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国两制”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邓小平同志“一国两制”构想的政治地理基矗五项原则基本内容是
“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１９５３
年１２月至１９５４年４月，中国政府代表团和印度政府代表团就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
系问题在北京谈判。这五项原则是谈判开始时周恩来总理同印度代表团的谈话中提出的，后
正式写入双方达成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１９５
４年６月周恩来总理和印度尼赫鲁总理的联合声明以及此后的许多国际性文件都采用了“和
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法。“五项原则”的初衷是处理国际间关系的准则，后在世界上得到
广泛的承认和使用。邓小平同志在１９８４年１０月３１日，会见缅旬总统吴山友时指出：
“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现在进一步考虑，和平共处
的原则用之于解决一个国家内部的某些问题，恐怕也是一个好办法。根据中国自己的实践，
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这也是和平共处。”可见，“一
国两制”构想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在解决国家统一方面对马克思
主义国家学说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二、“一国两制”构想的政治地理的时代特色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邓小平同志精辟地分析了当前国际间的新形势，从实际
出发，提出稳定世界局势的新办法。他指出：“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
路。我多年来有个想法，用什么方法来解决这种问题，不用战争手段，用和平方式。”“好多
国际争端解决不好会成为爆发点。我说是不是有些地方可以采犬一国两制’的办法，有的地
方还可以用‘共同开发’的办法。”邓小平同志这种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对抗性政治地理
矛盾的设想，无疑是符合绝大多数国家的共同利益的。目前，香港即将结束历时长达１５０
年的由英国殖民者统治的局面，澳门也将于１９９９年结束由葡萄牙的统治而归还我国，只
有台湾省仍与祖国大陆处于分离状态。这些事实表明我国的主权尚未完全统一，它不符合整
个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另一方面，港、澳、台的现有制度是资本主义制度，已长达几十年
甚至百余年，它们的经济都比较发达，并在国际上有一定的影响。另外，港、澳、台问题属
于新形势下完成国家统一的具体问题。
目前，各国都致力于发展经济和科技，以提高各自的综合国力，提高各自在国际上的地位。
只有和平统一，社会安定，民族团结，才会有经济的迅速发展。才会有综合国力的提高，面
对迄今唯一存在的台湾问题，邓小平一再表示，除非迫不得已，我国不会采取非和平方式去
谋求解决，因为那样会导致国家动荡，影响社会发展，不符合海峡两岸人民的根本利益。正
是有鉴于此，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一国两制”构想，先圆满地解决了港、澳问题，
继而台湾问题也将按此构想求得解决。“一国两制”构想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三、“一国两制”构想的政治地理内容
“一国两制”构想的政治地理内容是：①“一国两制”的前提是“一国”，即中华人民共和
国。这就是说，“一国两制”构想是为了让港、澳、台和平统一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唯一
主权下，也必须统一于这一主权下。只有这样，才有“一国两制”的存在，才有实现祖国和
平统一的良好愿望。如果有人试图搞“一中一台”或“一国两府”这与整个中华民族的最高
利益是相悖的，我们是不会答应的。②两种制度长期并存，但两种制度在国家中的地位是不
同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主体，处于主导地位。③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高度自治权
指特别行政区除了国防和外交事务归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
的司法权和终审权，还有在国务院授权下处理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某些涉外事务。中国将在１
９９７年７月１日与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２０日分别对香港和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到时将建立
特别行政区。至于将来台湾回归祖国，成为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之后，按照中央
已经宣布的方针，自治程度将会更高。这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捐弃前嫌，不计较历史恩
怨，而以民族利益，祖国统一大业为重的博大胸怀。
四、“一国两制”构想的政治地理意义
“一国两制”的构想，有利于祖国的和平统一，有利于港、澳、台的稳定与繁荣，有利于促
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它不仅对实现中国的和平统一有重大意义，也为解决国际争端
