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氏传》与《聊斋志异》美狐形象的文化内涵

发布时间：2022-12-30 07:13:09 来源：文档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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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任氏传》与《聊斋志异》美狐形象的文化内涵作者：赵爱华来源：《蒲松龄研究》2012年第01期摘要：中唐沈既济所撰的《任氏传》塑造了一个有情有义的雌狐形象任氏，这个与当时盛行的“狐魅”观念迥异的狐形象可谓前无古人，后少来者，直到清代蒲松龄的笔下才出现了类似的雌狐。在蒲松龄“孤愤”创作动机的观照下，沈既济的《任氏传》也是他的“发愤”之作，反映了他对人生美好情感的向往和追求。虽然蒲松龄在塑造雌狐形象时继承了沈既济的创作精髓，但是由于时代的差异，相似的女狐形象却体现了不同的时代内涵。关键词：任氏传；聊斋志异；雌狐形象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７．４19文献标识码：Ａ在中国传统观念中，人们一般把魅惑男子的女性称为“狐狸精”，之所以如此称呼，是因为受古代小说中的狐精形象影响的结果。狐精在古代小说中大多是以淫荡的面目出现的，而在古代小说史上能冲破狐“媚”观念而歌颂狐“侠”的主要有两个人，一个是蒲松龄，一个是沈既济。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脍炙人口、妇孺皆知，而沈既济的声名远不及蒲松龄大，其实蒲松龄笔下的狐精与沈既济《任氏传》的创作有着密切的传承关系。一、《任氏传》与《聊斋志异》创作之关系有关狐精和书生交往的情爱故事是《聊斋志异》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蒲松龄抓住狐“侠”的这一特性，在《娇娜》、《青梅》、《青凤》、《红玉》等篇中塑造了一大批有情有义的雌狐形象。这些故事中的女狐，有的与书生结成红颜知己；有的慧眼识珠，帮助贫寒书生读书成名；有的替书生报仇伸冤。总之她们出现的目的就是为那些贫寒读书人排忧解难的。在《聊斋志异》中，这些女狐之所以如此侠肝义胆、光彩照人，是因为她们是终生清贫的蒲松龄在“子夜荧荧，灯昏欲蕊；萧斋瑟瑟，案冷疑冰”的苦寂生活中的美好人生理想的寄托，是他“仅成孤愤之书”的创作目的的展现。但是《聊斋志异》中这些可亲可爱的女狐形象与中国传统的“狐精”观并不一致，在中国人心中，狐的定义就是“魅”、“祟”。自从汉魏时期狐媚观念盛行以后，“妖”、“媚”就成了狐的代名词，尤其是干宝《搜神记·阿紫》篇中讲了一个雌狐魇魅男子的故事并引用《名山记》中“狐者，先古之淫妇也，其名曰阿紫，化而为狐。故其怪多自称‘阿紫’”的说法后，雌狐在小说中就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基本是以迷惑男子的淫妇身份出现的。蒲松龄能冲破世俗观念而抓住狐“侠”的一面，固然与他个人才思想象有关，但也与早他九百多年前的沈既济创作的《任氏传》关系密切。中唐沈既济流传于世的两篇小说《任氏传》和《枕中记》在唐传奇中地位很高，影响深远。《任氏传》所塑造的任氏这个情义兼具的女狐形象前无古人，后少来者，直到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才塑造了大量类似的形象；而《枕中记》则将小说中借梦言志的写作手法发挥得淋漓尽致，自此之后“黄粱美梦”便成了人们的习惯说法，而且《聊斋志异·续黄粱》篇就是这一主题传承的结果。沈既济的这两篇小说都达到了《任氏传》所提出的“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的艺术高度，成为千古名篇。尤其是在唐代“狐性淫”的社会意识氛围中，《任氏传》中的任氏形象和她所代表的全新狐文化显得极为特别。沈既济为什么能冲破历史和时人的世俗观念塑造出独具特色的雌狐形象？在《聊斋志异》的“发愤”著书动机的观照下，我们有理由认为沈既济笔下的任氏形象与他的创作动机关系密切。二、穷中发愤的载体——《任氏传》的创作动机任氏这个女狐形象在唐宋传奇中极为少见，李剑国先生称之为“千古一狐”［1］（P111），诚为卓见。唐及唐以前的女狐多为“淫”、“媚”的象征。干宝《搜神记》中的阿紫形象及对“狐”的出处讲法自是当时社会普遍观念的反映。唐代骆宾王在《讨武曌檄》中指责武则天“狐媚偏能惑主”，亦即这种含义的彰显。唐人其它小说中的雌狐和雄狐大多是以作祟的丑类面目出现，而像任氏这样情义兼备的类型几乎没有，直到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才大张其意。