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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论文人物素材整理

发布时间：2017-08-25 19:27:47 来源：文档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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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论文人物素材整理：

1、贺铸

总述：

贺铸（1052～1125），北宋词人。字方回，又名贺三愁，人称贺梅子，自号庆湖遗老。汉族，祖籍山阴（今浙江绍兴），出生于卫州（今河南卫辉市）。出身贵族，宋太祖贺皇后族孙，所娶亦宗室之女。自称远祖本居山阴，是唐·贺知章后裔，以知章居庆湖（即镜湖），故自号庆湖遗老。

贺铸长身耸目，面色铁青，人称贺鬼头，曾任右班殿直，元佑中曾任泗州、太平州通判。晚年退居苏州，杜门校书。不附权贵，喜论天下事。

能诗文，尤长于词。其词内容、风格较为丰富多样，兼有豪放、婉约二派之长，长于锤炼语言并善融化前人成句。用韵特严，富有节奏感和音乐美。部分描绘春花秋月之作，意境高旷，语言浓丽哀婉，近秦观、晏几道。其爱国忧时之作，悲壮激昂，又近苏轼。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等对其词均有续作，足见其影响。

人物简介：

贺铸是一位个性和词风都非常奇特的词人，截然对立的两面在他身上和词中都能得到和谐的统一。他长相奇丑，身高七尺，面色青黑如铁，眉目耸拔，人称“贺鬼头”；其词却“雍容妙丽，极幽闲思怨之情”。为人豪爽精悍，如武侠剑客，“少时侠气盖一座，驰马走狗，饮酒如长鲸”；却又博闻强记，于书无所不读，家藏书万卷，而且手自校雠，“反如寒苦一书生”（程俱《贺方回诗集序》）。

贺铸的性格很特别。程俱《宋故朝奉郎贺公墓志铭》说他 “豪爽精悍” ，“喜面刺人过。遇贵势，不肯为从谀” 。叶梦得《贺铸传》则说他 “喜剧谈天下事，可否不略少假借；虽贵要权倾一时，小不中意，极口诋无遗词，故人以为近侠” 。贺铸自己也说：“铸少有狂疾，且慕外监之为人，顾迁北已久，尝以 ‘北宗狂客’ 自况。” （《庆湖遗老诗集自序》）

所以豪爽之气、侠客之风、狂士之态应该是贺铸的精神主体。而《六州歌头》正是这样一首寓豪士、侠士和狂士于一体的自况生平之作。龙榆生评说此词：“全阕声情激壮，读之觉方回整个性格，跃然于楮墨间；即以稼轩拟之，似犹逊其豪爽?” （《论贺方回词质胡适之先生》）其极意推崇之情，溢于笔端。

由于耿介豪侠，入仕后喜论当今世事，不肯为权贵屈节，因而一生沉于下僚，郁郁不得志。晚年退居苏州，著有《东山词》，现存词280余首。

贺铸词于温柔缱绻之外，复有奇崛壮浪之姿。词学家龙榆生曾撰《论贺方回词质胡适之先生》一文，对胡适《词选》不录贺词心存耿耿，并举此首《六州歌头》为例，以为 “在（苏）东坡、（周）美成间，特能自开户牖，有两派之长而无其短” 。即今而言，龙氏之论犹堪称独具只眼。豪放词风从苏轼的别开生面到辛弃疾的蔚然成风，贺铸这类硬语盘空、英姿磊落的词，应是其间的重要过渡。其慷慨豪纵之作，影响较大，如辛弃疾就受其影响；他的词作多从唐诗取其藻菜与故实，这种词法则影响到周邦彦，当时人以 “贺、周” 并称。

北宋哲宗元祐三年（1088）秋，贺铸在和州（今安徽和县一带）任管界巡检（负责地方上训治甲兵，巡逻州邑，捕捉盗贼等的武官）。虽然位卑人微，却始终关心国事。眼看宋王朝政治日益混乱，新党变法的许多成果毁于一旦；对外又恢复了岁纳银绢、委屈求和的旧局面，以致西夏骚扰日重。面对这种情况，词人义愤填膺，又无力上达，于是挥笔填词，写下了《六州歌头》这首感情充沛、题材重大、在北宋词中不多见的、闪耀着爱国主义思想光辉的豪放名作。

相关典故：

洛阳纸贵

在西晋太康年间出了位很有名的文学家叫左思，他曾做一部《三都赋》，在京城洛阳广为流传，人们啧啧称赞，竞相传抄，一下子使纸昂贵了几倍。原来每刀千文的纸一下子涨到两千文、三千文，后来竟倾销一空；不少人只好到外地买纸，抄写这篇千古名赋。

然而，左思写成《三都赋》却是历经很多曲折才得到重视的；没有伯乐识才，也许这篇《三都赋》便成为一堆废纸，不得流传。

在左思小时候，他父亲就一直看不起他。父亲左雍从一个小官吏慢慢做到御史，他见儿子身材矮小，貌不惊人，说话结巴，倒显出一副痴痴呆呆的样子，常常对外人说后悔生了这个儿子。及至左思成年，左雍还对朋友们说：“左思虽然成年了，可是他掌握的知识和道理，还不如我小时呢。”

左思不甘心受到这种鄙视，开始发愤学习。当他读过东汉班固写的《两都赋》和张衡写的《两京赋》，虽然很佩服文中的宏大气魄，华丽的文辞，写出了东京洛阳和西京长安的京城气派，可是也看出了其中虚而不实、大而无当的弊病。从此，他决心依据事实和历史的发展，写一篇《三都赋》，把三国时魏都邺城、蜀都成都、吴都南京写入赋中。

为写《三都赋》，使得笔笔有着落有根据，左思开始收集大量的历史、地理、物产、风俗人情的资料。收集好后，他闭门谢客，开始苦写。他在一个书纸铺天盖地的屋子里昼夜冥思苦想，常常是好久才推敲出一个满意的句子。经过十年，这篇凝结着左思甘苦心血的《三都赋》终于写成了！

可是，当左思把自己的文章交给别人看时，他却受到了讥讽。当时初入洛阳的陆机也曾起过写《三都赋》的念头，他听说名不见经传的左思写《三都赋》，给弟弟陆云写信说：“京城里有位狂妄的家伙写《三都赋》，我猜他写成的东西只能给我用来盖酒坛子！”

左思的《三都赋》在文学界品评时，那些文人们一见作者是位无名小卒，就根本不予细看，摇头摆手，把一篇《三都赋》说得一无是处。左思不甘心自己的心血遭到埋没，找到了著名文学家张华。

张华先是逐句阅读了《三都赋》，然后细问了左思的创作动机和经过，当他再回头来体察句子中的含义和韵味时，不由得为文中的句子深深感动了。他越读越爱，到后来竟不忍释手了。他称赞道：“文章非常好！那些世俗文人只重名气不重文章，他们的话是不值一提的。皇甫谧先生很有名气，而且为人正直，让我和他一起把你的文章推荐给世人！”