问题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尤其对当代政治地理学的研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论文摘要] 2O世纪80年代初，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基于对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脉搏的准确把握，从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大局出发，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和平统一祖国的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这一最能代表邓小平理论特色的构思，自形成至今，已经表现出并将继续表现出蓬勃的理论生机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我们迎来了改革开放 30周年。1978年 ，党召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20世纪 80年代初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基于对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脉搏的准确把握，从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大局出发，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和平统一的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这一最能代表邓小平理论特色的构思，自形成至今，已经在实践中充分地展示出它指导人们积极改变中国与世界现状的历史性作用。也可以说，它已经表现出并将继续表现出蓬勃的理论生机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 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的形成与发展
“一国两制”作为邓小平富有创造性的构想本来是针对台湾问题提出的，后因香港和澳门问题的日益临近，因而首先用于香港和澳门的实践。这一理论经历了一个逐步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最终成为一种完整的有理论基础、政策方针和实践经验的科学构想。
(一)酝酿与萌芽阶段
从上世纪 50年代中期到 1980年，以 1979年《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为标志。早在 50年代中期和 60年代初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就已产生了在一个国家可以实行两种制度的初步设想，提出的“和平解放”、“爱国一家”、“一纲四目”等设想，是“一国两制”构想的先导和必要的理论准备。1979年 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公开宣布了台湾与祖国大陆实现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这些决策为解决台湾问题开辟了新的前景。
(二)形成与完善阶段
从1981年到 1982年，以叶剑英“九条方针”为标志。1981年 9月底 ，叶剑英代表中国政府提出的“九条方针”标志着 “一国两制”构想的具体化。1982年 1月 ，邓小平接见海外学者李耀基时，对“九条方针”进行了具体的解释，这是邓小平第一次明确使用“一国两制”的概念。
(三)系统化与实践阶段
从 1982年底开始 ，以邓小平“六条构想”为标志。1982年 12月 ，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其中第一款第三十一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设立特别行政区，这一规定为“一国两制”的实施提供了必要的法律依据。1983年 6月，邓小平在“九条方针”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设想，即邓小平“六条构想”。邓小平在后来发表的一系列谈话中明确地对“一国两制”构想进行了更全面的阐述，使之进一步系统化和理论化。其科学含义可以简单概括为：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香港 、澳门、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 ，它们作为特别行政区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长期不变，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至此，“一国两制”构想由理论开始初步走向实践。1997年 7月 1日，以******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实现了香港的顺利交接、平稳过渡和成功落实“一国两制”方针政策。1999年 l2月 20日，又实现了澳门的顺利回归。我们有理由相信，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目标已指日可待。
二、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的现实意义
邓小平“一国两制”科学构想为实现祖国统一开辟了一条全新的战略思路，不仅继承了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关于祖国统一的原则性设想，而且在许多方面富有特色。同时，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就其现实意义进行阐述与分析。 ，
第一，“一国两制”构想开辟了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新的历史进程。“一国两制”构想体现了照顾历史和现实可能的灵活性，也是早 日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大计。实践已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一国两制”确实是解决祖国统一问题的好办法，它顺应历史潮流 ，有功于民族，有益于人民。
第二，“一国两制”有利于大陆和港、澳、台经济的稳定和发展。海峡两岸三地经贸往来的不断发展，不仅使各方经济获得共同发展 ，也提升了各方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 ，这势必增强中华民族的综合国力 ，进而提高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政治地位。海峡两岸三地共赢的经济利益已经将两岸三地紧密联为一体，必将成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促进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经济基础。祖国统一后，便于充分发挥各 自的优势，取长补短 ，互利互惠，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加快我国繁荣富强的进程。
