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古今中外赞美读书的名人和文章 总序季羡林古今中外赞美读书的名人和文章，多得不可胜数。张元济先生有一句简单朴素的话：“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天下”而又“第一”，可见他对读书重要性的认识。为什么读书是一件“好事”呢？也许有人认为，这问题提得幼稚而又突兀。这就等于问“为什么人要吃饭”一样。因为没有人反对吃饭，也没有人说“读书不是一件好事”。但是，我却认为，凡事都必须问一个“为什么”，事出都有因，不应当马马虎虎，等闲视之。现在就谈一谈我个人的认识，谈一谈读书为什么是一件好事。凡是事情古老的，我们常总说“自从盘古开天地”。我现在还要从盘古开天地以前谈起，从人类脱离了兽界进入人界开始谈。人变成了人以后，就开始积累人的智慧，这种智慧如滚雪球，越滚越大，也就是越积越多。禽兽似乎没有发现有这种本领。一只蠢猪一万年以前是这样蠢，到了今天仍然是这样蠢，没有增加什么智慧。人则不然，不但能随时增加智慧，而且根据我的观察，增加的速度越来越快，有如物体从高空下坠一般。到了今天，达到了知识爆炸的水平。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克隆”使全世界的人都大吃一惊。有的人竟忧心忡忡，不知这种技术发展伊于胡底。信耶稣教的人担心将来一旦“克隆”出来了人，他们的上帝将向何处躲藏。人类千百年以来保存智慧的手段不出两端：一是实物，比如长城等等，二是书籍，以后者为主。在发明文字以前，保存智慧靠记忆；文字发明了以后，则使用书籍，把脑海里记忆的东西搬出来，搬到纸上，就形成了书籍，书籍是贮存人类代代相传的智慧的宝库。后一代的人必须读书，才能继承和发扬前人的智慧。人类之所以能够进步，永远不停地向前迈进，靠的就是能读书又能写书的本领。我常常想，人类向前发展，有如接力赛跑，第一代人跑第一棒；第二代人接过棒来，跑第二棒；及至第三棒，第四棒，永远跑下去，永无穷尽，这样智慧的传承也永无穷尽，这样的传承靠的主要就是书，书是事关人类智慧传承的大事，这样一来，读书不是“天下第一好事”又是什么呢？但是，话又说了回来，中国历代都有“读书无用论”的说法。读书的知识分子，古代通称之为“秀才”，常常成为取笑的对象，比如说什么“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是取笑秀才的无能。这话不无道理。在古代——请注意，我说的是“在古代”，今天已经完全不同了——造反而成功者几乎都是不识字的痞子流氓，中国历史上两个马上皇帝，开国“英主”，刘邦和朱元璋，都属此类。诗人只有慨叹“可惜刘项不读书”。“秀才”最多也只有成为这一批地痞流氓的“帮忙”或者“帮闲”。帮不上的就只好慨叹“儒冠多误身”了。但是，话还要再说回来，中国悠久的优秀的传统文化的传承者，是这一批地痞流氓，还是“秀才”？答案皎如天日。这一批“读书无用论”的现身“说法”者的“高祖”、“太祖”之类，除了镇压人民剥削人民之外，只给后代留下了什么陵之类，供今天搞旅游的人赚钱而已。他们对我们国家毫无贡献可言。总而言之，“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现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一套《书海浮槎》，实在也是天下一件“好事”。因此，我十分乐意为这一套书写这样一篇短序。１９９７．４．８洒扫封尘启迪来者——读《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陈寅恪是一位史学家，但是他的成就的意义和影响并不限于历史学界。如果我们要探讨中国近现代的文化思想史，要研究自清末特别自“五四”以后，一部分上层知识界人士怎样企求将传统的治学格局与西方近代文明相结合，以开拓一条新的学术途径，希望建立一种新的思维模式，那末，陈寅恪无疑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代表人物。陈寅恪的研究，在“文革”及“文革”以前的十几年中，似乎是一个禁区。近些年来，他的著作陆续出版和重印，受到学术和读书界的注意。这不能不说是这几年来我们文化学术界健康发展和开放精神的反映。１９８８年下半年，中山大学曾举行过一次较大规模的陈寅恪学术讨论会。使人高兴的是，继这次会议之后，由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发起，邀集大陆和港台约３０多位专家撰文，编辑了一部《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六篇，记述陈寅恪的事迹，研讨其学术成就和学术思想，第二部分２７篇，大致是就陈寅恪生平曾 经涉及过的领域，分哲学、语言学、文学、历史学等几方面，进行专题探讨。这种用论文集的形式纪念某一位有造诣有影响的学者，是一种值得提倡的方式，因为这不仅可以让人们了解这位学者的治学轮廓，更为重要的，是可以使后学者知道，我们应当怎样在前人已经修建的道路上再往前延伸，让后来者有这样一种信念：任何大师的成就都是可以突破的，我们要铺设我们将要行经的那一段路程。陈寅恪生于光绪十六年（１８９０），死于１９６９年的“文革”浩劫中，终年８０岁。这８０年，他经历了几个不同的时代。他的祖、父两代曾是他们那一时代的改革家，热心参与政治，但受到政治的牵累，在百日维新失败后受到革职的处分。