皇甫谧看过《三都赋》以后也是感慨万千，他对文章予以高度评价，并且欣然提笔为这篇文章写了序言。他还请来著作郎张载为《三都赋》中人魏都赋做注，请朱中书郎刘逵为蜀都赋和吴都赋做注。刘逵在说明中说道：“世人常常重视古代人东西，而轻视新事物、新成就，这就是《三都赋》开始不传于世人原因啊！”

在名人作序推荐下，《三都赋》很快风靡了京都，懂得文学之人无一不对它称赞不已。甚至以前讥笑左思之人－－陆机听说后，也细细阅读一番，他点头称是，连声说；“写得太好了，真想不到。”他断定若自己再写《三都赋》决不会超过左思，便停笔不写了。

同是一篇文章，有人将它贬得一钱不值，有人使之名噪一时。这其中当然有鉴别力高低人区别，可是更重要人是反映了人们是否重视新生力量，能不能慧眼识英才的问题。

晋代左思作《齐都赋》一年始成。复以十年之久，作《三都赋》。在其舍中院内，以及茅厕皆置纸笔，偶得佳句，当即录之。自认所学不多，便求为宫禁藏书郎。其赋成后，仍未获士人青睐。左思自认其作不逊于汉时班固与张衡，恐一人之褒贬而遭埋没。便请文学家张华过目，张华阅后，咸认为佳作，可媲美班张之文。复请教当时名士皇甫谧，谧观后欣然为之作序，自此名声大噪。由于都城洛阳权贵之家，皆争相传抄《三都赋》，遂使纸价上扬，为此而贵。

左思的《三都赋》更是造成了令政府相当头痛的“洛阳纸贵”的局面。这篇赋，耗费了左思近十年的心血，为此他专门拜访专家，又到蜀都、吴都、魏都去实地调查，继续在家里挂满纸笔，以备有灵感来时随时写下，可谓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就像一则外国小寓言说的一样：花十年时间画一幅，一天就可以卖出去，而花一天时间画一幅画，可能十年也卖不出去。左思深谙此道理，难怪此赋一经发行，风靡全国，从此，丑男作家终于一鸣惊人，扬眉吐气了!

历史评价：

刘勰：左思其才，业深覃思，尽锐于《三都》，拔萃于《咏史》。

王夫之：三国之降为西晋，文体大坏，古度古心，不绝于来兹者，非太冲其焉归？

刘大杰：在两晋偏重形式主义的年代里，只有左思一人，独标异帜，出现于当时的诗坛，实有卓尔不群的气概。他现存的作品虽不多，但大都富于讽谕寄托，具有建安、正始的风骨和传统。

3、秦观

总述:

秦观（1049年—1100年9月17日），江苏高邮人（现高邮市三垛镇武宁秦家垛），字少游，一字太虚。被尊为婉约派一代词宗，别号邗沟居士，学者称其淮海居士。苏轼曾戏呼其为“山抹微云君”。

秦观是北宋文学史上的一位重要作家，但在秦观现存的所有作品中，词只有三卷100多首，而诗有十四卷430多首，文则达三十卷共250多篇，诗文相加，其篇幅远远超过词若干倍。

人物生平：

早年生活

秦观，江苏省高邮市人。他少时聪颖，博览群书，抱负远大，纵游湖州、杭州、润州（今镇江）各地。

拜谒苏轼

熙宁十年(1078年)，苏轼自密州移知徐州，秦观前往拜谒，写诗道：“我独不愿万户侯，惟愿一识苏徐州。”（《别子瞻学士》）。次年，他应苏轼之请写了一篇《黄楼赋》，苏轼称赞他“有屈、宋才”。在此期间，秦观与苏轼同游戊烯、吴江、湖州、会稽各地，结下了友谊。在苏轼的劝说下，秦观开始发奋读书，积极准备参加科考；可是命运不济，两度应考均名落孙山。苏轼为之抱屈，并做诗写信予以劝勉。元丰七年（1084），苏轼路经江宁时，向王安石力荐秦观的才学，后又致书曰：“愿公少借齿牙，使增重于世。”王安石也赞许秦观的诗歌“清新似鲍、谢”。在两位文坛前辈的鼓励、称许下，秦观决心再度赴京应试。

初入官场

元丰八年（1085年），考中进士，初为定海主簿、蔡州教授。

元祐二年（1087年)，苏轼引荐为太学博士，后迁秘书省正字，兼国史院编修官。

元祐五年（1090年）方由范引纯引荐，得以回京任秘书省正字。

元祐六年又因“洛党”贾易诋其"不检"而罢去正字。接二连三的政治迫害，使得秦观大受打击，对政治开始灰心，且有退隐之意。

元祐七年（1091年)，苏轼自扬州召还，进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秦观迁国史院编修，与黄庭坚、晁补之、张耒同时供职史馆，人称“苏门四学士”。京城任职的数年里，秦观得与师友时相过从。

元祐九年（1094年）太皇太后高氏崩逝，哲宗亲政。“新党”之人相继还朝，“旧党”之人则连遭罢黜，秦观历时七年的贬谪生涯从此开始。[2]

旧党遭贬

绍圣元年（1094年），哲宗亲政后，“新党”执政，“旧党”多人遭罢黜。新党人士章惇、蔡京上台，苏轼、秦观等人一同遭贬。秦观出杭州通判，道贬处州，任监酒税之职，后徙郴州，编管横州，又徙雷州。

晚年生活

元符二年（1099），秦观年事已高，身处雷州，自做《挽词》。

元符三年（1100年），哲宗驾崩，徽宗即位，向太后临朝。政坛局势变动，迁臣多被召回。秦观也复命宣德郎，放还横州。至藤州（今广西藤县），游光华亭，秦观口渴想要喝水，等人送水至，他面含微笑地看着，就此去世。

轶事典故

被贬雷州

北宋哲宗时期，因为新旧党争，秦观被贬杭州通判，旋贬处州酒监税、后又移至郴州、横州编管，不断南迁，元符元年（1098年）秋，贬到海康。这是秦观贬谪生涯的最后一站。也就在雷州，秦观走过了他人生最后三年时间。宋哲宗元符元年初冬（1098年），秦观的恩师苏东坡在海南岛昌化军（今海南儋县中和镇），遇赦北归途经雷州，两人相见，恍如梦寐。看了秦观的诗，苏东坡感慨万千。苏东坡走后，秦观的心境也放松了不少，他多次到乡民中体察他们的疾苦，观摩当地的风俗。元符三年（1100年）哲宗驾崩，徽宗即位，向太后临朝。不久，秦观也奉命北还，死在路上。[18]

梦中题诗

秦观在雷州海康宫亭庙下，梦见天女拿一幅维摩画像让他写赞，秦观笃信佛教，于是题道：“竺仪华梦，瘴面囚首。口虽不言，十分似九。应笑荫覆大千作狮子吼，不如搏取妙喜似陶家手。”醒来后，就把这段话记录下来。宋僧惠洪在《冷斋夜话》中说，自己在天宁寺，还亲眼从和尚戒禅那里看到这幅字，正是秦观的笔迹。清潘永因所编《宋稗类钞》也提到真迹在雷州天宁寺。

