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南史·隐逸传》中的南朝隐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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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 376湘南学院学报Journal of Xiangnan UniversityDec. ,2016 Vol. 37 No.
6略论《南史•隐逸传》中的南朝隐士(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西西710119南朝多隐士。随着南朝统治者的隐逸政策以及社会的隐逸风尚发生质的转变,隐士的人生选择趋向多 。影响他们归隐的除了自身因素外,也有仕途、家庭、宗教等多方面的考虑。从不同角度对南朝隐士类型进行了归 以理清其生活及其价值取向。从他们参与政治方式的不同,分析其徘徊于吏隐两境的复杂心态,并通过总结他们 在社会教化上发挥的价值,增加人们对他们的认识。关键词:南史》隐逸传;南朝;隐士中图分类号:K239.1 文献标识码A
D01:10. 3969/j. issn.
1672-8173.2016.06.007从尧舜时代到明清,隐逸之士层出不穷。尤其在 魏晋南朝时,隐逸更成为一种时代风尚,吸引着大量 含贞养素,文以执业”之人隐遁于世。“易有君子之 道四焉,语默之谓也。故有入庙堂而不出,徇江湖而 永归。隐避风云,情迹万品。 [1]1855南史》中载录了 为数不少的隐逸人士,这些南朝隐士的人生轨迹各有 但都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一定影响。针对南朝隐逸现象的研究,学界已有丰硕成果。 蒋星爆先生在《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对包 括南朝在内的古代中国隐士进行了全方位的宏观梳 。与过去相较,近来的研究侧重于对隐逸风尚及隐 士个人生活、价值追求、社会影响的挖掘。如张旭华 的《魏晋南北朝隐逸风尚研究》及谢宝富的两晋南 朝隐逸之风的流变》论述了南朝隐逸风尚对 士人的影响。郑训佐的《略论魏晋南北朝隐士生活》 及王玲娟的《隐士的此岸情节》对隐士个人 生活、隐士类型、文化影响等方面着墨颇多。胡翼鹏 的《论中国古代隐士的价值取向及其社会意义》及陈 爱娟的《浅析中国古代隐士的价值观念和功利取向》 等文章探讨了隐士的价值追求及对社会的影响。本 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南史•隐逸传》中的 南朝隐士在隐逸原因、隐逸类型、精神追求及其对政 社会活动的参与进行系统化论述。替频繁,国运短促,战乱相寻。而这一时期又是中国 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过渡阶段,江南经济持续开发,
佛道二教继续发展,思想文化活跃兴盛。南朝隐士便是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中形成的。 至” [1]1857。混乱动荡的时局是隐士滋生的沃土。《或虑道有不申,皆用宇宙而成心,借风云以为 [1]1856。当自己的政治抱负无法伸展,政治理念无 法实现时,追随先辈的足迹归隐山林,便不失为一种 选择。而与此同时,南朝政府的隐逸政策也发生了转 。相对东汉至魏晋以来的征隐、南朝政府更 多的表现出一种对隐士的尊崇[2]1<1-107。政策的转变 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隐士与政府之间的对立情绪。 随着双方关系的调整,整个时代的隐逸风尚一改前 瞻。追求心迹,为隐而隐的“时尚在南朝十分 兴盛,社会上也弥漫着浓厚的尚隐风气。南朝隐士的人生轨迹、个性特征都不尽相同,们选择归隐也受多方面因素影响,不能全一而论。