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存款利率市场化分析报告

2020年8月

2019年8月，央行公布了一系列LPR改革和利率并轨的措施，随后MLF→LPR→贷款实际利率的传导路径逐渐打通，贷款利率实现与市场利率并轨，贷款利率市场化改革基本完成。根据监管导向，后续LPR改革也将推动存款利率的市场化，政策利率向存款利率的传导效率也将得到提高。同时，借鉴国外，温和的宏观经济和利率环境也比较适合进一步推进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或可以开始逐步尝试和探索。

本报告将通过梳理国际上主要国家存款利率市场化的路径，和对银行经营的影响特征，探索我国推进存款利率市场化深入改革的方式，以及对商业银行负债端、盈利能力等方面的影响。

触发环境和实施路径。通胀+利率管制导致实际负利率，金融脱媒是主要触发因素。海外主要国家利率市场化推进阶段集中在20世纪60-90年代，触发因素往往由于利率管制下，持续高通胀导致出现负利率的宏观环境以及资金外流的国际环境，资金脱媒加剧。实施路径一般为“从长期到短期、从大额到小额”，活期利率完全放开是最终完成标志。

影响：主动负债占比增加，存款成本提升致利差先降后升，长期提升综合经营能力。逻辑上，短期如果处于通胀周期，市场利率走高，银行定价面临竞争压力，短期推高存款利率，利差面临收窄，短期利差波动加剧，也会削弱银行盈利能力；长期在成熟的利率传导机制下，存贷利差向市场利率靠拢，随市场利率同向变动，利差保持相对稳定。同时银行寻求拓展综合化经营能力，非息收入长期占比提升以及资产配置风险偏好提升，利于盈利能力的稳定。实践上，各国银行指标波动更多的取决于宏观经济环境和货币政策导向。

借鉴：借疏通以LPR改革促进降低存款利率的市场机制为契机，低利率环境提供适宜存款改革条件。

1、目前的进程：1）贷款利率市场化基本完成；2）存款利率管制自2015年10月已完全放开；3）大额存单、结构性存款等市场化存款产品已经推出；4）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进入深水区，刚性较强的定期存款等产品的利率市场化进程还未开启，而较强的成本刚性将阻碍市场利率向存款成本的传导，从而进一步限制成本变动的空间，但是资产端的让利以及高成本存款利率与市场利率的脱轨，进一步提升了存款成本市场化定价的需求。

2、路径探索：1）首先需增加货币政策的预期管理，从而增强市场利率的稳定性，强化存款利率市场化的利率基础；2）参考在较为温和的宏观和利率环境下推进利率市场化的德国，后续可能先对长期限定期存款利率进行改革，再对大额定期存款进行改革。3）根据国外经验，利率市场化进程中大多引入了与货币市场利率挂钩的存款产品，并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后续商业银行或者可以探索考虑发行货币市场利率挂钩的大额长期存款产品，替代目前长期限的定期存款。4）在期限、面额以及交易性等方面加大存款产品的创新和供给，实现更加多样性的存款产品体系，增强与非银金融机构产品的竞争力，缓解利率市场化开启后的金融脱媒压力。

3、影响：1）根据国外经验，在存款利率与货币市场利率差别较大情况下，存款利率深入市场化开启，商业银行吸收存款的定价水平以及定期存款占比将明显提升，从而短期拉低存贷利差和ROE。2）如果在市场利率较为平稳的环境下，我们假设一半的居民活期存款转换成货币市场利率定价的产品，以及高成本存款成本的压降，再考虑其他资产收益的对冲等因素后，对整体息差的影响非常有限，与德国利率市场化期间的息差表现相似。而且存款利率的市场化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影响也是逐步体现的，整体息差和ROE的表现肯定也会好于海外国家利率市场化期间的表现。

一、存款利率市场化的国际经验：触发环境以及实施路径

1、触发环境：通胀+利率管制导致实际负利率，金融脱媒是主要触发因素

（1）美国：美国利率市场化始于1970年，处于6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通胀高企阶段

一方面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美元贬值，另一方面1973年粮食危机和石油危机，以及1979年石油危机都加剧了国内通货膨胀。较高的通胀导致实际利率下降，1975年一度降至负值，银行吸收存款能力下降，加上金融机构创新速度加快，各种绕开金融管制的产品不断出现，导致金融脱媒加速。