洞房三难

宋嘉佑年间，著名词人秦少游在拜访苏轼时，被聪明可爱的苏小妹吸引住了。苏小妹不但精通诗词歌赋，而且联对、针线女红无一不精，只是在“三苏”的光耀下传世之作不多，鲜为人知。秦少游对苏小妹一见钟情，决意将一生的痴情尽付于小妹，以求佳偶天成。[19] 风和雨顺秋方实，郎情妹意渠自成。在一个帘卷西风、菊绽东篱的深秋季节，秦少游与苏小妹这一对有情人终于走进了古往今来演绎了无数绝唱的婚姻殿堂——洞房，而他们又在这里继续演绎着承接历史的经典故事。

聪慧机敏、不让须眉的小妹决定在入洞房时和少游一比才智高下。一来可以与心上人切磋切磋，二来也想看看情郎的窘态。于是小妹一进洞房便命丫鬟嫣红将门关上，吟出一下联请少游对出上联：

后经考证，苏轼仅有三个姐姐，因此“三难”为坊间编造的美好故事罢了。

人物评价：

苏轼： “有屈、宋之才。” ；“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宋史·文苑传》

王安石：“其诗清新妩媚，鲍、谢似之。”——《宋史》

李清照："后晏叔原、贺方回、秦少游、黄鲁直出，始能知之。又晏苦无铺叙。贺苦少重典。秦即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词论》

金元好问评秦观诗云:“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晚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论诗绝句》

陈廷焯：”大抵北宋之词，周、秦两家，皆极顿挫沈郁之妙。而少游托兴尤深，美成规模较大，此周、秦之异同也。”——《白雨斋词话》

王灼：张子野、秦少游，俊逸精妙。少游屡困京洛，故疏荡之风不除。——《碧鸡漫志》卷二[16]

张炎：秦少游词，体制淡雅，气骨不衰，清丽中不断意脉，咀嚼无滓，久而知味。——《词源》卷下[16]

董士锡：少游正以平易近人，故用力者终不能到。——《介存斋论词杂著》引[16]

刘熙载：少游词有小晏之妍，其幽趣则过之。秦少游词，得花间、尊前遗韵，却能自出清新。东坡词雄姿逸气，高轶古人，且称少游为词手。山谷倾倒于少游《千秋岁》词“落红万点愁如海”之句，至不敢和。要其他词之妙，似此者岂少哉？——《艺概》卷四[16]

冯煦：”淮海、小山真古之伤心人也“；少游以绝尘之才，早与胜流，不可一世，而一谪南荒，遽丧灵宝。故所为词，寄慨身世，闲雅有情思，酒边花下，一往而深，而怨悱不乱，悄乎得《小雅》之遗，后主而后，一人而已。昔张天如论相如之赋云：“他人之赋，赋才也；长卿，赋心也。”予于少游之词亦云：他人之词，词才也；少游，词心也；得之于内，不可以传。虽子瞻之明俊，耆卿之幽秀；犹若有瞠乎后者，况其下耶？——《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16]

况周颐：有宋熙、丰间，词学称极盛，苏长公提倡风雅，为一代斗山。黄山谷、秦观、晁无咎，皆长公之客也。山谷、无咎皆工倚声，体格于长公为近。惟少游自辟蹊径，卓然名家。盖其天分高，故能抽秘骋妍于寻常擩染之外，而其所以契合长公者独深。张文潜赠李德载诗，有云：“秦文倩丽舒桃李。”彼所谓文，固指一切文字而言。若以其词论，直是初日芙蓉，晓风杨柳。倩丽之桃李，容犹当之有愧色焉。王晦叔《碧鸡漫志》云：“黄、晁二家词，皆学坡公，得其七八。”而于少游独称其“俊逸精妙”，与张子野并论，不言其学坡公，可谓知少游者矣。——《蕙风词话》卷二[16]

夏敬观：少游词清丽婉约，辞情相称，诵之回肠荡气，自是词中上品。比之山谷，诗不及远甚，词则过之。盖山谷是东坡一派，少游则纯乎词人之词也。东坡尝讥少游：“不意别后，公却学柳七！”少游学柳，岂用讳言？稍加以坡，便成为少游词。学者细玩，当不易吾言也。——吷庵手校《淮海词跋》[16]

周济：少游最和婉醇正，稍逊清真者辣耳。少游意在含蓄，如花初胎，故少重笔。——《宋四家词选》序论[17]

清代王国维：“少游词境最为凄婉，至‘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则变而为凄厉矣。”；“词之最工者，实推后主、正中、永叔、少游、美成，而前此温、韦，后此姜、吴，皆不与焉。”——《人间词话》

王士祯：“风流不见秦淮海，寂寞人间五百年。”——《高邮雨泊》

陈志岁：“仰德表臣伦，怜材伤党议。惟公气骨清，采照湖山媚。”（《载敬堂集·江南靖士诗稿·瞻秦观墓》）

4、傅斯年

总述：

傅斯年（1896年3月26日—1950年12月20日），初字梦簪，字孟真，山东聊城人。[1] 著名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教育家，学术领导人。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者。

傅斯年曾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国立台湾大学校长。他所提出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原则影响深远。

人物轶事：

傅斯年主持的史语所特别重视史料的发掘。为此，傅斯年曾主持购进清代所藏内阁大库档案，费资不少，但在整理的过程中傅斯年却有一些失望。一次他在北海静心斋对李济说：“没有什么重要的发现。”李济却问：“什么叫重要发现？难道说先生希望在这批档案内找出满清没有入关的证据吗？”傅听了大笑。

1938年，傅斯年担任国民参政员，曾两次上书弹劾行政院长孔祥熙，上层虽不予理睬，但后来还是让他抓住了孔祥熙贪污的劣迹，在国民参政大会上炮轰孔祥熙并最终把孔轰下台。孔的继任者宋子文也难逃此数。傅斯年一篇《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朝野震动，宋子文也只好下台——一个国民参政员一下子赶走两任行政院长，历史上也是并不多见的。

自北大毕业后，傅斯年考取了官费留学。从1919年至1926年，他先后留学英、德。留学期间，傅斯年一心扑在学习上。据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在《杂忆赵家》中记录。当时的留学生大都“不务正业”，无所事事就鼓励大家离婚，但这么多留学生中，真正全副精力用来读书、心无旁骛不理会男女的只有陈寅恪和傅斯年，以至于有人把他俩比作“宁国府大门口的一对石狮子”。在“许多留学生都以求得博士学位为鹄”的世俗风气中，傅斯年连个硕士学位也没拿到。但是，没有人不佩服他的学问渊博。

傅斯年先生疼爱学生是众所周知的。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因脑溢血猝死于台湾大学讲台，新闻报道曾广播说“傅斯年先生弃世”，被其学生听成了“傅斯年先生气死”。于是台湾大学学生聚众要求校方惩办凶手，直到当时台湾国民政府官员出面解释清楚，学生才退去。由此可见傅斯年先生深受学生喜爱。

已逝傅斯年夫人俞大彩的回忆文章记道：“他常在中午返家时，偕我到各宿舍探视，并查看学生的伙食。他一进餐厅，男生必高呼欢迎校长，女生则拥到他身旁。他去世后，学生们痛哭哀悼，是青年们发乎自然的真情。”

