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长征目的地的变化和确定

中央红军长征目的地的变化和确定

依托根据地进行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是我党领导红军进行革命斗争的重要法宝。1934年10月,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情况下,中央红军被迫离开江西苏区,开始长征,实行战略大转移。长征一开始就不是无目地的流动作战,而是以寻机创建新的中央苏区为目的。在长征途中,根据敌我情况和其他情况的变化,目标苏区几定几易,红军长征的目的地也越来越远离江西,由西南地区转向了大西北。

第一目的地:湘西

1934年4月广昌战役失败后,临时中央意识到难以在江西继续坚持斗争,开始做撤离中央苏区的准备。8月,派出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九千多人,从湘赣苏区出发,开始西征,目的是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探索道路。红六军团艰苦转战,经湖南、湘桂边进入黔东,10月下旬在印江与贺龙、关向应领导的红三军(红二军团)会师。两军团会师后成立了总指挥部,军事上统一行动。为配合中央红军的长征和开辟新的根据地,两军团向湘西发动攻势,取得一系列胜利,到1934年底,占领了永顺、大庸、桑植三县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基本上创建了湘鄂川黔边新苏区。直达湘西、与两军团会师、共同创建和发展新根据地,成为当时中央确定的长征的首要目标。为此目标,中央红军连续突破了敌人三道封锁线,但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的湘江战役中,损失惨重,由出征时的八万人锐减为三万人。更为严重的是,此时蒋介石已基本搞清楚红军的战略转移方向,为此,在红军前进的方向上构筑工事,布下重兵,以逸待劳。如果中央红军继续向湘西前进,势必将与五六倍于己的敌人决战,全军有覆灭的危险。然而,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不顾客观情况的变化,仍坚持向湘西进军。通道会议上,当时被罢免军事指挥权的毛泽东反对向湘西进军,主张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但是,进入贵州后,临时中央、中革军委仍以北上湘西为目的,并电告红二、六军团以军事行动接应中央红军。

第二目的地:川黔边

1935年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扩大会议讨论红军前进方向,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否定了“左”倾军事冒险者北上湘西的计划,作出了《关于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的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移至遵义西北地区。”可以说,第二目标苏区的确立,是当时中央红军高级指挥员与“左”倾错误主义者斗争后一个折中的结果。它虽然放弃了最初的军事计划,但却隐含着恢复这一计划的可能性。它只看到贵州军阀的军事薄弱之处,但并没有充分估计到国民党中央军入黔后更为复杂的军事形势,甚至幻想与蒋介石主力决战,在新苏区彻底粉碎其第五次“围剿”。这也反映出当时创立新苏区的迫切的主观愿望,但在客观上却行不通。中央红军为了实施这一计划,由黔东向黔北进发,突破乌江天险,顺利地于1935年1月7日占领遵义。

第三目的地:川西

1935年1月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陈云同志的手稿中写道:“这个会议的目的是在:(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边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二)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和教训。”正像我们后来所知道的,遵义会议开得很顺利,很成功。会议清算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重新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战术,将红军行动置于正确的军事领导之下。会议在讨论红军的战略方向目标时,对以往两次战略方向提出了批评,会议决议指出:“当红军到了湘黔边境,在当时不利于我的情况下,却还是机械地要向二、六军团地区前进,而不知按照已经变化的情况来改变自己的行动与方针。红军到了乌江地域,又不知按照新的情况的变化,提出在川黔边转入反攻消灭追击部队的任务。”“扩大会议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形成这一决定主要是因为当时敌情的变化,我军占领遵义后,蒋介石调薛岳兵团、黔军全部、滇军主力和四川、湖南、广西军队各一部,向遵义地区围堵,企图将我中央红军消灭在乌江西北、川黔两省边境地区。面对十倍于己的强势敌人,原先的就地创立川黔边苏区的计划已难以实现。在此时北渡长江,既可以摆脱几十万敌军的合围,又可与川陕边张国焘、徐向前率领的红四方面军遥相呼应,实行战略上对敌人的相互牵制,必要时也可以会合,共同作战。这一目标的确立,标志着中央红军已将长征目的地做长距离调整,会师的目标队伍也由二、六军团变为四方面军,体现出遵义会议后在制定战略转移目的地问题上的灵活性和合理性。1935年1月20日,红军总司令部制定的《渡江的作战计划》中指出:“我野战军目前的基本方针,在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并争取四川赤化。”中央红军离开遵义后,向北进军,1月29日,分三路西渡赤水河(即一渡赤水),向川南进攻,准备在泸州上游渡过长江,直插川南。