父亲散原老人，在后半生以诗文自娱，有盛名于东南，但最终仍逃不脱时代的劫难，——在他晚年移居旧都北平不久，芦沟桥炮声起，日本侵略军进城，老人不胜家国之悲，一气之下，绝食而死。比较起来，陈寅恪倒是走着一条平静的学者道路，长期不太过问政治。即使处于中国人民在与国内外敌人进行殊死战斗的激荡年代，他似乎也力争过一种书斋式的生活，搞他的与现实保持相当距离的中古史研究。但这只是这位学者的表面现象。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恐怕没有一个有良心、有正义感的读书人是会真正漠视政治的。我们从陈寅恪留存的旧体诗中，可以真切地感觉到民族的前途，国家的命运，在这位学者心灵上所加的重压。不过对于陈寅恪那样出身于书香门第，早年又长期留学欧美诸国，直接受到过资本主义文化熏陶，具有相当高的中西文化修养的人来说，这种重压表现的，不是直接的呐喊怒吼，而是冷静的、从容的对本土文化的观察和体验，对外来文化追求一种理性的比较和分析。这种学术心态，贯串在他的几乎所有著作中。我认为，我们现在研究陈寅恪，除了研究他所论述过的一个个专题之外，更为重要的，就是要稍稍超脱一点，对他的这种学术心态（包括其长处和弱点），作一些整体性的探索。闻一多有一首题为《祈祷》的诗，其中说：请告诉我谁是中国人，启示我，如何把记忆抱紧；请告诉我这民族的伟大，轻轻的告诉我，不要喧哗！这种热烈而深沉的故国乔木之思正是那一时代不少诗人、学者，以各种不同方式挽救民族于危亡以报效祖国的根本动力。陈寅恪又何尝没有这种爱国的赤子之忧，不过他走着适合自己方式的道路。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如何从不同的途径，探讨我们固有文化在自己时代的使命——这将使我们更为清晰地认识陈寅恪，也将更为清晰地使后来者认识和选择新时代文化的正确道路和走向。我想，这或许是我们可以从这本新出版的《学术论文集》中得到一定的启示。陈寅恪史事新证近日读到三联书店出版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陆键东著），很受启发。这部书最大的特点，也是最有意义的，是搜集了不少档案材料，及有关人物的书信、日记、谈话、回忆，好些是第一次公之于世的，对研究陈寅恪晚期的人生态度和学术思想，极有参考价值。我过去也写过几篇关于陈寅恪研究的文章，自谓对他前期的几部著作和有关隋唐史的文章多少有所把握，对他五六十年代所写的《论再生缘》与《柳如是别传》，虽心向往之，有所研索，但总想多了解一些这位大学者当时的人生思考和学术心态，而又苦于材料不多，且公之于世的又大多一般，因此总是未敢贸然着笔。读了《最后二十年》，不敢说都解决了问题，但确比过去了解得具体了。对陆键东同志的辛勤搜求之功，是应该表示谢意的。我从１９５８年起即在中华书局工作，《最后二十年》有几处提及中华书局，自然引起我的兴趣。书中提到１９６１年３月上旬郭沫若曾去陈府访问，说郭的过访，令北京学界再次瞩目这位传统史学大师。又说同年５月上旬中华书局总经理金灿然到广州参加学术会议，曾专程去拜访了陈寅恪，提出请将《论再生缘》一稿修改后交中华书局出版。页３２０引１９６１年《陈寅恪近况》，说“陈也有此意，但目前尚未着手修改”，云云。从这一叙述中，似乎金灿然去访晤陈寅恪，是受到郭沫若的影响，或可能是郭回到北京后曾对金灿然有所建议。但我从中华书局的档案材料中获知，在此之前，中华书局已在准备编印陈的文集。我在１９９５年初曾写过《齐燕铭同志与古籍整理出版》一文，刊于国家古籍小组办公室编的《古籍整理出版情况 简报》同年第３期。该文曾述及齐燕铭对出版陈寅恪著作的态度，但限于篇幅，未能详述，今因《最后二十年》读后，补充一些材料于下，以供参阅。１９６０年８月２２日，金灿然曾给当时国务院副秘书长、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齐燕铭一信，信中说：杨荣国同志这次在京时曾谈到关于陈寅恪的两件事情，兹写上供您参考。（一）杨建议我们考虑印陈寅恪的文集（包括解放前后的论文）。杨说陈先生在被批判后，表示不再教课。如印他的文集，一要不改，二要印快，三要稿酬高。（二）陈研究《再生缘》后写成一部稿子，以书中主角自况。这部稿子曾经在广东油印，印数少，售价定得很高。后来香港有人把这部稿子拿去出版，书前加了一篇序，说像这样的稿子，在大陆上是不能出版的，等等。陈知道此事后，心情很沉重。按杨荣国此时任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从金灿然这封信中可知１９６０年８月杨即建议编印陈寅恪的文集。信中所述关于《论再生缘》的情况，也是杨告知的。齐燕铭在接到此信后，于当日即批示：“陈文集要否印应请广东省委文教部门考虑。”可见齐的态度是积极而又慎重的。在这之后，金灿然即与杨荣国通讯谈此事，现在中华书局文书档案中保留有金于１２月１２日给杨荣国的信：荣国同志：出版陈寅恪文集问题，广东省委的意见如何？最近我曾口头请示过周扬同志，周扬同志表示可以出，也曾问过郭沫若同志，郭老也认为可以出。如果广东省委同意出，请把你们对出版的要求和作法告诉我，以便正式向中宣部请示。又，陈寅恪先生最近的政治、思想情况如何？在香港出版了《论再生缘》以后他有什么反映，请寄一书面材料，直接送给中宣部许立群同志或送给我转交都可以。这封信所提供的信息很重要。从中可见，关于出陈的文集，金灿然是请示过周扬、郭沫若的，他们二人都表示同意，则周、郭去广州会晤陈寅恪前已知此事。