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中国革命在探索中曲折前进

第2节 中国革命在探索中曲折前进

在这一节中，我们有三个问题需要探讨。第一，土地革命战争的发展及其挫折。第二，中国革命的历史性转折。第三，总结历史经验，迎接全国性的抗日战争。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土地革命战争的发展及其挫折。了解这个问题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小问题，就是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设。这个建设包涵了很多方面，我们先看政权建设。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了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选为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实行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广大工农兵群众被吸收到各级苏维埃政府中参加政权管理，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第二方面，就是经济建设方面。在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根据地军民积极进行经济建设，着重发展农业生产，同时发展重工业生产和商业贸易。一个方面是要推动经济的发展，另一个方面是要打破国民党的封锁，因为这个时期国民党对根据地实行了经济封锁。第三是革命根据地的文化教育事业。苏维埃政府注重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提高工农群众的文化水平。我们可以看到在根据地时期呢，不仅仅只注重军事斗争，只注重政治建设，在经济建设、文化建设上也是齐头并进的。在根据地各方面建设取得进展的同时，土地革命开展的过程也遭受了一系列不少的大的挫折，我们来分析一下在当时这样一个时期，在土地革命发生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进行的土地革命在不同时期遇到的一些困难、挫折和问题。大革命失败后，在纠正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内开始滋长一种“左”的急躁情绪。从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之前，“左”倾错误先后三次在党中央的领导机关取得了统治地位。第一次是1927年11月至1928年4月的“左”倾盲动错误，这是当时党的总负责人瞿秋白的领导下所出现的错误，他的基本思想就是认为革命形势在不断高涨，由此盲目“创造总暴动的局面”，反而使革命遭受了很大的损失。第二次是1930年6月至9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地认为中国革命乃至世界革命进入高潮，盲目要求举行全国暴动和集中红军力量攻打武汉等中心城市。当时提出要会师武汉，立马长江，现在来看也是非常盲目、非常冒险的行为，给革命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第三次是1931年1月至1935年1月以陈绍禹（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这一次的错误在党内影响的时间最长，错误的理论也更为系统。它的错误主要表现在：第一，在革命性质和统一战线问题上，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将反帝反封建与反资产阶级并列；第二，在革命道路问题上，继续坚持以城市为中心。第三，在土地革命问题上，提出打击富农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这样一种做法。当然还包括在军事上实行了冒险主义，退却阶段中的逃跑主义等等，在党的内部斗争上实行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这件事情上，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是影响持续时间最长，理论最为系统的一次。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其理论形态比前两次“左”，倾错误更加完备。1930年秋，王明根据共和国际的有关文件写成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初名《两条路线》）一书集中体现了其错误思想。

这是在中国共产党内相继出现的三次左倾错误，那我们就要思考一下，为什么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中期，中国共产党内为什么连续出现左倾错误呢？分析来看可以这样认为，之所以接连的出现这样一些左的错误，至少和这样几个因素是联系在一起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准备不足，理论素养不高，实践经验也很缺乏。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原因，比如说，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内部事物的错误干预和瞎指挥，没有真正的把握和了解中国的情况，把一般的理论套用在中国身上。第三个就是八七会议以后党内一直存在着的浓厚的“左”倾情绪始终没有得到认真的清理，一直觉得积极一点或者冒进一点会好一些，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在这之前，不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全面的、正确的结合起来。“左”倾错误连续的发展最终使第五次根据地的反围剿归于失败。1933年9月蒋介石发动了第五次“围剿”，1934年10月，兴国、宁都、石城等相继失陷。中共领导人博古等决定突围转移。21日，中央红军连同后方机关共8.6万多人，从福建长汀、宁化和江西瑞金等地出发，向红二、六军团所在地的湘西进军，开始长征。