第三，“一国两制”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途径和范例。一国两制构想是为解决中国统一问题而提出来的，但它同时也为维护世界和平提供了新思路。当今世界存在着不少的国际争端，如战争、动乱、分裂问题、领土之争、宗教仇恨，等等。而国际争端存在的原因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有经济的，也有政治的；有文化的，也有意识形态的。总之，有争端，就得想方设法解决它。如何解决，在新的时代要有新的办法。邓小平指出：“世界上的许多争端用类似这样的办法解决，我认为是可取的。否则始终顶着，僵持下去，总会爆发冲突，甚至武力冲突。” “世界上一系列争端都面临着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还是用非和平方式来解决的问题。总得找出个办法来，新问题就得用新办法来解决。香港问题的成功解决，这个事例可能为国际上许多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有益的线索”。实践也已证明，“一国两制”构想已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和好评，被认为是解决当今世界难题的一个最佳方法。“一国两制”已经产生了超出中国范围的世界性影响，对世界和平与稳定更是有着深远的意义。
第四，“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也为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成功的范例和经验。香港、澳门问题的圆满解决，充分证明了“一国两制”构想的高度科学性和现实可行性，这一切对早日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具有深远的影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确立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对台方针，并根据这个方针和台湾问题的具体情况，提出了对台工作的一系列政策和主张，表现出了坚定的原则性与高度的灵活性。20多年来，在“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的推动下，经过两岸人民的持续努力，海峡两岸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事实：港澳问题与台湾问题形成的原因不同、性质不同，谈判对象、解决问题的条件以及是否承诺不使用武力方面都有所不同。所以说，台湾问题较之港澳问题更加复杂，要解决台湾问题较之解决港澳问题则更加具有长期性与艰巨性。它包括台湾问题涉及到的本地内部因素、国际因素更加复杂，涉及到的历史因素、现实因素更加复杂，涉及到的文化心态因素、现实政治经济因素更加复杂。而这种复杂性则必然决定了解决台湾问题，实现两岸统一的艰巨性与长期性。要解决诸多的复杂问题，决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各方面创造实现两岸统一的政治经济条件。台湾社会和中国大陆社会长期处于相互隔绝的状态，彼此在社会制度、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上，具有重大的差别，彼此在“统一理念”和“国家宪政理念”上也存在较大的距离感。而消除或减小这种差别与距离，则需要强有力的成功实践和政策指导作保障，需要两岸同胞思想感情的不断沟通、理解和相互信任。值得两岸同胞欣慰的是，随着港澳回归的示范作用和两岸交流的不断加强，使台湾同胞逐步对“一国两制”产生了全新的认识，消除疑虑，使两岸统一的步伐不断得到加快。
“合则对国家有利，分则必伤民族元气。”翻国家的和平统一，民族的团结复兴，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败之地的根本保证。早日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殷切希望和神圣使命。不管前进的道路如何艰难曲折，历史的主潮流是不可阻挡的。我们坚信，海峡两岸在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旗帜下，必将再度携手共进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促进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我们也有理由相信，通过全中国人民的不懈努力，两岸人民大团结、民族经济文化大繁荣的局面终将会出现，祖国的完全统一也一定能够实现。
总之，邓小平“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兼顾各方面的实际利益 ，因而是各方都可接受的，合情合理的，切实可行的方案。它是邓小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地解决当代重大问题的一个成功范例。邓小平“一国两制”政策方针的有效实施和成功实践，不仅有利于实现祖国统一民族振兴，而且还有利于维护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我们完全可以预期，按照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最终解决台湾问题 ，完成统一祖国的伟业，必将给“现存世界”带来更大的革命性变化，也会为维护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我们中华民族应有的积极贡献。我们也可以预期，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还会有
论邓小平“一国两制”思想及其理论贡献
发表日期：11-05-10, 07:55 AM 出处： 作者：潘叔明 阅读：3
论邓小平“一国两制”思想及其理论贡献
□潘叔明
摘要：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致力于祖国统一的伟大事业。邓小平尊重历史、尊重现实，为祖国统一提出“一国两制”伟大构想，推进了祖国统一大业，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平共处原则的创造性运用，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创造性发展。
关键词：邓小平；“一国两制”；祖国统一
中图分类号：Ａ８４９．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８４０２ ２００４ ０７－０１０６－０６
作者简介：潘叔明（１９３８－），男，福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１９９６年获省优秀专家称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出口退税机制改革对福建经济发展的影响与对策
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致力于祖国统一的伟大事业，１９８２年初邓小平概括出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科学构想 １ 进一步推进了祖国统一的历史进程，并做出了重大的理论贡献。
一、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致力于祖国统一大业
