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沈从文的《边城》正文

发布时间：2020-10-21 17:24:24 来源：文档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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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论从文的《边城》

提纲：一、边城里的湘西世界

1、景色之美

2、人性之美

3、风情之美

4、社会关系的和谐

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颇有影响的作家之一。写于1934年的中篇小说《边城》是一部充溢着浓浓湘西乡土味、乡土情的佳作。作者以清丽的笔触，描写了撑渡船的老人与他的女翠翠相依为命的纯朴生活，以及翠翠与船总的两个儿子的爱情悲剧。

大学教授钱理群等人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指出，“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包含有对人的生活形态有别于现代文明的那种健全、协调、化外境界的重新发现。描述了湘西人被排除在正统的历史之外，几千年过着原始的生活。”从文创造了美丽的愁人的湘西世界，和在这个世界里展现的自然的、健康的人生形式。

二、现实的湘西

1、现实的湘西

参见凌宇《从文传》

2、从文的经历

参见《从文自传》及《从文传》及相关回忆录

三、两个“湘西世界”对比后《边城》的追求

1、《边城》中人性（可参见从文相关文论及有关论文）

“我只想造一座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

2、从文的审视角度（参见《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及相关论文）

自我认识——“乡下人”

从文一再宣称自己是“乡下人”，其实是具有“乡下人”眼光的都市知识分子，他在审视着中国社会的“常”与“变”，对中国文化在新思潮下的冲突进行着批判。

四、从文审视的意义

1、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思想背景

（容参见《文化哲学》）

2、文艺界的反映

（可参见“京派”和乡土文学相关容）

3、从文《边城》湘西世界的文化意义

正文：

《边城》里的湘西世界

《边城》开篇便将读者引领到湘西的一片旖旎风光中。边城依山傍水，远离尘嚣，和平安详，如世外之境。白塔下的老人、女孩和黄狗居住在一条小溪边，“溪流如弓背……清澈透明……”。这座小小的山城，鸟语花香，青山翠竹；古朴的吊脚楼，耸立的小白塔，一脉清流相伴随……花自开来水自流，自然的生命季节循环不息。在从文那里，河流和山川是有灵性的，从文对景色的描写，不仅仅是为了营造一种宁静和谐单纯的自然风光，更是为了叙事做铺垫，试想，在这样美好的景色之中，生活在其中的人又有什么理由不似这里的山水般清澈单纯呢？可以说，对水的设置和刻意点缀正是从文为理想之中的王国建设的一个独特的环境，在从文心中，水的存在有着无尽的可能，首先，因为有水，湘西人才有了生命之泉，生计之母，湘西人可以不为生存而忧虑，为生计而相互倾轧（我们注意到，从文几乎很少写饥饿），进而能保证人性的纯洁优美；另一方面，水的存在为湘西人独特的心理特征提供了基础，水能隔绝外来文化的侵袭，造成相对的平衡稳定的文化状态，但水又不是完全隔绝的，通过人，湘西人依然能接触到外面的世界，而这种接触，明显是带有选择性的。据此，从文认为，湘西是多民族文化的会合点，各种生活方式可以在这里互相融合，而又互相排斥，而且还在按照从文表达的方式进行。对从文来说，湘西不但活生生地再现中国的伟大历史，还再现了历史以前的，为历史作基础的更大的原始力量，这股力量将再度推动历史前进。可以肯定的说，河水的存在是一堵天然的文化围墙，这种围墙的世界不仅为从文提供了富于浪漫色彩的背景，也为从文揭示湘西外精神的差异提供了可资比照的参照物。

作者以对景物的描写来表达人的感情之美，并将人的精神注入自然景物中，以达到人物一体的境界。环境描写不但向读者展现了湘西质朴的民风和恬静的生活，唱响了“人性美”的赞歌，更重要的是它充当了人物生活的背景，为故事情节的发展和人物活动的展开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如梦似幻的景物刻画更使小说洋溢着种种神秘色彩和烂漫气息，构成了一种独特的艺术意境。

