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读了《光明日报》2013年2月18日载刘士林教授的《中国式城市化》（以下简称刘文），颇受启发。但是，刘文认为“欧美模式是现代城市化的主流”，是个“正常的孩子”，拉美式城市化“模式很失败”，是个“早产的孩子”，而“中国式城市化道路和模式代表了世界城市发展的未来”，是个“早熟儿”，对这些观点，笔者不敢苟同，本文试从“是什么”、“怎么样”和“怎么办”三个层面，解读中国式的城市化，并对刘文上述观点提出商榷，以就教于刘士林教授及学界同仁。
中国式城市化的现状：是什么？
对中国城市化发展进程的客观描述、概括和总结，是正确认识中国式城市化的客观基础和历史出发点。
首先，从人口的城市化来看，2012年52.6%的城市化率（国家统计口径称城镇化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城市化的现状。虽然已经进城的2.6亿农民工尚未真正取得同等的市民待遇，但他们毕竟已生活、居住、劳动在城市，无论是政府、学术界，还是普通市民，都已不能再无视他们的存在和诉求。
从空间城市化来看，经过60多年的发展，近670座建制市，近2万个建制镇已矗立在中华大地，它们成为未来中国式城市化发展的载体和城市引力场的引力中心。大城市规模还会继续扩大，大城市数量还要继续增加，许多小城镇要发展成为中小城市，许多中小城市要发展成为上百万人口的大城市，这已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基本大趋势。
从国家战略层面分析，城镇化已上升到国家经济发展的主导战略。2001年出台了我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城镇化发展规划》，2012年中共十八大强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2013年上半年有望重新出台《中国城镇化发展规划》。
中国式城市化的问题：怎么样？
那么，上述中国式城市化进程是否正常，是否令人满意？对此问题的回答，直接关系到未来中国式城市化发展道路的政策导向和顶层设计，而不同利益集团，如农民工和市民、开发商与居民、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学者，答案显然不同。但是，只要以科学的精神和公正无私的态度，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以民生为导向来研究中国式城市化，就不难得出这样的判断：中国式城市化成绩很大、问题不少，总体上评价，是存在扭曲和滞后之处。
说它是扭曲的，主要是因为我国的人口城市化大大滞后于土地城市化，大量乡村人口进城为城市化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却没有实现真正的市民化，更没有分享到与其巨大贡献相一致的城市化收益。
说它是滞后的，是因为就中国在18世纪所具备的城市化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而言，它至少应和欧洲的城市化发展同步。但因种种原因，中国式城市化脱离了世界城市化的正常轨道，直到今天，还低于世界城市化平均水平。
无论从哪个阶层的立场，都不能说中国式城市化优于拉美城市化，更不可如刘文所言：“中国式城市化从一开始就考虑得比较仔细，顾忌的层次和关系繁多，因而我们民族构建的中国式城市化模式，理应是人类城市化所有可能的道路中最好的那一条”，至少已经走过的中国式城市化之路并非如此。至于刘文说“中国式城市化道路和模式代表了世界城市发展的未来”，不免有夜郎自大之嫌。
中国式城市化的未来：怎么办？
作为一种理想模式或顶层设计的中国式城市化，其中包括总体目标、实施步骤、政策措施等等。它要回答的问题是“怎么办？”。从指导思想上看，中国式城市化的政策导向和顶层设计，必须体现人民大众的意志、愿望、权力和利益，这是不再继续受刘文所说“煎熬”的必要前提。
根据城市化发展的普遍规律，借鉴国外城市化发展的经验教训，充分考虑到中国国情，针对当前中国城市化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今后中国式城市化的主要任务不是再一味扩大城市的空间，而是要着眼于农民工进城落户、迁徙人口在城市定居，即人口的市民化，其中首先是已经进城的2.6亿农民工市民化。
