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邓要参加“放炮仗”
1986年6月24日，《解放军报》在头版头条刊出通讯《“两弹”元勋———邓稼先》，一个像宝石一样在矿脉里埋藏多年的名字发出了巨大的光芒。邓稼先1950年从美国回国，与钱三强、彭桓武、王淦昌一起，参加中国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创建工作。他当时才27岁，被专家们称为“娃娃博士”。
1958年初春，一位负责人把邓稼先叫到核工业部部长办公室说：“小邓，我们要放个‘大炮仗’，这是国家绝密的事情，想请你参加，你看怎么样？”
邓稼先立刻明白这是要他参加原子弹的研制。这天晚上，他一夜未眠。他告诉妻子：“以后家里的事情我就不能管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情，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
从此，邓稼先的名字和身影都消失了，他走进了筹建中的核武器研究设计院。其实，对于原子弹，当时的邓稼先也只是个学生，成天宝贝般地捧着那本钱三强从国外带回来的俄文版的、全国独此一本《超音速与冲击波》看。
后来，苏联专家撤走了，中国人决定自己搞原子弹。邓稼先，这个昨天的苏式原子弹仿制者，今天被历史选定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在国外严密技术封锁的情况下，他们要用数学手段模拟原子弹的爆炸。他们敲打着陈旧的电动计算机，为苏联专家随口说出的一个不准确的数据，他带领十几个年轻人三班倒，用4台手摇计算机日夜连轴转，算了9次，耗时几个月。最后又请理论物理学家周光召等人从物理概念出发进行估计，结果证明邓稼先他们的计算是正确的。
邓稼先与杨振宁是儿时好友。带上诺贝尔奖光环的杨振宁回国探友，老朋友却不能告诉他自己在哪里工作，在干什么。临走，杨振宁问老朋友：“我在美国听说，中国的原子弹是由一位美国的物理学家参加搞的？”
邓稼先惊愕极了，他向上级汇报了这件事。周总理指示说：如实告诉杨先生。当杨振宁在上海市为他举行的宴会上，收到邓稼先的加密急件，看到邓熟悉的笔迹写着“全部是由中国人自己研制的”的时候，他起身独自去了洗手间。
邓稼先的妻子是许德珩的女儿。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著名物理学家严济慈（钱三强的老师）来好友许德珩家串门，说起了原子弹。
许老悄声问：“是谁有这么大本事，把原子弹搞了出来？”
严老笑个不停：“嘿！去问问你的女婿吧！”
“我女婿？”许老惊愕不已：“邓稼先？”
五四时期一首歌曲广泛流传。杨振宁认为此曲是邓稼先的写照：“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双手撑天空，长江大河亚洲之东，峨峨昆仑，古今多少奇丈夫，碎首黄尘燕然勒功，至今热血犹殷红。”
导弹坠毁了
1962年3月21日，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枚中近程导弹“东风”二号点火升空，人们的欢呼声刚刚出口，却见导弹摇晃起来，在69秒时、离发射台680米处坠毁。
此刻，导弹发动机的总设计师任新民的心也像那枚坠毁的“东风”二号一样，碎了。没有导弹做运载工具，光有原子弹，就像西方国家讽刺的“有弹无枪”呀。
既然是试验，就有失败的可能嘛。聂荣臻元帅的话既是安慰，更是鼓励。
17项大型地面试验和全弹试验，对发动机进行长达130秒的试车，1964年6月29日，修改设计后的中近程导弹发射成功。
无数次试验，失败，成功，成功，失败……青春无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当时，金属物理学家、核武器研制的试验部主任陈能宽的当家工具就是那把壶了。为给爆轰试验提供炸药部件，陈能宽带领一帮年轻人，在长城脚下做第一发爆轰试验。他们利用一台普通锅炉，再向部队借来几只熔药桶，自己动手浇铸工件。用马粪纸做炸药药模，焊接了一把双层结构的铝壶，外层通蒸汽，里面熔化炸药，用手工搅拌。胶布、胶带和万能胶，则被誉为了爆轰试验的“三大法宝”，“真正的白手起家呀！”
吴燕生的好觉
与过去相比，今天的航天人有了更为丰富的工作和生活空间，然而用生命进行的科研攻关的本色不变。
套用老百姓的话说，航天“少帅”吴燕生属于天塌下来都能睡得着的那种人。
1989年，刚到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工作的吴燕生碰上一件大事。中国“长征”火箭首次进入国际商业卫星发射市场：“长征”三号火箭即将发射“亚洲”一号卫星。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颗用“长征”火箭发射的外国制造的卫星。
馅饼不是天下掉下来的。卫星的制造者休斯公司要求卫星必须在起旋后脱离火箭。可问题是，休斯的卫星在诞生之初就面临一个先天毛病：卫星在星箭分离后不能自动起旋。
