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原因

太平天国的失败原因和历史作用

茅家琦

来源：本站原创 作者：佚名 日期：2007-4-15 点击：501

(一)在19世纪50年代，太平天国能否取得像刘邦、朱元璋所领导的农民战争那样的一种胜利，推翻清王朝？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能不能取得像刘邦、朱元璋所领导的农民战争那样的一种胜利，推翻清王朝，“改朝换代”？长期以来，有一种意见认为：到了太平天国时代，甚至连这样的一种胜利也是不可能的了。这种意见的根据是：在封建时代，农民起义军的敌人不过是腐败的封建地主，革命的农民曾经能够用自己的力量在军事上打败这种敌人；“到了太平天国起义的时候，正是资本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时候，他们和封建势力结合在一起，就变成了比较顽强的敌人”，单纯的农民战争遇到这样的敌人就不能不在最后遭到失败。对这种观点，管见不敢苟同。

　　上述观点之所以值得商榷，是因为它对19世纪50年代中国客观形势的估计不符合历史事实。在那时，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并没有和中国封建势力“结合在一起”，太平天国的对手仍然是一个腐朽的清封建王朝。

　　只要认真研究一下近代中外关系史，人们就可以看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迫使清朝廷签订《南京条约》，可是，由于清王朝力图维护自己的“大国体面”，和对外国资本主义存在许多疑虑，直到50年代，清王朝并没有完全屈服于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炮舰政策”。1850年9月29日，巴麦尊说：

　　“我清楚地看到，我们被迫再打击一下中国的时刻正在迅速到来。……口头警告是没有什么效果的，他们很少注意言语。在他们接受意见以前，不仅要看到手杖，而且要让手杖打到他们的肩膀上”（1）。

　　1853年8月4日，文翰给克拉兰敦的报告中说：“和清朝皇帝打交道，我们会发现他和从前一样傲慢自大，反对和我们扩大中外关系。（2）”在这样的情况下，绝对不可能说：资本主义列强已经和清朝廷结合在一起了。从资本主义列强看，克里米亚危机在加深，在远东，英、法也需要有一个不承担义务的政策。1851年12月侵略性很强的巴麦尊离开了英国外交部，他的继任者克拉兰敦批准了文翰提出的“中立”政策。这种“中立”政策有一个前提，即列强在中国已经取得的利益不得受到损害，但是，它毕竟说明清朝廷和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并没有勾结起来。

　　1856年到1860年爆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清王朝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兵戎相见，当然不可能勾结起来对付太平军。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后，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对华政策有了转变。英国首相巴麦尊公开宣布：“现在事情已经改变了。从前中英如仇敌，今则我们与清朝廷已有极好的关系。……中国的新政策是要与世界各国通商的。如果不援助这个开明的中国政府以成全其努力与改进，则在我们方面说，那真是自杀了。（3）”可是一谈到具体行动，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就犹豫了。1861年1月19日，英国驻华参赞威妥玛和奕 、文祥等在嘉兴寺谈话。奕 、文祥反复要求英国派出武装人员或军官帮助清朝廷，威妥玛则一再声称：“我看这样的援助恐怕是不可能的”，“武装干涉内战有个困难，就是既经进入干涉，便难以退出”（4）。

　　奕 、文祥是主张“借师助剿”的，可是清朝廷有一派人反对。曾国藩就是一个。当时他已经是两江总督、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所有长江南北水陆各军均归节制，成为围剿太平军的最高统帅。他想独吞镇压太平军的果实，不允许外国资本主义列强插手。1861年1月5日，在讨论俄、法请求“会师助剿”时，他对皇帝说：“应请饬下王大臣等传谕该夷酋，奖其效顺之忱，缓其会师之期”，“许其来助，示以和好而无猜；缓其师期，明非有急而求救”（5）。这样，1861年1月24日，奕 、文祥也不得不改变腔调说：“就现有兵力设法攻剿，不可贪目前小利而贻无穷之患。（6）”