为此，笔者认为，必须根据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逐步缩小行政性征地的范围，在符合法律和城乡统筹规划的条件下，应该允许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允许农村集体宅基地的使用权自由转让、抵押和出租，和国有建设用地同地同权同价，让农民分享工业化、城市化的成果，同时加快农村家庭承包地流转，实现农地适度规模经营。
为加快城市化进程，政府还应采取如下一系列配套政策：其一，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健全和完善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各项政策法规；其二，完善统筹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教育制度，消除进城务工农民的失业和医疗的后顾之忧；其三，统计和公布涵盖城乡的真实失业率，建立统筹城乡的就业制度；其四，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其五，提供大量廉价自住房，为新增城市人口提供基本住房保障；其六，建立有助于加快城市化进程的政绩考核制度；其七，考虑建立国家城市发展委员会。
如何理性评价欧美、拉美城市化模式
刘文把欧美式城市化比作“正常的儿子”，把拉美式城市化比作“早产的儿子”，而把中国式城市化相应比作“早熟儿童”。这些比喻形象生动，但并不准确。笔者认为：欧美式的城市化并不正常，拉美式的城市化亦非早产，中国式城市化则难产晚熟。
首先，刘文认为，“欧美模式是现代城市化的主流”，欧美城市化模式是个“正常的孩子”，“具有自然发育成熟的特点”。事实上，这个所谓“正常的孩子”，是一个被各种激素催生而成的畸形早熟儿。不可否认，作为一种国别或区域性城市化模式，它有一定可借鉴之处。但是，城市化是一个全球化趋势，而不是一种国别现象，在某国看来似乎“具有自然发育成长的特点”，并不一定就“是现代城市化的主要代表”，尤其不能看作“是当今世界城市化的主流”。
欧美城市化之所以取得那么“辉煌骄人的业绩”，并非完全如刘文借用城市社会学家之口所言，“欧美在进行城市化时，本国人口相当稀少，经济增长足以维持全部人口的生活水平”。坦率地说，即便是具有严重欧美中心主义的欧美史学界，也没有勇气得出这样的结论。著名欧洲史权威作者德尼兹·加亚尔等在其名著《欧洲史》中明确指出：“欧洲的殖民地扩张给非洲、亚洲、澳洲人民带来悲惨的后果，他们往往受到无情的剥削，他们的资源受到无情的榨取。”被认为是当代最伟大的经济历史数据的考证和分析专家安格斯·泰迪森在其代表作《世界经济千年史》中指出：“西方国家发达的过程离不开其对世界其他地方的武力侵犯。美洲的欧洲殖民化意味着对土著居民的灭绝、边缘化和征服。欧洲与非洲三个世纪的接触在奴隶贸易上。从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欧洲与亚洲国家之间的屡屡战争目的在于建立或维持殖民统治或贸易特权。另外，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还伴随着一系列掠夺性战争和损人利己政策。”
进一步说，由于欧美式城市化这个早熟畸形儿不正常的行为示范对整个世界城市化进程的误导，全球性资源严重短缺、生态严重恶化、环境严重污染、人口严重危机、就业严重困难、贫富差距严重拉大……甚至刘文也认为，拉美走欧美城市化之路掉进“陷阱”，中国走欧美城市化之路面临“阴影”，笔者认为，印度也走不通欧美城市化之路，非洲更走不成。当前，欧洲已掉入“福利陷阱”，陷入欧债危机，美国在尚未走出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的同时又掉入“财政悬崖”……欧美城市化之路业已失去了可持续性。