本 文试加分析。(一人生志向隐士中“志在山林”者大有人在。宗少文之孙宗 退不乐人间。……性同鳞羽,爱止山壑,恋松云,轻迷人路” [1]1861。从永明三年诏征太子舍人 不就到建武二年征为司徒主簿不就,多次拒绝朝 廷征辟;刘凝之“慕老莱、严子陵为人,推家财与弟及 立屋于野外,非其力不食” [1]1868 ,后辟召一无所 就;褚伯玉“隐操,寡欲。年父为之昏。妇一、因何而隐东晋十六国之后,中国历史进人南北分裂、南北 对峙的阶段,史称“北朝时期。在南朝一百七十 年的历史中,又经历了宋、陈四朝交替,朝代更收稿日期=2016-09-25作者简介:王猛(1992—男,山西运城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文化史。28

:南史•隐逸传》中的南朝隐士入前门,伯玉从后门出。遂往剡,居瀑布山” [_3,此 后在山三十余年,会稽山阴人道徽 守志业不仕”终身隐居南山[1]1881。又如陈留尉氏 人阮孝旭,十五冠而见其父彦之,三加 弥尊人伦之始,以庇尔躬。愿迹 松子于瀛海,追许由于穹谷,庶保促生,以免塵累。 是屏居一室,非定省未尝出户,家人莫见其面,亲友因 呼为居士”[1]1893 ,此外,隐居衡山极 峻之巍,小板屋两间,足不下山”[1]18%的荆州平人 等等。他们以“解桎梏于仁 [3]120。寻。法 顶” [1 ] 1867,遁迹幽深;郭希林“曾祖翻,晋世高尚不仕。 希林少守家业,徵召一无所就,[1]1868 ,其子亦隐居 不仕;武陵汉寿人龚祁,他的从祖和父亲皆不应征辟, 其人亦征辟无所就;孔道徽的父亲孔祐隐于四明山, 孔道徽“少历高行,能世其家风”隐居南山。等等。(四)佛道熏陶魏晋南朝时黄老之学大盛,儒释道三教并流,当时士人影响极大。受或博通释 示形神于天外”是该时期隐逸风尚之主 传承了自古以来的隐逸之风。(
宦途坎坷此类人士,或因失意于官场,看透浮生;或因政治 因缘际会,遁迹江湖”之中。其中以陶渊明为 代表。《南史》退不讥 俗”。陶潜本为晋大司马陶侃之曾孙,少有高趣” 起为州,少后为镇 建威参军”后又改彭泽令,任职期间,郡遣督邮 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他不堪“为五斗米折腰向乡 里小人”当日解印绶去职[1]1856_1857。又有鲁国孔嗣 宋时与齐高帝俱为中书舍人,并非所好。自庐江 郡守去官,隐居钟山”[1]1889。另有南宛人张秀, 本为州中从事史。“遇刺史陈伯之叛,孝秀与州中士 大夫谋袭之,逃于盆水侧。[1]1905其母被陈伯之 孝秀隐于东林寺。此类隐士,归隐前都在朝为 仕海多变故,际遇有坎坷,在隐风大盛的时代,得已寄托山林消遣余生。( 家庭影响从《南史•隐逸传》传主事迹来看,可分两种情 况分别论之,一种是因家庭亲近成员如父母者去世, 传主悲而或隐或亡;一种是受家风影响,守家道而隐。第一种情况者,有顾欢诸人。顾欢家世寒贱,祖辈皆为农夫,7jC浆不人口六七日,庐于墓次, 遂隐不仕”。至亲亡故对顾欢打击甚大,读诗至 哀哀父母’辄执书恸泣” [1 ] 1874 ,足见其哀戚之情;安 成内史刘慧镜之子刘昙净,以孝名闻,父卒于郡,净奔丧,。服 阕,因毁成疾。……父事母尤淳至身营餐食, 不以委人。母衣不解带,及母亡,水浆不入口者殆 一旬。母丧权瘗药王寺,时天寒,昊净身衣单布衣,。昼 卒” [1]1903 ,此类隐士遭受家庭变故的打击,或隐或亡, 其哀恸动人,可见淳孝,被列于隐逸传中。第二种情况者比较多。南朝时,家族隐逸现象繁心向佛门;或好学黄老,身远游。《南史》对其 事迹皆有载录。如为吴兴隐 其家“累世事佛”推父祖旧宅为寺”每于 四月八日请像之日, [1_ ;周续之 闲居读老、入庐山事沙门释慧远”与刘遗人、申明并称“寻阳三隐” [1]1865 ;雷次宗“少入庐山,事沙 门释慧远,笃志好学”隐退不受徵辟”[1_。另有 辟功曹不就,乃与道士王僧镇同游衡岳”的颍川隐 士庾承先等人。可见佛道思想对当时士人隐逸风尚 影响之大。此外,那些世人所追慕的隐居高士,也对后辈士 隐产生一定影响。如严子陵为 而隐的刘凝之;“幼事徵士关康之”复师徵士臧 荣旭”的诸葛璩[1]19<1;“遇处士 张孝秀,相得甚欢,遂有终焉之志”的刘慧斐[1_二、为何而隐隐士为何而隐,范晔在《