中国国家主权丧失和领土破碎，是中国近代社会逐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深渊的结果。这主要发生在从１８４０年至１９４９年１１０年的历史中。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基本恢复，是中国共产党完全自觉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社会主义时代的结果。但还有历史遗留问题，如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的继续存在。我们在对社会主义建设做艰苦探索的历程中，也包含着对解决这些历史遗留问题的不懈努力。
新中国成立首先结束了一百多年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同封建统治者勾结起来奴役中国人民的历史，结束了内外战争频仍、国家四分五裂的历史，彻底铲除了一切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政治和军事的基础。如果说抗日民族解放运动，赶走了日本帝国主义，使祖国统一事业胜利渡过救亡图存的阶段，那么，人民民主解放运动，则拒一切帝国主义势力于国门之外，为祖国统一事业奠定了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的全面基础。新中国完全以其独立自主雄姿屹立于世界的东方。进入了在国家建设的同时逐步实现国家完全统一的新的历史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头３０年，不但和平解放了西藏，而且在美苏争霸的冷战时代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历史经验，决定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同时，希望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中一并解决历史遗留的台湾、香港和澳门问题，以实现祖国统一。
１９８２年９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提出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三大任务。完全统一祖国大业被提到日程上来。为完成这一任务，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方面把源于民主解放运动时期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发展为由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组成的，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在内的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另一方面，极富创造性地提出了用以解决那些历史遗留问题的源于“一国两制”构想的基本方针。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基本内容是在祖国统一前提下，国家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同时在台湾、香港、澳门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长期不变。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以下主要涵义：
“一国两制”是国家主权统一，其前提是一个中国。国家主权不可分割。“一国两制”的“两制”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可以有两种不同制度长期并存。并存的原则，是“和平共处，共同发展”。“一国两制”要讲两个方面。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里允许一些特殊地区搞资本主义，不是搞一段时间，而是搞几十年、成百年，另一方面也要确定国家的主体是社会主义。实行“一国两制”长期不变从根本上说，中国的发展趋势和前途在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前途系于祖国统一。“一国两制”构想是用和平方式而不是用战争方式来实现祖国统一。但不能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即便使用武力实现统一，统一后仍需实行“一国两制”，以维护和平与统一的局面。
“一国两制”的构想在第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关条款中得到法律上反映，在第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得到阐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中，以全国性法律形式规定下来，成为国家和平统一的基本方针和基本政策。
二、“一国两制”伟大构想推进了祖国统一大业
“一国两制”原初是针对台湾问题的，而进入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随着香港“新界”租期日渐到限，中英双方都把解决香港问题提到日程上来。香港问题是以中英谈判和平解决的。英方首相撒切尔夫人认为成功的奥秘就是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构想。因为香港问题的解决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基础上进行的。而中国政府的对港十二条方针政策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是按“一国两制”构想形成和制定的，它保证了香港的顺利回归以及中国政府在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时如何管辖香港与保持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是对港基本方针政策的法律化。它在经济；居民权利和义务；教育、科学、文化、体育、宗教、劳工和社会服务；对外事务等方面以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式体现“一国两制”构想，其中有关高度自治的权力，在许多方面都超过了联邦制国家各邦（州）所享有的权力。香港基本法焦点集中在中央和特别行政区关系、特别行政区政治体制和基本法解释权问题上。基本法确定所有中央和特别行政区的职权划分以及特别行政区所享有高度自治权利都是建立在一个中国的主权基础上。特别行政区对国家所负有的责任和义务也是建立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基础上。规定特别行政区要为国家安全自行立法。
