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儒学

唐代的儒学

作者：邓小军

唐代的儒学，大体可以分为两大流派，一是新儒学，一是经学。

唐代新儒学的性格特征，一是哲学思想品格，继承和创新了先秦原始儒学的人性思想和政治思想，二是政治实践品格，积极参与社会，勇于提出批评。

隋末文中子王通河汾之学，是唐代新儒学的开山。唐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是唐初的魏征，盛唐的杜甫，中唐的韩愈。

王通门人及问学者，参与唐初开国创业及达成贞观之治并作出杰出贡献，文献确实可考者，有薛收、魏征、陈叔达、杜淹等人。其中，薛收在政治、军事上为唐初开国创业和开贞观谏议风气之先，作出杰出贡献。李世民即位后曾说，“薛收若在，朕当以中书令(宰相)处之”(《旧唐书·薛收传》)。陈叔达、杜淹、魏征皆是贞观时期之宰相。魏征对达成贞观之治，作出了决定性贡献。武德九年，太宗君臣举行决定唐朝政治方向的辩论决策，魏征依据由王通所重新发明的先秦儒家人性思想，主张采取儒家民本仁政。唐太宗采取了魏征的主张，实现了经济繁荣、政治开明的贞观之治。太宗说:“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魏征对曰:“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贞观政要·政体》)可见王通所重新发明的先秦儒家君权有限合法性思想，亦成为贞观君臣之共识。魏征的勇于进谏，太宗的从谏如流，成为贞观之治的标志。“悦谏”，“从谏如流”，“直言无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作戒”，这些凝聚着中国传统政治智慧。可以说，贞观之治大体落实了河汾之学重新发明的先秦儒家政治思想。就贞观之治的文化品质而论，唐源流出于河汾，而魏征功不可没。在中国历史上，一种良好的学说，落实到一代良好的政治，河汾之学与贞观之治之关系，是最佳典范。

杜甫是唐代大诗人与大儒。杜甫《送顾八分文学适洪吉州》诗:“邦以民为本，鱼饥费香饵。请哀疮痍深，告诉皇华使。使臣精所择，进德知历试。恻隐诛求情，固应贤愚异。”恻隐之心，对人民疾苦的同情心，乃是仁政的根本。杜甫《过津口》诗:“白鱼困密网，黄鸟喧嘉音。物微限通塞，恻隐仁者心。”恻隐之心，即是仁心。杜甫对孟子恻隐之心为仁的儒家人性思想核心，作出了重新发明。安史之乱以前，杜甫作煌煌巨制《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云:“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圣人筐篚恩，实欲邦国活，臣如忽至理，君岂弃此物”，“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是依据儒家民本、君权有限合法性的思想，批评统治集团残暴腐败、贪得无厌、不顾人民死活，造成贫富悬殊、社会不公正、人民难以生存下去。安史之乱爆发，唐肃宗乘机抢夺皇位，镇压永王璘水军、斥贤、拒谏、直至后来囚死玄宗，同时信任宦官专权，社会日益恶化。杜甫作煌煌巨制《北征》，提出政治批评与政治期望。《北征》云:“虽乏谏诤姿，恐君有遗失。”批评肃宗斥贤拒谏，违背唐朝谏官制度，破坏中书门下制度。《北征》又云:“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凄凉大同殿，寂寞白兽闼。”指出玄宗失去贵妃与君位，为其政治失道付出沉重代价亦即赎罪，为玄宗讲公道话，希望肃宗能够善待玄宗。《北征》最后说:“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希望肃宗能够继承太宗，恢复盛唐伟业。唐诗有了杜甫，才有如泰山之重，如北斗之高。杜甫以实践的品格，体现了正直、独立自由的儒者品格。

韩愈是唐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唐代新儒学兴起的背景，是藩镇实行胡化割据，分裂中国；汉后儒学长期衰微，儒家思想若存若亡；唐室君主带头佞佛，佛教势力过度扩张。新儒学主张复兴儒家思想，以回应藩镇胡化割据、君主带头佞佛、佛教势力喧宾夺主的现实挑战。韩愈《原人》道:“形于上者谓之天，形于下者谓之地，命于其两间者谓之人”，“是故圣人一视而同仁。”这是创造性地以仁贯通天道人性，从而建立起新儒学的本体论哲学。《原人》:“天道乱，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地道乱，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乱，而夷狄禽兽不得其情。”表示天道是万物并行而不悖、并育而不相害，人道是使人类全体乃至自然万物得到共同生存发展，从而给出天人一体同仁的全幅具体意义。《原道》:“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今也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这是批评当君主举异质文化凌驾中国文化之上，是批评君主失去合法性。《原道》提出中国文化传道系统的道统学说，表示道统高于君统，是对儒家君权有限合法性思想的重大发展。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概括了韩愈的儒学成就文学成就及儒者实践品格。

唐代经学的性格，是学术之儒。其主要特征不是参与实践政治，而是埋头学术；不是创造思想，而是近于为知识而知识。孔子的一生，既有参与政治为主的阶段，也有以学术为主的阶段；既有创造思想的方面，也有整理文献的方面。此皆为社会和文化之所需。唐代经学，以孔颖达等人所著《五经正义》为代表作，是汉魏晋南北朝经学传统的集大成。以孔颖达《毛诗正义》为例，《正义》继承了《毛诗序》、《传》、《郑笺》语言训诂、以史证诗、比兴说诗的传统。《燕燕》诗，《诗序》仅云:“燕燕，卫庄姜送归妾也。”《郑笺》用了46个字解释春秋卫国发生的这一本事，《正义》进一步用《左传》隐公三年、四年及《史记·卫世家》等众多史料详加考释，使诗的背景和内容一目了然，是以史证诗。《燕燕》:“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正义》:“燕燕往飞之时，必舒张其尾翼，以兴戴妫将归之时，亦顾视其衣服。既视其衣服，从此而去。是此去之子，往归于国，我庄姜远送至于郊外之野。既至于野，与之诀别，已留而彼去，稍稍更远，瞻望之不复能及，故念之泣涕如雨然也。上二句谓其将行，次二句言已在路，下二句言既决之后。”《正义》继承发展了《毛传》、《郑笺》以比兴说诗，解释贴切细致。读者从而可知，“燕燕于飞，差池其羽”，是描写出燕子起飞時，舒张开双翅双尾，象喻了戴妫被迫大归之际，整理衣服仪容，从而刻画出她临危不惧、从容不迫、维护自己人格尊严的品格。《毛诗正义》既注重以史证诗，又注重比兴艺术，是完善的诗学典范。后世以史证诗的学术发展，源始于《毛诗序》、《传》、《笺》、《疏》。《毛诗正义》的学术价值和地位，至今仍无可取代。

儒家重视诗歌的社会批评价值。《诗大序》:“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正义》:“作诗者皆晓达于世事之变易，而私怀其旧时之风俗，见时世政事变易旧章，即作诗以旧法诫之，欲使之合于礼义。”又云:“诗人救世，亦犹是矣。”可见《正义》能忠实解释儒家社会批评之学理。

唐代儒学，无论是以思想创造、参与政治为特征的新儒学，还是近于为知识而知识的经学，都具有高峰般的成就，不可磨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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