金融脱媒的体现之一在于银行存款开始向货币市场基金MMF大规模转移。70年代由于通胀，货币市场工具如国库券和商票收益率超过10%，远高于银行储蓄存款和定期存款5.5%的利率上限。MMF规模迅速扩增，零售和机构类MMF资产总额从1977年的不足25亿美元增长至1982年2294亿美元，居民和企业持有的金融资产中共同基金占比也持续提升。相应的，银行业竞争日益激烈，经营风险加剧，促使了利率市场化的推进。

注：为统一各国口径，GDP增速取世界银行统计数据，CPI增速取IMF统计数据

（2）英国：英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也是始于70年代的通胀和金融自由化浪潮

一战后，英国以银行间利率协定为利率管制的形式：支票存款不支付利息，通知存款利率低于再贴现率2个百分点；贷款和透支利率比再贴现率高0.5-1个百分点；拆借利率比存款利率稍高，但最低利率应比再贴现率低1个百分点。在这种协定安排下，存贷款利率和拆借利率跟随再贴现率浮动，而市场利率与再贴现率紧密联动，英格兰银行通过调整再贴现率影响市场利率。

由于石油危机冲击，英国70年代出现严重的通胀，经济衰退，国际收支恶化，英镑贬值，实际利率处于“负利率”状态。并且，20世纪60年代末，政府放开进入伦敦金融城的限制，外国银行迅速渗透到英国银行体系加剧了银行业竞争，银行于是谋求利率管制的放松。

（3）德国：利率市场化改革推进较早，所处的宏观经济环境也较为温和

德国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就开始利率市场化改革，当时德国整体经济较为平缓，通货膨胀率不高，但是受到国际资本流动频繁的影响，德国国内的私人和企业为寻求高利息，纷纷将存款转向欧洲货币市场；并且早在1953年德国颁布《资本交易法》，取消了债券市场的利率限制，从侧面给银行存贷款利率限制带来了冲击。

（4）日本：日本的利率市场化始于70年代后期，面临国内国外双重压力

国内来看，经历全球性的通胀之后，前期经济增速放缓阶段政府大量发行的国债被日本银行通过公开市场回收，使得货币供应量被动增加，加上石油危机冲击，引发通胀回升。80年代后，企业、个人、机关团体都可参加短期金融市场交易，使得银行存款大量流失，银行开始支持利率市场化。

国外来看，日本利率管制使其利率低于国际金融市场利率，加大了日本国内对美国债券的需求，同时金融市场的封闭抑制了国外对国内的投资，造成的日本资本项目的巨额逆差使得日元低估，又进一步加剧经常项目的顺差，导致日本面临以美国为主的对其利率市场化施加的压力。

（5）韩国：80年代通胀导致第一阶段回归管制，宏观经济稳定奠定第二阶段市场化成功基础

20世纪50年代韩国为政府主导型金融体制，央行对金融部门实施利率管制和信贷限额管制，从而形成了“以商业银行再贴现利率为主的央行放款利率、金融机构存放款利率、其他证券公司和私人债务市场利率”的官定利率体系，且金融机构利率水平远低于市场均衡利率。

80年代韩国政府确定金融自由化政策并开启利率市场化，但随后迎来全球恶性通胀，韩国国内经济不稳定通胀加剧，CPI增速一度超过30%，引发货币市场利率大幅攀升，以GDP平减指数代表的实际利率长期为负。同时外部面临美国取消韩国“普惠制”待遇、敦促韩币升值，欧洲经济共同体取消对韩出口商品优惠关税等。为维持经济稳定，韩国政府通过窗口指导对已放开的利率重新管制。而90年代再次启动利率市场化时，宏观经济环境相对稳定，通胀回归常态，为第二阶段市场化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归纳来看，海外主要国家利率市场化推进阶段主要集中在20世纪60-90年代，其触发因素往往是由于利率管制下，持续高通胀导致出现负利率的宏观环境以及资金外流的国际环境，资金脱媒加剧。在利率管制时期，如果通货膨胀率低且没有可比均衡利率，存款人的资金只能选择存在银行，无法真实反映市场供需。随着金融市场发展和金融创新、通胀上升，资本市场较高的回报率将加速“金融脱媒”，触发利率市场化需求。

2、存款利率市场化的路径：从长期到短期、从大额到小额，活期利率完全放开是最终完成标志

（1）美国

美国利率市场化遵循“先长期、后短期，先大额、后小额”原则，以1970年放开10万美元以上大额存单的利率管制为起点，随后逐步放开所有大额存单利率和1000万美元以上、期限5年以上的定期存款利率，之后货币市场基金崛起实质上实现小额、活期存款利率市场化；1983年取消所有定期存款利率上限，1986年取消支付性存款的利率限制和存折储蓄账户的利率上限等，利率市场化完成。