原有香港政治体制是殖民统治的政制，不可能照搬，基本法为香港特别行政区设计的政制模式所应遵循的一般原则是：要符合联合声明的精神和“一国两制”的原则，既要维护国家的统一，又要体现高度自治；要有利于保持香港的稳定与繁荣，有助于香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同时兼顾社会各阶层利益；既不能照搬国内，也不能照搬外国，要从香港的实际情况出发，保持香港原有体制的一些优点，并逐步发展适合于香港情况的民主制度。
在特别行政区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司法机关的关系上，不是“三权分立”，而是指明司法独立，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并存，行政长官代表特别行政区。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修改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这一宪制性法律的各项规定的理解，必须把它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地位、基本法规定的原则和其他各项规定结合起来，才能准确理解和把握基本法的具体条文含义。所以释权有其客观必要性。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制定工作历经４年零８个月，其中有两次共一年多的时间在全国征询意见，计有一百多次修改。起草工作历时如此之久，征询范围如此之广，使得“一国两制”构想展开得更充分更深入，更加深入人心。包括英国政府也认为：“基本法是一个重要里程碑，为香港的未来地位奠定了基础”，“这是一部值得推荐的法律”。事实表明，后来无论是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筹备工作中、香港政权的交接与平稳过渡中，还是在香港回归祖国后的长期繁荣和稳定中，甚至最近在对香港政制发展的理解中，香港基本法都成功地体现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并起到了重要的政治和法律的保证作用，有力地推进了祖国统一大业。
香港回归的直接进程，由１９９３年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委会开始，筹委会重申中国对香港政策是以“一国两制”为基础，它主要包括：一是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同时设立特别行政区，直辖中央人民政府，这是解决香港的法律地位问题；二是中央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高度自治，由香港人自己管理，同时还提出了港人治港的爱国者标准，这是解决管理权由谁来掌权的问题；三是香港的原有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法律基本不变，这是解决香港的基本制度和政策问题；四是保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自由港的地位。这也是从香港的实际需要出发的，为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所必需。筹委会在完成各项筹备工作后，香港于１９９７年７月１日回归祖国，成为“一国两制”伟大构想成功实现的典范。
澳门问题也是按“一国两制”构想，参照香港经验，通过形成对澳十二条基本政策，制定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来解决的。成立于１９９８年的特别行政区筹备会在完成筹委会各项筹备工作后，澳门于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２０日回归祖国。标志着祖国完全统一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香港、澳门回归祖国，表明“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有强大生命力，它对继续解决台湾问题，至少有如下重要启示和借鉴作用：一、寻找各都能接受的方式。唯一的办法就是和平谈判，谈判之前或谈判之中，如有分歧，可在官方和民间展开咨询、协商和沟通或在谈判代表间进行协商和沟通来解决。二、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愿望。港、澳同胞有这强烈要求，台湾是数度被占领、被殖民、被宰割的，台湾同胞当家作主愿望更为强烈。要探索适合台湾实际的“一国两制”实现形式，保证台湾被宰割、被殖民的历史不会重演；违背台湾同胞意愿的专制政权不会重现。三、“一国两制”长期不变。要有两点战略考虑，一是需要稳定，就是政局稳定、政策稳定；一是共同发展，如果需要让步，就让步于民族的共同利益而获得共赢。四、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在台湾问题上，就是要坚持：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与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中国主权和领土不容分割。
１９９５年１月底，江泽民同志发表《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根据邓小平关于“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思想，就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若干问题，提出了八项重要看法和主张，这些看法和主张必将对祖国的统一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时讲话指出邓小平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伟大构想的创造者，他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解决台湾问题的重要论断和思想，确立了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指导方针。当前台湾局势发生了引人注目的演变，但是无论台湾局势如何演变，我们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意志和决心是决不会改变的，我们将继续坚持“一国两制”，继续以最大的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伟大构想已经推进了祖国统一大业，也终将为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做出其历史性的贡献。
三、“一国两制”构想的重大理论贡献
“一国两制”构想的重大理论贡献，主要表现在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对和平共处原则的创造性运用；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创造性发展。
