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山水田园诗赏析

王维山水田园诗赏析

作为审美对象的自然山水，原本并不属于人的物质生活领域，人只有超出日常生活范围，有意识地去寻找某种物质生活之外或之上的东西，才有可能进入自然山水的审美境界。因此，对自然的审美关照不可能在人的自然生活中直接产生，必须经过一种抽象精神的提升。

魏晋的玄学提倡“以玄对山水”，从形而上学的意义上去领会山水，以山水证玄。而谢灵运则把以山水证玄转变为对山水的直观，也就是把山水变为具有独立审美意象的对象，使人在超功利、超道德的层次上面对大自然。于是真正的山水诗便产生了。而到了唐代，佛教和禅宗的发展刺激了文人对形而上学的探讨和研究，在文学上形成一种新的以哲学或机趣见长的诗歌形式——偈颂，其中不乏怡情山水，玩赏自然之作。在盛唐，自然山水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已经成为一种文化和心理传统，人们已习惯于在对山水的直接关照中获得审美愉悦。在这个更注重感性生活而忽视理性思考的时代，理性层次的追求往往隐没不显，甚至完全溶解于感性需要之中，人们往往只是凭借感性审美的需要，寻觅和塑造他们所向往的感性的自然世界。盛唐的繁荣开明的气氛，为自然性和社会性在士人身上的统一创造了某种特殊的环境，士人可以在社会和自然、政治和田园之间寻找一种平衡。在这个阶段，统治阶级所奉行的社会政治道德准则与社会政治现实所呈现的实际面貌之间，还没有产生严重的矛盾，士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实际感受与他们在概念和理智上认识的世界模式之间并没有面临分裂和无法协调的危险，因而盛唐山水田园诗既表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也表现人自身的和谐，在直接的感性存在中包含精神愉悦和提升的最好的环境。而王维的山水田园诗正是以表现这种和谐为起点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一直保持了这种和谐，始终在外在社会政治行为与外在精神问题之间保持一种平衡。

王维山水诗中形与意的完美结合，并不是一种自发的行为，而是在禅学理念指导下的有意为之。禅宗认为“法身无象，应物现形”，也就是说“法身”并无固定不变的形象，而是赋予在万物之中的，所以自然万物都是“法身”的变现，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有“法身”的存在。禅人们把客观世界与自己的主观情识完全勾通起来，形成了他们独特的形中悟道，借形示道的思维方式。王维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往往把一些抽象的宗教理念寄予在山水之中，以审美的形式表现出来，也就是把主观情识寄予在自然美之中，使优美的山水诗满含“禅趣”，不明言道而道自现，不明言意而意借形显。正是在禅学理念的渗入下，王维的山水诗克服了谢灵运山水诗形意分离的缺点，完成了山水诗从形意分离到形意相融的飞跃。

王维山水诗的特点是山水之中寄寓禅意，表现为追求寂静清幽的境界。在对自然美的生动画面的描绘中，借助艺术形象来寄寓某种禅理。《竹里馆》云：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竹林幽深，主人独坐，没有人知道他的存在，唯有明月为伴。这个境界，可谓幽清寂静之极。佛教是引人出世的，在这个境界中，可以感受到一种离尘绝世、超然物外的思想情绪。深林月夜，万籁俱寂，但是诗人并不是感到孤独、寂寞，他弹琴长啸，怡然自得。佛教认为，世俗的一切，本性都是苦，造成苦的根源是烦恼，彻底断绝一切烦恼，才可得到快乐。诗人置身于远离尘嚣的寂静环境，感到身上没有俗事的拘牵，心中没有尘念萦绕，才真正体验到了寂静之乐。《辛夷坞》云：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辛夷花初发红萼，美丽异常，但它生长在绝无人迹的山涧边，没有人知道它的存在，只好自开自落。这里只有一片自然而然的静寂，一切似乎都与人世毫无相干。诗人的心境亦复如是。辛夷花默默开放，又默默凋零。非常平淡，非常自然；没有目的，没有意识；没有生的喜悦，没有死的悲哀。而对这花开花落，诗人好象完全无动于衷，既不乐其怒放，也不哀其凋零，他似乎已忘掉自身的存在，而与这自开自落的辛夷花融合为一体了。

王维借山水为象征，以表达对人生哲理的一种体认，这种体认，充满了浓厚的禅学理念。这些理念的表达，是籍借审美的形式实现的，让读者在咏吟之后感悟自得，而不是靠逻辑的推论与明白无误的直说，无怪，胡应麟认为此诗使人“读之身世两忘，万念俱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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