曰:或隐居以求其志,或曲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 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 其清。[4]范晔之言足以点睛,自古及今,学人据此对 隐士归类,其方法固有不同,但基本上有脉络可循®。 关于南朝隐士,笔者认为其类型可划分如下:(一按隐遁后生活条件可分为:豪隐、穷隐所谓豪隐者,则家资丰厚,或是帝王礼赐所得,族中本为富宦。豫资给甚厚。久当时朝廷 公卿以下并设祖道” [1]1868可见其地位之高;弘景,字通明,王府参军。父 孝昌令”后于茅山隐居,明阴阳五行,[梁]武帝既 1张孝秀隐居后,居于东林寺,有田数十顷, 部曲数百人,率以力田,尽供山众” [1]19°5_1906。既称隐 则多为遁迹之徒,所以称得上豪隐者为数极少。穷隐者人数较多,在此仅举数例供参。穷隐者以29

湘南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16I2月(376五柳先生陶潜为代表,南史》载其著《五柳先生传》
云:“性嗜酒,家贫不能恒得。……环堵萧然,不蔽风 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从其文中便可窥得 生活之窘迫;徐伯珍少时便“归隐后亦如 后移居九岩山,家甚贫窘,兄弟四人皆白首相对, 时人呼为‘ [1]189°。此,唯以园 蔬为业”的范元琰[1]1903以及“庭草芜径, 唯床上有数帙书”的孔淳之[1]1864。更以兽皮及结草为衣”隐遁于山林岩石之间。名士 殊可叹矣!践阼乃至,山谷臣顾欢上表’进政纲一卷。时员 外郎刘思效表陈谠言,诏并称美之”[1]1875。此外, 还有“起家梁安成王法曹行参军”遇处士张孝秀后 隐于东林寺的刘慧斐等等。所谓计隐,即把隐逸不仕当成沽名钓誉之手段 。他们或“由隐而仕,终得美宦”其美名。这种“身在江湖之上,心游魏阙之下,托薜萝 以射利,假岩退无进乏济时之 [6]5115之人中也多有记载。雷次宗于 宋元嘉十五年,徵至都开馆于鸡笼山,聚徒教授” (二按隐逸之境界可分为:真隐、吏隐及计隐真隐者,是为追寻心中的“而隐。他们“不事 王侯,高尚其事”属于“称则天,不屈颍阳之高;武 尽美矣,终全孤竹之洁”[4]2755是传统隐逸方式 的延续。前文所述“因人生志向而隐”中所提到的隐士, 基本上皆属真隐之范畴。南阳涅阳人宗少文, 武帝纳之,乃辟少文为主簿,,问其故。答丘饮谷,三十余年。武帝善其对而止”[1]1860遂终生 不仕;朱百年“少有髙情,亲亡服阕,携妻孔氏人会稽 南山,伐樵采箬为业……隐迹避人,唯与同县孔觊友 善”终身不就,家中素贫,外人所济饷米皆不受,有髙 士之风[1] 187°。另宗测立屋 于野外,非其力不食”的刘凝之;“不事王侯,抗高木 有年载矣”的褚伯玉;“隐居南山,终身不窥都邑” 的孔道徽;“断穀三十余载,唯以涧水服云母屑”的邓 郁等多人,不烦赘叙。南朝时的真隐之士,承汉魏之 遗风,其毅然决然的出仕态度,对后世 隐者影响尤大。亦仕亦隐,徘徊于仕、隐两境者,是为吏隐。 王小兰在《宋代隐逸文人群体研究》一书中将吏隐概 括为两种情形:一种是自隐士被召,受到朝廷重用,得已而寄迹于宦途者,另一种是本来为官场中人物, 隐逸生[5]!^° 南史》中类似吏隐者,像沈麟士,博通经史,有高尚 之心……宋元嘉末,文帝令仆射何尚之抄撰五经,访 举学士,县以麟士应选。不得已至都,尚之深相接” ”以绝 [1_-189、陶渊明亦属于吏I其为晋大司马陶侃 之曾孙, 后为镇军、建威参军”后改彭泽令,又不堪“折腰向 乡里小人”解印绶去职[1]1856_1857。身为官场人物的 陶潜,不慕荣利,向往归隐田园,在看透官场黑暗后决 然隐居。徘徊于仕、隐两境者,另有吴郡顾欢,其母亡 后本已隐逸不仕,齐高帝辅政,徵为扬州主簿。及 30朝廷立四学,资给甚厚”还庐山,公卿以下并设祖 。