另外，在那种年月，要出版一位有一定影响的学者的著作，是需向中宣部请示的，并且还要叫人写有关政治、思想情况，这对于了解具体环境下的学者生涯，是很有意思的。杨荣国在接到信后，于同月２１日复信：金灿然同志：两函均奉悉。关于陈的材料，写好后即直寄许立群同志处，请释念。至于著作出版问题，中央同意，则由贵局和陈进行商酌如何？杨荣国所写关于陈的材料，当时不知内容如何，待查。金灿然在接到杨信后，即令中华书局那时的历史一组从《史学论文索引》中把陈的著作查出，开一目录，并说此事要在新年前办完。现在这份目录还保留着，我看所收陈的文章篇目是相当全的，可见金灿然对此事抓得很紧。但他又在杨的信上写道：“在上级未正式决定前，出版陈的论文集问题，不要在群众中宣谈。”金灿然是一位相当重视学术，也极为爱才的文化领导人，但在当时他确实也有顾虑，这也可以见出那一时期特殊政治情势下的一种特殊心态，恐怕现在一些年轻人是不大容易理解的了。金灿然随即于１９６１年１月６日再次给齐燕铭写信，说：关于出版陈寅恪论文集一事，我曾口头请示过周扬同志，他表示可以；也曾问过郭老，郭老赞成。最近接杨荣国同志信，附上。为慎重起见，我们就手边的材料查了一下陈到底发表过哪些文章，篇日附上（不全）。请考虑可否正式向陈约稿。从争鸣上讲，似可以约，但据说他的稿子是不能动的，约了可能有些麻烦。齐燕铭于３月在金的信后作了政策性的批示：可由中华提出向陈约稿，只告他文中如有涉及兄弟国家和东南亚国家的（因中国古代史常有把这些国家做为藩属和文中带有污辱话的情形，今天发表容易引起对方不快），请其慎重处理，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此外问题随其任何论点均不必干涉（对少数民族似关系不大，因国内问题总好讲清楚，当然也要看讲话的分寸）。又约稿可否通过杨荣国与之面谈，比写信好。齐燕铭的这段话，应当说是相当通情达理的。５０年代末、６０年代初，有一种特殊的国际环境，在历史研究和古籍整理中十分注意于对周边国家的关系，中华书局编辑部当时还特地起草过一个题为《关于整理出版古籍中涉及我国同友邻国家关系的情况和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长达好几千字，可见非同一般。这在当时是一个大问题，因此齐燕铭不得不提及，但是他还是提到其他任何论点均不必干涉，这确实表现出齐的灼 识和勇气。接着就是《最后二十年》所述金灿然于该年５月上旬去广州拜访陈寅恪，向他组约《论再生缘》稿。但是很奇怪，在这之后，中华方面就再也未提出版陈寅恪文集事，中华是否去函与陈联系，还是通过杨荣国与陈洽商，或陈是如何答复，现在都无材料，只知后来陈的《金明馆丛稿》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即“文革”后的上海古籍出版社）联系编印。但在１９６６年３月中华书局总编室的《情况反映》中，还有一份中华上编所提供的材料，说他们在审稿过程中，发现“作者从资产阶级唯心史观出发，完全无视封建时代被统治阶级对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所进行的斗争，而以婚姻集团、地域关系和宗教信仰作为历史演变的根据”。这样的评价，处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是可以理解的。《最后二十年》曾述及１９６１年３月郭沫若会晤陈寅恪，陈曾向郭建议组织力量整理出版宋人所编的古籍《文苑英华》（页３１９）。我起初曾怀疑后来中华书局影印《文苑英华》，是否即是郭返京后传达陈的信息。后来翻阅有关材料，才知中华于１９６１年初即决定动手影印此书，当时在中华工作的著名版本目录学家陈乃乾曾于１９６１年１月１０日给金灿然信，提出“《文苑英华》如果决定了要印，有两点要先解决”。一是《文苑英华》全书一千卷，现存宋版只存一百四十卷，而且其中十卷还在台湾，因此先要确定是用明版配宋版，还是全部用明版。二是要考虑利用傅增湘的校勘记，这就需要有专人加以校勘整理，陈乃乾提出从上海借调善于做校勘工作的胡文楷。由此可见，影印《文苑英华》是中华书局自己独立决定的，但在那时提出要影此书，而且要组织人加以整理，则确与陈寅恪不谋而合，南北共识，这倒也是一段佳话。普及的层次近日翻阅过去开明书店出版的《朱自清文集》，重点阅读了几篇论述古典文学的文章，对古典文学的普及产生了一点应讲究层次的想法。朱先生是我国现代文学中卓有贡献的诗人与散文家，后期他主持清华大学中文系的工作，致力于古典文学的研究。他与闻一多先生时以惊人之笔破陈说、创新见不同，往往以平实的文笔，把古义源源本本地讲述出来，在演绎与概括中把他的心得一点一滴地告诉读者，并且似乎时时采取与读者商量的口气，想征求你的意见。每读他的这些篇章，总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朱自清先生很重视古典文学的普及工作。他与叶圣陶先生编了好几部文言读本，他极力推荐浦江清先生的词的讲解，他自己也动手作《古诗十九首》析解，还写了一本《经典常谈》，系统介绍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各类著作。但是我感到，朱先生的这些普及著作是不容易读懂的，按照现在古典文学普及读物的标准和要求，如果不是他的大名，说不定会被出版社的编辑先生退稿的。我在大学读书时，根据老师的指点，第一次读了《经典常谈》。记得当时的印象是两点：一是有些讲得太概括，看不懂；二是有些讲得太平淡，无所获。于是大致浏览了一遍，即放置一边，一直没有再看。