其次，刘文认为拉美式城市化是“早产的孩子”，并称“这个模式很失败”，这是有失公允和不符合实际的，因为刘文是以欧美已完成的城市化标准来衡量拉美国家城市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而这二者间并没有可比性。撇开欧美标准不说，作为一个发展中地区，拉美式城市化发展与非洲、亚洲（不包括日本，主要指中国大陆和印度）的城市化模式相比，既非“很失败”，也非“陷阱”，而是一个像其他任何国家或地区一样会存在某些问题的城市化过程必经的阶段。这个阶段在欧美式城市化过程中也普遍存在过，它们存在的城市病在当时并不比拉美当今的城市病轻，而拉美式城市化中的城市病与当今的非洲、印度和中国相比并不显得更重。实际情况是，当今拉美地区城市化率已达80%左右，以PPP（购买力平价）衡量的人均国民收入也超过1万美元，大大高于非洲、印度和中国。从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增长速度分析，也看不出拉美式城市化有“早产儿”的特征，借用刘文提供的数据，“1950年，拉美地区的城市化率为41.6%，到了1980年，这个数值迅速飙升到65.6%”。经算术平均，历经30年增加了24个百分点，平均每年增加0.8个百分点，远低于同期日本和韩国的年均增加速度，我们知道，根据城市化发展的阶段性规律，在城市化率40%到60%之间，正是增长速度最快的阶段。据此也得不出拉美式城市化是“很失败”的“早产的孩子”的结论。
刘文在开列了拉美式城市化存在的各种问题之后，明确指出，“这些问题在非洲、亚洲等国家和地区普遍存在。”我们不禁要问：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反省非洲模式、亚洲模式乃至中国模式，而偏偏一味指责“拉美模式”呢？
最后，刘文又借用马克思的比喻，把中国式城市化比作“早熟儿”。笔者认为，这个比喻并不合适。经历了五千年持续不间断发展的中华文明，其城市化进程不仅晚于欧美式“正常儿”，而且迟于拉美式“早产儿”，怎么能说当今中国式的城市化模式是一个“早熟的儿童”呢？既然如刘文所言，“和拉美一样，中国城市化的很多历史条件并不具备”（实际上早已完全具备。笔者注），何来拉美的“早产”与中国的“早熟”？如果对当今中国式城市化一定要打一个生育方面的比喻，我们宁可说它是一个难产的晚熟儿。说它难产，是因为从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城市算起，它经历了万年怀胎，千年分娩，至今尚未完成城市化过程；说它晚熟，是因为中国城市人口达到城市化起步水平算起，百年哺乳而未熟。所以，我们必须加大改革力度，减少难产的痛苦，缩短晚熟期，使中国式城市化逐步成熟和完善起来。
城市化
也有的学者称之为城镇化、都市化，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具体包括人口职业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转变、土地及地域空间的变化。
不同的学科从不同的角度对之有不同的解释，就目前来说，国内外学者对城市化的概念分别从人口学、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角度予以了阐述。2011年12月，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首次超过50%，标志着我国城市化率首次突破50%。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2012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介绍说，新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历程迄今大致包括：1949年-1957年城市化起步发展、1958年-1965年城市化曲折发展、1966年-1978年城市化停滞发展、1979年-1984年城市化恢复发展、1985年-1991年城市化稳步发展、1992年至今城市化快速发展等6个阶段。
2012年8月，国家统计局发布报告显示，十六大以来，我国人口总量低速平稳增长，人口生育率继续稳定在低水平，人口文化素质不断改善，城市化水平进一步提高，人口婚姻、家庭状况保持稳定。报告显示，2011年城镇化率达51.27%。
中国城市化的进程，特点为起步晚，目前水平中等，速度快。