翠翠与傩送这对深深爱着对方的年轻人既没有山盟海誓的豪言壮语，也没有离经叛道的骇世之举，更没有充满铜臭味的裙带交易，有的只是原始乡村孕育下的超乎自然的朴素纯情，有的只是“遵从古礼”的淳厚人性，有的只是含蕴的的传统美德。作者着重表现了他们行为的高尚和灵魂的美。在作者的笔下，翠翠是个天真无邪的山区女孩，她聪明、美丽、乖巧、纯朴、善良。傩送是个童稚无欺的乡下小伙，他勇敢、英俊、豪爽、热情、勤劳。在这人杰地灵的偏僻之地，两颗年青的心靠拢了，他们按照自己的标准同时选择了对方。一切显得那么自然，而在这自然之中却显示了“人性”在这块尚不开化的山村的永久魅力。作者正是通过这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反映了人性美。

老船夫是作者在小说中尽力刻画的另一个人物。在作者的笔下，他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杰出代表。他善良、勤劳、朴实、憨厚、忠于职守、克尽本分。“五十年来不知把船来去渡了若干人”，“年纪虽大，但天不许他休息，他仿佛便不能够同这一分生活离开”。他生活虽然清贫，但却从不贪心；乐善好施，却从不索取，“凡事求个心安理得”。终生为别人服务，却不图别人的一丝报答。对于自己的女儿和外女，他疼爱有加，把自己的整个身心都给了她们。他也无意中为女的婚事设置了一些障碍，导致了一系列的误会，最终酿成了傩送与翠翠的爱情悲剧。他带着万般的无奈和无限的愧疚悄悄地离开了人世。老船夫慈祥、敦厚、善良、凡事但求心安理得的良好品德仿佛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化身；他对女儿、外女无私的爱仿佛就是我们炎黄子祖祖辈辈、生生息息得以繁衍的血缘纽带。从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那原始而又古老纯朴的人性之美。小说正是通过老船夫这个典型人物的描述展现亲子之爱的人性美。《边城》中的人性美还表现在邻里之间的互爱中。船总顺顺便是这一类的总代表。他“大方洒脱”“欢喜交朋结友，慷慨又能济人之急”。对“因船只失事破产的船家，过路退伍兵士、游学文人墨客”，“凡到了这个地方闻名求助的，莫不尽力帮助”。在他的身上少了都市人的自私和狭隘，少了商人聚敛钱财的贪婪与世故，少了奸侫小人的阴险奸诈；多了一副两里人的宽阔豪爽的胸怀，多了一颗仗义疏财的仁义之心，多了一种乡民的光明磊落和正道直行的品德。正是这种美德影响着乡邻，从而在这块不显山不露水的偏僻小地保留了一份大都市里想都不曾想到的民俗淳风，而且这种“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的淳朴民情在这古老的上哺育着一代又一代，演义着一个又一个传奇式的田园牧歌故事。面对着风雨中丧亲失业、无依无靠的翠翠，他尽释前嫌，忙前忙后。就连城中马兵也赶来帮忙，并重新担负起了老船夫的重任，照看那失去了一切的孤雏——翠翠。这就是湘西的风土人情，这就是茶峒人的善良。这份浓浓的人情、这份厚厚的美德足可令城市中那些自以为知书达礼、寡心静欲者为之汗颜。在这里没有什么地位的尊卑之别，有的只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在这里没有勾心斗角、强取豪夺，有的只是心与心的交换、血与血的对流。从以上三个方面的述，我们可看见作者那“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的“希腊小庙”中所供奉的“人性”之美。