时隔三十余年，如白居易所说的，“年齿渐长，阅事渐多”，再来读一遍这部书，恰好像发现了一部新的从未读过的专著，似乎每一段每一句都能印入心中。阅毕掩卷，确有一种“真乃不可及也”之感。为什么年轻时看了觉得平淡无所获的书，三十多年后再读时却感到大有所获呢？我想主要原因恐怕是作者功底厚，书的内蕴深，这种书如果没有一定的知识准备和社会阅历，是不易获知其价值的。反过来说，随着知识的增长，阅历的积累，看这种书，就随时看会随时有新的获得。年轻时看《红楼梦》，与４０岁以后看《红楼梦》，所得定然不同，也是这个道理。《经典常谈》这部书，胜义真是不胜枚举。如《诗经》一章讲采诗，说各国都养着一批乐工，管采集歌谣的事，乐工的老师叫太师，“太师们是伺候贵族的，所搜集的歌儿自然得合贵族们的口味，平民的作品是不会入选的。”这几句话实在也是平淡得很。但是我们记得，过去我们讲《诗经》，大谈民歌的现实性和战斗性，近几年有人又“创”新说，大谈《诗经》中的奴隶主意识。对此，朱先生这几句平淡无奇的话，不是更能使人思考吗？《经典常谈》中第十二节题目是《诗》，不到八千字，谈了乐府诗到五七言诗的发展，时期是两汉到南宋末，真是洗炼极了。片言只语，往往能使人咀嚼再三。如说曹植“诗中 有了?我?，所以独成大家”；说五言诗到了阮籍手里，增加了“文人化的程度”。又说陶渊明“是第一个人将田园生活描写在诗里”，谢灵运“是第一个在诗里用全力刻划山水的人；他可以说是第一个用全力雕琢字句的人”。但谢灵运不像陶渊明，陶诗中也讲哲理，这些哲理“是他从实生活里体验得来的，与口头的玄理不同，所以亲切有味”，而谢则“像硬装进去似的”。同样说理，杜甫又有不同，杜甫“常在诗里发议论，并且引证经史百家；但这些议论和典故都是通过了他的满腔热情奔进出来的，所以还是诗”。至黄庭坚，虽继续将诗散文化，但由于刻意求新，“使每个字都斩绝地站在字面上，不至于随口滑过去”。这些评论，既见出朱先生作为有高度古典文学修养的学者的工力，也包含有他作为诗人的精致的审美体验。可是《经典常谈》写作时是作为普及读物而写的。我作为５０年代前期的大学生看了觉得不够味儿，料想现今的大学生也不会对它有特别的爱好。由此我想到古典文学的普及应有不同的层次。《经典常谈》可以说是普及读物，但这是专门研究基础上向具有中高级的人作的普及，不是一般的鉴赏或赏析。它是在严格的知识传授的意义上，对古典作出系统的评析，这可以说是普及的中间环节，我们可以通过这中间环节，再作浅近一些的普及。我总感到，目前古典文学的鉴赏、赏析作品，数量很多，五花八门，但一是讲得太腻，二是有不少知识性的纰漏。这方面的读物存在着提高科学性的问题，就需要有如《经典常谈》一样较高一层的普及著作，也就是普及与专题研究相结合的作品。在普及读物的写作上也应提倡多层次，不要简单化、一体化。感召前些日子听说《叶圣陶文集》已经出版了，想来卷帙一定繁富，可惜无缘拜读。近来因偶然的机会，从我所在单位中华书局的文书档案中，获睹几件叶圣陶先生手迹的复印件，读后受到一种人格与文品的感召，久久不能平静。特记于此，谨以自勉。从１９５８年起，中华书局即致力于《永乐大典》散佚本的辑集，至１９５９年，已从国内外公私所藏收集到７２０卷。为供学术界研究、观摩，中华书局于该年９月选印其中一册，全照原书大小式样，影印仿制出版。这一仿制本前面有一篇出版说明，由编辑部一位同志起草，当时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同志即特地将这篇出版说明送请叶圣陶先生修改。这篇出版说明篇幅不长，大约只有一千二百来字，由７２０字一张的稿纸誊写，共３２行。使人惊异的是，几乎每一行都有叶老修改的笔迹。叶老修改，每一个虚字、每一个标点都不放过。譬如文中说《永乐大典》“辑入古今图书七、八千种”。叶老把“七”字下的顿号删去，并在旁边批注：“此顿号无论如何不能要。”有一句“未毁者几全被劫走”，叶老改为“未毁的几乎全被劫走”。原稿“劫”字写成“刼”，叶老特地勾出来，用毛笔正楷写成“劫”。最后一段原槁说：“要说明《永乐大典》这一类型的百科全书，这一册的内容是具有代表性的。”粗看似也说得过去，但被叶老划去了，并特地在文末写了三行字：“一册的内容具有代表性，可以知道全书的体例和规模，我觉得想不通，恐怕一般读者也想不通。因此，代表性的说法不如删去。如果必须保留，就该说得明白些，说明从什么几点可以见出这一册的代表性。”经这几句一点，真使人豁然开朗。叶先生当时的工作是很忙的。他在给金灿然同志的一封信中说：“我在最近两三个月内，忙碌殊甚，每日上下午非开会即商量文稿，傍晚归来，颓然无复精神。”但他还是对这样一篇极为平常的文稿作那样仔细的审阅和修改，一点“大名人”的架子也没有。１９５９年至１９６０年间，中华书局准备重印朱自清的《经典常谈》。这是朱先生以通俗的笔法介绍古代经典文献的著作，解放前即出版，无论专业研究者还是一般读者，都爱读。这次中华书局重印时，拟请叶老写篇序。由叶老为此书作序，当然是最合适不过的了。中华书局文书档案内保存了叶老为此事给金灿然同志的一封信，信中说：“作序之事，非我所宜。您应了解我，古籍云云，我之知识并不超于高中学生。人皆以为我知道什么，我实连常识也谈不上。此一点恐不能叫人相信，以为我谦虚。您与(:名家对散文的赞美)我相识十年，且非泛泛之交，当知我言非虚也。