台湾大学校史馆张小姐说：尽管傅校长执掌台大仅仅700余天，可台大人始终将他视为“台大的守护神”，安葬他骨灰的校内植物园被命名为“傅园”。

五四运动

1919年的5月，北京的迎春花已经盛开。就在这一年的春天，北京爆发了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这就是“五四运动”。

　　早在1916年，傅斯年就考入北京大学读书。三年后的1919年，风华正茂的傅斯年不仅参加了震惊中外、关乎中国未来命运的“五四运动”，而且他还被推举为学生游行总指挥。

　　巴黎和会上，中国在列强面前成为一只待宰的羔羊。被日本割占的山东，正是傅斯年的故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的这句名言激发出傅斯年强烈的爱国热情。

　　“废除二十一条！”、“还我青岛！”、“严惩卖国贼！”在游行中，傅斯年与同学们挥臂高呼。

　　在这场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中，傅斯年带领学生直奔赵家楼胡同，控诉卖国贼曹汝霖出卖山东的真相。傅斯年带领游行学生冲进曹汝霖府邸，曹汝霖仓皇逃跑。愤怒的学生随之火烧曹宅（赵家楼），把“五四运动”推向高潮。

与胡适

1917年9月，胡适被北大蔡元培校长聘为文科教授，讲授中国哲学史。他与以往的老先生不同，没有从神话中的三皇五帝讲起，径直就讲西周晚年的老子和孔子的思想，这不仅让原来的老先生连呼“胡闹，胡闹”，而且也让听惯了老讲法的学生们大为惊异，认为胡适不讲三皇五帝，就是“思想造反”，不配做大学教授，有人甚至酝酿要将他赶出北大。

　　顾颉刚是哲学系的学生，他听了胡适讲课，却从中听出了门道。他认为胡适读的书固然不如原来的老先生多，但他“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史学家”。他听说有人想要赶走胡适的事，就请好友傅斯年听听胡适的课。傅斯年听后也感到确有新意，很佩服他对内容的把握和他讲课的风格。于是就给哲学系的学生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条路是不错的，你们不能闹。”傅斯年平时在学生中很有威信，他的一席话，就将这场酝酿的风波平息下去了。

体胖

大概在学者中间，傅斯年的体胖是有名的。一次罗家伦问他：“你这个大胖子，怎么能和人打架？”傅斯年答：“我以质量乘速度，产生一种伟大的动量，可以压倒一切！”这样的话真是能给肥胖的人壮气。

不过，关于傅斯年之胖的故事还属以下这则最为有趣。傅斯年、李济还有一位裘善元同在重庆参加一个宴会。宴会结束，主人特别为他们三个人雇好了滑竿。六个抬滑竿的工人守在门前。第一个走出来的是裘善元，工人们见他是一个大胖子，大家都不愿意抬，于是互相推让。第二走出来的是李济，剩下来的四个工人看比刚才出来的还胖一些，彼此又是一番推让。等到傅斯年最后走出来的时候，剩下的两个工人一看，吓了一大跳，因为傅斯年比刚才的两个人都胖得多，于是两个工人抬起滑竿转头就跑，弄得请客的主人甚是尴尬！我想许多人看到这里都会莞尔一笑，因为在四川抬滑竿的，实在没有太壮的人！

决斗

还有一次为中医问题，傅斯年反对孔庚的议案，两个人激烈辩论，孔庚当然辩不过傅斯年，于是在座位上开始辱骂傅斯年，说了许多的粗话，傅斯年气得说：“你侮辱我，会散之后我要和你决斗。”等到会散之后，傅斯年真的拦在门口要和孔庚决斗，可是他一见孔庚七十几的年纪，身体又非常瘦弱，傅斯年立刻将双手垂了下来说：“你这样老，这样瘦，不和你决斗了，让你骂了罢！”

背叛师门

傅斯年生于山东聊城一个没落的名门望族。傅斯年的祖先傅以渐是清朝建立后的第一个状元，其后，傅氏家族科考得意者不计其数，官至封疆大吏的也不乏其人。因此，山东傅氏有“开代文章第一家”的称誉。但是到了傅斯年这一代，傅氏家学虽然依旧渊源，但已经没有什么生活质量可言了。傅斯年在北大期间的生活费用，就是靠别人接济的。傅斯年的国学功底是非常深厚的，上大学时，虽然只有十几岁，但俨然一位“国学小专家”。他的治学功底甚至强过了北大当时的某些教授。据傅斯年好友罗家伦回忆，“在当时的北大，有一位朱蓬仙教授，也是太炎弟子，可是所教的《文心雕龙》却非所长，在教室里不免出了好些错误……恰好有一位姓张的同学借到那部朱教授的讲义全稿，交给孟真。孟真一夜看完，摘出三十几条错误，由全班签名上书校长蔡先生，请求补救，书中附列这错误的三十几条。蔡先生自己对于这问题是内行，看了自然明白……到了适当的时候，这门功课重新调整了。”

傅斯年本是黄侃的得意弟子，但一次偶然机缘，傅斯年竟“背叛”师门，成了胡适的学生。胡适刚到北大教授中国哲学史的时候，因为讲授方法和内容特别，在学生中引起不小的争议。有人认为胡适远不如国学大师陈汉章，想把他赶走；有人则认为，胡适读的书虽然没有陈汉章多，讲课却颇有新意。傅斯年本不是哲学系的学生，但在同室顾颉刚的鼓动下去旁听了几次胡适的课。结果听完之后非常满意，于是傅斯年对哲学系几位要好的同学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

由于傅斯年在同学中的威信，年轻的胡适在北大讲坛站稳了脚跟。后来回忆起这段日子时，胡适感慨地说：“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教书，面对着一班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过了十几年以后才晓得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

参政而不从政

他在担任国民参政员时，曾经两次上书弹劾行政院长孔祥熙，上层虽不予理睬，但后来还是让他抓住了孔祥熙贪污的劣迹，在国民参政大会上炮轰孔祥熙。蒋介石为保护孔祥熙，亲自出面宴请傅斯年，想为孔祥熙说情。二人有这样一段著名的对话。

蒋问：“你信任我吗？”傅斯年答：“我绝对信任。”“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蒋介石无奈，只得让孔祥熙下台。

1945年6月，宋子文继任行政院长。1947年2月15日，傅斯年在《世纪评论》上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一文，对宋子文的胡作非为进行了猛烈抨击。朝野震动，宋子文也只好在社会上的一片反对声中辞职。

拒不做官

也许是听腻了阿谀奉承的话，看腻了唯唯诺诺之态，蒋介石对傅斯年这个桀骜不驯之士不但没有恼怒，反而欣赏有加，一心把傅斯年拉入政府当官。

早在1946年初，蒋介石就与陈布雷商量，要在北方人士中补充一个国府委员。陈布雷对蒋介石说，北方不容易找到合适人选，蒋介石提议说：“找傅孟真最相宜。”陈布雷了解傅斯年的志向与秉性，对蒋介石说：“他怕不干吧。”蒋介石大概不相信有人不愿当官，他很有信心地说：“大家劝他。”