《边城》里不仅具有动人的爱情故事，还有五光十色、绚丽多姿的湘西民俗风情描绘，在这里，有湘西人过端午节划龙舟的热闹场面，他们把绘有朱红线条的龙船划得来去如飞，个个生龙活虎；也有男青年求婚时在姑娘面前唱山歌的习俗，尤其描写了这个深受古楚文化浸润之地把节日娱乐和意识融为一体的民俗传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我国现代小说的表现容。
从文对他的故乡有着深切的了解和浓烈的感情。十四岁独立生活以后，他在沅水流域漂流闯荡，当过土著军队中的司书，警察所的办事员，的校对……。正由于这种颇富传奇色彩的经历，使他对下层社会及民众有着透彻的了解和认识，对故乡的山光水色、风俗人情更是体会殊深、呼之欲出，这些都使得他进一步认识了湘区民俗的特殊性。如果我们仔细阅读他的作品便不难发现，他不止一次地称自己是“乡巴佬”，正是这种“乡巴佬”的执著，使湘西沅水的神韵融化在他的血液中，形成了他特有的性格及爱憎和哀乐方式；正是这种“乡巴佬”的纯情，才使他写出了充满民俗味的作品来。世界上的任何民俗都是同人民的生活紧紧相关的，所以作品反映人民生活的小说，也都不可避免地反映出一定程度的民俗色彩，这一点对小说是至关重要的，诚如法国著名文艺批评家丹纳所说“作品的生命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风俗”。从文在艺术实践中深知这一点，因而他自觉地把民俗的艺术处理作为自己湘西题材小说的丰润土壤。
湘西，西南闭锁、边远的一隅，是“充满原始神秘的恐怖，交织着野蛮与优美”的地方，这里一直被历代统治者称为“中国的盲肠”。它既是历代统治者文治武功的结果，又是保留楚文化的区域。历史总是在一种二律背反的悲剧中艰难前行，惶惑不安的苗蛮民族不惜以血的代价在一个封闭、落后的边陲极地里创造着，生存着，为楚文化留下了现存的空间。苍老的苗民们过着苍老的生活，沅水流域便是他们活动、演练的舞台，他们不是用文字在记载着楚文化的历史，而是用民俗加人情在延续着楚文化。这些都为楚文化余绪哺育大的从文提供了大量的有血有肉的楚文化的原始因子，他拥抱自己的土地，自己的民族，自己的村落与山野。从文的湘西题材小说，不仅给我们披露了湘西的落后的陋俗恶风，而且同时他又用那深情、婉转的笔调给我们摹绘了湘西的民俗美。美不是空灵的抽象物，它是具体而生动的，民俗当然亦如此。民俗就其性质来说是属于意识形态的，但这浓烈的民俗意识往往都是凝聚在一定的物质形式上，无论是在吃、住、行的物质生活中，还是在婚丧嫁娶、岁时节令、以及人生礼仪等事象中，民俗美的本质都存在于具体感人的审美对象之中，当人们把这些民俗事象作为审美观照时，人们便会感到这些民俗事象的民俗美。

从文小说中的民俗特色，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湘西下层人民的悲苦与期望，这些民俗的描写与渲染，并非作家为了显示自己的才学而作的“文字游戏”，而是作家的情思所致，是与作品的整体有机结合的，它是一种气氛、一种氛围浸润中的环境，人物便在这种已经情绪化了的环境中活动、生息、创造、哀怨、抗争。从文的作品之所以能飞跃国界，为世界人民所喜爱，正是由于它具有相当浓郁的地方和民族特色。正是因为这些民俗特色，大大增加了他的小说的风采和艺术魅力。