利率锚定方面，可以看到伴随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存款利率与联邦基金利率所代表的市场利率联动性增强。利率水平总体均值来看，存款利率高出联邦基金利率1-2个百分点，而不同期限短期存款利率均值间点差在15BP左右。

（2）英国

利率市场化特点之一是采取一步到位的方式，1971年一举废止利率协定，由银行自行决定利率；之后在面临高通胀、经济衰退及英镑贬值压力的时候，英国政府再次对利率进行干涉；1979年，英国取消对外交易的外汇管制，实现国际金融交易自由化；1981年英格兰银行取消最低贷款利率，利率完全实现自由化。

特点之二是利率市场化改革与其他金融改革同时进行，如废除对银行的贷款限额管理，对全体银行实行统一最低流动性比率及其他方面的要求等，为利率市场化提供了相对统一的市场环境。

利率锚定方面，市场化后银行存款定价多参考LIBOR加减点的形式，未来随着LIBOR退出，可能会参考以SONIA（英镑隔夜指数均值）为基准加减点。

注：存款利率为IMF口径的加权平均存款利率，1999年后停止更新，采用未偿定期存款接续

（3）德国

1962年，德国政府和金融当局修改《信用制度法》，调整了利率限制对象，迈出了利率市场化第一步；1965年解除了2.5年以上定存的利率管制，1966年解除了100万马克3个半月以上的大额定存的利率管制；1967年2月政府提出废除利率限制的议案，4月经中央银行同意，德国全面放松利率管制。

在形式上全面实施利率市场化后，为避免自由化引起混乱，德国央行并没有完全放开对利率的管理。在1967年废除利率管制的同时，对存款利率实行标准利率制：规定由各金融业同业组织相互协商，制定存款的标准指导利率。标准指导利率仅有建议作用，并没有强制力，因此这种约束较过去的利率管制力大大下降。直至1973年10月，存款利率的标准指导制度彻底废除，德国实现利率的形式和实质的市场化。

利率锚定方面，目前存贷款定价大多参考欧盟的同业资金价格，未来可能在ESTER（欧元短期利率）基础上加减点。

（4）日本

70-90年代，日本利率市场化经历了从国债发行利率、交易利率市场化，到银行间利率市场化；从外币到本币、从长期大额到短期小额，从贷款到存款的渐进式利率市场化过程。其中1979 年放开可转让定期存单（CD）利率，1985年实行大额存款利率市场化并推出货币市场存单(MMC)，1993年实现定期存款利率市场化，1994年利率市场化完成。

利率锚定方面，日本实施利率并轨初期，短期LPR几乎绑定再贴现利率，长期LPR基本是在5年期金融债基础上+50BP。1997年日本央行将货币政策操作目标定为隔夜拆借利率，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和向金融机构提供贷款调整银行准备金，以此调控货币市场利率。逐步实现“政策利率→货币市场利率→存贷款利率定价”的传导。由于预计LIBOR将在2021年年底后停止，由金融机构、机构投资者和非金融机构2018年8月成立跨行业日元利率基准委员会，审议选择使用日元基准利率：无抵押隔夜拆借利率TONA(东京隔夜平均利率)。

（5）韩国

利率市场化分两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第一轮改革，因实际利率大幅上升而重启利率管制。1981年韩国放开商业票据利率管制，随后取消贷款优惠利率，将货币操作中介目标变更为准备金率和再贴现率，1984年实现分级贷款利率制度并放开可转让存单利率，1988年全面放开利率管制。但由于80年代后期由于国内外经济急剧恶化，实际利率大幅攀升，韩国在89年重启利率管制。

91年开启第二轮改革，转变为渐进式改革，在97年完成利率市场化。在吸取了首次尝试失败经验后，1991年韩国公布了《对利率放宽管制的中长期计划》，提出“先贷款后存款、贷款利率先短期后长期、存款利率先长期后短期”的原则，放开短期存贷款利率和期限在3年以上的定期存款利率。1993年，放开除政策性金融以外几乎所有贷款利率，以及长期存款利率。1995年，全部贷款利率和除活期以外的存款利率均放开。1997年放开活期存款利率，实现完全的利率市场化。

（6）其他

反观拉美国家利率市场化失败历程，阿根廷在严重通胀情况下推行利率市场化并未有效缓解通胀率高企，反而增加了经济波动，最终导致金融危机；智利在1973年经济不稳定情况下推行利率市场化，引发外资过度流入和货币升值，造成严重经济后果，最终导致失败。说明利率市场化改革也需要相对完善的金融市场和政府监管，健全的金融机构运营机制，以及循序渐进的改革步骤。

