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边的中国》读书笔记

立足乡土，研究中国

—《黄河边的中国》读书笔记

农村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化

对于现代化的理解有多种多样，我们提出农业现代化这一口号已经多年，但是我们所理解的现代化多为器物的现代化以及观念的现代化，而没有实现制度上的现代化。曹氏在书中也指出一些后现代的观点与当代农村实际存在着矛盾。诚然，有一些观点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但它的实现必须有合适的土壤。要和具体的国情和实际密切符合，中国农村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和个性，中国传统文化在这里沉淀几千年。现代文明的冲击终究只能改变表象的东西，也就是我们如今所看到的农村新面貌，但是扎根于农民性格之中的深层东西却无法轻易改变。曹氏的这本著作改变了以往调查报告只重规范而缺联系实际的遗憾，他用生动翔实的叙事文体和丰富多样的案例和样本为我们诠释了社会转型时期中国中部地区农村的实际，以小见大来反映三农问题对于我国发展的重要性，这本书通篇没有复杂的说理和对概念的演绎，但却从字里行间看得出作者对于现实问题的深刻研究。诚然，农村需要现代化，但是农村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化？是停留在物质层面的农村建设改善，还是农村生活方式和治理模式的不断改进，这都值得我们今人的不断思索。

众所周知，我国城乡发展呈现出二元结构，但是农村地区之间也存在着这种级差，我们可以看到东部沿海地区的农村已经逐步实现了农业向工商业的跨越，已经达到或接近了小康水平。而广大中西部的农村地区却依旧处于较原始的生产生活状态，农民生活也较为艰辛，维持千百年来的生产方式依旧。仿佛市场经济的风潮并没有真正的改变这里。东西部地区农村的发展差异早已经为人们熟知，于是在发展经济的号召之下，中西部地区农村没有合理的依据自身的实际而盲目制定发展计划，只是一味的模仿东部地区进行招商引资和乡镇企业建设，但是由于自身的自然条件和基础设施的差异，这种投入并没有获得应有的回报，这里依旧陷入了贫困的循环之中，如此长期以往反倒加剧了干群之间的矛盾。在这里我们也需要思考，后发地区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化，需要什么样的发展模式，我想单纯的模仿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农村之间的地区差异和素质差异是我们制定具体政策时必须考虑到的重要方面，现代化不是一刀切。而是一种合乎实际的发展过程。

贫困的循环

曹氏在本书中多次用具体的数字尤其是支出收入计算方法向我们呈现了该地区农民的负担情况。在曹氏的另一本著作《如何研究中国》中，他指出农民的负担构成如下：三提（供村使用的管理费、公积金、公益金）+五统（教育附加费、民兵训练费、民政优抚费、计划生育费、道路水利费）+义务工+涉农税。另外还有各种名目的集资、摊派以及罚款。据统计中部粮产区的农负率可以达到40%-50%。可以说是十分的沉重，我们再去研究农民的收入构成，在土地承包责任制实施之后，土地成为了农民实现自我保障的重要手段。纯农业收入成为了农民收入的主要构成，广大中部农村地区没有发达的乡镇企业，因此工商业收入非常有限。但是农产品的价格一直不高，而农民没有自己的定价权，因此依靠纯粹的农业收入只能使得农民保持温饱的水平，曹氏在书中也详尽的介绍了农民的生活状态，一日三餐非常单调，每月仅有一次肉食，几乎没有其他的消费。当地稍微富裕的农户主要是以下类型：外出务工或者依靠知识致富。因此农业外的经济收入是构成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单老师也曾在课堂强调单纯的农业不能使得农民致富。而农民的主要支出除了前面的三提五统之外，教育和医疗成为了农民的支出大头，还有婚丧嫁娶、人情往来也成为支出的原因。值得注意的事超生罚款成为了普遍的现象，在中西部农村地区超生成为了普遍的现象，计生工作任务沉重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只得采取罚款的方式进行遏制，沉重的罚款往往导致农民的继续贫困，但是罚款并没有遏制超生现象，所谓的“黑孩子”依旧大量存在。这种问题的原因一方面是农村地区重男轻女、养儿防老观念的延续，但是我们知道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并没有覆盖到广大的农村地区，农民实现自我保障的手段一是靠土地农业，另一就是靠子女的赡养。农民对于社会的预期较低是他们选择超生的主要原因。但是超生罚款却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相反高额的罚款加剧了农民的负担，使得农民用于投入教育的经费越来越少，使得子女无法接受正规的义务教育，导致了人口素质的继续下降；另外过多的人口加剧了农村的人地矛盾，这就陷入了贫困的循环之中。而且超生罚款对于富户和当权者遏制不足，他们依旧可以凭借金钱和权力去选择逃避这一政策。因此日后的社会保障体系应该逐渐的扩大到农村地区。