后又徵至都,为筑室于钟山西岩下,谓之招隐馆, 使为皇太子、诸王讲丧服经。次宗不入公门,乃使自 山”[1]1868。其虽为隐士,地位却殊于一般,名为归隐, 实则难舍俗尘,在仕、隐两境如鱼得水。更甚于雷次 莫过于陶弘景。“齐高帝作相,引为诸 王侍读,除奉朝请。虽在朱门,闭影不交外物。永明 十年上表辞禄,齐武帝许之,公卿祖之征虏亭, 供帐甚盛,车马填咽,咸云宋、齐以来未有斯事”后又 在中山立馆,自号华阳陶隐居。“武帝既早与之 及即位后,恩礼愈笃,问不绝,冠盖相……国 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不前。月中常有数 。二 [1]1897_1899陶弘景既在山林之中享隐逸之名,又常 顾问魏阙,得利好之实,堪称计隐之典范。如此者还 有沙门释宝志,出入钟山,来都邑南齐永明年 竟住在东宫后堂,从平旦门中出人。萧武帝尤深敬事,尝问年祚远近”虽剃发而常冠帽, 下裙纳袍,故俗呼[W1901。这种隐士算不上 隐”但归于隐逸传中,可见世人对此种隐逸方式的 认可。计隐者,以隐逸为进退之计,在我国历史上为 数不少,无论世人对其有何褒贬,亦难以阻挡后世之 无数追随者。(三按隐遁之后的生活方式,可分为:农隐,隐及学隐农隐者,顾名思义,即归隐后以从事农业生产劳---包括耕田、渔樵等----为生的隐士如“坏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芸籽”以“躬耕自资”的陶潜;“屋于野外,非其力不食”的刘凝之;“伐樵採箬为业” 的朱百年;烟波垂钓的渔父;唯以园蔬为业”
的范元琰等等。庙隐者,即隐于寺庙、观之人。包遂往庐 止祖少文旧宅”仍留旧宅永业寺,绝宾友”的宗 测;“累世事佛,推父祖旧宅为寺”的沈道虔;“入庐山
:南史•隐逸传》中的南朝隐士事沙门释慧远”的周续之;“栖迟山谷, 常以一壶自随”的僧严;“遂有终焉之志。因不仕,东林寺”的刘慧斐;“归山居于东林寺”的张孝 秀等人。所谓学隐,即归隐后开馆授徒,以教授为业的隐 。此类方式颇得南朝士人青睐,隐逸传中多有开舍 授学之士。如弟子以业传授”的关康之;“于始宁东 山开舍授学”的杜京产;“隐居京口教授”的臧荣绪; 宋泰始中过江,聚徒教学”的吴苞;“受业生凡千余 人”的徐伯珍;“徒教授,不应徵辟”的娄幼瑜;“李延寿《南史》中曰:或仕不求闻,退不讥俗;或 全身幽履,服道儒门;或遁迹江湖之上,或藏名岩石之 斯并向时隐沦之徒欤。[1]1856形象再现了南朝隐 士的自由主义精神。他们超越了家庭、世俗朝政、教等诸多羁绊,在山林与朝市、家园与旷野、释教与黄 老之间恣意进退往来,更甚者还越过礼法的规束,刻践行自由主义的理念。隐士们的归隐本就脱离了 儒家正统观念的范畴,在世人眼中的种种“与离 经叛道更突显了他们的髙标独举、特立独行。孔淳之 与王敬弘为子女办婚事,不讲繁文缛节,仅相聚共饮, 居馀不吴差山,从学士数十百人”[1]1891 沈麟士;“就学者日至”[1]19ffi的诸 葛璩;“开馆于鸡笼山,聚徒置生百余人”的豫 章人雷次宗等。三、隐以为何姚思廉在《梁书》中曰:古之隐者,或耻闻禅代,
高让帝王,以万乘为垢辱,之死亡而无悔。此则轻生 隐之上者也。或寄臣柱 居易而以求其志,处汗而不愧其色。此所谓大隐 隐于市朝,又其次也。或裸体佯狂,肓瘤绝世,弃礼乐 以反道,忍孝慈而不恤。此全身远害,得大雅之道,其次也。然同不失语默之致,有幽人贞吉矣。与夫没 身乱世,争利干时者,岂同年而语哉!”[7]731关于古代 隐士的价值取向,有学者将其归为三种:其一,不事王 高尚其事;其二,贫乐道,淡泊名利;其三,特立 而南朝隐士的精神境界各有不同,价值取向更显 多元。(一 理想主义南朝隐士无论属于何种类型,都或多或少可称之 为理想主义者。当他们面对窘迫的政治、社会现实 往往沉醉于自我心境之中,并且追寻或构建自己 美好的精神乐园。陶渊明以曾祖为晋朝宰辅,耻复 屈身后代” 义熙以前,明书晋世年号,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 已。[1]1859他这种以不书刘宋年号表露心迹的做法, 与阮孝续的“不书官纸”以显清白相映成趣,虽说不 免“纸上谈兵”也未尝不是一种沉醉自我的精神胜 利法。隐士疏离政治与社会,必然是其理想主义的价 值追求胜过了现实主义。诸如于北风中悠然自得而 自比羲皇上人的陶渊明、驾轻舟凌波垂钓的渔父、恋神仙方术的陶弘景等,在众多的南朝隐士中,理想 主义成为他们价值取向的共同特点之一。(二)