　　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下决心公开镇压中国革命是1862年1月1日，太平天国严正地拒绝了宾汉(H.B.Bingham)提出的太平军继续不进攻上海和不进攻汉口、九江等地之无理要求以后。1861年8月，坚决不和洋人打交道的咸丰皇帝逝世；又经过1861年11月宫廷政变，奕 等完全掌握清朝廷的大权，1862年2月8日发出一道上谕，表示赞同“借师助剿”。

　　就在这时，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方式也只是：第一，以外国侵略军把太平军从通商口岸四周打出去，当太平军退出以后，这些地方仍由清军驻守；第二，帮助清朝廷建立一支新式武装，以便镇压太平军。这种新式武装就是“常胜军”。为了侵略者自己的利益，他们根本不愿把镇压太平军的全副担子挑起来。1862年7月7日，英国外交大臣罗塞尔在给普鲁斯的信中说：“如果我们从事镇压太平叛乱，我们很快就要陷入一场广泛的战争中去，而清朝廷将作壁上观，把一切负担和消耗转嫁到我们身上。我们执行的合理的方针是：保卫我们自己的商务利益，保护条约规定开放的港口，以及鼓励清朝廷建立一支有效力的炮兵、步兵和骑兵部队以镇压太平军，使之就范。（7）”这一年年底，巴夏礼又说：“我们防卫上海不是为了清帝国的利益，而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对我们说，哪个朝廷统治中国是不重要的。（8）”

　　当时，英国是外国侵略者中的主力。英国政府的这种决策并不是主观意志的产物，而是客观的兵力和财力限制的结果。据格雷戈里统计，1860年集中在中国的英国及印度兵共有2.1万人，其中1万人在《北京条约》批准后立即回到印度和英国本土。这样，在1860年底，驻华的英国和印度军队约有1.1万人，其中4250人在天津大沽，1200人在上海，其余在香港和广州（9）。1861年4月，英国陆军部指出：就是这样一支部队“也消耗了根据条约取得的赔款的一个很可观的部分”（10）。因此，英国陆军部和外交部都急于也尽可能地减少在中国的驻军。9月，减少到9500人。这时，陆军部又指令米歇尔(Sir John Michel)司令毫不迟疑地把驻扎在中国的所有军队撤回到印度。到年底，英国在华兵力的总人数差不多减少到6000人（11）。在这段时期，英国在整个东方(印度和中国)的海军力量也显著减少。1861年3月有66只舰船，近8000人，一年以后，减少到38只，4000多一点人（12）。在这样的财力和兵力条件下，英国侵略者如何发动大规模的武装干涉呢？显然不可能。1861年底，普鲁斯写信给米歇尔哀叹：“在中国的全部兵力除了驻扎在大沽和保护上海以外，其他任何事情都做不成。（13）”

　　公开动手镇压太平军的1862年的中期，在上海的英国正规军只有二干五百人，加上其他方面的兵力，在这个地区的可用兵力也不过四千人。就是这样的兵力，由于财政方面的原因，还要减少。1863年3月12日，普鲁斯敦促士迪佛立和清朝廷在防御方面作出安排，“俾使我们能够逐步减少驻在上海的军队人数，因而也逐渐减少占领费用，因为我恐惧地考虑到财政困难的后果。这种财政困难又是目前的开支状况必然产生的结果”（14）。

　　如果读者同意上面的史实和分析，那么，结论应该是，在19世纪整个50年代，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并没有和中国封建主义势力勾结起来。太平天国的对手仍然是一个腐朽的清封建王朝。这样，我个人认为，在50年代，太平天国推翻清王朝，取得刘邦、朱元璋式的胜利，并不是注定不可能的。

　　事实是，1853年打下天京以后，太平天国完全有可能取得全国胜利，这差不多是观察家们较为普遍的看法。

　　1853年8月4日，文翰给英国外交大臣克拉兰敦的报告中说；“我看不出外国怎样能从根本上挽救皇室。（15）”1854年6月24日，一位外国人在上海出版的《北华捷报}上发表文章说：“照现在形势来看，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他们的胜利。（16）”