由于农民手头没有足够的收入，他们往往只以温饱作为生活的目标，除此之外并没有其他的需求，更不用说去创业投资。因此农民增收的渠道依旧有限。外出务工虽然可以增加收入，但是外出务工人员流动性较大，工作不够稳定，并不能从根本解决问题。曹氏在书中曾指出中国农民的特点是善分不善合，仍旧保持着小农经济的传统。农民除了和大市场进行着有限量的交换之外，大多是基于人情网络的礼尚往来，因此说市场经济的观念和方式并没有深入到这一地区。农民创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并没有充分的发挥，有限的价值并没有进行增值的渠道，而是一味的消耗，这样又进入了另一种贫困的循环之中。

民主法治之花何时盛开

现如今我们对于民主法治的渴求尤其强烈，但是民主法治这朵美丽的鲜花是否能在贫瘠的农村大地之上马上绽放呢？民主不单纯是一种政治制度，而且还是一种生活方式，一套用以解决社会公共事物的习惯、程序和方式。西方式的民主法治根植与传统的市民社会，并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得以被需求和提倡。西方社会已经实现了从身份到契约的过度，社会结构是一个高速流动的“陌生人社会”，因此社会需要一个共同遵守的规范。但是中国还是一个传统的乡土社会，广大农村地区仍然是以地缘和血缘为纽带结成的宗族共同体，农民扎根于土地之上，缺少流动性，因此形成的便是一个“熟人型的社会”。广大农村地区有着村落传统，只有在全然丧失情感和信任的地方，才需要契约和法制，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猜忌与防范乃是契约和法制的真正基础。我们知道传统决定习惯，因此人与人之间对于感情和人情的依赖要大于对法制和制度的依赖。农民对于民主法治的渴求并非出于制度上的偏好，而是出于是否改善自己的生活。农民一方面抱怨吏治的腐败，却另一面表现出对特权阶层的默许和羡慕。他们参与政治生活的动机也各有差异，有的只是出于形式和盲从，有的出于对改变自身生活的期待，也有的以自己的私立作为出发点。农民对于社会的抱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吏治腐败的痛恨，但是却没有将改变现状的机会把握在自己的手中。他们对于民主法治的理解是模糊而残缺的，因此解决农村问题虽然要以法治和民主作为指导的方向，但是也要充分注重农民个体素质的差异，民主法治化的进程需要以农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改善为先决的条件。在实现农民富裕的过程之中，我们发现了带头人的重要作用，曹氏在书中也提到了几个典型，凡是较为富裕的农村地区必然有一个好的带头人，他们往往以身作则，并且能够以自己的影响来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中国的农民，必须要有一个“别人”来替他们认识并实现他们的共同利益。这在农村中不乏事例，就连东部富裕农村也有这样的典型，例如华西村的前书记吴仁宝。可以说涵盖人情、威权、关系等要素的感情依赖系统在农村的作用仍然要比民主、法治、规范为要素的制度依赖要更加明显。但是对于制度的依赖是不可偏废的，我们不能保证这样的先进典型会时时处处出现。其实在社会大转型的过程中，主导的不是政府而是广大农民，如何发挥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和管理积极性，这应该是我们值得思考的问题。总之，民主法治虽好，但在广大农村地区却不能僵化的适用。正如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之中所说：“自由就像美味佳肴或者甘醇美酒一样，对于能够受用它的强健体制，它能起到滋补作用，而对于虚弱娇柔的体质，不但不能滋补，反而会折磨、摧残和毒害机体”。

政府职能变换与乡村治理模式

乡镇级别政权以及村委会是我国最基层的政权组织形式，但是权小、位卑、责重。从曹氏的调查中可以看到，农民对于这一级别的干部普遍印象很差，而对于更高级别的领导干部却没有这种感觉，他们普遍认为上面的政策是好的，只是下边执行不力。但是乡村级别的领导干部却是在完全执行上面的命令，或者是严格的完成上峰部署的任务和指标。这一级的政权仿佛像是双面胶一样，上面指责其办事不力、作风粗暴。而民众又对其给自身施加的负担不满意。究其原因在于政策的制定没有充分考率到地区的实际，例如农民普遍抱怨的集资摊派问题，一方面是由于个别官员牟取私利，但更多的是基层政权没有足够的经费维持正常的运转，而很多不切合农村实际的政策更加加剧了财政的困难。曹氏曾在书中举例一个不到3万人的贫困小村每年用于订阅报刊的费用就达12万元，而且一些冗余的机构设置着实没有必要（比如河南某县的对台办）。义务教育的费用也是基层政权财政支出的大头，约占75%的比例，但是必须自筹经费。还有办公、工资开支使得基层财政赤字非常的严重，而这些负担也逐渐落在了农民的肩上。摊派造成的如此负担也反映了我国基层政权所属地位的尴尬，基层政权只是作为上级政权的派出机构，单纯的执行命令，而无自己制定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并贯彻执行的能力。在僵化执行某些不合理的命令之时必然会导致干群关系的激化。如何使得基层政权有更大的自主，如何使得财政转移支付更好的贯彻实施应该是日后值得关注的问题。由于基层政权财政的窘迫，所谓的第二财政或者说是执法经济成为了某些地区的现象。曹氏在此书中也有列举，主要是拥有行政执法权的部门滥用手中权力进行罚款，而这种执法经济在加重农民负担的同时更加激发了干群矛盾。此外政府一系列不合理的发展规划也成为了这一现象的诱因。上一级别的政府盲目模仿东部沿海富裕农村的致富手段，大力进行乡镇企业的建设，但这些建设的资金如何而来？还是只有从农民手中赚取。但是该类地区的自然经济条件和东部差距明显，造成投入产出比例失调，企业效益低下，而政策的制定者却从不为决策的失误而负责，造成的亏损也只好由农民买单。还有很多不切实际的形象工程，主要是缺乏一个有效的政绩考核标准，官员只能以此举作为政绩的投资，这样的成本也只好让农民承担。曹氏为此提出了乡镇自治、减少行政级别的意见，但对基层权力扩大之后所带来的负面效果没有进行论证。