结果，任说客说破了天，傅斯年坚决不肯加入政府。蒋介石死了心，转而想拉胡适进入政府，希望傅斯年能做做说服工作，结果傅斯年也竭力反对。在给胡适的信中傅斯年说，两人一旦加入政府，就没有了说话的自由，也就失去了说话的分量。“一入政府，没人再听我们一句话”。他劝胡适要保持名节，其中有一句话极有分量：“借重先生，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正是这句话，打消了胡适做官的念头。

对于傅斯年拒不做官的气节，李敖一直赞誉有加。在《李敖有话说》中他就说：“有一个学生领袖傅斯年，终其一生不肯加入国民党。他不但不加入国民党，还鼓励他的老师胡适要采取跟国民党并不很合作的态度。这一点我觉得傅斯年很了不起……他们要发挥这个知识分子的力量，可是又不想被国民党吃掉，不被国民党同化……真正的夹缝里面的自由主义者，不做国民党也不做共产党，他没有社会地位，很苦。”

蒋介石到台湾后，把傅斯年当作“座上宾”，时常邀请他到总统府吃饭，商议国事。李敖在《李敖有话说》中讲了这样一个细节：“到台湾来以后，有一天，当时的代总统李宗仁到台湾来，在台北的松山飞机场要下飞机的时候，蒋介石跑去欢迎李宗仁。在松山机场的会客室里面，蒋介石坐在沙发上，旁边坐的就是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傅斯年怎么坐的？在沙发上面翘着二郎腿，拿着烟斗，就这样叼在嘴里，跟蒋介石指手画脚讲话。其他的满朝文武全部站在旁边，没有人在蒋介石面前敢坐下。凭这一点大家就知道傅斯年在台湾的地位。”

遗憾的是，这位敢说话、办实事的台大校长，来台湾不到一年，就在参加省参议会第五次会议时突然倒在了议会厅。蒋介石闻讯后，立即派行政院长陈诚前去指挥抢救，动员台湾所有名医，不惜任何代价抢救傅斯年。他本人则守候在电话旁，焦急等待陈诚每半小时的汇报。傅斯年因脑溢血去世，享年仅55岁。

离世

1950年12月20日上午，傅斯年出席由蒋梦麟召集的“农复会”一次会议，讨论农业教育改进和保送台大学生出国深造问题。在这个会上，傅提了不少意见，据在现场的人回忆说，他一会儿用汉语讲话，一会儿用英语和美国人交谈，一会儿汉英交杂，滔滔不绝地大发宏论。两个多小时的会议，他讲的话比任何人都多。午饭后稍事休息，傅又于下午2时许赶往省议会厅，列席台湾省参议会第五次会议。这一天，参议会上所质询的问题全是有关教育行政方面的事务。下午会议开始后，傅斯年登台讲话，但主要由时任台湾省教育厅厅长的陈雪屏作答。到了5点40分左右，参议员郭国基突然蹦将起来质询有关台大的问题。

这郭国基乃台湾省屏东人，生于1900年，曾留学日本。此人好勇斗狠，一生的理想追求就是造反起事，占山为王，或先把天下搞乱，然后再由他出面来个“天下大治”等。在日本留学时，郭氏就开始率领李铁拐、张歪嘴、王拴狗等一帮乌合之众与流氓无产者，打起“苍天已死，国基当立”的大旗或明或暗地闹将起来。抗战胜利后，他对国民政府派员接收台湾极不甘心，再度以流氓无产者的姿态和当地码头黑老大的形象，纠集蒋渭川、王添灯等一批流氓恶棍加日治时期豢养的汉奸走狗，与以国民政府接收大员陈仪为代表的台湾省行政公署长官公开叫起板来，对大陆赴台军政官员极尽丑化、污蔑之能事。未久，郭又鲤鱼跳龙门，一跃成为台湾省参议会的议员和立法委员。坐上政府大员专用木头皮椅的郭氏，大有小人得志的做派，无论在什么场合，总是难以收敛流氓无产者的本性，胡乱发一些聪明中伴着糊涂、道理中伴着歪理邪说并散发着烧杀劫掠火药味甚浓的长篇宏论，气焰凶妄，举止轻狂，江湖上人送外号“郭大炮”。

意想不到的是，作为台大校长的傅斯年竟与这样一个流氓恶棍在议会大厅遭遇了。

当时的台湾大学属台湾省政府拨款，故“郭大炮”便以地头蛇身份，怪叫着向“傅大炮”开起火来。据在场者事后透露，郭的发难主要是国民党教育部从大陆抢运来台并存放于台湾大学的器材如何处理，以及放宽台大招生尺度等问题。此事看起来简单，而又十分敏感、复杂、棘手。如台大之招生，尺度已尽量放宽，招生人数已达最大限度，但各界仍不满意，特别是郭国基辈纠集部分失意政客，以各种方式和手段向学校施加压力，惹得傅氏极其恼火愤怒。今日郭氏之质询，当然需由傅斯年亲自答复，于是傅不得不第二次登台讲话。在回答完上述两个问题之后，郭又提出台湾大学用的是台湾人的钱，就应该多聘台籍教授，多取台湾土著学生，否则便是与台籍人民作对云云。傅针对郭的无知狂妄，开始予以反击，在讲台上大谈其办学的原则、规矩、计划与理想等，并称台大考试对台籍学生已尽量照顾，考虑到台籍学生的国语水平较差，光复未久，在录取时专门规定国文科分数比大陆学生降低10分录取等。讲着讲着情绪激动起来，傅说道：“奖学金制度，不应废止，对于那些资质好、肯用功的学生，仅仅因为没有钱而不能就学的青年，我是万分同情的，我不能把他们摒弃于校门之外。”最后他高声说道：“我们办学，应该先替学生解决困难，使他们有安定的生活环境，然后再要求他们用心勤学。如果我们不先替他们解决困难，不让他们有求学的安定环境，而只要求他们用功读书，那是不近人情的……”

讲完话时，大约是6时10分，傅斯年满含怨气地慢步走下讲坛。就在即将回到座位时，他突然脸色苍白，步履踉跄，坐在台下的陈雪屏见状，赶紧上前搀扶，傅只说了一句“不好！”便倒在陈雪屏怀中昏厥过去。离得较近的议员刘传来赶紧跑上前来，把傅斯年扶到列席人员的坐席上，让其躺下，顺便拿陈雪屏的皮包做了枕头。从此傅进入昏迷状态，再也没有醒来。

人物评价:

他是胡适的学生，但是在胡适的前面，胡适说他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这都是人世最难得合并在一个人身上的才性，而我们的孟真确能一身兼有这些最难兼有的品性与才能。”胡适当年刚进北大做教授，就发现有些学生比他的学问好，而他在北大讲中国哲学史之所以没有被学生赶下台，就是由傅斯年等人在私底下做了他的“保护人”。

可是恨他之极的周作人却认为傅斯年不过是一个外强中干的人，“又怕人家看出他懦怯卑劣的心事，表面上故意相反的显示得大胆，动不动就叫嚣，人家叫他傅大炮，这正中了他的诡计。”其中主要原因是1945年日本投降后，西南联大解散并迁回平津，傅斯年任北大代理校长，欲替胡适回国主持校务扫清障碍，严格执行他所说的“北大决不录用伪北大的教职员”，认定“汉、贼不两立”，而周作人恰在此列。