自由主义世人怪之,反以“固亦农夫田父之礼也”作答;刘凝之 礼” [1_。南朝隐士并不同于竹林名士的放浪形骸, 而是在与世俗的对立中洁身自好。他们或自制礼仪, 不遵约束;或抛离俗务,畅游山水;或修佛修道,脱尘 这往往都成为自由主义者价值取向的标志符 (三人文主义人文主义精神是南朝隐士的一大特征。体现在 乐善好施、以人为本的人道关怀和著书立说、传道授 业的人文情怀上。晚年的陶潜牵挂家贫无依的子女, 还训诫其“当思四海皆兄弟之义”齐梁之际的庾诜 以书质钱助邻人脱离冤狱,在邻人答谢时说:“吾矜天 下无辜,岂期谢也。还有以德报怨的沈道虔、范元琰 他们的物质生活大多窘迫,却又能在安贫乐道 之中秉持以人为本、乐善好施、轻利重义的精神,实在 难能可贵。另一方面,南朝隐士在文学、艺术等领域, 凭借其高超的造诣建树颇多,还通过著书立说、开馆 授学的方式传承文明。宗测“画永业佛影台,皆为妙 。好音律,皇甫谧高士传三卷[1]1862; 陶弘景“所著学苑百卷,孝经、论语集注、帝代年历、草集注、效验方、肘后百一方、古今州郡记、图像集要 及玉匮记、七曜新旧术疏、占候、合丹法式” [1]190°等。 立馆授学者,前文所述“学隐”皆如是。人文主 义的价值倾向在南朝隐士的人道关怀和人文情怀双 重作用下倍显高尚。四、身隐而心不隐隐士与政治、社会是脱不开关系的。关于隐士与 政治互动的研究,学者们也都见仁见智®。南朝隐士 对政治的参与方式颇为多元,这种表现在很大程度上 是受南朝政治环境的影响。一政权频繁更替, 每个王朝为稳定政权,延揽人心,通常会向隐士示好, 抛出征辟为官的橄榄枝,宋文帝、齐高帝就曾多次征 召隐士。而动荡不安的政局、腐败的政坛以及频繁的31

湘南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16I2月(376叛乱与兵祸,也改变了一些隐士的命运和他们的政治 生活。另一方面,门阀衰落,中下层士人的崛起和南 朝士风的改变,也影响着隐士。萧梁时就因为士族队 伍的扩大而相应地扩大官员数量[8]114。而为了扩大 官僚数量,朝廷不可避免地会将延揽的触手伸及隐 。同时,尚隐的风尚在统治者中蔓延,政治人物乐 于与隐士们交往,这也是隐士政治生活的一个内容。星@对隐士政治生活的归结已较为全面。具 体来说,对于南朝隐士,笔者认为其参与政治的方式 有以下几种。[1]1906
还有被梁鄱阳王邀请做客的马枢等等。与两汉至魏晋时期的高隐处士相较, 逸传》中所载的南朝隐士群体对政治的态度发生了较 大变化。如果说两汉至魏晋时期的隐士所体现的是 统治者对士人采取高压政策之下不得已做出的避世 之隐那么南朝隐士体现更多的则是在统治者与士人 关系调整过后的谐世之隐[9]14。无论如何,从他们参 与政治的方式中已经能够展现出南朝隐士徘徊于在 朝在野之间的复杂心态。(一 治应命。人虽却难避朝廷邀 。上文提到的雷次宗,虽然“隐退不受徵辟”却于 元嘉十五年“徵至都”聚徒教授”宋文帝还“车驾 数至次宗馆,资给甚厚”后又徵诣都”为皇太子、 诸王讲丧服经”[1] 1867_1868。还有上文提到的沈麟士, 宋元嘉末,文帝令仆射何尚之抄撰五经,访学士
县以麟士应选。不得已至都,尚之深相接”[1]1891。他 们以隐退之身,虽不受朝廷征辟,却应诏服皇命,参与 政治。(二 政治投靠。前文提到的沙门释宝志即属此 。他“出人钟山,来都竟住 在东宫后堂,与朝政联系十分密切。到萧梁时,梁武 帝尤深敬事,尝问年祚远近”萧衍对其信任至此, [1] 1901(三 治配合。一积极的配合,隐士中与 政治配合最默契的,莫过于陶弘景。他曾以图谶之法 配合萧梁立国。“及梁武兵至新林,遣弟子戴猛之假 道奉表。及闻议禅代,弘景援引图谶,数处 令弟子进之。以至于萧衍即位后,“恩礼愈笃,问不绝,冠盖相望” [1_-18"。另一种是消极配合,潜即属此。他做州祭酒时,不堪吏职”便自解而归, 隐居不就。后来做镇军、建威参军时,又不愿为武职, 向亲朋说:“以为三径之资”上级听说后 调他任彭泽令。在彭泽任上又不愿向郡督邮“腰”再次归隐。陶潜的不配合,可见一斑。(四)