在从文的作品中，我们了解了那样一个湘西，现实是这样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地处省西北部，是省的“西北门户”，与、、三省市接壤，素为“湘、鄂、渝、黔咽喉”之地。少数民族占70%,以土家族和苗族最多。湘西物华天宝，资源十分丰富。湘西西部与云贵高原相连，北部与鄂西山地交颈，东南以雪峰山为屏障，武陵山脉蜿蜒于境。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平均海拨800-1200米。是一个人美景美风情美的地方。最有特色的有苗族、土家族的服饰；苗家赶秋节；土家姑娘的哭嫁艺术等。苗族的服饰富贵、华丽，饰品很多，这些服饰，近年来只有在小孩和妇女盛装或大喜之时才能看到，一般已不常见。苗家的赶秋节是苗族民间在秋收前或立秋前举行的娱乐、互市、男女青年交往与庆祝丰收即将到来等为容的大型民间节日活动。土家人的哭嫁艺术更是独具特色。土家姑娘在接到男方通报结婚的日子前十天半月，就不再出门做活。先是在吊脚楼闺房架一方桌，置茶十碗，邀亲邻儿女依次围坐，哭起嫁歌来。哭有规矩：母女哭，姑侄哭，姊妹哭，舅甥哭，姑嫂哭，骂媒人……哭三五天，有长达十天半月的。主要容有回忆母女情，诉说分别苦，感养育思，托兄嫂照护年迈双亲，教女为人处世等。从氏的作品中反映出的正是这样一个定式：艺术来自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真实的从文：从文（1902～1988），现代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学者。原名岳焕，笔名小兵、懋琳、休芸芸等。凤凰人，苗族。1923年到自学并学习写作。1924年后开始发表作品，并与胡也频合编《京报副刊》和《民众文艺》周刊。1928年到与胡也频、丁玲编辑《红黑》、《人间》杂志。翌年任教于中国公学。1930年起在大学、大学任教。1934年起编辑北平和的《大公报》副刊《文艺》。抗日战争爆发后，到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抗战胜利后，任大学教授，编辑《大公报》、《益世报》等文学副刊。从文先生一生出版了7O余种作品集，被人称为多产作家。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蜜柑》、《雨后及其他》、《神巫之爱》、《旅店及其他》、《石子船》、《虎雏》、《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如蕤集》、《八骏图》，中篇小说《一个母亲》、《边城》，长篇小说《旧梦》、《长河》，散文集《记胡也频》、《记丁玲》、《从文自传》、《湘行散记》、《湘西》等。还有论文集《沫沫集》、《废邮存底》、《看云集》，批评专集《现代中国作家评论选》，以及多种从文的选集和多卷本《从文文集》等。他的小说取材广泛，描写了从乡村到城市各色人物的生活，其中以反映湘西下层人民生活的作品最具特色。《边城》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表现自然、民风和人性的美，提供了富于诗情画意的乡村风俗画幅，充满牧歌情调和地方色彩，形成别具一格的抒情乡土小说。他的创作表现手法不拘一格，文体不拘常例，故事不拘常格，尝试各种体式和结构进行创作，成为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文体作家”。在文学态度上，从文先生一直坚持自由主义立场，坚持文学要超越政治和商业的影响。1948年从文先生受到了左翼文化界猛烈批判。1949年，从文先生放弃了文学创作，被安排到中国历史博物馆，担任了一名历史博物馆的讲解员。从文先生的下半生从事文物、工艺美术图案及物质文化史的研究工作。1978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研究员，致力于中国古代服饰及其他史学领域的研究。先后发表了《唐宋铜镜》、《龙凤艺术》、《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学术著作，于1980年应邀赴美国讲学，并进入诺贝尔文学奖的终审。1988年去世。

这很有意思，他在写了《边城》，在写了《丈夫》，这显然是和他在、的不同体验有关的。他在感受到的文明危机，使他加深了家乡的同样被现代文明吞噬的危机感。同时，他面对这种他所拒绝的都市文化，他提出了他的文化理想，一个是不是需要重新恢复、重新唤起他家乡所谓的苗族文化所代表的乡土文化所拥有的生命活力，面对着都市文化的糜烂，是不是需要唤起他家乡的包括少数民族的那种比较原始、雄强的生命活力来做一个补充，所以这一时期也就是在的时期，他用理想化的眼光，用理想化的笔触创作了《龙朱》、《媚金》、《豹子和那羊》、《七个野人和最后的迎新节》、《雨后》。在这些小说里面，就和《边城》的那种宁静、肃穆、和谐不同，在这样的乡土小说里面充满了无忌的野性，一种圆满健全的生命力，这是被糜烂的都市文化所激起的乡土想象，而且乡土想象是被他圣洁化的，被他理想化的。他想用这种平凡的、简朴的、单纯的生活方式来对抗这种畸形的都市文化，他觉得这种存在于自然状态中的一种生命形态极有可能抑制现代都市的弊病。因此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作为乡下人的自傲和尊严。

