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对生活真实的感悟与理解

《活着》：对生活真实的感悟与理解

何源

内容提要：余华的小说《活着》被看作是其创作生涯的分水岭，从冷漠的叙事风格到简洁的人物讲述，从惨烈的死亡意象到乐观的生活态度，我们深刻感受到余华自身对生活本身的理解正在渐渐成熟，而伴随之发展的，也正是将其精神内涵带入文本后的启迪性真实。

关键词：死亡 真实 活着

在八十年代的文学浪潮中，余华是一位具有独特才能的作家，他不仅引领着中国文学走向先锋和新轨，更作出把中国文学带向世界的殊荣贡献。品读完他的一些作品，我们不禁深刻感觉到他对生活、对世界的感悟和理解正在渐渐成熟，这从《活着》开始就有了明显的转变与超越。

一、死亡真实：从象征荒诞的描写走向简单平铺的述说

读过余华早期小说的人大概都会有一种相同的感受：作品里到处都是死亡与暴力，恶心、血腥的生活让人感到窒息。我们通常会认为，一个作家所写出的东西里，至少有一部分是他在生活中保留于脑海里面的记忆——这对于儿童时代有着医院生活经历的余华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好的说明与解释。相对于当今孩子童年期所能感受到的优越环境，成长在“文革”时期的余华常常会看到死亡与血腥的场面，由此而构成的世界图像慢慢形成、沉潜在个人的意识中，并成为他创作过程中主要的精神内涵。

无论是其成名作《十八岁出门远行》还是之后的《一九八六年》，作品都把人性中最为丑恶、暴力、阴暗的一面毫无掩饰地表现出来：人要经受折磨痛苦地死亡，亦或遭受阴谋残忍地被抛弃……读这样的作品，可能我们时常会发问：难道生命的形式都是这样残忍吗？生活里除了死亡和不幸就没有明亮的光点吗？在八十年代的所有先锋性作品中，这种混乱的、破败的生命格调已成为先锋作家们的写作主流，“颠覆传统”也似乎成为他们“先锋性”的专属表达方式。不难说明的是，余华通过西方现代主义式的荒诞技巧变形，除了是对“温和”传统的叫嚣和对抗，还是对死亡这一事实的象征性意义描写。

我们大概已经察觉到，余华不仅喜欢描写死亡的意象，更喜欢反复勾勒人在死亡时的细节和状态。作品中人物的命运，似乎是根据一连串诡异的死亡连结而成，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死法，故事到最后竟不会有一个生存者。虽然当时作者觉得对于“就像潮水一样涌过了腰际”“她不禁微微一笑”这样的死亡只是他所认为的“现实一种”，但这样的“现实”却很容易让人产生幻想与猜疑：故事中的死亡不是真实的，是作家的主观臆断。按照余华本人的说法，真实只是作家本身所感受到的真实，与旁人无关。也许文本中所细心描写的事实，只是跟他精神层面所能意识到的事实相关——儿童时代关于死亡呈现的意象，经过大脑各种机能的“压缩”和“移置”，就成为记忆里面最真实的东西，投射到纸面上，当然可能就是文本的真实、语言的真实。但不容忽略的是，余华并不是只顾形式不顾全内容的反传统主义者，纵然死亡的形式是荒诞的、扭曲的、可怕到无人敢去回想的，却也不是单纯地通过艺术形式上的新奇而达到为苦难的历史而悲鸣发泻的目的，“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泻”，我觉得大量的死亡意象并不能掩饰其没有说清的象征意义。也即是说，荒诞的形式、象征的意义组成了作品中的死亡事实：象征意义的内容通过荒诞变化的形式体现出来，二者互为表里。大多数人耽于其出奇制胜的形式花样，不能思考文本的真实内涵也就不难理解了。究其象征的意义，在这里我并不想作过多的阐释，死亡也许象征着痛苦，也许象征着绝望，它大抵是与个人在成长的经历中所遭受的精神创伤有关，与历史、与社会各种复杂关系的重大转折有关……种种的精神印象和心理暗示，都有可能化作串串的语言符号，只不过余华运用了比较重叠变幻的模式结构，消解了其真正想讲述的事实内涵。

而到了《活着》的文本阅读，我们就会很明显地发现余华小说想要表达的内容意义。

我们会惊讶于作品文学形式的显著变化——如果不是事先选择了作者，就大概不会相信其出自余华之手的可能性。整个文本都是在娓娓而谈的过程中产生的，叙述人的语言简洁而质朴，主人公福贵在回忆中述说死亡，述说苦难，却没有呼天抢地、活不下去的残酷情景，这始终会让人产生谅解、同情的心灵共鸣。通过简单的平铺直叙，我们不禁相信伴随主人公命运而来的种种灾难和痛苦都是真实的：文本中并没有向我们展示多大的故事背景，却在人物讲述的同时让我们自觉地意识到土地革命、三年困难、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特殊历史语境的出现。没有了抽象荒诞的象征形式，没有了虚幻想象的死亡场景，却更容易让人体会到在艰难情况下人是如何地“活着”，如何地死去。