　　当然，如果太平军推翻了清王朝，取得了“改朝换代”的胜利，它也还要面临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进行斗争的问题。1854年沙俄东西伯利亚总督兼该地区俄军司令穆拉维约夫在一个《条陈》中说；“一旦中国的政府发生变动，也不容许中国的新政府把权力扩张到蒙古。”又说：“中国一旦建立起新政权，则应设法同它建立友好关系和贸易关系。一开始就要求……中国一切港口对我国船只开放，要求中国派遣外交代表团赴圣彼得堡详细地商定我国同新政府的关系。（17）”

　　英、法、美资本主义侵略者要求太平天国承认他们已经和清朝廷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并企图扩大已经取得的特权。从1853年开始，太平天国实际上已经把内河航行权给了它们。外国兵舰可以在中国航行，可以停泊在南京江面。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是由于太平天国领导人不懂得近代民族国家应有的国家主权。直到1861年1月30日，额尔金给何伯的一封信中还把太平天国看成可以与之举行谈判的对象，并打算和他们“达成某些协议”，他说：“显然，在不列颠船只能安全地航行在长江以前，必须和叛军达成某些协议。他们被认为占有长江沿岸的一些据点。……总之我大胆地认为：必须有一支强大得足以引起重视的海军武装力量出现在南京，还必须告诉叛军当局，我们不是以敌人身份出现的，也没有想参与正在激战中的中国内战。但是，我们需要从他们那里取得足够的保证，保证不列颠舰只为了商务的目的，来往于长江上下游，不至于受到在他们命令下的恶意干涉。根据叛军领袖的最近表现，我并不认为他们将拒绝给我们以上述的保证。（18）”

　　(二)从太平天国本身看，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可是，洪秀全并没有取得刘邦、朱元璋式的胜利。太平天国的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果从太平天国本身来找原因，我个人认为：过早的、严重的封建专制主义、小生产者的狭隘思想和宗教迷信，三位一体地埋葬了太平天国。

　　在初期，领导成员来自草莽，志同道合，发动斗争，反对剥削和压迫，兄弟相称，平等相待。曾几何时，永安建制，分封诸王，专制主义逐步发展。永安封王的同一年，洪秀全颁布《太平礼制》，规定了一整套繁琐的称号上的等级制度。及至建都金陵，封建专制主义更有恶性展。1851、1852、1853年，连续三年由洪秀全旨准镌刻颁行的《幼学诗》，公开宣扬：“生杀由天子，诸官莫得违”，“长幼天排定，从兄道在恭”，“妻道在三从，毋违尔夫主”。洪秀全搞“天王专制”，除了杨秀清，谁的话也听不进去。他听杨秀清的话，因为杨秀清假托天父下，打着天父皇上帝的旗号。

　　可是，进入天京以后，杨秀清的封建专制主义思想也日益泛滥。“凡东王驾出，如各官兵士回避不及，当跪于道旁。如敢对面行走者斩首不留。”他不满足于自己的“九千岁”封号，要洪秀全封他为“万岁”，做一个“一字并肩王”，导致了天京的一场大屠杀，太平天国元气大伤，从此，由发展转向衰落。孙中山说：太平天国失败的“最大原因是他们那一班人到了南京之后，就互争皇帝，闭起城来自相残杀。第一是杨秀清和洪秀全争权，洪秀全既做皇帝，杨秀清也想做皇帝”。“韦昌辉把杨秀清杀了以后也专横起来，又和洪秀全争权”，“太平天国势力便由此大衰”。孙中山又说；太平天国失败“完全由于大家想做皇帝”（19）。这些评论是有道理的。

　　内讧以后，洪秀全并没有改变封建专制主义，他宣布；“主由朕做，军师亦由朕做。”大权完全掌握在他和洪氏家族之手。洪秀全热衷于做皇帝，搞封建专制主义，对于如何夺取全国政权却看不出他有一套合于实际的计划。太平天国的兴亡和武装斗争的胜败分不开。强大的敌人并不是注定打不败的。以弱胜强，以小胜大，在历史上并不是罕见的。