有人说，有了从文，便有了湘西，从文的文字是湘西的千里沅水，清流蜿蜒，从容地流向外面的世界。是的，在现代文学史上，从文确实是—个特殊的文化现象，从文的主要文学贡献是用小说与散文建造起他特异的“湘西世界”，他一生创作了大量反映湘西边陲小镇自然和人生形式的边城小说，与沉落的都市世界相对照，希求用和谐自然的湘西社会作为未来理想社会的参照，实现其重塑民族经典的伟大梦想。从文以他那特有的重直觉、重感悟的独特思维方式构筑起—个理想的乡土世界，成为独特的“这—个”。而湘西之外的人们在临“水”自照的时候，便会觉得自己很丑陋，很赢弱。文学形象中的“湘西”于是有了名声。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包含有对人的生活形态中有别于现代文明的那种健康、协调、化外的境界的重新发现，同时大量地渗入作家的情感、情绪，把自己童年的记忆长久地带进笔下的记述，从而有意地增强了叙事作品的抒情倾向。在这个“湘西世界”中，作者保留了那个世界的自在性和自足性，生动复现了楚地的民俗、民风，写出了极具地域特色的乡土风貌，展现了丰富多彩的底层人民的生活图景。从文以京沪文人的眼光．在反刍湘西这片化外之地时，品出了人性的力度、强度、原始的纯朴，直截了当的生命喷发，百折不回的追索。从文的湘西系列，以乡村生命形式的美丽，以及与它的对照物城市生命形式批判性结构的合成，提出了他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本于自然、回归自然的哲学。“湘西”代表了健康、完善的人性，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他把—个无比纯朴的、自由的、满溢了生命力的王国表现在世人面前，他成为湘西人民情绪的表达者。他对故乡的农民、兵士、终生漂泊的水手船工、吊脚楼的下等娼妓以及童养媳、小店伙等等，都一律怀有不可言说的同情和关注，这里自然有血有泪．但更多的是追求琐屑生活的企望的破灭，是人格的习以为常的遭受践踏。从文没有什么政治意识．他只是用看似清淡的笔墨，点触令人心灵颤抖的故事，他的目标仅仅关注那些历经磨难而又能倔强的生存下去的底层人物。从文的《边城》．显示了一个身处都市的孤独的“乡下人”独立的趣味和固执的追求。地处桃花源的边城是从文用笔圈出的世外人境，宁静、和谐．而又隐伏着一丝忧愁，《边城》氛围是朦胧的。在这个地方，从文虚拟了一桩有始无终的湘西爱情，在其中有着《关睢》、《蒹葭》的韵致，有期待、有回避、有生、有死，有溯回从之的追寻，又有道阻且长的伤感.. 《边城》中所描绘的湘西不单单是个地域概念，更是一个文化概念，湘西作为楚文化所泽被的文化继承体，在精神实质上和楚文化一脉相传。楚文化相对于中原文化而言带上更多的神秘色彩，本身具有重巫、祀，对各种图腾的崇拜的传统．从文作为—个地道的湘西人，从小耳濡目染，这强大的童年记忆和特殊血质又使从文在神性信仰上生有先天的接受优势。从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从文的思想和个性的特征就是崇尚生命，崇尚人性，崇尚神性，具有了原始的特征，从文的这个思想特征和作品得到源与流的统一，这一点在《边城》就很明显地反映出来。从文以及作品与湘西这地域并不是简略相连，而是一种更高层次上或者说本质上的沟通，这种沟通，靠的是神性。在从文美学观点中，在从文的美学观念里，除了“人性”，还有“神性”的观念。他认为—个人过于爱有生一切时，一定是因为在一切有生中发现了“美”，也就是发现了“神” ，他认为，“美”即或由上帝造物之手所产生，它就是可以显出那种圣境的“神”．他的思想是“爱”、“神”、“美”三者—体的，“神性”就是“爱”与“美”的结合，这是一种具有泛神论色彩的美学观念。