苟我稍有真知灼见，则佩弦为我之好友，于其遗著，有不肯欣然作序 篇二：中国散文名家名篇 朱自清 原名自华，号秋实，改名自清，字佩弦；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东海；现代著名散文家、诗人、学者、民主战士；其散文以朴素缜密，清隽沉郁、语言洗炼，文笔清丽，极富有真情实感，朱自清以他独特的美文艺术风格，为中国现代散文增添了瑰丽的色彩，为建立中国现代散文全新的审美特征，创造，了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散文体制和风格；散文名篇《荷塘月色》，《匆匆》，《你我》《背影》，《春》，《桨声灯影下的秦淮河》。 叶圣陶 原名叶绍钧，汉族人。字秉臣。江苏苏州人，著名作家、教育家、编辑家、文学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叶圣陶曾担任多项职务。解放后，叶圣陶曾担任出版总署副署长、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教育部副部长。他也是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民进中央主席。诗集《稻草人》，散文《爬山虎的脚》，《牵牛花》，《看月》，《藕与莼菜》，《没有秋虫的地方》。 巴金 原名李尧棠，现代文学家、出版家、翻译家。同时也被誉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是20世纪中国杰出的文学大师、中国当代文坛的巨匠。巴金晚年提议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和文化大革命博物馆。主要创作《家》，《春》，《秋》。散文《怀念萧珊》，《海上日出》，《繁星》，《鸟的天堂》，《静寂的园子》。 老舍 舒庆春，字舍予，中国现代小说家、文学家、戏剧家。老舍的一生，总是在忘我地工作，他是文艺界当之无愧的“劳动模范”，发表了大量影响后人的文学作品，获得“人民艺术家”的称号。散文《猫》，《济南的冬天》，《想北平》，《草原》，《养花》，《雨后》。 冰心 原名为谢婉莹，笔名为冰心，取“一片冰心在玉壶”为意。福建福州长乐横岭村人。被称为“世纪老人”。现代著名诗人、作家、翻译家、儿童文学家。曾任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名誉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名誉主席、顾问，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名誉理事等职。作品有散文集《归来以后》、《我们把春天吵醒了》、《樱花赞》、《拾穗小札》和《晚晴集》等，展示出多彩的生活，艺术上仍保持着她的独特风格。其中《寄小读者》《再寄小读者》《三寄小读者》，表现了她对儿童的爱，她希望儿童们能有一个美好的心。她的作品还有诗集《繁星·春水》，为无标题的自由体小诗，以“自然”“童真”与“母爱”为主题，以对母爱与童真的歌颂、对自然的赞颂以及对人生的思考和感悟为主要内容，表达了她对母亲的情感、对孩子的喜爱、对自然的赞叹及对人生的理解，被著名作家茅盾称为繁星格与春水体。儿童文学作品选集《小桔灯》于同年在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中获荣誉奖。冰心崇尚“爱的哲学”。“母爱、童真、自然”是其作品的主旋律。她非常爱孩子，把孩子看做“最神圣的人”，认为他们是祖国的花朵，应该好好呵护，深受人民的敬仰。她的作品中充满了对大自然的热爱，以及对母爱与童真的歌颂与赞美。散文有《小桔灯》，《往事（一）》，《往事（二）》，《在寄小读者》。 矛盾 原名沈德鸿,字雁冰。汉族，浙江嘉兴桐乡人。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和文化活动家以及社会活动家，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之一，我国革命文艺奠基人之一。1896年7月4日生于浙江桐乡县乌镇。这是个太湖南部的鱼米之乡，是近代以来中国农业最为发达之区，它毗邻着现代化的上海，又是人文荟萃的地方，这里成就了茅盾勇于面向世界的开放的文化心态，以及精致入微的笔风。散文《白杨礼赞》，《风景谈》，《秋的公园》，《樱花》。 郭沫若 原名郭开贞，字鼎堂，号尚武。笔名沫若、麦克昂、郭鼎堂、石沱、高汝鸿、羊易之等。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致力于世界和平运动，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无产阶级文学家、诗人、剧作家、考古学家、思想家、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书法家，学者和著名的革命家、社会活动家，蜚声海内外；他是我国新诗的奠基人，是继鲁迅之后革命文化界公认的领袖。散文有《白鹭》，《路畔的蔷薇》，《芭蕉花》，《我的童年》，《银杏》，《丁东草》。 泰戈尔 印度著名诗人、文学家、作家、艺术家、社会活动家、哲学家和印度民族主义者，1913年他凭借宗教抒情诗《吉檀迦利》（英文版，gitanjaei，即《牲之颂》，1911年出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印度人（也是首个亚洲人）。他与黎巴嫩诗人纪·哈·纪伯伦齐名，并称为“站在东西方文化桥梁的两位巨人”。代表作《吉檀迦利》《飞鸟集》。散文诗《榕树》，《金色花》，《孩子的世界》、《开始》、《告别》，《纸船》。