政治交往。隐士与政场人物的交往同样是 他们政治生活的一部分。刘慧斐本为官场之人,遇张 孝秀后才起终焉之志。隐于东林寺后还与统治阶层 经常往来,的简文帝萧纲在江州时,遗以几 杖”。后来的梁元帝萧绎以及武陵王等,在当时都与 刘慧斐“书问不绝”。庾 忠烈王在州,钦其风味,与游处,令讲老子”。后来 承先跟从刘慧斐去荆州,当地文士邀请他讲学,“湘东 王亲命驾临听”还与他“论议终日,留连月余”还山32
政治互动的同时,南朝隐士对社会的影响也是深 刻的。有学者指出隐士发挥了道德整合与社会安全
德修养以及学术文化发展上对社会的影响。下面,试从家庭伦理及社会公德两个道德实践角 分析一下南朝隐士对社会教化的影响。(一 家庭伦理。家庭伦理道德是封建王朝进社会教化的重要内容。南朝隐士身体力行,在事亲至 兄友弟恭、夫妻和谐等方面做了表范。在事亲至 孔淳之“居丧至孝,庐于墓侧” [1]18M;周续之“岁丧母,哀戚过于成人” [1]1865 ;杜栖在其父亡时,浆不入口七日,不食盐 [1]1882。在兄 友弟恭上,关康之弟弟亡故,康之时得病小差,牵以 因得虚劳病,寝顿二十余年” [1]1871;辛普明“贫与兄共处一帐,仍以帐施灵。蚊甚多,通夕不 而终不道侵蜇” [1]1871。在,刘凝之
[1]1868_1869 ;朱百年与妻子共隐会稽南山,其妻髙洁不 受馈赠,时人美之,以比梁鸿妻” [1]187°。南朝隐士在 当时都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他们在家庭伦理道德 建设上的身体力行,势必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世人,
达到教化社会的效果。(二 社会公德。部分南朝隐士具有极高的品他们心地善良,仗义疏财,助人为乐,或可称他 们为人本主义者。他们的善行往往令恶人羞愧,令世 人感动,在社会教化中荡浊扬清。沈道虔以德报怨,
有人偷盗其菜,他便待窃者取足去后乃 出”。又有人拔其屋后竹笋,邻人劝阻,盗者说“借此 欲令成林,更有佳者相与。他便叫人买竹笋送之, 盗者惭不取” [1_ ;刘凝之经常施舍财物,有人误认 领他所著之屐,他不仅不拒绝,还说“著已败令家 中觅新者备君”此人后来于田中找到所失之屐,还不肯复取” [1]1869 ;范元琰与沈道虔相似,有人欲渡 河盗其竹笋,范元琰“因伐木为桥以渡之,自是盗者大 一乡无复草窃” [1]19M。还有马枢在隐居时,凡所
:南史•隐逸传》中的南朝隐士依托者常数百家”[1]1908。隐士的洗 漆教化,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恶行,使人们知荣 懂廉耻,教化效果明显。正如《北史•隐逸传》以激贪之用;督其迹者,矫以教义之风。[1] 2907隐士的 社会教化作用自古以来就被认可,统治者也认识到 才会不断表示出对隐士尊崇的姿态。综上可见南 朝隐士的政治生活以及他们的社会教化作用,亦足见 其“身隐而心不隐”的态度。隐士》中分为七种:节士型、道德型、学者型、和尚道士型、 士型、懒散放诞型、干略型。②蒋星煜在《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中将古代隐士政治生活的 内容归为三种:一、以在野之身应在朝之命,以在野之名 务在朝之实,三、以在野之法求在朝之位。王圣在《六朝隐 士与政治、学术文化之关系》文中,认为隐士与政治的关 系主要体现在“与“不仕”的态度上,这种“仕”与“不仕” 的态度归根于自汉魏至六朝以来道统与政统关系的演变。 作者在文中表明,南朝时隐士态度的转化和隐逸方式的多 仍是“士志与道”传统的继续。结语南史》卷七十六《隐逸下》夫独往之 皆禀偏介之性,不能摧志屈道,借誉期通。若使夫 遇见信之主,逢时来之运,岂其放情江海,取逸丘樊? 不得已而然故也。 [1]19°8通过对《史.隐中南 朝隐士人生事迹的挖掘,发现这一特殊时代背景下的 特殊群体是十分多元的。无还是 身隐而心不隐”在此时期都得到世人的认同,也彰 显出了他们对隐逸概念与人生价值的自我诠释。参考文献:[1] 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2] 胡秋银.论汉晋南朝的隐逸政策[J].社会科学辑刊,2002(1.[3 ]郭娜娜.魏晋南北朝隐逸现象及相关问题研究[D].天