人的死亡就是从“活着”的人口中向我们直接转述的，它根本就是一部沉重的生命史，当我们听了这样的故事，还会觉得它荒诞虚假吗？当然，有许多人会觉得主人公福贵最后只孤身一人活了下来，这反倒显得其亲人的连续死去有些安排不当。我想，这也许跟余华多年的写作经验不无关系：“死亡”本身就是其作品中不曾抛弃的词汇，以这为中心构造文本的整体本来就使他习之以常；而且恰如上面笔者所分析观之——“死亡”意象构成了作者的精神内涵，它是一种象征，或许我们只有通过“死亡”才能更好地理解作品想要表达的意义。另外，在那些并不辉煌的历史背景下，产生此样的人生悲剧也并非不可能，倘若对我们上一辈进行家族史料调查，我相信会有许多事实告诉我们那些故事有多少真实的可能。

对于生活在中国社会底层的人们来说，“生存与幸存就是一枚分币的两面”。或许是对生活有了更加平常的理解，也或许是要追求更加高尚的人生，余华用自己的行动在告诉我们他对生命态度的深刻转变。我深深相信那些“死亡的真实”是为了告诉我们面对苦难应该怎样去“活着”，以及如何在“活着”的时候更好地感悟那些“活着的真实”。

二、活着的真实：回归到生活本身

与德国哲学家埃德蒙·胡塞尔“回到事物本身！”的口号不同，余华在《活着》这部小说里并未试图阐明现象学的一些原理，现象学将“先验的”存在的东西归定为事物的本质，似乎一切都靠意识的指向才能具备意义。“诉诸的‘事物本身’都包含着彻头彻尾的非理性主义。”如果说有哪些相同的地方，也只有当初余华用非理性主义的眼光写下的一些象征性意象，倒也蛮接近那时欧洲严重意识危机下所产生的精神慌乱。源于和现实的紧张关系，西方不断产生着哲人去寻找救世之道；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关系，余华选择文学代替哲学来处理自身和现实的矛盾，寻找生活中最原本的真理。

在过去的作品中，我们似乎感到余华是一个无法用感情和理智去建构文本的作家，呈现在作品中的仅仅是他的无情、他的冷漠。我想人在少年时期，也许不会懂得如何看待生活：无视理性地疯狂、喊叫，也许就是生活的曾教给他的。从《活着》开始，他似乎从那种“人类无法忍受太多的真实”的状态中渐渐平静下来，在稳重、平和的态度中向人们展示生命的高尚。也许是因为作者本人也意识到用荒诞表现的死亡现实有些虚幻，或多或少的想象至少也让自身变得“孤独”。“……我决定写下一篇这样的小说，就是这篇《活着》，写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对世界乐观的态度。写作过程让我明白，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我感到自己写下了高尚的作品。”对于困难和不幸，他不再用变形的艺术技巧去夸张表现，而是用简单而强烈的笔触讲述有关生活的意志；只是单纯去忍受、体验那些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也即是为“活着”而活着。小说中的福贵虽然承载着送走一个又一个亲人的苦难，但是在其平实的讲述中我们却感觉他最终是满足的、不抱怨的。“活着本身”就是一个充满重压的词汇，然而“负担越重，我们的生命越贴近大地，它就越真切实在。”也正因为“活着本身”，我们看到中国人这几十年是如何熬过来的，重压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活着就并不是绝望。

有许多学者认为，余华在《活着》这部作品中大抵透露了对待苦难的办法是逆来顺受，放弃内心的挣扎和折磨，用道家的逍遥来消解现实的痛苦。我觉得这种观点太过偏激，是没有划分好文本现实与真实现实的一种悖论。老子曰，“柔弱者，生之徒。”“强大处下，柔弱处上。”不争、无为、忍让，并不是我们所误解的消极避世：在当时战争连绵，纷扰忙乱的年代，老子只是用一种无私的感悟希望人们不要逞强，可以顺其自然、合乎规律地发展，虚怀若谷，达到崇高之境。这与余华所提倡的不受“活着本身”之外的事物所影响大体有异曲同工之处：生活是属于每个人的感受，不属于任何别人的看法。他所追求的，也只不过是在自然的遭遇中感悟生活、理解生活、体会生活，绝对不是那些偏激学者在脱离历史语境后所认为的逃避和消解。也正因为这样，文本中的福贵才在苦难的忍耐后有了幸福的结局：他管老牛叫“福贵”，还为了让“福贵”好好活着每日做着善意的谎言，结尾唱着旧日的歌谣……多么乐观的生活状态，在余华想要告诉人们艰难历史的同时，这一使命性的主题无疑更清晰地露出水面。

也许我们还能略略感到余华在这部作品里先锋性的余音，比如重复死亡信息的讲述；而且其所谓的接近真实，也并不具备现实主义小说应有的一些特点，比如没有创造出“典型”等等。不过这些都是无可厚非的部分，就像我们并不希望在浪漫主义作品中得到一些有关社会学方面的科普知识一样，我们对于小说中有关生活真谛的重视应该是超越了其它的。

我很庆幸在如今的年代能看到余华这样一部意味深长的作品，因为很多时候虚荣的外衣会让我们无法回归到生活本身，就像路遥《人生》里面的高加林：脱离了正常的人生轨道自然就会失败，甚至失去所有。可以说，通过这次的转型，余华终能把目光投向民间，把历史和现实紧密地连结起来，由此实现了传统人文精神的回归，这不仅是其个人的成熟，还是当代中国先锋作家在文学人生道路上的成熟，相信这也是中国文学走向本土化的光辉里程。当然，有关《活着》的意象问题，文章结构等问题，此篇论文中笔者都没有细致地讨论分析，这将成为以后的研究课题而进行探索。

参考文献

本文来源：https://www.2haoxitong.net/k/doc/cbeab4f74693daef5ef73d4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