（一）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运用
邓小平直接地把“一国两制”构想“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邓小平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道路，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归结为毛泽东提出的实事求是，并认为实事求是乃马克思主义精髓。当邓小平把实事求是运用于祖国统一大业而形成“一国两制”构想时，其理论贡献在于：
１、把实事求是具体化为尊重历史、尊重现实。
尊重历史、尊重现实，就是坚持国家主权原则。因为民族主权国家历史并没有结束，国际法主体主要的仍然是主权国家。国际关系中的主要关系仍然是外交关系，外交关系是以主权国家的相互承认为基础与前提的。民族主权国家的存在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一个基本事实。主权是民族国家发展的最重要资源，因为这是我们保存、获取和使用其他资源的惟一合法依据。民族主权国家存在是当代世界的普遍事实。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是以中国作为一个民族主权国家的存在、发展为全部历史承载的。邓小平反复指出，国家主权和领土必须统一，统一是中国伟大历史传统，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主流，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愿望。所以“一国两制”必须坚持祖国统一、维护国家主权的原则性。
尊重历史、尊重现实，就是包括尊重香港、台湾的历史实际和现行社会制度的实际，但也包含着尊重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包含着尊重祖国大陆的历史实际和现行的社会制度的实际。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就是用什么方式才能解决香港问题，用什么方式才能解决台湾问题。只能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和平方式，一种是非和平方式。而采用和平方式解决香港、澳门、台湾问题，就必须既考虑到各方的实际情况，也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和英国、葡萄牙的实际情况。就是说，我们解决问题的办法要使各方面都能接受。如果用社会主义来统一，就做不到三方面都接受。各方面都能接受的只能是“一国两制”。所以“一国两制”必须采取照顾各方的历史实际和现实的灵活性。其“实事求是”鲜明地体现了在既坚持国家主权原则性又体现了照顾历史实际和现实的灵活性，同时两者达到了高度统一。
２、把实事求是具体化为超越历史恩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的政治抉择。
在解决历史遗留的香港问题、澳门问题和台湾问题时，实际上就面对着来自各方面的历史恩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如果不能超越历史恩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那就不能形成“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
以民族、宗教、领土为动因的历史恩怨所导致的国家之间的对立、对抗乃至流血战争的历史，几达数千年。以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为动因的国家间的历史性对抗，十分明显地表现于２０世纪以来的历史，十分明显地表现于资本丰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对抗，也十分明显地表现于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对抗。自１９世纪中叶以来，不论是在以民族、宗教、领土为动因的对抗和冲突中，还是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为动因的对抗和冲突中，中国都是身受其害、身受其苦的，超越这些对抗和冲突的愿望是十分强烈和自觉的，邓小平正是在批判和抵制两极强权中提出了超越历史恩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的战略抉择。这一抉择，不但为解决各种争端，实现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促进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提供了一种具有重大价值的世界伦理的基本原则。也在处理国家内部的重大政治问题上，为消弭对抗、突破僵局提供了一种政治伦理原则。
（二）对和平共处原则的创造性运用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现代国际法的最基本原则。
１９８４年，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也是一种和平共处。他认为，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现在进一步考虑，和平共处的原则用之于解决一个国家内部的某些问题，恐怕也是一个好办法。其理论思想价值在于：
１、把和平共处国际关系准则转化为一种政策运筹原则。
在政策运筹中把民族利益、国家利益同各方利益融合在一起进行统筹考虑，把各种利益都摆在明处权衡，形成多元一体的利益观，在国际以人类为统一体，以国家利益促进人类利益，在维护人类共同利益中促进各国利益，在国内以民族为统一体，以政治利益促进民族利益，在维护民族共同利益中促进各方政治利益，以此做为整个政策运筹的基础。并成功地把政策运筹转变为寻找新的体制、寻找新的法律秩序。“一国两制”就是在和平共处意义上的一种新的体制，新的法律秩序。
２、把和平共处准则转变为化解矛盾的方法。
过去，我们对关于世界存在的对立统一状态及其发展的矛盾解决方式的传统观点，总是持下述立场：（１）矛盾一方克服另一方，或者说一个吃掉一个；（２）旧矛盾体完全瓦解代之以新矛盾体的出现，或者说同归于尽；（３）对立面融合成一个新事物；等等。而在处理台湾、香港、澳门问题上，如果僵持这些立场，我们就不可能找到好的办法。因为两种制度可以共处一个矛盾体中，但不可能融合成一个新事物，舍此就只能是或者一个吃掉一个、或者同归于尽，但这又是各方都不能接受的。如果我们从实际出发，就可以找到矛盾发展的和解办法，即矛盾体在其发展过程中矛盾双方都得以共存、得以继续发展下去，而取一种和平共处的化解矛盾的办法，即寻求矛盾双方的斗争在不导致矛盾发展到冲突和分裂的情况下而保持其矛盾同一性。矛盾辩证运动是绝对的，对立面斗争是绝对的，指从矛盾是起着运动本原作用上理解对立面斗争性的作用是绝对的。矛盾的同一性是相对的，应合理地理解为对立面的统一是有条件的，不应理解为斗争性比同一性更重要。“和而解”并不是解决矛盾的普遍形式，但又是我们可以争取的合理解决矛盾的方式。邓小平创造性地运用和平共处的一个重要哲学结果，是在世界存在的对立统一和世界发展的矛盾解决中提出了：对立面在“和”中共存、在“和”中发展。这在一定条件下是可能的或会必然出现的。矛盾双方， “和而不同”、“和而解”。这也是世界存在和发展的一种客观格局。“一国两制”就是这种格局。和平共处就具有这样的哲学价值。