编者按：城市化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发达与否的重要标志，因此各国在进行工业化的同时，也不断推动着城市化发展。城市化为人类创造现代文明和社会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各种社会问题即“城市病”，如住房狭窄、交通拥挤、环境污染、治安混乱等。各国在解决这些问题时，都进行了哪些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又分别具有怎样的特征呢？本版特选取三个有代表性的国家和地区，介绍其不同的城市化进程，以飨读者。
美国城市的发展可分为前后衔接但又各具特色的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是传统城市化时期，以城市集中型发展为主，城市是其主要的空间载体；第二阶段是新型城市化时期，以多中心格局和城乡统筹发展为主，大都市区是其主要的空间载体。
从城市到大都市区是城市化的必然走势
人口与资源高度集中曾是城市经济发展的不二法则。美国城市化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到1920年闯过50%大关，成为一个城市化国家。相应地，大中小城市遍布全国主要区域，城市拥有了较坚实的工商业基础。以高度集中为特征的城市经济产生巨大效益，助推美国成为经济强国。但是，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半数以上，既是传统城市化的成熟期或鼎盛时期，也是城市发展的困难期：有限的城市空间开始出现饱和现象，“城市病”凸显，如城市住宅紧缺、交通拥堵、社会治安等问题层出不穷，无形中增加了城市发展的额外成本，城市的规模成本逐渐大于规模效益，聚集经济变成了聚集不经济。
相形之下，郊区开阔的空间和宜居环境、公共交通的改善、私家车的普及等，比较优势凸显，而有轨电车的发明和交通线路的延伸为居民迁移提供了可能。居住在郊区，工作在中心城市，每天通勤上下班开始成为时尚。很多工商业企业经过权衡，也随之迁移。曾经是制造业大本营的中心城市，在二三十年代开始出现制造业外迁现象，即所谓制造业“空心化”，到二战后这一趋势更为明显。零售业也紧随其后。中心城市的经济结构悄然发生了变化，其制造业中心的特征开始弱化，服务和管理中心特征日益明显。
发展重心向郊区转移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它是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城市功能外延，城市化范围扩大的表现。中心城市与郊区由此形成互动关系，共同促成城市化地域范围不断扩展，进而出现了新的地域实体——大都市区。这标志着，城乡关系有了实质性的良性互动，城市化进入城乡统筹的高级发展阶段。1920年后，随着美国人口和经济活动大规模向郊区扩展，大都市区地位日益凸显。1940年，大都市区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将近一半，美国成为一个大都市区国家；1990年，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型大都市区有40个，其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超过一半。截至2010年，大都市区人口占美国总人口的比例已高达82.3%以上。因此，整个20世纪，是大都市区在美国长足发展并居主导地位的时期，是美国城市化舞台上的主角。与大都市区长足发展相反，美国绝大多数大城市在二三十年代达到峰值后，规模便不再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城市化转型不仅限于美国，20世纪中期以后也相继在世界各地发达国家普遍出现，是城市化达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现象。任何国家或地区，或迟或早都会经历这个阶段。
大都市区概念的完善和社会各界的认同