散文《金香木花》。 纪伯伦 卡里·纪伯伦（Kahlilgibran）是黎巴嫩阿拉伯诗人、作家、画家。被称为“艺术天才”、“黎巴嫩文坛骄子”，是阿拉伯现代小说、艺术和散文的主要奠基人，20世纪阿拉伯新文学道路的开拓者之一。其主要作品蕴含了丰富的社会性和东方精神，不以情节为重，旨在抒发丰富的情感。散文诗《美之歌》，《浪之歌》，《雨之歌》，《幸福之歌》。 培根 弗兰西斯·培根是英国哲学家、思想家、作家和科学家。被马克思称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他在逻辑学、美学、教育学方面也提出许多思想。散文《论求知》，《论美》。 中国古代诗人及其诗歌 李白 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又号“谪仙人”。中国唐朝诗人，有“诗仙”、“诗侠”之称。汉族，祖籍陇西郡成纪县（今甘肃省平凉市静宁县南），出生于蜀郡绵州昌隆县（今四川省江油市青莲乡），另有说法称出生于西域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有《李太白集》传世，代表作有《望庐山瀑布》、《行路难》、《蜀道难》、《将进酒》、《早发白帝城》，《子夜秋歌》，《静夜思》，《古朗月行》，《望庐山瀑布》，《赠汪伦》，《独坐敬亭山》，《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秋浦歌》，《望天门山》，《乌夜啼》，《江上吟》，《从军行》。 杜甫 河南巩县(今巩义市)人。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杜少陵，杜工部等，盛唐大诗人，世称“诗圣”,现实主义诗人，世称杜工部、杜拾遗，代表作“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原籍湖北襄阳，生于河南巩县。初唐诗人杜审言之孙。唐肃宗时，官左拾遗。后入蜀，友人严武推荐他做剑南节度府参谋，加检校工部员外郎。故后世又称他杜拾遗、杜工部。他忧国忧民，人格高尚，一生写诗1500多首，诗艺精湛，被后世尊称为“诗圣”。代表作《赠李白》《望岳》《旅夜书怀》《登岳阳楼》《蜀相》 《月夜忆舍弟》《前出塞》《春望》《月夜》《春夜喜雨》《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绝句》（两个黄鹂）《江南逢李龟年》《石壕吏》。 王维 字摩诘，汉族，祖籍山西祁县，唐朝诗人，外号“诗佛”。今存诗400余首。王维精通佛学，佛教有一部《维摩诘经》，是维摩诘向弟子们讲学的书，王维很钦佩维摩诘，所以自己名为维，字摩诘。王维诗书画都很有名，非常多才多艺。音乐也很精通。受禅宗影响很大。代表作《送元二使安西》《渭川田家》《渭城曲》《终南别业》《终南山》《陇西行》《相思》《鹿柴》《竹里馆》《送别》《山居秋暝》《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青溪》《观猎》《使至塞上》《鸟鸣涧》《归嵩山作》《少年行》《秋夜曲》。 白居易 字乐天，晚年又号香山居士，河南新郑（今郑州新郑）人，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中国文学史上负有盛名且影响深远的诗人和文学家，他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忆江南》《暮江吟》《钱塘湖春行》《花非花》《赋得古原草送别》《长相思》《采莲曲》《江南春》。 刘禹锡 字梦得，汉族，唐朝彭城人，祖籍洛阳，唐朝文学家，哲学家，自称是汉中山靖王后裔，曾任监察御史，是王叔文政治改革集团的一员。唐代中晚期著名诗人，有“诗豪”之称。代表作《秋词》《望洞庭》《乌衣巷》《忆江南》《西塞山怀古》《陋室铭》《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二首》 苏轼 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人称其为“苏东坡”。汉族，眉州（今四川眉山，北宋时为眉山城）人，祖籍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词人、诗人，美食家，唐宋八大家之一，豪放派词人代表。其诗，词，赋，散文，均成就极高，且善书法和绘画，是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罕见的全才，也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被公认文学艺术造诣最杰出的大家之一。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名列“苏、黄、米、蔡”北宋四大书法家之一；其画则开创了湖州画派。代表作《江城子?密州出猎》《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饮湖上初晴后雨（其二）》《题西林壁》《惠崇春江晓景》。 辛弃疾 南宋爱国词人。原字坦夫，改字幼安，中年名所居曰稼轩，因此自号“稼轩居士”。汉族，历城（今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遥墙镇四风闸村）人。