吴燕生和几位同事承担这一合同的重要部分——卫星姿态的研究。这个重任在肩的毛头小伙子好像没事人一般：足球照踢，乒乓球照打，有时还会在电脑上玩会儿游戏，玩到高兴时一个人还会偷着乐。不过，心里有数的吴燕生每天都在办公室忙到很晚。一个多月后，吴燕生和同事拿出了一份完美的设计方案。
此后，崭露头角的吴燕生相继主持完成了“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可靠性设计、逃逸系统设计和型号总体设计方案。
“神舟”五号发射成功后，曾有人问吴燕生搞“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设计时压力大不大。“没感到太大的压力。”他笑着说。另一个版本的答案则是：接受这个任务后，吴燕生几乎每天晚上都在办公室，上了近两年的“晚自习”。他的成绩是不仅对被称做火箭“细胞”的数万个零部件了如指掌，而且对火箭研制的每一项工艺、每一道计算程序都了然在胸。
古代的文人说了，功夫在诗外。2021年10月14日晚上，已经担任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院长的吴燕生早早入睡，一夜无梦。
第二天上午9时整，“神舟”五号在“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的托举下发射升空。当飞船成功送入预定轨道后，吴燕生情不自禁地紧紧握住了身边一位老同志的手。这时，他才发现，自己的掌心满是汗水。
不远处，一座座的墓碑
在发射“神舟”一号到“神舟”五号的这4年时间里，“0”号指挥员一直是郭保新。这位首席指挥员还有一个身份：心理治疗师。其实他的治疗很简单：如果哪位同事想不开，郭保新就把他轰到发射中心的烈士陵园去走几圈，琢磨琢磨。
郭保新的解释是：面对这些长眠在地下的战友，还有什么事想不通？有什么心结打不开？我们活着，就得做到最好！
到烈士陵园去静思也是郭保新最好的减压方式。
“神舟”五号发射前，巨大的压力如山般袭来，郭保新只能靠安眠药才能入睡。为了给自己减压，10月14日，郭保新又悄悄地来到烈士陵园。
他静静站在聂荣臻元帅的墓前。大漠夜空，点点繁星在远处闪耀。
立正！敬礼！郭保新以军人的方式向共和国航天事业奠基人宣誓，也是向自己宣誓：我一定沉着冷静！我一定会完成任务！
戚发轫的签名
几年前，中国航天代表团访问俄罗斯。在著名的拜科努尔发射场，戚发轫亲眼目睹了“联盟”号飞船发射的全过程。其中的一个“镜头”更是刻骨铭心：万里无云的蓝天下火箭傲然矗立，整装待发，3名身着白色宇航服的航天员，昂首阔步地出现在公众的视线里。在他们即将进入“联盟”号飞船之时，飞船的总设计师健步走上前来，当着3位航天员的面，在发射任务书上郑重地签下自己的名字。
在与航天员们一一握手告别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没有把握我不会送你们上天的。
戚发轫期待着这一天，自己也可以作出同样庄重的承诺。
为了这个实现这个承诺，戚发轫近乎苛刻地要求自己，要求同事。
在1999年11月发射试验飞船之前，有人提出：火箭升空到一定高度工作结束，该与飞船分离的时候，万一分不开咋办？于是，工程总体就要求飞船上再增加一项能让航天员手控发送分离指令的功能以防万一。由于牵涉的问题比较多，一些人带着抱怨情绪议论纷纷。戚发轫宣布：
只要是为保成功，保航天员安全，一个字：干！
结果为了这一个干字，几年来，戚发轫和他的同事们为增加飞船的可靠性与安全性绞尽脑汁，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半点不敢懈怠。
2021年10月15日上午，中国首次载人飞行的辉煌时刻即将到来，杨利伟健步走向飞船。
满头华发的老科学家迎上去，当着航天员的面，在发射任务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戚发轫。
没有协同，就没有一切
“两弹一星”的研制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不是一个研究院能包得下来的。除了以核工业、航天工业部门和中国科学院为主以外，先后有26个部委和20个省、市、自治区，包括1000多家工厂、科研机构、大专院校的精兵强将参加会战，为原子弹的制造和试验研制出十万多种专用仪器、设备和原材料。例如，“两弹一星”所需的大型机械设备是机械部制造的，一些特殊的材料包括金属的和非金属的，是由冶金部、化工部和纺织部提供的，而一些重要元器件是电子部、邮电部制造的。仅中国科学院就有20多个研究所承担了核弹研制的科研协作公关项目。
第一颗卫星发射时，动用了全国60％的通信线路，仅守卫通信线路的群众就达60万人。在以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为中心，遍及全国的卫星测控网上，每一根电线杆下都站着一个值勤的民兵。这样浩大的工程，没有团结协作，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中国科学院原党组书记、原副院长张劲夫说，没有协作，没有各科研机构的技术配合，单独搞原子弹是不行的。中国科学院在1958年8月1日研制出了中国第一台计算机，虽然是“最低级、最原始的”，一秒钟才运算几十次，但是总算“有了”。1959年9月，第二台计算机出炉，运算速度达到每秒一万次，当时就起了很大的作用。没有这样无私又齐心的配合，核武器研究所当时那么大的计算量，“几年也算不出来”。