由于城市与郊区走向一体化，两者的区别淡化，传统的城市概念已无法准确涵盖这种新的地域。早在1910年，美国预算总署就发布了“大都市区”概念，用于统计数据收集、分析和信息发布。其标准为：人口在10万及10万以上的城市以及与其相邻、人口密度达388人/平方公里的地区，均可合计为大都市区人口。具体统计以县为单位，标准的大都市区，起码拥有一个县，规模较大的大都市区，可以跨越几个县。此后，为了准确反映大都市区的发展状况并保持概念的连续性，美国预算总署先后对大都市区的定义进行了数次修改，包括对主要大都市统计区和联合大都市统计区等规模上的区分。2000年起，美国人口统计总署等部门已用大都市区和非大都市区概念取代了传统的城市和乡村的概念。
大都市区取代城市，已经不仅仅限于概念上的探讨，而是成为人们的某种思维定式。例如，洛杉矶市，307万人，但L.A.大都市区，人口达1640万之众，被称为“内陆帝国”，规模直追全美首位大都市区纽约。纽约大都市区地处美国东北部城市密集区，已不仅仅是一个大都市区独立发展，而是与相邻的几个大都市区连成一片，形成横跨4个州，囊括27个县，729个市和镇区，人口愈2000万的联合大都市统计区，全称为纽约—北泽西—长岛联合大都市统计区。居住在该大都市区的新泽西州北部居民可能首先认同自己是大纽约人，其次才是新泽西人；康涅狄格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在大纽约所属县份的居民也多半持类似的定位。
由此可见，城市和区域实际上已无清楚界限——城市区域化了；另一方面，功能性区域地位提升，行政区划明显淡化，这恰恰就是大都市区的要义所在。
经济统筹与政治碎化：大都市区的双重影响
美国各大都市区的形成，使城市和郊区的经济资源得到整合与优化，发挥了综合性和整体性优势，在经济方面有不俗表现。特别是大都市区内的多中心格局，实际上是中心城市和郊区经济结构的转型和角色的部分置换。郊区出现的次中心与原有的中心城市形成互补关系，有助于缓解中心城市在人口、交通、环境、就业、住房等方面的压力，同时充分发挥了各个次中心的相对优势，从而在整体上提高了经济运行效率。据一项权威统计，如果把大都市区作为国家计算，全世界前100个经济体中有47个是美国大都市区，其中仅一个纽约大都市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就超过整个澳大利亚，10个最大的美国大都市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合计可在世界构成第三大经济体！美国学术界和政府有关部门现在已更多地使用大都市区生产总值（简称GMP）的概念，而不仅仅是国内生产总值，来反映经济增长的实际。
与此同时，大都市区的发展，也给美国政治和社会方面带来很多新的问题和挑战，诸如：城市化地域过度蔓延，资源浪费；地方自治导致政治零碎化，妨碍行政管理一体化；居住区分离，社会层级分化明显，形成白人中产阶级住在郊区，而黑人与白人中下层蜗居中心城市的“两个世界”现象。其中表现最为明显、也最难治理的是政治零碎化现象。美国地方政府由县、市、镇区、校区和专区等组成，而且多半实行自治，具有很强的自主发展能力，这就造成一种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地方政府根据本地发展状况，制定相应的经济社会政策，实行自我管理；另一方面，大都市区又不断出现很多管理缺口或真空，与大都市区的一体化发展的客观要求相去甚远。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相继进行结构性改革，如组建大都市区政府，但成功者寥寥。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进行功能性改革，尝试管治（即区域范围的协调合作）。目前这些改革仍在进行，所展现的经验与教训，都值得我们思考。
2011年，我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传统城市化告一段落，即将跨进转型的门槛。在这个关键节点，我们迫切需要了解与认识城市化的总体走向，修正和完善传统的城市化理论，扬长避短，有前瞻性地确定城市化道路和具体发展模式，其中，完整准确认识大都市区的地位和作用，意义不可小觑。