5、许地山

总述：

许地山，（1894年2月3日－1941年8月4日），名赞堃，字地山，笔名落华生（古时“华”同“花”，所以也叫落花生），籍贯广东揭阳。生于台湾一个爱国志士家庭。许地山是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先驱者之一。在梵文、宗教方面亦有研究硕果。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院，1926年毕业并留校任教。期间与瞿秋白、郑振铎等人联合主办《新社会》旬刊，积极宣传革命。“五·四”前后从事文学活动，后转入英国牛津大学曼斯菲尔学院研究宗教学、印度哲学、梵文等。1935年应聘为香港大学文学院主任教授，遂举家迁往香港。在港期间曾兼任香港中英文化协会主席。一生著作颇多，有《花》《落花生》等。

许地山一生创作的文学作品多以闽、台、粤和东南亚、印度为背景，主要著作有《危巢坠简》《空山灵雨》《道教史》《达衷集》《印度文学》；译著有《二十夜问》《太阳底下降》《孟加拉民间故事》等，与印度文学有关的文章，书籍。

许地山是上世纪20年代问题小说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创作一开始就汇入了问题小说的热潮之中，出手不凡，显出了与其他问题小说名家如叶绍钧、冰心、王统照、庐隐等人不同的奇彩异趣。

作品特色：

他一开始创作，就站在弱者的角度审视社会乃至身边所发生的一切。一方面，他忖身推人同情弱者，以此决定了他的情感色彩是现实的；另一方面，他以亲身所感所睹之社会不平而萌发改变现状之愿望．试图为这腐败的社会寻求一条到达光明的道路。因此，以其进入宗教的角度和动机可以感到：许地山是有感于人类的不平和人生的黑暗才走入宗教的。

许地山的出世恰恰是为了人世，他那建立在现实苦难之上的宗教情绪．本质上是一种忧患意识。许地山尽管熟诸佛道经典，却从来不想避世隐居，始终把改造社会、拯救人类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这一简单朴素的信条贯穿了许地山的一生。其作品既表现了他对佛教文化的体悟和阐释，矧时也集合了他对基督教文化、道教文化乃至现实主义文化的多重思考和体认。接受佛学的虚空观，不是导向现实人生的否定和是非观念的泯灭，而是承认局限，敞开自我，拥抱世界。

人物评价：

《龙溪新志》（漳州府志）中载国民政府褒扬令：“许地山早游欧美，学术淹通，归国任北平各大学教师，颇着声誉。比年在港阐扬我国文化，倡导侨民教育，并于社会公益事业，无不尽力协助，尤见热忱。遽闻溘逝，良深悼惜，应予明令褒扬。”

石剑峰：老舍的引路人是许地山，伯乐是郑振铎

6、梁实秋

总述：

梁实秋，原名梁治华，字实秋，1903年1月6日出生于北京，浙江杭县（今杭州）人。笔名子佳、秋郎、程淑等。中国著名的现当代散文家、学者、文学批评家、翻译家，国内第一个研究莎士比亚的权威，曾与鲁迅等左翼作家笔战不断。一生给中国文坛留下了两千多万字的著作，其散文集创造了中国现代散文著作出版的最高纪录。代表作《莎士比亚全集》（译作）等。

1923年8月赴美留学，取得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26年回国后，先后任教于国立东南大学（东南大学前身）、国立青岛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前身）并任外文系主任。1949年到台湾，任台湾师范学院英语系教授。1987年11月3日病逝于台北，享年84岁。

作品风格：

文学主张

他是中国国家社会党党员，否认文学有阶级性。早期梁实秋专注于文学批评，曾委婉的斥过冰心散文，坚持将描写与表达抽象的永恒不变的人性作为文学艺术的文学观，批评鲁迅翻译外国作品的“硬译”，不同意鲁迅翻译和主张的苏俄“文艺政策”，主张“文学无阶级”，不主张把文学当作政治的工具，反对思想统一，要求思想自由。这期间和鲁迅等左翼作家笔战不断。梁实秋曾被鲁迅先生斥为“丧家的资本家的走狗”，毛泽东也曾把他定为“为资产阶级文学服务的代表人物”。从1927年到1936年，论战持续了八年之久。1936年10月19日鲁迅不幸逝世，对垒式论战也自然结束。

从文学创作的主体来说，梁实秋认为文学是天才的创造。梁实秋一再说，“一切的文明，都是极少数天才的独创”，“文艺是少数天才的独创”，“大多数人就没有文

艺，文艺就不是大多数的”。并且在梁实秋看来，不但创作的主体只能是极少数的天才，就是鉴赏文学也是极少数天才人物的专利，“最高的艺术只能少数人能了解……艺术自有许多的等级，所以艺术的鉴赏亦有很多的等级。”对于一般民众的文艺要求的满足，梁实秋给他们安排了说书、唱戏、通俗文学作品等艺术，因为他们的知识只能理解这样的作品，他们也只对这样的艺术感兴趣，至于伟大的艺术作品，像莎士比亚的戏剧，歌德的《浮士德》，那自然只有伟大的艺术家们才能欣赏、体会。梁实秋看到了不同的艺术主体对艺术有不同的要求，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梁实秋的错误在于夸大了天才等英雄人物的作用，完全忽视了广大人民群众在艺术创作和接受中的作用。

文学题材

从文学题材上来说，表面上梁实秋主张题材无限制论。他说：“文学的国土是最广泛的，在根本和在理论上没有国界，更没有阶级的限制。”题材是不应该加以限制了，但如何处理题材，却并不是任意的，而应该是有选择的，用梁实秋的话来说，就是“批评家并不限制作品的题材，他要追问的是作家的态度和作品的质地。”这里，梁实秋所说的虽然是批评家，其实也代表了梁实秋心目中作家处理题材的态度，因为梁实秋心目中，批评和创作是大体一致的，对不符合人性的题材，作家应该通过艺术加工，使之符合人性，比如说，对通奸这样一件事，不是说不能写，但作家在写作过程中，应该以艺术的方法指出，这样的事情是悖乎人性的，不合伦理的，这才是正确的处理题材的方法。可另一方面，梁实秋又说，“艺术的题材和艺术的方法又绝非可以离开，只有高贵的题材才值得用高贵的方法。”高贵的方法只有高贵的题材才配用，那么，要想创造出高贵的作品，自然更要用高贵的题材了。题材虽不可限制，但题材的价值是有高低之分的，这才是梁实秋心目中真正的题材观。在《现代文学论》《论诗的大小长短》《诗与伟大的诗》等文中，梁实秋一再强调，伟大的艺术作品当有一定长度，这其实是他心目中这一观点的折射。梁实秋看到了作者在处理题材上应起的积极作用，却又人为的将作品的题材划分为上中下几等，这是由他的贵族主义思想决定了的，可以说，梁实秋骨子里的贵族主义精神注定了梁实秋的文艺思想走不出这样一个怪圈。