　　如果太平军指挥正确，仗打得好，它就能逐步打败敌人，取得全国政权。但是，洪秀全并没有一个通盘的战略考虑。开始，打南京，这个战略目标是明确的。可是到南京后，如何进一步打仗，洪秀全并没有作出正确的决定。建都天京后，大好的战略形势没有被有效地利用。一进入天京，洪秀全就关起门来享皇帝的清福了。最近发现的《李开芳供词》说；洪秀全“在广西便欲到南京，到南京意欲不动”。他大概相信他自己真的是真天命天王，天下会自动向他臣服。他的确相信天京是“金城汤池，万方之所悦服，亿众之所向往”（20）。

　　在实际行动上，他放弃在身边的敌人不打，反而抽出两支主力部队北伐西征，兵力分散了。流寇主义的北伐军和北伐援军覆没以后，北伐被放弃了。西征，克复城池以后立即向四乡发展，建立各级地方政权，但是，太平天国没有能解决扩大占领地区和兵力愈分愈单的矛盾，结果又遇到了反复。

　　1856年以后，在战略上，总的说来，太平天国处在一个被动防御阶段，谈不上夺取全国，一切军事措施都围绕着保存东南半壁。在保存东南半壁的战斗中也缺乏全盘考虑。两员大将：陈玉成和李秀成，一在西，一在东，分兵把口，形成不了拳头。李秀成为了江浙地盘可以消极地对待解安庆围的战略部署。安庆失守后，陈玉成退守庐州，在战局十分需要集中兵力的时候，却热衷于北走寿州，入河南，“以图大征大剿进取之机”。他的部属劝他“与其到寿州，不如回天京见天王后，重整旗鼓”。陈玉成拒绝这个正确的意见，大声说：“尔等所言，大拂吾意。（21）”他坚持向西北一路而去，结果被苗沛霖陷害。

　　在经济政策上，1853年以后也失去了全局考虑。长期执行的“圣库制度”调动不了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天朝田亩制度》关于平分土地的规定被抛弃了，“照旧交粮纳税”实行了。从杨秀清等给天王的奏章中，看不出“照旧交粮纳税”是一个权宜之计，临时措施。实际上，它一直实行下去。既然“照旧交粮纳税”，就要解决一个如何给农民以利益，以动员他们进行斗争的问题。看来，他们没有考虑并解决这个重大问题。农民得不到利益，如何能支持太平天国政权？在常熟、无锡、吴江等地区都爆发过农民与太平天国地方政权的冲突，包括捣毁收租局、杀死乡官等内容。太平天国脱离了农民群众。

　　军事战略上，经济上缺乏全局考虑，正是农民小生产者的狭隘思想和短浅眼光的反映。他们“坐井观天”，以为“天国”就是“井口”那么大；进入了天京，似乎真的进入“小天堂”，“四海臣服，万众归心”，了不起了，看不到天京以外的广大天地。

　　拜上帝教在初期，在发动斗争中的确起了很大的作用。可是，它毕竟是颠倒了的世界观。作为一种宗教信仰，它完全可以存在，问题在于洪秀全把宗教当成文化专制的工具，他自己也成了一名宗教迷。

　　洪秀全颁布的“十款天条”，当然有正确的内容。但是，它又是文化专制主义的条规。凡不拜皇上帝者，拜一切邪神者，妄题皇上帝之名者都是犯天条。犯天条就是死罪。信教与否竟成了法律上犯死罪与否的标准。洪秀全反孔，并不是反对维护封建专制主义的孔孟之道，而是反对孔夫子没有宣传拜上帝，孔夫子的“声名”反而大过皇上帝的“声名”。这样，诸子百家的书遭了殃。

　　当时有人记载天京的情况说：“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溷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书苟满家法必犯，昔用撑肠今破胆。”这恐怕是真实情况。这样极端的文化专制主义，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恐怕也是罕见的。

　　当敌人大军逼境、天京守不住的时刻，惟一的出路是主动转移，保存实力，等待时机，再图恢复。可是，洪秀全却极力反对这一战略。他相信上帝会保佑他。他说：“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又说，“朕之天兵过于水，何惧曾妖者乎!”这位宗教迷终于困死在天京，上帝当然不会给他一兵一卒”1