二、存款利率市场化的影响：主动负债占比增加，存款成本提升致利差先降后升

在经济过热、通胀、金融脱媒的宏观背景下，存款利率市场化、或者说整体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引发商业银行主动调整负债和存款的结构，对银行存贷利差和息差形成压力，进而影响银行的资产配置和风险偏好，最后对银行整体的盈利能力形成深远的影响。我们主要从负债端的视角具体看国际存款利率市场化对商业银行的影响。

1、负债结构：主动负债占比提升，存款呈定期化趋势

（1）美国：金融脱媒施压活期存款，储蓄和定期合计占比超80%

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加速了美国商业银行负债端的结构调整。伴随金融脱媒，商业银行存款拖累总负债增速下行，由70年代初25%以上的高增速回落到5%以内。早期美国商业银行30-40年代近99%的负债由存款构成，利率市场化阶段，存款占比由70年代初的90%下降到80年代末的80%；银行通过增加主动负债来弥补存款流失，1960-2000年借入资金和次级票据规模的年均复合增速分别为24.7%和22.8%，借入基金（同业借款）占比由70年代初的不足5%迅速攀升至1989年的13.5%。

注：借入资金包括购入联邦资金、逆回购协议、向美国财政部发行的票据、抵押债务、资本化租赁下的负债以及所有其他借来的债务

具体看存款结构变化：

从存款区域分布看：在利率市场化+通胀的宏观背景下，市场利率上行，商业银行通过吸收境外存款补充低成本负债，20世纪60-70年代境外存款迅速增加，80年代一度达到存款总额的20%左右。

从存款性质看：1）美国商业银行存款早期以活期存款（无息存款）为主，1934年占全部境内存款的比重为67.5%，超过储蓄存款和定期存款（有息存款）合计占比32.5%。随着20 世纪70年代初监管放开大额定存利率上限，以及80 年代对Q条例的解除，银行存款中大额定存利率在通胀期间更具优势，无息的活期存款不断流失，有息存款的储蓄和定期存款比例以较快的速度增长，有息存款占比上升到1971年的51.4%，首次超过无息存款的占比48.6%；截至2019年，有息和无息存款占比分别为76.5%、23.5%。2）活期存款占比下降的另一个原因是，活期存款属于可交易存款（可直接签发支票的存款，可以直接充当交易媒介，可交易存款80%是活期存款），随着电子支付媒介的兴起，包括信用卡、借记卡在内的网络支付系统和电子转账系统广泛使用，使得支票使用额大幅下降。非交易存款（包括MMDAs账户、其他储蓄存款、定期存款）目前己经成为银行资金的主要来源，2019年占存款总额的比例达到81.9%。

市场化存款发展情况：1）核心存款占比回落，核心存款（CoreDeposit）是指稳定、低成本、在利率上升环境下重定价较慢的存款，通常来自于与银行存在信贷等其他业务关系的客户，利率市场化后的90年代，核心存款占比持续下行近20个百分点至65%。2）为应对MMF竞争，美国商业银行推出MMDAs（货币市场存款账户），提供高额浮动利息，在存款总额中占比持续提升至40%。3）市场化存款获追捧，经纪存款（由存款经纪商Deposit Broker获得的存款）由84年的200亿美元扩增至88年末的1345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速达45%，虽然89年FDIC新政对经纪存款加强监管，限制发行经纪存款的机构范围等，导致规模的回落，但随着经济的恢复，经纪存款在存款总额中的占比已提升至7.6%。值得注意的是，据FDIC研究发现，增加使用经纪存款会导致三年内更高的破产概率，并非经纪存款直接导致的破产，而是其使用意味着更高的风险偏好、更快的资产扩增速度、更高的不良贷款比例，加剧了银行经营的脆弱性，尤其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及次贷危机期间。

注：因数据披露口径问题，本图存款和经济存款口径取FDIC全部在保存款机构口径

（2）德国：利率市场化对负债端结构整体影响不大

对于60年代就完成利率市场化的德国，整体负债端受到的影响不大，60-70年代负债和存款仍保持10%左右的稳定年增速，2000年后尤其是2008年后，负债和存款增速的持续收敛或更多是受到宏观经济增速下行的影响，欧洲负利率环境导致银行负债端缩表。