城市已有漫长的历史，但现代城市却是工业化的产物。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进行工业革命的国家，也是第一个完成城市化的国家。它所进行的城市化探索，成为后发国家开展城市化的一面镜子。
史无前例的城市化历程
18世纪下半叶，当满清王朝还沉醉在物产丰饶、无所不有的美梦之中，中国民众还在点燃“走马灯”娱人耳目之时，欧亚大陆西边不列颠岛上的蒸汽机正在彻底改变千百年来的生产模式和生活方式。工业革命中诞生的新兴产业吸引了大量乡村人口，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
城市人口比例不断提高。到1851年，英国一半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城市化国家。到20世纪，约八成人口生活在城市，英国进入高度城市化社会。
在工业发达地区，崛起了一大批崭新的工业城市。而且，新兴工业城市的发展远远超过老城镇，增长最快的是伦敦和近畿诸郡、工业化的西北、约克郡的西部、西米德兰的东北和东部。北方新兴工业城市曼彻斯特、伯明翰、利兹、设菲尔德、布雷福德和诺丁汉的人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
城市规模扩大、大城市日益增多。1851年，英国有10个1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到1901年，利物浦、格拉斯哥、曼彻斯特、伯明翰的居民达到了50万，而伦敦的人口等于紧随其后的18个大城市人口的总和，几乎等于巴黎、柏林、维也纳和圣彼得堡的人口总和。伦敦成为英国的神经中枢，成为众城之城。
城市化浪潮还催生出一大批城市群或城市带。在城市化过程中，大城市不断吞并周围的中小城市，形成当时罕见的城市群。这些城市群的经济、信息、服务互相呼应、互相依托，有着极大的聚集效应。
英国的城市化还彻底改变了英国原有的经济地理格局。英国传统的经济重心在以伦敦为中心的东南部地区，现在新兴的西北部工业区机器轰鸣，涌现出大批工业城市，英国的经济重心和人口向北移动。
“迈达斯灾祸”——城市病种种
英国从诗情画意、美丽宁静的乡村社会，变成机器轰鸣、厂房遍地、烟囱林立的城市社会。大量人口涌进城市，而相应的资源却来不及向城市集中，城市公共设施严重不足，从街道、住房，到基础设施都无法满足大量人口的需要，英国深深地患上了“城市病”。以至于英国经济史学家哈孟德夫妇用“迈达斯灾祸”来形容这段历史。
托克维尔称曼彻斯特“从这污秽的阴沟里流出人类最伟大的工业溪流，肥沃了整个世界；从这肮脏的下水道中流出了纯正的金子”，把城市社会的两面性描绘得淋漓尽致。盖茨·凯尔夫人的《玛丽·巴顿》、《南方和北方》，以及狄更斯的《艰难时世》，还有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对曼彻斯特的生动描述，都展示了城市病的种种症状。
19世纪的英国城市发展和建设毫无规划可言。城市街道曲折狭窄，城市建筑混乱无序。另外，城市里普遍缺乏公共设施，人畜共居，臭水塘触目皆是，到处是用家庭垃圾做饲料的养猪场、肮脏的街道以及堆积如山的垃圾。
城市的空气不再清新，天空不再蔚蓝。“煤烟曾折磨大不列颠……100多年之久，以烟煤为燃料的城市……无不饱受过数十年严重的大气污染之苦”；伦敦“250万人的肺和25万个火炉集中在三四平方英里的地面上，消耗着大量的氧气”。伦敦雾如“豌豆汤”般笼罩在伦敦上空，成为伦敦“景观”的有机组成部分，直到1952年还有伦敦“杀人雾”毒害着居民。
城市河流污染严重影响了城市卫生。泰晤士河原本碧波荡漾，鱼虾成群，是举世闻名的鲑鱼产地。城市化进程中，大量的生活污水、工厂污水、抽水厕所的粪便都不经处理便流入下水道，最终流入泰晤士河，使其逐渐成为一条污浊不堪的“臭河”。到20世纪50年代，泰晤士河水污染几乎达到极限，其他工业城市的河流也不例外。恩格斯描绘道：流经利兹的艾尔河，像一切流经工业城市的河流一样，流入城市的时候是清澈见底的，而在城市另一端流出的时候却又黑又臭，被各色各样的脏东西弄得污浊不堪了……艾尔克河的支流布拉德福河，曾是男孩们捕鱼的乐园，也被工业化的浪潮熏染得通体黝黑。
住房拥挤和紧缺成为通病。许多住宅被分割出租，地下室与阁楼也变成了居住空间。新建住宅，则追求单位面积土地的最大利用价值，在狭小的空间里建造尽可能多的住宅。于是，出现了“背靠背住房”、“大杂院住房”等“创新”举措。这样的城市环境和物质条件还带来了贫困、疾病、犯罪等其他城市病。