辛弃疾存词600多首。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战斗精神是辛词的基本思想内容。他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豪放派词人、爱国者、军事家和政治家。《清平乐·独宿博山王氏庵》《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摸鱼儿丑奴儿少年不识愁滋味更能消、几番风雨》《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青玉案·元夕》《丑奴儿·少年不识愁滋味》。 李清照 号易安居士。宋代女词人，婉约派代表。生于书香门第，在家庭熏陶下小小年纪便文采出众。对诗词散文书画音乐无不通晓，以词的成就最高。词清新委婉，感情真挚，且以北宋南宋生活变化呈现不同特点。前期反映闺中生活感情自然风光别思离愁，清丽明快。后来因为丈夫去世再加亡国伤痛，诗词变为凄凉悲痛，抒发怀乡悼亡情感也寄托强烈亡国之思。有《易安居士文集》等传世。代表作有《声声慢》、《一剪梅》、《如梦令》等。其文学创作具鲜明独特的艺术风格，居婉约派之首，对后世影响较大，称为“易安体”。代表作《如梦令两首》《醉花阴》《声声慢·寻寻觅觅》。 篇三：名家散文 美的存在与死亡 张承志 国王要他们屠杀人民。他们拒绝了残暴的国王，把杀死过食人鸟的宝刀，扔进了铁匠炉里。国王怒不可遏地扑过来，但是那宝刀在铁水中迅速销蚀，发出尖锐的声响，冒出青色的浓烟。转瞬间宝刀无影无踪，炉中只剩下汹涌的铁水。 美女 不少人听说过，有一个能歌善舞的美女，生逢乱世暴君，她以歌舞升平为耻，于是拒绝出演，闭门不出。 开始人们都很敬佩她，即便陌生人闲谈之际，也对她赞不绝口。几个男女朋友簇拥着她，信誓旦旦。可是时间长了，先是众人对她显出淡忘。世间总不能少了丝竹宴乐；在时光的流失中，不知又起落了多少婉转的艳歌，不知又飘甩过多少舒展的长袖。人们继续被一个接一个的新人迷住，久而久之，没有谁还记得她了。 她逐年衰老，褪尽了红颜。家人的话语中，有了忿忿的不平，也悄悄地有了埋怨。等她觉出忍让的不易后，她便离家索居，避开与亲戚们的来往。 再过了些年，旧友们不再青春年少，一个个都被生计挟制。他们一旦务实世故，就感到与她相处的不自在。守身的她如遭谴责，旧友们躲着不愿和她见面。知音一旦失去，她的日子就真冷清了。 她走到池畔，引颈看去，水中恍惚摇动着一个丑陋的老妇，头发脱落，满面锈斑，身材佝偻。她吓得失声叫起来，又马上掩口噤声。她环顾四围，没有人跟随。 后来，就没有了她的音讯。 军人 不少人听说过，有一代军人，远古时是这里的人氏。可是来访者四顾太平，不闻战叫，只能听听艺人弹唱。 史诗弹唱中说∶当敌人来掠夺古老的家乡，骁勇的军人们出征了。仗着祖传的宝刀，他们杀死了食人的恶鸟。他们一身血迹凯旋，母亲搂住他们痛哭。国王发给他们奖赏，艺人把他们编进史诗。 可是终于有一天，国王要他们屠杀人民。他们拒绝了残暴的国王，把杀死过食人鸟的宝 刀，扔进了铁匠炉里。国王怒不可遏地扑过来，但是那宝刀在铁水中迅速销蚀，发出尖锐的声响，冒出青色的浓烟。转瞬间宝刀无影无踪，炉中只剩下汹涌的铁水。 史诗就在这里结束了。那些传说中的军人，他们究竟是被国王杀害了，还是被监禁至死，史诗里没有唱。随着时代更迭，连熟悉传说的人也少了。路上时而列队走过荷着武器的队伍，小孩子们也照样玩着打仗的游戏，虽然没有宝刀。 不过，那里还使用铁匠打的锄头劳作。 乞丐 不少人听说过，有一种乞丐，他们一贫如洗沿街乞讨，却一丝也没有失落了气质。阳光里，迷路的鸟儿和狗只有他们喂食；寒夜里，倒卧街头的濒死老人只有他们递过一块毡片。接过一口干粮时，他们感激的是神；被暴风雪逼进角落时，他们埋怨的是运气。他们不去附和官府，不盘算哪怕一个糊口的营生；富人和老爷刚刚施舍过，就被他们忘得干干净净。 在街头，我看见一个长髯的老者。他并不言语，只是唱歌。他的沙哑喉咙难言地迷人。路人掷下小钱后，不知为什么总是连忙逃走，他使人们不敢正视。时刻到了，他在熙攘的人群街心就地跪坐，若无旁人，竟自祈祷。人纷纷停步，不敢打搅，连汽车都开得缓慢——那时十字路口出现了罕见的气氛。 等他起身，街路才恢复了忙碌，又是车水马龙，人流滚滚。一个好奇的孩子紧跟着他，可是不知他要到哪儿去。人人都在路上奔走，只有他，蹒跚走着却是在奔向梦境。 犍牛 不少人听说过，有一头犍牛，它在漆黑如墨的夜里抵挡着一群饿狼。牛圈里都是柔弱的乳牛和牛犊，房子里的人正在酣睡。它独自苦战，狼轮番向它扑来。它用一双断角挑穿了一只狼的肚子，黑臭的污血溅在地上。又是一只狼扑来，被它撞死在栅栏一旁。狼群仍在冲上来，它的力气渐渐耗尽了。 第二天早晨，睡足的人心满意足地走出房子，突然看见—断角牛四腿斜斜地后蹬着，血迹斑斑的头颅古怪地死顶着墙。在牛头和墙之间，一只狼被两只断角牢牢地钉着，钉死在墙上。牛已经死了，但它的致命处并没有受伤。人看了好久才明白∶它是在极度的拼力、巨大的狂怒和再不回头的决意中，“挣”死的。 白马 不少人听说过，有一匹白马，它有纯白一色的皮毛，即使一身汗水，颜色依然如银似雪。 后来它自然老了。马在长到十多岁以后，骨架就开始改变形状，再后来，马的骨架开始粗重宽低，呈出老马的形态。牧人们只要看见一个马影就能认出马来的本领，主要是根据马的骨架和毛色变化的规律。但是，这匹马却特殊：它一身的白颜色一直不褪。鬃纯白，蹄踏雪。内行的长者们常常欣赏地打量着它，啧啧称奇。 终于一天，它的主人走了。它站在草地上，头低了下来。它不吃草，不饮水，垂下的头像是在嗅着草地的气味，一连几天。