负债结构来看，存款是主要组成部分，利率市场化阶段存款占比基本处于70%以上水平；发行债券（未偿还不记名债权凭证）占比持续提升，替代借款资金成为负债的第二大组成部分，占比一度提升至25%。存款结构来看，1962-1967年利率市场化前半程，受定期存款利率放开影响，呈现活期存款向储蓄存款转移的趋势，即活期存款占比下降3.8个百分点至21.7%，而储蓄存款占比整体提升6.6pct至37.6%，定期存款小幅下行；随着1973年储蓄存款利率放开利率市场化完成，定期存款利率更具优势下，储蓄存款占比跟随活期存款下行，而定存占比迅速突破50%持续上行，直到21世纪零利率阶段结束上行趋势。

注： 官方数据分别在1959、1960、1985、1990、1999年进行了口径调整，非常规增速变动我们予以剔除

（3）日本：同业负债占比提升，存款呈定期化趋势

利率市场化过程中，日本银行负债端结构也发生了明显变化，由于数据来源和披露口径的差异，我们分两个时间段对数据进行处理。

①1977-1992年（利率市场化主要阶段）

得益于居民较强的储蓄习惯，70年代存款占总负债的比重在75%左右，存款利率放开后，存款占比震荡下行至67.5%（1992年），同业负债占比则持续上行，提升了10个百分点至14%。

存款结构看，1977-1992年，定期存款占比由57.3%提升至64.3%，而活期存款（含普通存款和通知存款）降幅明显，合计占比由37%降至20%，银行存款呈现定期化趋势。70年代通胀期间，外资存款占比大幅提升。整体存款来源也由居民向金融同业转移。

注：1）CEIC和BOJ披露时间段和口径存在差别，因此分段分析；2）统计数据均为日本国内持牌银行

②1993-2019年（利率市场化后）

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崩溃，经济增长停滞并进入实质性通缩阶段，长期的低利率和量化宽松政策环境对商业银行负债和存款结构产生了较大影响。一方面银行负债重新回归存款，存款占比重新回升至近80%的水平，同业负债占比收敛；另一方面零利率/负利率环境下，定期存款在90年代持续负增，存款结构逐渐偏向具备交易属性的活期存款，1993-2019年活期存款年均复合增速7%，带动2019年活期存款占比回升到63.7%，较93年抬升超40个百分点，定期存款占比回落至28%。

综合两个发展阶段，日本利率市场化前期负债和存款结构变动和美国较为一致，得益于高经济增速和通胀，呈现存款增速稳健但占比下行，且存款定期化的趋势。后期由于经济危机影响，零利率时期存款更多履行交易属性，活期存款占比回升。

2、存贷利差“短期受冲击、长期趋稳定”，提升风险偏好致息差较为稳定

一般来说，利率市场化期间利率会相对提升，因为一方面各国商业银行存款竞争无法避免，促使银行提升市场化负债如CDs利率，短期抬升银行资金成本；另一方面伴随负债结构向主动负债倾斜、存款结构由无息活期存款向有息储蓄和定期存款转移，商业银行的负债成本跟随存款流失速度也会经历“先升后降”的变化。但也需要综合考虑当时的货币政策、通胀趋势和经济增长等宏观因素的影响。并且随着利率市场化的完成，存款利率和市场利率联动性增强，也将更趋平稳。

（1）复盘利率市场化期间各国利率走势

美国：利率市场化过程中，银行存款定价限制放开，叠加通胀期间美联储加息，存单利率由4%左右一度提升至80年代初的18%以上，负债成本大幅抬升；同时存款利率上升幅度超过贷款利率，导致存贷利差大幅缩窄，在1978年和1984年均出现存贷利率倒挂，最低降至1984年中期的-0.8%；此后，随着经济恢复、利率下降，存贷利差逐渐回升，基本处于2%左右的水平。

英国：与美国相似，在通胀和利率市场化推进阶段，利率走势同样经历了先升后降的过程，70年代初和80年代初存贷利差均出现负值；随着利率市场化的完成，利差回升并趋于稳定。

德国：由于利率市场化推进较早，存贷利率走势较为一致，利差稳定在高位。70年代末80年代初通胀初期，利差有所回落，但随着经济恢复再次回升甚至高于前值，在IMF披露的2000年左右有效数据区间基本位于6%的高位。

日本：利率市场化期间日本存贷利差整体下行1个百分点左右，相对来说比较平稳，利差受到冲击迅速收敛主要源于后续经济危机，央行集中多次降息。

韩国：市场化第一到第二阶段，利率跟随通胀大幅上行，利差波动加剧甚至归零，之后逐渐企稳，随着存贷利率联动性加强，利差稳定在2%左右水平。

总体来说，利率市场化过程中利率的走势主要还是取决于当期的宏观经济基本面和货币政策导向。利率市场化叠加通胀，存款利率短期大幅提升，之后会随着经济的企稳而回落，逐渐向市场利率靠拢，与市场利率以及贷款利率的联动性增强。利差方面，利率市场化阶段利差波动加剧，通胀阶段甚至出现存贷利率倒挂，之后逐渐企稳回升，甚至高于前期利差水平，原因可能是利率市场化之后，存贷款利率往往锚定市场利率并加减一定点数，利差相对稳定。