第二个问题，中国革命的历史性转折。红军长征之后，8.6万人突破了国民党的封锁，开始向湘西一带，就是红二兵团所在地挺进。但是在长征的初期，由于当时的领导人博古、李德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尤其是在渡过湘江的时候遭受了重大的损失，当时渡过湘江以后只剩下3万人。这一次的损失让红军的战士、也让红军的领导人开始反思，对博古、李德的军事指导能力、贯彻的路线提出了怀疑和思考，包括原来一度支持过左倾思想的张闻天、王稼祥这时也对博古、李德产生了怀疑，转而支持毛泽东的政权主张，最后在毛泽东的建议下，红军转变了长征的方向，转向敌人相对较弱的贵州挺进，在取得了贵州北部的重镇遵义的胜利之后，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1935年的3月15日，这次会议是党的历史上十分著名、也十分重要的一次会议。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遵义会议。遵义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在军事上批判了博古、李德的单纯防御路线，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作战基本原则；在组织问题上，改组了党和红军的领导，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会后不久，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并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全权负责红军的军事行动。遵义会议在党的历史上具有决定性的、具有重要的地位和重要的意义。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从而在极其危机的情况下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工农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表明:作为一个严肃的、对人民负责任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正视自己的错误，并注意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习并汲取教训的。

第二个问题，红军长征的胜利。在解决了组织问题之后，在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之后，在毛泽东的领导和指挥之下，红军进行了非常灵活机动的长征路线，比如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翻越夹金山，在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斗争史上留下了非常杰出的、非常光辉的一个篇章。1935年6月的时候，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重重封锁在四川懋功与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会师。但是随后由于张国焘出现了分裂主义倾向，中共中央排除了张国焘分裂主义的干扰，于1935年10月抵达陕北吴起镇，与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1936年10月，在甘肃会宁、静宁将台堡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历时两年的战略大转移，红军长征宣告胜利结束。红军长征在党的历史上，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长征是在纠正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和反对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在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正确领导下取得胜利的。它充分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精神。这种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和她所领导的红军发展壮大的巨大精神力量，并给全国人民以巨大的影响。毛泽东曾经说过：红军是宣言书，红军是宣传队，红军是播种机。后来还谈到，经过长征虽然我们仅剩了三万人，之前我们有过三十万人，但是我们所剩下的三万人都是精华，他们的战斗力可能比三十万人的战斗力更强大。红军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革命的历史上是一部具有革命英雄主义的史诗般的一个进程，也留下了宝贵的长征精神，长征精神对我们今天时代的发展依然具有重要的、积极的作用。那么什么是长征精神，我们又能从长征精神中汲取到什么样的认识呢？可以这样认为，长征精神涵盖了以下这些方面。所谓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的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长征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长征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长征精神也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长征精神就是紧紧依靠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正是依靠了这些精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才最终取得了长征的胜利，我们很难想象，没有内在的精神作为依托，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之下人民能够取得长征的胜利。西方有位著名的记者埃德加斯诺他率先最早在他的著作中《西行漫记》里面记述了红军的长征，这也是第一位比较完整系统的描述红军的长征并且让西方人了解长征的这样一个著作，他也是毛泽东的朋友，后来和毛泽东有多次的接触和交往。这是第二个方面。

第三个方面，我们来看一下总结历史经验，迎接全国性的抗日战争。其实通过刚才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整个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发展的过程中，从党的领导人到各个层次党的领导都秉持了一个信念：要继续推动中国革命的发展、要继续反对国名党政权的统治、要继续推动土地革命，在这些问题上的认识是一致的，但是即便认识是一致的，党的领导人在如何实现这些目标的方面却犯过一些错误，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左倾错误。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错误呢，如何来认识这些错误呢，毛泽东较早地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思考，并且思考如何来纠正这些错误，所以我们看到为了纠正错误，必须端正思想路线，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毛泽东在这个时候又开始了一系列的理论创造，避免错误的再现，也为了总结经验，迎接全国性的抗日战争。1935年，毛泽东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阐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批判了党内的关门主义和对于革命的急性病，系统地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的问题。36年12月，毛泽东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并在陕北的红军大学作演讲。1937年夏，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讲授《实践论》和《矛盾论》，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科学地阐明了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线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共中央所进行的理论工作，对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思想路线进行了拨乱反正，从思想上、理论上武装了中国共产党人，使他们满怀信心地去迎接即将到来的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这些就是这章的全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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