　　作为农民战争的领袖，有封建专制主义思想，搞皇权主义，并不奇怪，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完全可以搞得不太过分，也可以“缓称王”。可是，洪秀全等搞得太早了，太严重了。事业刚刚开始，就迫不及待地称王，大搞等级制和封建专制主义，这就过早地失去了群众。克服小生产者的狭隘思想，不把宗教信仰和法律等同起来，不做宗教迷，即使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是可以做到的。过早的、很严重的封建专制主义，小生产者的狭隘思想，短浅眼光以及宗教迷信，这三方面本来可以避免的思想，却三位一体地集中到农民起义领袖身上，问题就变得很严重了。洪秀全想做皇帝，建立一个洪家封建王朝，又缺乏夺取全国政权的通盘战略计划。他自己没有能力作出全盘的战略考虑，并不是要害的问题。他自己没有能力，可以礼贤下士，找谋士帮助。可是，他又迷信皇上帝会给他一切，这样，他当然不会积极广罗人才。真才实学之士也因为他狂热地搞宗教迷信和文化专制而不愿投靠他。曾国藩发布的{讨粤匪檄，正是利用宗教问题，攻击太平天国，和太平军争夺知识分子的。“天下治乱，系于用人。”得天下和治天下都必须依靠人才，没有人才，如何取得胜利？

　　刘邦怎样会成功？他总结自己成功的经验时说：“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克，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刘邦的对手项羽，则是另一种情况，有一范增而不能用。陈平说：“项王不信人，其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最后演出“霸王别姬”的悲剧。

　　朱元璋的成功，也还是因为他广罗学者、武将和谋士。他说：“人君之能治者，为其有贤人为之辅也。”1360年，他邀请浙东名士刘基、宋濂等到南京成为主要谋臣。他说：刘基，“吾子房也”。徐达、常遇春、刘基、宋濂等武将谋臣都为朱元璋取得天下作出了贡献。

　　江南是文人荟萃之区，人才辈出之地，太平天国到了东南地区的确吸收了不少手工业者、医生以及小知识分子，但是，看不到他们吸收了有学问、有远见、有韬略的谋臣武将。居于最高领导阶层的，可以说是清一色的首义之士及其后代。冯云山、肖朝贵早死，不用论了。杨秀清是掌握实权的，从1853年至1856年太平天国的军事实践看，他对太平天国作出了很大贡献，但他还不能算是第一流的战略家。石达开对太平天国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如果说1857年以前，他受洪秀全、杨秀清的牵制，才能没有得到发挥的话，那么，1857年他出走以后，应该发挥他的才能了。可是，从出走到大渡河失败，他军事上搞的是“流寇主义”，在政治上也无甚建树。石达开恐怕也不是第一流的军事家和战略家。

　　总之，我个人的意见是：19世纪50年代，太平军没有能够继占领天京的伟大胜利之后，充分利用大好形势，乘胜前进，取得刘邦、朱元璋式的胜利，其主要原因是缺乏一批或一大批第一流的战略家、谋臣或武将。这个缺陷的思想根源盖在于过早的、严重的封建专制主义、小生产者的狭隘思想和宗教迷信。这种“三位一体”的思想埋葬了太平天国，这是一条很重要的教训。

　　(三)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是否加速了长江中下游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产生？

　　太平天国失败了。这一场农民战争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究竟表现在哪里？个人管见，有两个方面：

　　第一，沉重打击了中国社会前进的阻力——清封建王朝。

　　第二，锻炼了人民群众，为中国民主革命的逐步胜利提供了精神条件。

　　太平天国对中国历史所起的这两方面的作用，合在一点，就是为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打下一块奠基石。人民群众推翻旧制度不是一次斗争所能完成的，往往需要经过多次、几十次的斗争，才能把腐朽阶级打倒。就每一次斗争来说，对旧社会，它起了打击作用，削弱作用，对人民群众，它起了锻炼作用，从而对革命的胜利，对新社会的产生起了奠基石的作用。当然每次斗争的作用有大有小，太平天国革命对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应该说是一块很大的奠基石。

　　有一种意见认为，太平天国革命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经济，小自耕农大量增加，这就促进商品经济的大规模发展，加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产生。我个人认为，这种分析是值得商榷的。

