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天下乱离、兵戈扰攘，张仲景看到腐朽的政治局面，加上疫病流行，自己宗族中的人多死亡于疫病，因此他抛弃仕途，开始发愤钻研医学，拜同乡张伯祖为老师，当时的人都说，张仲景的学识经验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他的老师，因此写成《伤寒杂病论》这部杰出著作，决不是偶然的事。
东汉末年期间，社会上巫术治病、迷信鬼神有一定的市场，所以一旦患病，往往因得不到救治而威胁着病人的生命健康，张仲景看在眼里，心中非常感慨。所以在他著作的自序中写着“……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公元196年)以来，犹末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来众方……卒然遭邪风之气，婴非常之疾，患及祸至，而方震僳，降志屈节，钦望巫祝，告穷归天，束手受败……痛夫，举世昏迷，莫能觉悟，不借其命，若是轻生”。张仲景如此大声疾呼，破除迷信，所以以正确的观点写成《伤寒杂病论》，决不是偶然的事情。
张仲景的著作，不仅是《伤寒杂病论》一部书，还有《疗妇人方》、《五脏论》、《口齿论》等，可惜只有《伤寒杂病论》流传下来，内容包括“伤寒”和“杂病”两大部分。由于当时局势混乱，《伤寒杂病论》亦有散失，到了公元3世纪时，经过晋代医学家王叔和的整理，把伤寒和杂病划分开来加以编排。到了北宋时代又经过医官孙奇、林亿等人的校正，成为今天我们可以读到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书。
王叔和在整理、研究《伤寒杂病论》中所做出的贡献，曾经颇得后世一些医家颂扬。如金代成无己说；“仲景《伤寒论》得显用于世，而不堕于地者，叔和之力也。”元末明初医家王安道也说：“叔和搜采仲景旧论之散落者以成书，功莫大矣。”宋代林亿等在《校正伤寒论·序》中甚至说：“自仲景于今800余年，惟叔和能学之。”可谓推崇备至。然明清以来，有研究《伤寒论》，所谓“错简重订”一派，则非议王叔和，认为王氏整理《伤寒杂病论》舛谬尤甚，乱仲景本来面目，应当加以重订。则知伤此说以明代方有执倡于前，清代喻嘉言、程郊倩等人竞相和之，其中以喻嘉言攻击尤力，他不仅认为“仲景之道，人但知得叔和而明，孰知其因叔和而坠！”而且还攻击推崇叔和的林亿、成无己，说：“其所谓校正，所谓诠注者，乃仲景之不幸，斯道之大厄也！”言辞之激，无以复加。与之相对，则有张遂辰、徐灵胎、陈修园等人的“维护旧论”一派，尊王赞成，认为叔和编次《伤寒论》有功千古，其《伤寒论》传本至为完整，不可随意妄加改订，一时争讼不决。其实，各家研究《伤寒论》方法不同，各有心得，实事求是地进行学术争鸣，未尝不可，但若攻击一点，不及其余，固执己见以为是，则未免失之偏激，正如闵芝庆所讥：“设使人各一见以自高，何时复出仲景而始定”，终难使人信服。王叔和整理编次《伤寒论》，固有杂乱、矛盾之处，但于该书存亡危急之际，使之保存并得以流传至今，贡献是很大的。吕震名说：“然以余平心而论，叔和传书之功，诚不可没。”这个评价是公允的。且王氏去仲景时代不远，如果余嘉锡推断其为仲景之徒弟可靠，其编次毕竟比其他人当更为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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