文艺思想

梁实秋的人性论批评从人性善恶二元构成、善对恶的适度节制、天才才能洞察绝对真理三方面接受了白璧德的影响，但梁实秋拓展了绝对真理的范畴，强调普遍人性，更偏重实践理性。

在美国哈佛大学留学时，曾选修美国新古典主义大师白璧德的《十六世纪以后之文艺批评》课程，在文艺思想上深受白璧德的影响，从以前的浪漫倾向和唯美倾向转到传统的、古典的倾向，究其原因是由于白璧德的思想为梁实秋反思了中国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提供了理论资源，也由于白璧德的人文主义与中国的传统儒家思想有相似之处，而梁实秋思想中的传统观念比较浓厚，这为梁实秋认同白璧德的人文主义提供了坚实基础。

梁实秋最基本的观点就是文学要表现普遍的、永恒的人性。人性论是他思想的核心。他在《文学的纪律》一书中说到：“伟大的文学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从人心深处流出来的情思才是好的文学，文学难得的是忠实，——忠于人性；至于与当时的时代潮流发生怎样的关系，是受时代的影响，还是影响到时代，是与革命理论相合，还是为传统思想所拘束，满不相干，对于文学的价值不发生关系。因为人性是测量文学的唯一标准。”在这里梁实秋说明了文学价值之所在。他认为，文学的价值不在于文学是否表现了时代精神、革命理论、传统思想而在于它是否表现普遍的固定的人性。正是他的这种文学价值观确定了他的文学目的就是表现普遍固定之人性。正如他在《文学的纪律》一文中说：“文学的目的是在借宇宙自然人生之种种的现象来表示出普遍固定之人性。”

海德格尔认为艺术作品是超验存在显露自身的一种独特方式，艺术与存在的真理原本同一。这些对现当代世界影响深远的哲学家关于文艺的思想的一个共同点在于：文艺要显现普遍性，要显现无限和超越存在的真理，梁实秋所说的文学要表现普遍的人性和他们的理论尽管还存在这样那样的差别，但其基本思路与他们是相通的，这就是梁实秋的人性论文学观的现代意义所在。

文学批评

梁实秋认为，文学批评不是鉴赏，而是判断。他说，“判断有两层步骤——判与断，判者乃分辨选择之功夫，断者乃等级价值之确定，其判断的标准乃固定的普遍的。”这个普遍的固定的标准是什么呢，梁实秋说：“常态的人性与常态的经验便是文学批评的最后标举。”接下来，梁实秋分析了批评的目的：“文学批评根本不是事实的归纳，而是伦理的选择，不是统计的研究，而是价值的否定。”换言之，批评的作用一方面在于对纷繁复杂的艺术作品作价值判断，指出哪些作品是伟大的，哪些是低劣的；另一方面，批评家还需指出这些作品哪些是符合伦理的，他们又是如何符合的。梁实秋所说的伦理，主要是指儒家的伦理道德，梁实秋一生都是儒家伦理的信奉者，他说，“儒家的伦理，在我看来，大致是不错的。”而要完成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当然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只有文学批评家才能够做到，因此，梁实秋认为，只有批评家的批评才是批评的正宗，“批评家的意见无论其与民众的品味是相合或相反，总是那一时代的最精到的意见。”

四大遗憾：

晚年梁实秋曾说过一生中有四个遗憾：一，有太多的书没有读；二，与许多鸿儒没有深交，转眼那些人已成为古人；三，亏欠那些帮助过他的人的情谊；四，陆放翁但悲不见九州同，死前也有同感。

人物评价：

一个人应当像一朵花，不论男人或女人。花有色、香、味，人有才、情、趣，三者缺一，便不能做人家的一个好朋友。我的朋友之中，男人中只有实秋最像一朵花。——冰心

7、朱湘

总述：

朱湘(1904－1933.12.5)字子沅，原籍安徽太湖，生于湖南沅陵，父母早逝。1925年出版第一本诗集《夏天》。1926年自办刊物《新文》，只刊载自己创作的诗文及翻译的诗歌，自己发行。因经济桔据，只发行了两期。1927年第二本诗集《草莽》出版。1927年9月至1929年9月，留学美国，回国后，他生活动荡，为谋职业到处奔走，家庭矛盾也日渐激化。其间曾任教于国立安徽大学（现安徽师范大学）外文系[1] ，但与校方不和。1933年12月5日，他从上海到南京的客轮上，纵身跃入清波，自杀身亡。

独特个性：

“我的中英文永远是超等上等“，他在给清华文学社的顾一樵的信中说，他离校的原因是“向失望宣战。这种失望是多方面的”，但他又对清华园无限留恋：“清华又有许多令我不舍之处。”他之不满意清华在于：“人生是奋斗的，而清华只有钻分数；人生是变换的，而清华只有单调；人生是热辣辣的，而清华只是隔靴搔痒。”

朱湘也许并无意去中伤别人，然而，他却时时在意自己的尊严。这强烈的自尊支持了他崇高的爱国节操。1927年朱湘在美留学，只因教授读一篇有把中国人比作猴子的文章而愤然离开劳伦斯大学。后朱湘转入芝加哥大学。然而又不长，1929年春，朱湘却又因教授怀疑他借书未还，加之一美女不愿与其同桌而再次愤然离去。他丝毫不能容忍任何人对他的大不敬。他喻外国为“死牢”，强烈地维护着个人的尊严和祖国的尊严。

1929年9月，朱湘提前三年回国，被荐到安徽大学任英文系主任，月薪三百元。按说，也荣华富贵了，也被重用了，该心满意足了，该安于现状了，然而朱湘却又因校方把英文文学系改为英文学系而又一次愤然离去。并且大骂，教师出卖智力，小工子出卖力气，妓女出卖肉体，其实都是一回事：出卖自己！这说法尽管专横，但对于当时之现实，并不过分。

他的自尊意识，他的反抗精神，在维护国家的尊严上，表现得愈加淋漓尽致和崇高！因此，从这一点上讲，他的背离，使他主动诀别了那个时代，而并非仅仅时代抛弃了他。可以说，站着，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躺下，是一俱堂堂正正的尸体！这，就是给朱湘人格下的最恰当的评价。

轶事典故：

生活

诗歌创作，对于此时的朱湘来说，不要说闲情逸致，连养家糊口都勉强。一次在武汉大学，朋友邀请其参观图书馆，问是否有新作出版。只见诗人脸上露出悲凉的表情：“新着诗稿数种在长沙妻子身边，还没有接洽到出版社。”

如果不是死后《石门集》的出版，几乎无人了解朱湘内心的苦闷。“我弃了世界，世界也弃了我……给我诗，鼓我的气，替我消忧。”在诗作《我的诗神》中，朱湘这样写道。

于是，诗人之死被赋予了多重含义，一时间成为文学专栏的头条。较多的说法是《申报》提出的“黑暗对知识份子的戕害”。作家陈鹤祥甚至着文呼吁，朱湘之死，应给所有不愿向恶势力妥协的人以警策，“那就是要更加顽强地活下去”。也有人赞叹他是用生命谱写诗歌。苏雪林就曾说：“生命于我们虽然宝贵，比起艺术却又不值什么……我仿佛看见诗人悬崖撒手之顷，顶上晕着一道金色灿烂的圣者的圆光，有说不出的庄严，说不出的瑰丽。”