　　这种意见不外两点含义。一是地主经济遭受到沉重打击，大地主减少，小自耕农大量增加，这就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大规模发展。这种论断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小自耕农的大量增加，其结果只能使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加强，并不能促进商品经济的大规模发展。

　　二是封建地主阶级遭受到沉重的打击，他们再不敢把资金投入土地，而是转移到近代工业上去。这样的论断并不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太平天国革命的确迫使江南地区一些大地主携带财产逃到上海，促进上海外侨居留地区房地产、商业、钱庄和投机事业的发展。“当太平天国军势炽盛时，江浙一带富绅巨贾，争赴沪滨，以外侨居留地为安乐土。据统计所示，1860年英、美居留地间，华人已达三十万，而1862年竟增至五十万。此种避难的富豪，都不惜以重金获得居留地间一栖址为万幸。西人于是大营建筑的投机，以最迅速的工程，最简陋的材料，就空地兴建大批房屋，以供华人居住，而转瞬间获得千倍的巨大利益。（22）”内地资金集中上海后，“使上海钱庄的发展成长具备了条件”（23）。“租界钱店，当时均系避地官绅所开设。（24）”同治元年九月二十二日《柳兆薰日记》记：“徐步至黄浦滩上，又觉耳目一新。店新开者极多，不及三月，风景又变矣。（25）”根据他的《日记》，逃沪地主、官僚、商人在上海开的商店主要是钱庄，也有少数绸布店、食品店等，他自己就通过钱庄做银洋投机交易。这些游资，有没有投向近代工业？有没有在中国近代工业发展中发生作用？要作出肯定的回答的话，还缺乏可靠的根据。我个人认为，即使起作用，也是微不足道的。为什么？请看下列几件历史事实。

　　一般说，中国第一个民族资本主义近代企业是广东南海继昌隆缫丝厂。它是一位华侨在暹逻(今泰国)看到法国人办的缫丝厂很赚钱，回国后，于1872年开办的。第二个企业是天津贻来牟机器磨坊，创办于1878年，创办人是招商局总办朱其昂。一在南，一在北，和长江中下游相距很远。说这两个企业的出现与流向上海的江南地主、官僚的资金有关系，很难说通。继昌隆缫丝厂的开办，实际上和外国资本主义掠夺我国原料有关系。鸦片战争后，广州地区生丝出口的数量大增，利润提高，陈启源就是在这样有利可图的情况下，创办起继昌隆机器缫丝厂。据《南海县志》记载；该厂“出丝精美，行销欧、美两洲，价值之高，倍于从前，遂获厚利”。

　　在上海，一向认为直到1881年才出现第一家资本主义近代工业——源昌机器五金厂。1864年太平天国失败，1881年上海出现第一家近代工业，相隔十七个年头。如果太平天国加速了长江中下游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产生，怎么要经过十七个年头？可见，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很密切的。

　　1965年第12期《学术月刊》发表一篇文章说：经过调查，上海第一家近代工业并不是源昌机器厂，而是19世纪70年代初建立的发昌机器厂。这个厂和太平天国革命有没有关系呢？开始，发昌是一个打铁手工业作坊。1866年，一位打铁匠兼小商贩，广东人方举赞，联合另一位打铁匠孙英德，设立发昌号，地点在上海虹口外商船厂——“老船坞”(Old Dock)的对面。它的业务是为“老船坞”打造修理船只所需要的机器零件。依靠外国船舶修造业的发展，1873年以前已经使用机器，成为一个近代工业。可见，它是由于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上海后的刺激而兴起的，是由于手工业者发家而建立的，并不是由于太平天国打击江南地主经济而出现的。

　　再看一看洋务派所办的近代工业。19世纪70年代开始，洋务派陆续办起一批各种形式的官商合办的民用企业。这些企业已经属于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性质。第一家官督商办的纺织企业——上海机器织布局，也是中国第一家棉纺织工厂，是从1878年开始筹建，几经波折，直到1890年才建成开工。1898年10月毁于火。最早倡议办厂的是四川候补道彭某。他两次给李鸿章上禀帖，说明他建议设厂的目的是抵制洋货。他说：富强之道，不外两件事：