载人航天工程作为中国航天史上规模宏大的系统工程，更是离不开协作和奉献。科技攻关是这样，其他相关领域的合作也是这样。
为了“神舟”五号载人飞船成功，尽管14名航天员中仅可选出1人率先升空，每个人都为升空刻苦训练。5年来，航天员平均每人只休过一次假。
被选入首飞梯队的聂海胜在飞船标准调整后，体重超过1．5公斤。他抓紧进行大运动量的减重锻炼，最终成功地将体重保持在标准之内。
当杨利伟被最终确定为首位宇航员时，队友们除了衷心的祝贺外，更是想尽一切办法，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经验贡献出来，力保首飞万无一失。
“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发射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政工部部长王春河在戈壁大漠深处写了一首题为《神箭神人》的七绝诗。诗中有云：执掌神箭人亦神，大声大气咤乾坤。陶来深处塔架高，睹君挥手唤风云。（注：陶来，蒙语胡杨）
“神舟”五号火箭系统总指挥黄春平回忆说，当时很多地面人员含着眼泪送杨利伟登上了飞船，又用同样的泪水迎接他的胜利归来。
有一些人是不能忘记的
1999年9月18日，祖国为“两弹一星”的功臣们颁发勋章，人们在祝贺这些功勋的时候，有一些人是不能忘记的。
1964年，在姜圣阶和张沛霖等专家的指导下，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张同星等人解决了核部件铸造中消除气孔的问题。
当年5月1日，青年车工原公浦加工出第一枚原子弹的高浓铀核心部件。各协作单位在两年里，研制出1000多台套核试验控制、测试、取样的仪器设备。为了掌握这项技术，他在半年的苦练中瘦了15公斤。
在加工某型核武器的关键部件时，50多岁的主操作手戈听卿患了肾炎，他坚决拔掉输液的针头，来到机床旁，咬牙加工出了所需的3个部件。刚下机床，老戈就又被送进了医院。
一次试验，现场的测试车后轴震断了，如果不及时把车开出去，采样的放射性物质衰减，所需数据就会丢失，将严重影响试验测试的结果。而放射性剂量对人体有害，核试验后的剂量又相当大。
关键时刻，有18位勇士站了出来，将测试车及时抢出，保住了数据。
上个世纪90年代初，现任国家航天局局长栾恩杰带队乘坐运载火箭的专列前往西昌。当时火车在重庆的一个车站短暂停留，栾恩杰记得很清楚，承担保护任务的当地派出所所长走上前来，与大家简单聊了几句。
火车开走不到半个小时，噩耗传来：那个所长牺牲了。因为一个人看出这列火车与众不同，企图制造事端。还没来得及行动，这个人掏出手枪进行射击，所长和所长夫人同时牺牲。
没有人统计过，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的成功，到底有多少有名的、无名的人们在默默奉献。因为没有人数得清楚。
哪里是金钱能够衡量的
回想当年，一面是新中国初升的太阳，一面是海外优越的科研、生活条件，不知多少海外赤子冲破重重阻力毅然归国，他们中间的许多专家后来成了“两弹一星”事业的奠基者和带头人。
物理学家赵忠尧归国途中被驻日美军关进监狱，在祖国人民和世界科学家的声援下才恢复自由。他用在国外省吃俭用攒下的钱，购买了一批科研器材，为中国原子能研究组装了第一台质子静电加速器。
作为“第一个在英国获得教授职称的中国人”，物理学家彭桓武被问到为什么要回来时说：“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要理由！”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院士决定以探亲的名义回国，却被无理拘禁，失去人身自由长达5年之久……
如今，同样的诱惑摆到现代航天人的面前。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所在地航天桥，离中国的“硅谷”———北京中关村不过数公里，但科技人员的薪水却相差好几倍。37岁的飞船系统总体主任设计师张智曾多次拒绝高薪聘请，他说：“看到中华民族的飞天梦在我们手中一天天变为现实，这样的自豪与喜悦哪里是金钱能够衡量的！”
相对于研制“两弹一星”的艰难困苦，或许，今天航天人的奉献更在于舍弃：舍弃繁华多元的现代生活方式而甘于寂寞，舍弃功成名就的机会而选择成为伟业工程中一颗小小螺丝钉。
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很多人已白发苍苍，很多人甚至听不见成功的掌声，不能亲手捧起胸前的勋章，然而他们将最耀眼和灿烂的青春献给了祖国，他们无怨无悔。
昔日青春梦想，终于成了光荣，光荣又孕育着新的青春梦想。我国已经宣布，实施探月计划，建立太空站，进而飞往火星……我们的飞天之梦，将在一代代人的传递接力中，飞翔得更高、更远。（连载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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