政府在社会转型中的角色

所谓社会转型，从根本意义上来说，是人们之间相互结合方式和原则的转型。我们要让农民从乡土的束缚中走出，和市场经济更好的融合。曹氏著此书之日距今已有十年，中国的农村也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是三农问题是个系统化、社会化的问题。它已不仅仅植根于乡土之中，现在它又和城市化紧密相连。尤其是新一代的农民工，他们不仅从人身上脱离农村，更是从心理认同上脱离乡村，他们渴望融入城市，希望能够分享城市化所带来的便利。每年这一亿两千万的人流大军深刻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中国由自古的官民二元结构走向了城乡二元结构，城市的建设对农村劳动力的迫切需要，同样城市企业的产品也对农村市场迫切渴望。如何让农民致富并让民主法治的习惯在广大农村地区建立起来，观念的改变极为重要，经过了两千年的封建专制和小农经济的影响。我们的农民习惯于自给自足，习惯于狭小人情网络之间的交流，就连生产交换也局限在很小的空间之内。市场经济的习惯和意识还没有很好的建立起来，因此如何引导农民观念的转变是政府应该注重的。由于小农经济的影响，中国的农民形成了善分不善合的性格，但是分散的农业经济并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单个农民的耕地规模小，生产率较低，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较低。而且分散的农业不利于形成规模化的经营，也不易于形成一个联合的品牌，此类的农产品便不能获得定价权。我们的政府在此应该充分调动农民的主体意识，鼓励他们的合作和守约，并为他们的联合创造出有利的条件。可以仿照工会建立起保护农民权益的集体性组织。

城市化是时代发展的趋势，事实证明单纯的农业无法使农民增收，从农业到非农业的转移包括就地转移和离地转移.就地转移主要是兴建乡镇企业和指导农民进行农副业的加工，而离地转移主要是农村劳动力的进城务工。我们的政府需要用制度的手段使得农民流动起来，使得农民逐步的摆脱对于农村经济的依赖，逐步以工商业作为自己的主业。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会出现很多的问题，进城务工和新建小城镇是两个主要的途径，但是仅仅给予城市居民的身份却是远远不够的，使得农村居民成为城市公民才是最重要的，要让进城务工人员逐步享受到和城市公民一样的生活保障，并解决他们对于医疗教育和住房的渴求。工资和薪金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户籍更不是最主要的。我们的政府应该建立社会抚慰机制，要使得农村居民真正从心里上融入城市、寻求归属感。我们的政府应该让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尽可能的予以扩展，并为务工人员创造一个公平合理、自由施展才能并没有歧视性的就业环境。使他们有融入城市的主体意识，而不是被动的被吸收。但我们也要考虑到流动之后的隐患，比如农村劳动力的不足造成的粮食安全，耕地的闲置以及社会治安问题。从长远来看，建设小城镇，逐步的调整经济结构、缩小地区间的差异、改变我国自然地理和经济发展反向配置的矛盾才是最为根本的。

总结

研究中国的实际应该走出书斋，多参与社会的实践，不仅要读纸面的书，更要去阅读社会这本无字的大书。学人应该做的是对现实问题的思考，而不是一味的解释概念和照搬西方的模式，中国的现代化不仅仅是大城市的现代化，更应该是广大农村地区的现代化。对于面临社会转型和大变革时期的中国，我们更应该脚踏实地，了解民生、关注民生，为社会的发展、民众的需要而积极的探索。

参考书目:

1. 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2. 曹锦清：《如何研究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3. 费孝通：《乡土中国与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4. 让.雅克.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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