注：IMF披露的存贷款利率是各类存贷款加权利率

（2）资产配置风险偏好提升，净息差受损不大

利率市场化后金融机构风险偏好上升，比如美国，利率市场化后商业银行一方面增加了贷款的配置，1970-1986年占比由51.2%上升到58.7%，而证券投资配置的比重由24.8%下降到16.5%；另一方面80年代后贷款中房地产抵押贷款占比由20%左右持续提升至超50%。

日本城市银行增加了高收益信用资产的配置比例，中小企业贷款的占比由1980年的64%上升至1990年的80%。对地产企业的贷款占比则由1980年的6.6%上升至1990年的11.9%。

3、盈利能力：短期资本回报率受损，长期提升综合经营能力

（1）综合化经营提升非息收入占比，长期行业ROE取决于宏观和政策环境

利率市场化改革完成后，中间业务比重和对利润贡献度显著提高。一方面利差短期受到冲击下行时，中收有助于稳定盈利；另一方面，金融创新产品迅速发展，也拓展了非息收入的来源渠道，如存款账户收费、信托、资产证券化净收益、交易账户所得和收费等，拉长期限来看，主要国家的非息收入占比普遍处于30-40%的区间。

银行盈利能力ROE来看，由于数据可得性，可追溯到较早历史数据的国家如美国，在利率市场化过程中银行ROE初始有小幅下行，并在滞胀阶段大幅受挫，随着经济企稳ROE回升并上台阶。德国银行20世纪末整体盈利保持稳定，ROE受到利率市场化影响不大。日本受21世纪经济衰退影响，银行相当长一段时间ROE为负。

注：各国口径存在一定差异

（2）部分国家金融机构倒闭

在利率市场化推进下，美国等先行经济体出现大量金融机构倒闭的现象。美国实行利率市场化的阶段处于美联储加息对抗通胀的背景下，伴随通胀抬升大量储贷机构通过提高利率高息揽储，资金利率攀升与其投放的低收益长期限房贷出现错配，反过来又促进了资产端风险偏好的提升，不良率一路走高，银行大量倒闭，并在1989年达到峰值，1986-1992年共有2304家银行倒闭和被救援。

值得注意的是，德国虽然通胀期间金融机构数量也有所缩减，但整体并未出现美、英、日银行集中倒闭的现象，或源于一方面，德国央行以稳定马克币值为首要任务和最终目标下的通胀程度不及美日；另一方面，德国属于全能银行模式，银行可同时经营长短期金融业务及证券业务，综合化的经营有助于稳定盈利。

注：1992-1994年一些建筑协会被重分类为银行机构致数量增加 注：1984年扩大了信贷机构的报告要求口径导致数量增加

归纳来看，利率市场化意味着存贷利率和市场利率的联动性更强。逻辑上来说，短期如果处于通胀周期，市场利率走高，银行定价面临竞争压力，短期推高存款利率，利差面临收窄，短期利差波动加剧，也会削弱银行盈利能力；长期来看，成熟的利率传导机制下，存贷利差都向市场利率靠拢，随市场利率同向变动，利差就能保持相对稳定。同时银行寻求拓展综合化经营能力，非息收入长期占比提升，以及资产配置风险偏好的提升，也有利于净息差的稳定。实践来看，各国银行指标的波动更多取决于当时的宏观经济环境和货币政策导向。

三、分类银行的差异：不同银行的存款结构分化

1、美国：小行存款占比高，息差基本保持稳定

中小型银行以被动负债为主，存款占负债的90%以上，大行虽然在金融危机后存款占比由70%左右提升至2017年的86.1%，但仍低于小型银行。大行主动负债能力较强，一方面次级债发行成本低，小行发行次级债财务成本较重，所以美国次级债发行主体一般是大行和银行控股公司；另一方面大行具备多渠道引资的能力，借入资金是负债补充的重要来源，大行借入资金占总负债的比例高达20%，而小型银行借入资金不到总负债的5%。

但同时，较高的存款占比也加剧了小型银行揽储难度，存款利率要高于大中型银行。但从数据来看，小银行保持较高的净息差和净息差稳定性，我们认为主要还是资产端影响，小银行聚焦特定客群，议价能力相对较高。