他的“湘西世界”有着特殊的审美价值，能够让人了解另一种“人生形式”，从而获得“生命的明悟”。　　因此从文认为的神性就是最高的人性，而神性又带上了色彩，包含了那种来自原初生命形式的礼赞．对美没有修饰的膜拜。如果没有这种特质作为从文和其作品《边城》的精神支撑，从文和湘西、苗民、沅江的关系就没有了水与乳交融，《边城》的美学价值亦失去了它的特性和永恒性．就没有了灵魂。在这个世界里，从文正面提取了未被现代文明浸润扭曲的人生形式，这种人生形式表现的极致，便是对“神性”的赞美。(如《月下小景》从现代文明之前的历史中寻绎理想的人生形式，而所赞的爱和美都上升到人性的极致。)在《边城》里，美丽天真的翠翠、她的殉情的双亲、侠骨柔肠的外祖父、豪爽慷慨的顺顺，都具有作家所向往的“人性”美。在那几乎与世隔绝的角落古风犹存，人们身上更多一些淳朴，作家也对它作了美化，用以表现对“人性”美的向往与追求。但同时，从文把《边城》看成是一座供奉着人性的“希腊小庙”，而翠翠便是这种自然人性的化身，是从文的理想人物。在这些理想人物的身上，闪耀着一种神性之光，既体现着人性中庄严、健康、美丽、虔诚的一面，也反映了从文身上的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式的情怀。从文认为小说包含两个部分，一种是社会现象：二是梦的现象。他认为写小说必须把“现实”和“梦”两种成分相混合。“湘西世界”就是从文理想人生的缩影，是他现实与梦幻的交织。这梦幻难免与现实持有距离，但作者的目的似乎是从人性道德的视角，去透视—个民族可能的生存状态及未来走向。从文是具有现代意识的作家，他在思索“湘西世界”“常态”的一面的同时，也在反思变动的一面。他一方面试图在文本中挽留湘西的神话，另一方面在作品中已经预见到“湘西世界”的无法挽回的历史命运。在暴风雨之夜猝然倒掉又重修的白塔，象征着—个原始而古老的湘西的终结和对重造湘西未来的渴望。雷电交加的夜里，老船夫和白塔象征性的倒下，后来马兵同翠翠住下，使翠翠仿佛失去了—个祖父，却新得了一个伯父，白塔也重新矗立于碧溪蛆上，象征着再生与重建。前者象征着世俗观念势力的短暂浮长，后者象征着楚地文化精神永恒的力量。塔作为古代极富神性意义的建筑，包容的文化涵和涵在作品中充分体现出来。在《边城》中，从文创造出了闪耀着神性之光的理想人物，既体现着人性中庄严、缝康、美丽、虔诚的一面．同时也反映了从文身上的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式的情怀：对于《边城》之后的《长河》，从文的创作初衷更加明确，要把这个民族为历史所带走向—个不可知的命运中前进时，一些小人物在变动中的忧患来作朴素的叙述，以及在20年来的战中，首当其冲的农民的性格灵魂在巨大的压力下．失去了原来的质朴、勤俭、和平、正直的型以后，会成了—个什么新的样子。由于现代文明已经渗透进边远偏僻的湘西，作家感到昔日宁静和谐的生活环境与淳朴善良的民风将难以维系。他所能做到的不过是在文学作品中构筑一座供奉人性的小庙而已。从文作为“京派”的—个代表作家，以其所创作的《边城》向人们展示了他独特的艺术风格．那就是：自然、清灵和隽永。从淡淡的笔墨中透露出对故乡山水人事的深深眷念，突出山水的丽质和人性的淳朴本色，是《边城》的最大艺术特色。同时，《边城》寄托了作者对理想社会所应具有品质和特性的向往，在当时文坛主题取向上独树一帜，他无意去寻求解决汉民族或者中国的出路问题，但在客观上，提供了一种充满生命力的民族古朴的生存发展模式，从而起到了指示和引导的作用．在这个层面上，从文的神性信仰的不自觉，对时代．社会的意义仍然是重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