应对城市病的积极探索
城市既带来了空前的财富与繁华，也对人类智慧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英国尝试着宏观视野和具体操作，来解决城市体系部署和城市内部建设问题，探索城市空间的布局。
从19世纪开始，英国通过国家立法来限制城市污染物的排放。20世纪一些保护空气质量的立法，把大量污染企业疏散出城市。新世纪以来，更是把治理汽车尾气污染提上新的议事日程，特别是在治理PM微尘方面，可谓绞尽脑汁。从征收拥堵税，到设立低排放区，从鼓励混合动力车，到减少路面扬尘，从伦敦市长做广告推广自行车项目，到公园绿地建设，英国在节能减排、营造绿色生态城市方面可谓不遗余力。
另外，19世纪以来，英国对城市下水道系统进行彻底的更新改造，建造起异常复杂坚固的综合系统，把污水、雨水进行处理，再加上大量污染企业外迁，最终解决了城市水系的污染问题，伦敦的泰晤士河再次出现鱼虾。
对城市穷人的贫民窟，则从私人慈善家试行的模范住宅，政府规范私人住房的标准质量，确定房前屋后应有的空间，再到20世纪市政公房的建设，不仅让英国人住有所居，而且是具有传统风味的房屋。屋前园地，屋后花园，楼下起居室与楼上卧室私密空间的分离，房屋成为英国人的“城堡”。
前事不远，吾属之师。作为第一个现代城市化国家，英国的探索之途为世界城市化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我们要实现“中国梦”，也不能不照照这面镜子。（作者单位：扬州大学淮扬文化研究中心）
拉美国家的过度城市化，福兮？祸兮？
苏振兴 《 光明日报 》（ 2013年04月18日 11 版）
拉美城市化起步于20世纪40年代，是由肇始于30年代的进口替代工业化进程所推动的，比西方发达国家要晚得多。到2000年，拉美城市化率达到75.3%，仅低于北美洲而略高于欧洲和大洋洲。短短60年内，拉美的城市化水平就赶上甚至超过了发达地区，是全球六大地区中城市化速度最快的，因此，被公认为“过度城市化”。
拉美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主要受以下几个因素影响。第一，自20世纪30年代起，拉美国家陆续进入工业化阶段，城市现代工业、服务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兴起创造出大量就业机会，对人口迁移形成巨大吸引力。第二，拉美在殖民地时期就建立的大地产制度使得土地资源被少数人垄断，大多数农民无地或少地，成为农业雇工。但是，拉美国家农业 “技术现代化”过程中，大批农业雇工丧失工作岗位。这些因素成为农民向城市迁移的推动力。第三，20世纪50-70年代适逢拉美“人口爆炸”期，人口自然增长率达到年均2.6%，进一步加剧了农村向城市的移民浪潮。第四，拉美各国政府对于城市化进程既无明确的指导方针和长远规划，对人口流动也没有任何政策限制。在上述背景下，可以说，拉美的城市化基本上就是一个农村向城市自发的、无序的移民过程，并由此形成拉美城市化的一些突出特点。
其一，城市劳动力增长超过城市创造就业的能力。如果进入城市的劳动力数量过多，超出了城市创造就业的能力，城市的失业与就业不足现象就会不断增加。这种现象正是拉美城市化“过度”或“超前”的一个重要表现。许多农民在进城之后找不到工作，又不能返回原地，只好在城市从事各种“自谋生计”的服务性工作，即所谓“非正规就业”。在拉美国家，非正规就业是不受政府劳工制度保障的，例如，不享受最低工资待遇，没有社会保障等等。数十年来，拉美各国的城市里始终有一个数量庞大的劳工群体处于非正规就业状态，这就意味着该部分人移居城市的过程不仅没有发挥出拉动国内需求的潜力，反而成为城市社会救助的对象。
其二，城市贫困化现象。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1970年前后至本世纪初的30年间，拉美地区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保持在40%左右的水平。但是，贫困人口的地域分布却发生了重要变化。社会贫困现象由以往集中于农村到现在变为集中于城市。这一变化与拉美过度的城市化密切相关，因为许多农村人口进城之后没有获得脱贫的机会。移民进入城市后长期无力获得体面住房，就采取自行搭建简陋住宅的方式来解决，日积月累就形成贫民区，大的贫民区可以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居民。贫民区通常都是建筑零乱，没有正规的道路、供电、供水、排水等系统，医疗、教育等服务体系匮乏，治安混乱，社会犯罪率很高，治理或改造的难度极大。城市贫民区是拉美城市贫困现象的一种直观体现。