（三）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创造性发展
“一国两制”刚刚在香港、澳门开始实施，虽然还未能作为既往历史经验形式来加以论述，也有待以独特的国家组织形态列入国家制度史，但无疑是一个极富创造性的国家理论、国家思想。这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丰富和发展，清晰地表现在国家的法制史方面，即香港基本法的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方面；也卓越地表现在国家政治史方面，即科学处理“一国两制”中的诸多国家问题的复杂关系方面，这些关系包括了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国家主权和治权、国家结构单一和多样；国家阶级属性和社会属性；国家阶级、社会属性和民族属性。
１、香港基本法的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
基本法对香港问题的产生及其历史性的解决做了法律性的总结，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通过基本法，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的制度，保障了国家对香港的基本方针的实施。基本法对中国政府如何实现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香港如何实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制度，都做了系统的全面的法律规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基本法对如何解决国际争端提供了有益线索，具有国际意义。基本法的制定，把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制度化、法律化，为保障香港未来长期稳定和繁荣提供了政治和法律上的保证。国家对香港实施“一国两制”方针长期不变，最重要的是把这一国家的基本方针变成一项国家的全国性法律来加以施行，“一国两制”以法治形式进行，这在国家制度史和现代宪政史上都是没有先例的。所以邓小平说香港基本法是一部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法律。
２、科学处理“一国两制”下国家问题诸多复杂关系。
（１）科学处理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不一致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是国家的自然基础。在通常情况下，国家制度同产生它的社会经济形态相一致，因而也和作为反映并维护一定社会形态或社会结构的各种制度的总和的社会制度相一致。但“一国两制”下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没有这种一致性，所以要正确认识一国两制或多制的历史自然存在和“一国两制”自觉的政治安排之间的原则区别。历史上不仅有不同的国家有着相同的社会形态，也有过一国之内的不同地区存在着不同社会制度。但这往往只反映历史上新旧社会经济形态转变时期出现的两种或多种社会制度并存的状况，或者只是对这种历史状况的自然确认。历史的发展表明对这些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或者诉诸于武力；或在法律的保障上付诸阙如。而“一国两制”旨在自觉地用法律形式来保障国家内部不同地区存在着的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和平共处和合作发展。在确定的国家权力的阶级归属中，保留某些地区的特殊社会经济形态及特殊的阶级关系，因而在作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之外，保留了某些地区的资本主义制度。即以这种特殊的国家构成体制来处理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不一致性。
（２）正确安排国家主权和治权的特殊关系。
国家主权和治权是一个历史范畴，而在历史发展的现阶段，不能不承认国家主权具有对内最高和对外独立的属性。“一国两制”说到底是国家统一，不是制度统一。所以必须坚持主权原则并通过适当的治权安排来解决。
主权原则指“一国”主权的不可分割、不可干涉，国家必须排除任何主权行使障碍。在单一制国家，国家主权属于全体人民，由中央政府代表国家统一行使。
为了体现主权原则，基本法规定了中央人民政府在港行使主权有关内容。实行“两制”，对特别行政区则必须有高度自治权授予以贯彻基本法。这种高度自治权力来源于国家授权，是“治权民予”。由基本法规定有关治权内容。从国家已经通过的两部基本法看，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在许多方面已经超过联邦制国家邦或州所拥有的权力。国家主权体现主要集中在外交和国防的管辖上。此外，特别行政区还享有中央授予的其他权力。随着“一国两制”实践发展，特别行政区可以继续获得它们认为需要的“其他权力”，但须经中央授予。这种治权授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及中央人民政府行使。
因此，在“一国两制”下，国家主权和治权之间，既有宪法的统一，又有基本法这类母法的相对区隔。在法制史上极具理论价值。
（３）灵活处理国家结构形式。
为了体现“一国两制”国家构成体制，在单一制国家结构中容纳了某些联邦制国家结构特点。
社会主义国家的结构形式在国家制度史上，除单一制外，还有联邦制。“一国两制”除了由于民族文化传统和巩固国家统一而继承我国两千多年来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外，还对一些地区的授权实行自治的权力，取得类同或超过复合制国家州政府或加盟邦国的权力，如香港将实行不同于人民代表大会制的资产阶级民主制，拥有立法、司法独立、终审权等自治权，将来台湾甚至还拥有自己的政权和军队。所以不能不在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中容纳复合制国家结构的某些特点。同时由于国家统一后，台湾、香港、澳门将分别施行各自的法律制度，各自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域，所以整个国家将形成一个“一国两制四法”的复合法域的国家，并带来区际法律冲突，但是所有这些法律冲突都是单一制国家内的特殊的区际法律冲突，不允许演变为国际法律冲突。所以在探索解决国家区际法律冲突的途径中，不能不考虑国家结构形式的新特点。因而，所有上述的有关的授权设计和授权实践都将导致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不能不容纳复合制国家结构形式的某些特点，从而创造出一种新的国家结构机制，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
