酬诗与白的赠诗说成“立意相近，都是为他人得志我独坎坷而感叹”。其实不用辨析诗意，单从诗法的角度看，我们就已经可以打个问号了。和诗相对于原诗，在立意上一定要出新。与原诗意思相近似，这是没有意义的，也是犯忌的。不是没有例外，但刘禹锡这样的大家，应该不至如此。

还有一点，刘禹锡这首诗是白居易赠诗的酬和之作。白诗颈联说“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满朝的人都升迁了，唯独你被贬蹉跎。这是在为他鸣冤抱屈。由他人来说当然没有问题。但很难想像刘禹锡在和诗中答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是与白句“立意相近，都是为他人得志我独坎坷而感叹”。如上所说，这就成了典型的“伤己嫉人”。即使一个人有此意绪，也不可能在别人已经为自己鸣冤叫屈的场合说出，何况对于刘禹锡这一个顶天立地的充满英武之气的人来说，就更是有违情理的事，是很难让人接受的。所以我以为这一联只能是作者针对对方为自己的鸣冤申屈，反过来宽慰对方。这里面不能说没有一点失意、怅惘或者牢骚、不平，但主要的精神应该是正面的。

周本淳先生在上引那篇文章中是在表达这样一种主旨，“理解欣赏诗词，要注意局部和整体的关系。孤立地去争论一个词、一句诗究竟如何理解，常常各执一端，不易统一；但如果放到相对的整体中去理解，大多数都可取得一致意见”。这个原则当然是正确无误的。这篇拙文所体现的其实也正是这样的主旨。那么为什么他的结论与我正相反对呢？我以为是因为他将诗句放入的整体还不够大，他只将“沉舟”、“病树”一联“放到”了这一联所在的诗篇中，没有放到作者所作的相类似的其他诗篇中，更没有“放到”作者的全部立身行事中去考察，所以他的着重号便只能打在“凄凉”、“弃置”和“暂凭”这三个词语上了。

现在可以说，“沉舟”一联，是乐观旷达的句子，是积极进取的句子；同时也是全诗的诗眼、关捩，是提高全诗境界、显示作者“诗豪”风格的句子。它是唐诗中脍炙人口的佳句，在相当程度上，也正是它使全诗成为唐诗中传播久远的名篇。

《文史知识》2002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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