其三，“大城市化”与“超大城市化”。拉美地区总面积约2070万平方千米，2010年人口总数5.89亿，在世界各大地区中属于人口密度比较低的。拉美城市化走的却是大城市化与超大城市化的路子，拉美城市人口的60%以上集中于大城市与超大城市。从具体国家的角度看，这种“大城市化”造成了城市布局与产业布局的过分集中。拉美相当一部分国家第一大城市的人口占了全国城市人口的40%以上，形成“一城独大”局面。在产业集中度方面，有学者指出：“巴西80%以上的工业生产集中于圣保罗—里约热内卢—贝洛奥里藏特都市群。布宜诺斯艾利斯和罗萨里奥聚集了阿根廷2／3的工业。智利工业的一半位于圣地亚哥。”人们通常都强调中心城市或城市群对周边地区发展的带动作用与辐射功能，这固然不错。但是，对于国土面积较大、人口较多的国家而言，如果人口与产业的分布高度集中于一个地方，则势必对其他地区、特别是边远地区的发展不利，只能加剧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
其四，农业资源潜力未能得到有效利用。拉美是一个农业资源十分丰富的地区，仅以可耕地资源为例，据联合国粮农组织估计，拉美可耕地面积达1.7亿公顷，潜在可耕地面积可达5.75亿公顷。但是，由于农村土地占有高度集中，加上城市化过程中农村人口过多过快地转移到城市，农村地区形成地广人稀的局面。农村各项建设不受重视，农业资源没有得到有效开发利用。我们可以举几个相应的例子：1.拉美农业走的是粗放经营的路子，现代农场的规模通常要比北美、欧洲的农场大，农作物产量的增长主要是靠不断扩大种植面积。2.二战以后，拉美在世界农产品出口中的地位不断下降。1950—1975年期间，世界农产品出口量和出口值增长速度分别为3.6%和5.6%，拉美则分别为2.9%和4.4%。农产品出口为国家工业化提供外汇支持的时代在许多拉美国家已经一去不复返。3.粮食缺口持续存在。早在上世纪70年代，部分拉美国家的粮食缺口问题就已经相当突出。时至今日，中美洲和加勒比国家依然受到这个问题的困扰。
事实上，拉美国家自身对于过度城市化带来的种种问题也早有察觉，并采取某些措施加以补救。例如，为了缩小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巴西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将首都由沿海迁往内地，还先后建立了亚马逊地区的“马瑙斯自由贸易区”、朗多尼亚州的“西部农业增长极”、帕拉州的“卡拉雅斯矿业和金属产业增长极”等三个开发区。国家通过在财政、税收、贸易等方面的政策支持，鼓励国内外投资者在这些开发区投资兴业，推动了这些地区的发展。为了减轻城市贫困现象，拉美国家近年来普遍采取积极的社会政策，其中的一项政策称为“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计划。具体做法是，政府向贫困家庭提供现金补贴，但受惠家庭必须让家里的学龄儿童上学，即把反贫困的短期目标与对贫困家庭子女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长期目标结合起来。目前，这项政策已在19个拉美国家推行，并已被推广到一些亚非国家。为了缓解失业者群体的困境，许多拉美国家对失业保险制度进行了改革，引进“个人账户制”，建立起“失业保险储蓄账户”制度。制度规定，雇主和雇员要定期为个人账户缴费，雇员在失业期间可从账户中提取保险金，直到重新就业。
不过，我们也要看到，拉美国家所作的种种努力大概只能带来局部性的改善，要完全消除过度城市化的不良后果是相当困难的。（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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