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前后期诗风转变原因新探
2011-05-2516:39:36|分类：文学研究|标签：白居易前后期诗歌风格转变原因|举报|字号订阅
马永强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元和十年贬谪江州后诗风明显改变,后期创作
与其前期诗论观有所矛盾。有人认为原因在他晚年缺乏进取心,信佛奉道,消沉遁世。又有人说,他早期诗歌太近于功利,他的优秀诗章大多产生于贬谪江州之后。本文试图就白居易前后期诗风的转变问题,略作探讨。
前期:政治文人的角色意识
元和三年(808年,37岁的白居易,在登上仕途8年后,终于有机
会进入政坛,成为重要角色。在前一年被授予翰林学士之后,此时又被封左拾遗,仍充翰林学士。尽管这只是并无实权的谏官之职,但能接近皇帝,有直接进言的机会和权利。这对于满腹经纶的白居易来说,正是施展才华的大好机会。他进入这一角色时感激涕零的心迹,在《初授拾遗献书》等篇章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臣所以授官已来,仅将十日,食不知味,寝不遑安,唯思粉身,以答殊宠,但未获粉身之所耳。”“士为知己者死”的报恩心理可以说左右了他这时的思想和创作。
所以,白居易用谏官和政治文人的敏锐眼光观察生活、认识生活,并把文学变成了批评报道和奏章,是他的这一政治角色决定的。
他以拾遗之职,“屡陈时政”,提出赦免囚犯、减租税、放宫人、断绝进奉、禁止掠卖良人等建议。作于此时的《秦中吟》、《新乐府》等对此皆有反映。另外,还有对宦官专权的揭露(《轻肥》,有对官商勾结的批判(《盐商妇》,有对贪官污吏巧立名目的控诉(《重赋》、《卖炭翁》。凡有悖于民情,不利于治国的事,无不被纳于他的诗中,给予讽谕,希望“上达天听”。正如《新乐府序》中说的那样,这些诗皆“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且从“其事核而实”、“其辞质而径”、“其言直而切”的这些特征来看,白居易的《新乐府》等作品颇契合今日新闻的标准。他的诗可以说及时、真实、准确地记录了当时当世社会上发生的重大事件以及出现的社会问题,并且对不利于国计民生的社会现象给予批判和讽谕。但是,白居易的批判是留有余地的,他是站在一个政治家的立场来观察生活和作诗的,所以,他不可能超越他的角色地位。
要说明白居易受角色局限,观察、认识生活的出发点和真正艺术家的不同,不妨将他和杜甫作一比较。白居易的《新丰折臂翁》与杜甫的《兵车行》是同一题材的新乐府,反映的都是天宝年间人民苦兵役的社会现实。白诗是通过一位自断其臂而逃避兵役的新丰老翁的遭遇来实现“讽谕”的:“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将大石槌折臂。张弓簸旗俱不堪,从兹始免征云南”,形同实录;杜诗则是字字滴血的惨痛控诉:“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白居易将此归罪于“天宝宰相杨国忠,欲求恩幸立边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