　　凡外国所需要于中国的货物由中国人自己来贩运；凡中国所需于外国的货物，由中国人自己来制造，这样中国就可以国富民丰，臻于强盛（26）。可见，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发起和太平天国并没有多大关系。这位彭道台还说：设厂的资本已经大部分筹集齐全了，这些资本以得自湖南、广东、直隶、山西者为多，得自浙江、江苏者较少，安徽、湖北也有少许（27）。可见，彭道台所筹集到的资金并不是来自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地区的地主、官僚、大商人。至于少数浙江、江苏籍人士的资本是否是太平天国时代，地主、官僚抽逃到上海的流动资金，也有待于进一步证实。

　　上海机器织布局在筹备过程中发生矛盾，不久，大权落到李鸿章、郑观应等人手中。1876年李鸿章说：“英国洋布入中土，每年售银三干数百万，实为耗财之大端。既已家喻户晓，无从禁割，亟宜购机纺织，期渐收回利源（28）。郑观应也说：“通商大埠及内地市镇城乡，衣大布者十之二三，衣洋布者十之八九。”“呜乎！洋货销流日广，土货运销日艰，有心人能不（上叔上心）然而忧者！”因此，他认为，不能“坐视土布失业”，要“筹一暗收利权之策’，这就是“设洋布厂”（29）。

　　可见，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出现也是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刺激的结果，很难说它和太平天国革命有多大直接的联系。

　　(原载广东太平天国史研究会、广西太平天国史研究会编《太平天国史论集》，广东人民出版社、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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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转译自J.K.Fairbank，TradeandDiplomacyontheChinaCoast，1953，P.380

　　（2）F.O.17／204。译文参见严中平《太平天国初期英国的侵华政策)，载(新建设》，1952年9月号。

　　（3）A.E.Hake，Eventsin the Taiping Rebellion，P.85。

　　（4）严中平：《一八六一年北京政变前后中英反革命的勾结)，见《历史教学，1952年，第4期。

　　（5）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七十一卷，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667—2668页。

　　（6）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七十一卷，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695页。

　　（7）Further Papers Relating to the Rebellion China，P.26。

　　（8）Papers Ralating to the Rebellionin China，and Tradedtin the Yang-Tze—KiangRiver，P.103。

　　（9）J.S.Gregory，Great Britainand Taipings，P.88。

　　（10）F.O.17／363。转译自S.Gregory，Great Britainand Taipings，P.88。

　　（11）F.O.17／366。转译自S.Gregory，Great Britainand Taipings，P.88—89。

　　（12）Grace Fox，British Admiraleand Chinese Pirates，P.195。转译自S.Gregory，Great　Britainand Taipings，P.89。

　　（13）F.O.17／357。转译自S.Gregory，Great Britainand Taipings，P.89。

　　（14）Papers Relating to the Affairs Of China，P.68。

　　（15）F.O.17／204。译文参见严中平《太平天国初期英国的侵华政策》，载《新建设)1952年9月号。

　　（16）译文转引自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事考》，第293页。

　　（17）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一阿穆尔斯基伯爵》第1卷，1891年版，第295页。

　　（18） Correspondences Respecting the Openi ngofthe Yang-Tze-Kiang Rivert OForeign Trade，1861，P.2。

　　（19）《孙中山选集》(下)，675—676页。

　　（20）《太平天国印书》，第420页。

　　（21） 刀口余生：《被掳纪略》，载《太平天国资料》，第210页。

　　（22） 徐蔚南：《上海在后期太平天国时代》，载《上海市通志馆期刊》第2期，第1502页。转引自《上海钱庄史料》，第15页。

　　（23）《上海钱庄史料》“序言”，第5页。

　　（24） 姚公鹤，《上海闲话》，第161页。

　　（25）《太干天国资料专辑》，第281页。

　　（26） 转引自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98—99页。

　　（27） 转引自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100页。

　　（28）《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一六《复沈幼丹制军》，光绪二年正月十六日。

　　（29）《盛世危言》第三卷《纺织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