《聊斋志异》为蒲松龄的“发愤”之作，其中的女狐都是按照蒲松龄的理想塑造的，因此她们显得和蔼可亲，使人几乎忘其为异类。任氏的形象与蒲松龄笔下的红玉、青梅等相比丝毫没有逊色之处。早于蒲松龄将近一千年的沈既济在一片“狐性淫”的氛围中塑造出任氏这一另类女狐形象，如果不是有所寄托或者“发愤”著书的原因，似乎难以解释。而文末点明此作是写于建中二年“谪官东南”的途中，作为一个被贬的官员，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有人懂得自己、赏识自己，能够让自己重新得到尊重和任用。因此被贬的沈既济与终生困窘的蒲松龄在思想上定有相通之处，他们都期盼有“雪中送炭”型的人物出现，以拔高士于贫寒，救知己于危难。沈既济的文学才华是很高的，《新唐书·沈既济传》中说：“既济有良史之才，召拜左拾遗、史馆修撰”［2］（P4538），《旧唐书·沈传师传》中称沈既济“博通群籍，史笔尤工”［3］（P4034），可见沈既济的史才、史笔是举世公认的。在《任氏传》的结尾，作者感慨道：“惜郑生非精人，徒悦其色而不征其情性，向使渊识之士，必能揉变化之理，察神人之际，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不止赏玩风态而已，惜哉！”连用两个“惜”字指责郑生不懂任氏的“情性”，实际上也就在暗示读者千万不要像故事中的郑生那样只欣赏任氏美丽风流的外表，而更应深究其中的内涵，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作者创作《任氏传》的良苦用心。而“向使渊识之士，必能揉变化之理，察神人之际”一句，与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阐述自己“发愤”著《史记》的写作主旨时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句式、意思几乎完全相同。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沈既济明知自己写的是一篇小说，却用史学的笔法和标准来要求，寄托之情不言而喻。由此可以推断具有“良史”之才的沈既济是以司马迁发愤著书为榜样的，他用史笔来写小说，以小说作品来抒发自己深刻而又复杂的人生感慨，并将人生理想寄寓其中。与前代的史学家和后代的小说家相联系，使我们有理由相信沈既济创作《任氏传》，肇因于具有良史之才的他要借作品来“发愤”世情，寄托理想。三、情狐侠女的不同风采《聊斋志异》中的女狐和《任氏传》中的任氏都是有情有义的女性，她们不仅容华绝代、貌秀心慧，而且侠肝义胆，主动为人排忧解难，都是作者渴望美好人性的化身。但是沈既济生活的唐代和蒲松龄生活的清代相差近千年，作者的遭遇和时代氛围差别很大，因此在不同的作者笔下，这些相似的美狐形象的言行举止还是有很大的差异。沈既济在《任氏传》的篇末称赞任氏道：“嗟乎！异物之情也，有人道焉。遇暴不失节，狥人以致死，虽今妇人有不如者矣。”任氏虽为狐，但最值得人们称道的不是她让韦崟等人爱的发狂的美貌，而是她的“人道”，是她超过世人的“遇暴不失节，狥人以致死”的节义。这才是作者在任氏身上寄托的东西。虽然作者在任氏身上寄托了自己的世情理想，但任氏是一个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并没有被脸谱化。任氏与郑生初次见面时，面对郑生的“惊悦”，她亦是“时时盼睐，意有所受”，且很快就约而同宿。这时的任氏与以往的狐女魅人没有任何区别。而转折点就在于当郑生得知任氏为狐后却并不嫌弃她，“虽知之，何患”的表白让任氏大为感动。她马上吐露心声，表明心迹：“人间如某之比者非一……凡某之流，为人恶忌者非他，为其伤人耳。某则不然，若公未见恶，愿终己以奉巾栉。意有小怠，自当屏退，不待逐也。”不但言明了同类害人的习性，而且几乎是站在弱者的角度表白自己不会害人，并立即舍弃了“多诱男子宿”的生活习性。由此可推断出，以往与任氏所宿的男子都是徒悦其色，以其为妓，知其为狐后便恶而远之之徒。郑生虽悦其色，但知而不嫌的行为，使任氏找到了知己之感，从而也把自己放在了人性的天平上去衡量。面对韦崟爱其发狂而凌之的行为，她再三拒绝，“如此者数四”，性淫的毛病荡然无存，这不仅在于表现她的“守节”，更体现出她能在危难面前保持做人的最后尊严，坚守最后的道德底线。为安慰“深悦其色”的韦崟，她动之以情，“且公少豪侈，多获佳丽，逾某之比者众矣。而郑生穷贱耳，所称惬者，唯某而已。忍以有余之心，而夺人之不足乎”。这些言辞充分展示了任氏的“仁爱”之心：她并不是死守贞节，而是不忍于郑生因贫贱而连一个佳丽都没有的悲哀处境。因此她的“遇暴不失节”是建立在侠义的感情基础之上的，是她同情弱者、重视寒士的表现。正是由于她不是出于死守女人的贞节而守节，因此她与一般的节妇就有了明显的不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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