2、日本：城市银行存单规模放量，地方银行聚焦特种存款

日本的商业银行分为都市银行、地方银行、第二地方银行、新形态银行、政策性金融机构、信托银行等。5家城市银行主要“立足于大城市、在全国或各地区从事金融业务”；64家地方银行类似国内的城农商行；39家第二地方银行即相互银行，主要服务中小企业主。

负债端结构来看，地方银行负债端存款占比超90%，城市银行同业负债相对高一些，均在2000年后存款占比有所提升。存款结构的差异体现在城市和地方银行前期定期存款占比均过半，后期普通存款占主导，而第二地方银行则主营特种存款。

所以从有限的数据来看，利率市场化对日本商业银行负债和存款结构并无特别显著的冲击差异，日本商业银行量和结构的变动更多还是受到宏观经济的叠加影响。

四、我国存款利率市场化深入改革的路径借鉴及影响

1、LPR改革后贷款利率联动市场利率平稳下行，后续疏通以LPR改革促进降低存款利率的市场机制

（1）贷款利率锚定LPR，应用场景“先增量后存量”

2019年8月，央行发布利率市场化改革新规，宣布“银行新发放贷款中主要参考LPR定价，并在浮动利率贷款合同中采用LPR作为定价基准”以来，货币政策利率→LPR→贷款实际执行利率的传导路径打通。利率换锚按“先增量、后存量”的顺序推进，进度来看，2019年末新发生贷款中LPR定价占比超90%；存量浮动利率贷款定价基准转换也于今年3月启动，并且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提到“将存量贷款转换进度纳入MPA和合格审慎评估考核，预计8月底前基本完成转换”，其中6月末工行存量法人客户贷款LPR转换进度达76%，光大银行对公存量浮动利率贷款LPR转换完成率超70%。

（2）定价市场化程度提升，贷款利率持续下行

利率市场化改革后，央行主要通过下调公开市场逆回购（OMO）利率、中期借贷便利（MLF）利率等措施引导市场利率下行，各报价行在政策利率基础上加点报价，从而贷款利率可以对市场利率下行予以更多反映，LPR报价市场化的程度明显提升，市场也逐渐形成了LPR跟随MLF利率同步调整的预期。数据来看，19年下半年以来社会融资成本明显下降，截至2020年6月一般贷款平均利率5.26%，同比2019年6月（LPR改革前）降低0.68个百分点。

（3）监管导向上，后续提升通过LPR改革促进降低存款利率的市场机制

近期各类存款利率均有所下行，表明贷款LPR改革推动存款利率市场化的效果已经开始显现。主要是商业银行为保障息差的稳定、保持资产负债收益的匹配，提高存款利率揽储的动力减弱，存款利率也出现下降，体现了市场机制在发挥作用。

除了针对普通客户的定期存款利率下降之外，今年上半年经历了强化结构性存款的套利监管后，结构性存款规模回落，利率下降更为明显。根据央行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数据：“2020年6月，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大额存单加权平均利率分别为2.64%和2.71%，较2019年12月下降30BP和34BP。”

后续在资产端降低融资成本以及持续让利的导向上，负债端成本仍需压降，市场化的负债产品以及高成本和长期限的存款产品的成本将会面临持续的压降。

2、低利率环境提供适宜推进条件，存款利率市场化深入改革渐近

一方面，目前我国利率市场化所处的进程：1）贷款利率市场化基本完成；2）存款利率管制自2015年10月开始已经完全放开；3）大额存单、结构性存款等市场化存款产品已经推出；4）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进入深水区，刚性较强的定期存款等产品的利率市场化进程还未开启，而较强的成本刚性将阻碍市场利率向存款成本的传导，从而进一步限制成本变动的空间，但是资产端的让利以及高成本存款利率与市场利率的脱轨，进一步提升了存款成本市场化定价的需求。

另一方面，根据本报告第一部分的内容，海外国家基本均在高通胀的环境下倒逼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对商业银行的冲击较大。而低通胀和宽松的货币环境是推进存款利率并轨的较为适宜的宏观环境。因为取消利率管制下，存款利率将会趋近货币市场利率，高利率的环境下将加剧存款市场的激烈竞争从而大幅提升存款成本，也对资产配置和定价带来加大挑战，提升风险偏好下也会引发金融风险。而低利率的环境下，市场利率和存款利率的分化较小，存款成本的提升有限，从而对资产配置和风险偏好的影响也较为平稳，对整体实体的融资支持也会保持稳定。