在草原，牲灵的殉情并不少见，人们有些沉默，但是没有惊奇。 大概是在第三天，一个路过的牧人发现∶老白马的毛色变了！由于这个原因聚了不少观看的人。大家眼看着，在太阳不变的照射下，马儿身上的白颜色，却一刻刻愈来愈暗。傍晚时分，它轰然坍倒，伏卧在黯淡黝黑的草丛里。 孔雀 不少人听说过，有一类孔雀，由于造物的钟爱，它生得天生丽质，美羽如梦。它总是仔细地挑选宿地，因为它不能容忍树杈荆棘，生怕在熟睡时，不觉间会损坏了自己那金莹蓝亮的羽毛。 而山野中，择木而栖谈何容易呢？往往是绕木三匝，无枝可依，只能潜伏荒草杂树之间，度过长夜。 动物的唯美中，也许孔雀是最极端的例子。视美甚于生命的孔雀并不迁就。仅仅为了保护羽毛的完美，它选一株高些的枯木，立身其上，睁着双眼，彻夜不眠。这种行为，于人类是不可理喻的，于动物也是不可仿效的。尽管有痴情的雌鸟一同落下，在旁边依偎做伴，它仍然被如此的夜不能寐折磨，渐渐身心交瘁。黑暗里它有时孤独地开屏，默默地注视着混沌六合。然后勾过柔颈，梳理着背上的金碧、蓝绿的尾屏。据说那时的树林会幻变，在那种时刻有幸靠近一窥的人，能看见涂金镀银的梧桐森林。 好诗 不少人听说过，有一首藏之山野的好诗，它不肯出世。但是人们听说了它，代代追求，为了得到它不惜呕心沥血。有过一些诗人，由于苦心渴求，几几靠近了它。他们形同中毒，得句不合时尚，发想抵触众人。节祭集会时，他们不能与人唱和，同仁切磋时，他们不能与人答问。他们放浪空山旷野，独自吟诵久了，不觉又凄然落泪。因为他们心中明白∶自己并没有获得那首诗篇。 有一个放羊的小孩，性情快活，喜欢大声唱歌。他的歌唱得非常动听，据说连羊群听着都会忘了吃草。放羊孩子听说了诗的故事，他被深深迷住了，每天都对着大山诉说祈求。他对着大山高声呐喊，群山回响着，声浪遥远又缥缈。他倾听着，捕捉着，想记住这空谷绝音。 谣传凭空而起，外面传说山里某处埋着一个铁函，里面锁着那卷神诗。暴君也听说了，为要抢夺神诗，大兵进驻了山里。不用说，诗自然是不会这样出世的。暴君得不到神诗，就把放羊孩子杀掉，把村庄付之一炬。 奇迹出现了。以后每逢大火点燃，群山就如同苏醒。在连山之巅，显示出一线炫目的光，同时从山腹向四方六合传出动静，送来一片天籁般的音响。 人们说，它就是那首诗。 ◎张承志，作家。著有中篇小说《黑骏马》、《北方的河》，长篇小说《金牧场》等。 巷子里的阳光 王克楠 出了门，便是一条巷子，至少要拐过三道弯，拐过三条宽宽细细的巷子，就能拐到人流叮当的马路上。 我很高兴有那三道弯，倘若没有三道弯，大街上的尘土就会毫无阻碍地逼入我的院子。巷子是一个漏斗型的死胡同，朝街的方向呈出开放的姿态，不熟悉的人从街上拐过几道弯，走到我的门口，鼻子碰到了墙壁，叹了口气，就无奈地回返了。 看那些人无奈地返回是一件有意思的事。他们像一个个误入迷途的孩子，面红耳赤地跺跺脚：唉，怎么是条死胡同呢？ 我对他们的牢骚不满，这怎么算一条死胡同呢？我的院子虽小，也能容纳八方来客，你们咋就不到我的院里小坐一会儿，喝一杯淡茶或对弈一局呢？ 我站在巷口，最喜欢看的，还是闪耀在巷子里的阳光。阳光很好，阳光不唉声叹气，它从早晨露头，到晚上收尾，都不露声色，它真的是一位藏在云外的哲人。 早晨的阳光是橘红色的，它比巷子里的懒人起得早。它像画家手中的画笔，横一笔竖一笔，紧一笔慢一笔，就把小巷子画滋润了，画温热了。懒人们就会说：你看看，太阳都晒热屁股了，咱也别压床了。 巷子里有几棵树，树干茁壮，树头蓬勃。夏天的午后，树下常有几个退休的老人坐在 小板凳上闲侃。就是这棵树支撑着阳光的舞蹈。阳光穿过蓬松的树头映在地上、墙上，地上和墙上就成了阳光的“舞台”。风是导演，把树叶儿吹得越厉害，阳光舞蹈的姿势就越激烈，猛烈或温柔，皆是一种自在的景致。 中午的阳光白晃晃地把人的头皮晒得煞痛。因而，中午巷子里少有人走动。大家坐在家中饮茶，或睡午觉。心里想：就让太阳发泄一会儿吧，它也有委屈焦躁的时候，过一阵子就好啦。 果不其然一过下午2点，太阳就似做错事的孩子羞答起来，它把阳光一缕又一缕轻轻地投进小巷，投在人们的头顶上，非常轻，恐怕在人们头顶上砸出包。人们便走出院子，走到树荫打毛衣、聊天，或把有毛病的自行车倒扣在巷子里，没完没了地修。 傍晚的阳光一片深红。它把整条巷子都映得红彤彤的，大家该洗菜的去洗菜，该洗衣的去洗衣，巷口的棋摊上，依然是那些七嘴八舌爱支招儿的人，但大家都已感到了太阳的惜别。 病人躺在床上，看着颤颤巍巍的阳光，心想，就要走了，如果用碗能扣上一碗阳光，躺在床上就永远放着这只碗。 老人们喜欢坐在巷子的墙根下晒“老爷儿”。他们的山羊胡子稀稀疏疏，但脸色红润。此时他们的话闸子就打开了，滔滔不绝，向老伙计们眉飞色舞地讲着老故事，阳光暖乎乎地投在他们的脸上，虽然他们讲的故事今天和昨天相似。 重复又有什么？人生不就是许多似曾相识的事情不断在重复吗？不是他重复你，就是你重复他；不是历史重复现实，就是现实重复历史。阳光也是重复的，以相同的节奏和色调度过每一天。 我很为那些误进巷子而返的人惋惜，他们至少可以在小巷子驻足一会儿，看看那意味无穷的阳光呵。 请君试问东流水 李元洛 人生天地之间，有大漂泊与小漂泊，而“漂泊”本来从水，小漂泊和水结下的更是不解之缘。 在茫茫的宇宙之中，人本来就如一叶浮萍。李白早就说过“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他将天地比喻为万物当然也包括人在内的临时旅舍，实际上是指生命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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