南开大学,2014.[4] 范[M] •北京:中华书局,1965.[5] 王小兰.宋代隐逸文人群体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2013.[6] 刘時.旧唐书(卷一).隐逸传序[M].北中华书 1975.注释:①蒋星煜在《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中,从隐士的政治生活来 将其区分为:真实的隐士和虚伪的隐士,从隐士的经 济生活区分为:在业的隐士和无业的隐士,从隐士的社会生 活区分为:孤僻的隐士和交游的隐士,从隐士的精神生活区 分为:养性的隐士和求知的隐士。高敏在《中国历代隐士》 中分五类:抗议型隐士或不合作型隐士,泊型隐士,老庄 型隐士,清高型隐士,虚伪型隐士。韩兆琦在《中国古代的[7] 姚思廉.梁书(卷五十一).士传[M].北中华书局,
1973.[8] 李磊.东汉魏晋南北朝士风研究[D].上华东师范大 学,2006[9] 王圣.六朝隐士与政治、学术文化之关系[D].芜安徽 师范大学,2007.[10] 胡翼鹏.论中国古代隐士的价值取向及其社会意义[J].学术论坛,2002(5.On Hermit of the Nan Dynasty in History of Nan
Dynasty Hermit LegendWang Meng(School of Historical Culture,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ChinaAbstract: There were many hermits in the Nan Dynasty. With the fundamental change of hermit
policy by administrators in Nan Dynasty and social hermit style, the choice of hermit life becomes more pluralism.
Many reasons that make them to be hermit, such as their personal fairs, official career, family and religious, etc. From the different perspective, the paper concludes the kinds of hermit in Nan Dynasty, and from dif­ferent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makes analysis of their complicated mind-set that is lingering between official and hermit, finally through summarization of their value of social civilization, tries to add some knowledge of them.Key words History of Nan Dynasty, hermit legend, Nan Dynasty,
her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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