未来随着存量贷款LPR定价转换的完成，后续推进存款利率市场化深水区改革的窗口期或打开，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2020年以来逆周期调节政策叠加YQ影响，货币政策处于宽松周期，政策利率持续调降，市场利率持续下行并趋近存款基准利率；1）上半年隔夜Shibor多次降至1%以下，与活期存款监管基准利率差距在4月底逼近31BP。2）同时，三个月的同业存单的发行利率降至1.5%-2%的区间，成本低于部分长期限的定期存款利率。

其次，资管新规下表外刚兑逐渐打破的背景下，市场利率下行叠加债市调整，部分4-6月新发理财累计净值跌破1；货基及银行“类货基”现金管理类理财产品收益率也不断下台阶，6月余额宝七日年化收益率降至1.31%，创历史新低，已经低于1.5%的1年期存款基准利率，更显著低于大额存单利率，一定程度上也倒逼存款回流银行体系。存款脱媒现象较之前有明显的缓解。

再者，猪价上涨引发的结构性通胀已接近尾声，CPI增速见顶，资本外流的压力也减轻。低通胀下，居民的财富管理需求也较为温和。

注：大额存单取起存金额20万元，同期限取均值

3、我国存款利率市场化深入改革的具体实施路径

结合上文分析，我国后续存款利率市场化深入改革的具体实施路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我国利率市场化真正的实现并轨以及开始发挥机制是从LPR改革以来，形成了政策利率引导市场和信贷利率的通道，但是整体市场利率的波动性还很大，作为存款利率的锚定标的，其稳定性还待提升，较高的负债端成本的波动性不利于资产端利率定价，对银行的利率风险管理形成挑战。未来还需增加货币政策的预期管理，从而增强市场利率的稳定性，强化存款利率市场化的利率基础。

其次，结合国际经验，从利率市场化的宏观环境对标，目前我国的宏观环境与美日80年代存在较大差异，而德国利率市场化启动的60年代虽然面临资本外流，但处于低通胀低利率环境下，相对更具备借鉴意义。根据前文1.2中我们对各国利率市场化路径的梳理，如果我国后续参考德国分步推进存款利率市场化的路径，即按照长期定存→长期大额存款→实行标准利率→定期存款标准利率废除→活期存款标准利率废除的路径的话，后续我们可能先对长期限的定期存款利率进行改革，再对大额的定期存款进行改革。

再者，根据国外经验，利率市场化进程中大多引入了与货币市场利率挂钩的存款产品，并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美国于1982年发布的《加恩—圣杰曼存款机构法案》正式授权存款机构解除管制委员会（DIDC）设立货币市场存款账户（MMDAs），加强存款的利率市场化；日本在1985年也引入与货币市场利率联动的货币市场存单（MMC），逐步实现存款利率市场化。目前我国在较为充裕的流动性环境下，货币市场利率低位运行，后续商业银行或者可以探索考虑发行货币市场利率挂钩的大额长期存款产品，替代目前长期限的定期存款，增强这部分存款产品定价的市场化。

最后，根据美国经验，先放开长期大额存款产品的市场化，之后采取的一系列政策：降低长期限的面额、提升定期存款账户的交易性，推出市场化的短期大额存款产品等。持续的金融产品创新大大促进了存款利率市场化进程。后续，我们可以在期限、面额以及交易性等方面加大对存款产品的创新和供给，实现更加多样性的产品体系，增强与非银金融机构产品的竞争力，缓解利率市场化开启后的金融脱媒压力。

具体影响上，根据国外经验，如果在存款利率与货币市场利率差别比较大的情况下，存款利率深入市场化开启后，商业银行吸收存款的定价水平以及定期存款占比都将明显提升，从而短期拉低存贷利差和ROE。

但目前我国商业银行中三年以上的定期存款利率区间在2.75%-3.2%，平均为2.98%，比目前3年期国债收益率高30BP，比7月发行的一年期的同业存单利率高20BP，存在一定压降空间。更大的压力在占总存款19%左右的价格敏感的居民活期存款产品的利率市场化，假设这部分存款利率锚定目前的余额宝利率1.44%，同时假设10%的活期存款转化成余额宝类产品，并考虑到其他高成本定期存款利率的压降，如果在市场利率较为平稳的环境下，我们大体测算，预计整体增加的利息支出约占2019上市银行利息支出的10%以上，影响息差5BP左右，但如果再考虑其他资产收益的对冲等，对整体息差的影响非常有限，与德国利率市场化期间的息差表现相似。而且存款利率的市场化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影响也是逐步体现的，整体息差和ROE的表现肯定也会好于海外国家利率市场化期间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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