“一国两制”这一特殊的国家构成体制表明，国家结构的表现形式应该是多样的。国家结构的法律设计没有固定的模式，所以，用世界上现存的国家结构的模式套用于“一国两制”的构想是不恰当的。
（４）国家协调职能的重大突破。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一个阶级范畴，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同时也是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的产物。所以国家职能的历史形态，既表现为阶级属性，即它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又表现为社会属性，即它是独立的社会管理的权力，它形成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把阶级的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由国家的社会属性所表现出来的国家职能，表现在“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和基本实践方面：它继续表现为国家的独立的社会管理能力，把阶级关系和阶级矛盾保持在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内。“一国两制”下的一国内部阶级关系并不表现为同一社会形态下的各个阶级之间的关系，即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所描述的那种国家的阶级协调职能所体现的状态，而是表现为两种不同社会形态间的阶级关系。因此，国家协调职能便从协调阶级关系上升到协调社会形态的关系，是国家协调职能的重大突破，也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重大突破。国家的社会属性不限于同一社会形态，而是扩大到不同的社会形态，国家的阶级属性不限于同一社会形态，而是扩大到不同的社会形态。国家权力保证不同社会制度和平共处和合作发展。因而国家职能的新的历史内容和社会属性是在处理当代复杂的政治问题中形成的。它没有那种一定的国家发展阶段所具有的一定国家职能的对应性，而是兼有国家发展许多不同阶段上所具有的那些不同特点。国家职能的历史展延性很大，所以国家职能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所具有不同特点的结合方面显得非常独特。无疑总结这种国家职能的形成和发展，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职能理论。
（５）历史地、现实地对待民族国家。
“一国两制”的多重历史任务是：一、维护历史悠久的民族国家的统一；二、完成近代民族主权国家的转型；三、发展当代民族主权国家。
马克思曾指出民族主权国家的发展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所以工人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必须把自己组织成为“国家”、组织成为“民族”，为民族的独立创造深厚的经济和政治基础，并以此作为消除一切民族压迫的前提条件，这也同样要求加强建设民族主权国家。至于国家消亡问题，是一个长期的历史发展问题。现在没有可能也不必要作具体构想。
中国历史主流是大一统的中华民族国家的朝代相继史，国家的民族属性非常鲜明，民族国家主权非常确定，中国人民对清朝政府割让、租让的领土主权从不放弃。中国作为一个民族主权国家，因而也作为一个国际法主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主权史传，因而不发生国家继承问题，所要解决的是政府继承问题。１９７１年第２５届联合国大会通过２７５８号决议之后，我国政府继承在国际法范围内的完成，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在政府继承中，作为一个统一的民族主权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有权继续拥有中华民国的一切合法的国际权利。同时，由于民族主权国家的政府继承的改变，因而也将排除中华民国承担的某些国际义务。所以“一国两制”将会为完成民族主权统一提供非常合适的解决办法，彻底排除隐性的国家继承问题，并在这一统一的民族国家内部和平地彻底解决政府继承问题。
在当前，发展民族主权国家和研究民族主权国家理论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在于：有利于消除分裂势力和台湾分离意识的影响；杜绝隐性的国家继承问题。我们当然有足够的政治、军事、外交手段来防止国家继承的发生，但在直接动用国家机器之前，必须加强更为经常的法理和政治上的较量和周旋，以国家的民族属性包容更多的社会属性，使我们的对台工作在政治上更为成熟，在政策上更为务实，以更好地沟通台湾各界力量，更好地深入台湾人民的思想世界和感情世界，积极推动两岸关系的不断发展，从历史和现实上认同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主权国家。
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它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指导我们党制定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它是一个比较完备但又需要从各方面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的科学体系。其中“一国两制”构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密切地联系于邓小平理论体系的各个重要方面，为完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供了重要的保证，是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中所必须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它有力地推动了祖国和平统一的进程，同时，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在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中有重要的地位和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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