反倒是他的诗作被人忽视了。以至于后人周良沛在编纂《朱湘诗集》时不得不建议，与其讨论朱湘是新月诗人，还是爱国诗人，不如先读读他的全部诗作。

不仅如此，诗人所在的时代也不复存在。按照当代诗人西川的说法，写诗不再是一种生活方式，特别是在消费主义、流行文化泛滥的时代。而走在朱湘年少时曾和其他文学青年畅谈诗作的清华园，人们不再看到手捧诗集的学生。他们大多在背英文单词，为考GRE和托福而努力。打开BBS水木清华站的诗歌版面，搜索朱湘、“清华四子”也是毫无结果，倒是一个请网友帮孩子取名的帖子十分热门。大半个世纪前，这所园子里萌生的诗人、诗派和诗意，似乎已随诗人的离去而渐远渐淡。

还有朱湘，除了那则1933年12月5日投江自尽的新闻，人们也已不记得这个曾和徐志摩、闻一多比肩的大诗人。

自杀

前奏

一个诗人死了，这本不是什么大新闻。

他选择在一个冬日的凌晨，当轮船即将驶入南京时投河自尽。据说，这个名叫朱湘的年轻人，最后的时刻一边饮酒，一边吟诗。随身携带的两本书，一本是海涅的诗集，另一本是他自己的诗作。

几乎无人知道诗人自杀的真正原因。梁实秋猜测是因性格怪癖，闻一多则感叹“谁知道他若继续活着只比死去更痛苦呢”？不管怎样，这个被鲁迅誉为“中国济慈”的诗人，死前早已没有才子的风貌，只剩下流浪汉的潦倒。

那张三等舱的船票，是亲戚接济的，那瓶酒，是妻子打工所得。

起因

他还和杨世恩等4名清华学生，因在新文学运动中脱颖而出并称为“清华四子”。作为其中的佼佼者，年仅18岁的朱湘在《晨报》、《小说月报》等知名刊物发表作品若干。看起来，少年诗人的前途该是多么远大。然而，他好像故意跟光明、美好这样的字眼作对似的。在清华专攻文学而肆意跷课，抵制斋务处的早餐点名制度，终于因记3次大过被开除。在美国读书时因同学说了句“中国人像猴子”，又愤而退学，什么学位也没拿到。在安徽大学任教，由于校方将自己主持的“英文文学系”更名为“英文学系”，便发誓再也不教书了。

清华、"海归"、教授……若干耀眼的光环，只因诗人的一时任性而纷纷远去。就连“中国济慈”的雅号，也被诗人鄙夷为诗坛的崇洋之风，再三表示“我只是东方的一只小鸟”，“只想闻泰岳嵩间的白鹤”。

一个人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幸福，一下子捣得粉碎？为什么要脱离安适的环境，走上饥饿寒冷而又耻辱的道路？同时代的女作家苏雪林曾发出这样的疑问。对此，朱湘自己的解释是"向失望宣战"。只是，宣战的结果是输得一塌糊涂。从安徽大学离职后，向来清高的朱湘竟毫无生计，四处流浪。时人回忆，这位曾经穿着笔挺西服、神情傲慢的大学教授，一度住在黑暗狭小的码头饭店里，低声下气地问人借钱。而他一个未满周岁的儿子，因为没有奶吃，哭了7天后活活饿死。

原因

徐志摩乘飞机触山而亡，朱湘投水自尽，殷夫被枪决，20世纪上半叶，诗人多死于非命，让人扼腕叹息。《孤高的真情：朱湘书信集》一书，我们可以看到才子朱湘的人生轨迹和命运归宿。朱湘15岁时，考入清华，人称“清华四子”之一，享有诗名。朱湘的处女诗集《夏天》在商务印行；第二本诗集《草莽集》在开明书店出版；第三本诗集《石门集》，亦在商务出版。他生前有这3本薄薄的诗集问世，依女作家苏雪林的说法，是诗人拿性命兑换来的。

回国前：

朱湘于1927年留学美国，1930年没有拿到学位就回国了。他在美国期间，给妻子刘霓君写了90封情书，每一封信都有编号。在这些情书中，他写谋生之艰辛，为钱所困的尴尬，更多的是如水的柔情，有日常生活的关照叮咛，夫妻间的体贴呵护。读之温暖。朱湘去世后，他的好友罗念生将这一组情书编辑出版，名为《海外寄霓君》。新文学史上有四大情书经典，是鲁迅致许广平的《两地书》、徐志摩致陆小曼的《爱眉札记》、沈从文致张兆和的《湘竹书简》和朱湘致刘霓君的《海外寄霓君》。

回国后：

回国后，在安徽大学教书，生活很不宽裕，因为安徽大学时常拖欠薪水，他和他的妻子在安庆所生的一个幼儿，未满周岁，就因为没有奶吃哭了七个昼夜，活活的饿死。这很像杜甫诗中描述自己生活的悲惨情景。贫贱夫妻百事哀，这严重影响了夫妻感情，婚姻已近崩溃。朱湘邀请好友到安徽大学任教，被校方拒绝。不知他是愤而辞职，还是校方解聘，他在安大也无立足之地了。

紧靠微薄的稿酬如何养家糊口，朱湘已经穷困潦倒，可是，他“生无媚骨”，不肯接受嗟来之食。自从他辞职后，被世俗诬为“神经病”。此时，夫妻也闹起了离婚。1933年12月5日，诗人在去南京的渡轮上跳江自杀。他的妻子刘霓君“只好靠缝纫和刺绣来维持生活”。

人物评价：

朱湘死后被鲁迅称之为中国的济慈。罗念生说："英国的济慈是不死的，中国的济慈也是不死的。"

余伟文认为，朱湘自杀“完全是受社会的逼迫”，“正是现代社会不能尊重文人的表现”。

何家槐认为，混乱的社会“使他没有生活下去的勇气，使他不得不用自杀来解决内心的苦闷”。

柳无忌认为，不为写文章，“也许子沅不会这样悲伤的绝命”。

罗皑岚不明白，“朱湘虽不是见面向人问好的交际大家，难道竟无一个朋友？”

谢冰莹断定，朱湘自杀“是为穷”！

梁实秋则认为，“朱先生的脾气似乎太孤高了一点，太怪僻了一点，所以和社会不能调谐”。

三件大事:

朱湘曾经慨叹过人生有三件大事：“朋友、性、文章。”但由于朱湘抑郁、孤傲和乖戾、偏狭的性格，友情和爱情都成了镜中之花。最后留给朱湘短短29年人生历程的，就只有了诗。朱湘对诗的钟情，可以说，已经到了全身心地痴迷而无以复加的地步。早在清华时就忘却了一切。后来，赴美留学，为了诗更是全无顾恋。甚至，连学位也不屑一顾，毅然决然提前回国。朱湘说：“博士学位任何人经过努力都可拿到，但诗非朱湘不能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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