第四目的地:川滇黔边

为了配合中央红军的行动,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曾电令红四方面军主力向嘉陵江以西进攻,但张国焘过分估计渡江作战的困难,而是指挥部队发起了陕南战役,虽然取得了战役胜利,但是却错过了策应中央红军渡江的最佳时机,没有有效地调动川军,使其能集中兵力沿长江布防。红军一渡赤水后,发现难以突破长江防线,2月7日中革军委决定暂时放弃北渡长江的计划,改在川滇黔边创建新苏区,采取机动作战的方针。尔后,部队向川滇黔边的扎西地区集结。这次目标苏区的确立,是在渡江受阻的情况下的仓促决定,是在当时非常复杂的军事和地理等情况下的应急方针。实际上,此时红军仍然处在数倍敌人的围堵之中,军事形势依然很严峻,就地开辟新苏区的条件远未成熟。新目标苏区的提出,一方面是为了调动军心鼓舞士气,克服军队中的低落情绪,另一方面也是权宜之计,由于当时的诸多不确定性,这一目标的恒定性也是难以保证的。可以说,此时中央仍没有最终放弃北渡长江的计划,仍以高度机动作战为主,以期在运动中调动敌人,寻机强渡长江。

第五目的地:川西

实际上仍回到第三目的地方案。红军在扎西集结后,敌人重兵追击,红军毅然二渡赤水,从2月下旬到5月上旬80天的时间,大胆而巧妙地采取了一系列军事行动:大战娄山关、再克遵义、三渡赤水、四渡赤水、南渡乌江、佯攻贵阳、佯攻清水河、跃进云南、兵逼昆明,灵活机动,声东击西,虚虚实实,达到了调动敌人的目的。在这段时间里,中央不仅恢复了创建川西苏区的决定,彻底放弃了在川滇黔边建立根据地的设想,而且也改变了由川南渡江直插川西的计划,将渡江地点转向了川滇边界的金沙江。在渡江前夕,中革军委向各方面军发布了《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满怀信心地指出:过去转入川西创立根据地的方针,现在已有实现的可能了。五月上旬,中央红军在皎平渡顺利地渡过金沙江,跳出了几十万敌军的包围圈,取得了长征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胜利。红军渡过金沙江后,继续北上,顺利通过彝族区,飞越大渡河,翻过大雪山,6月12日,在川西的懋功、达维地区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第六目的地:川陕甘

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总兵力达10万以上,军事形势对我军比较有利。但是以懋功为中心的川西地区系少数民族居住地,语言不通,人口稀少,经济文化落后,不利于红军的生存和发展,不具备建立根据地的条件。6月16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致电四方面军领导人,提出今后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但这一主张遭到张国焘反对,他在6月17日给中央的回电中,竭力夸大向东、向北发展的困难,提出从阿坝过草地西进北上,向青海、甘肃、新疆发展,并说如果遭到困难,再向南进攻。为了统一战略方针,6月26日,党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在会上大多数同志同意北上的战略方针,会后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明确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八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举行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和任务的决议》,重申两河口会议的进军方向和目的。同时,为顾全大局,以进一步统一思想和行动,政治局对党中央和红军总部进行了有利于四方面军的组织人事调整。八月中旬,红军分左、右两路军北上,在北上途中,张国焘节外生枝,一意孤行,公然违抗既定的北上战略方针,率军南下,公开分裂党和红军。中央为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率一方面军主力单独北上,进入甘南,召开了俄界会议,揭露了张国焘的错误。同时,由于张国焘的倒行逆施,军事形势发生很大变化,川陕甘苏区计划已难以实行,于是,中共中央决定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的番号继续北上。

第七目的地:陕北

9月中旬,陕甘支队由俄界北上,攻破腊子口,进占哈达铺。9月27日,占领榜罗镇。这时,从缴获的敌人报纸中得知陕北地区有一支红军队伍在活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榜罗镇举行会议,决定陕甘支队向陕北进军,和当地红军一起,在陕北保卫和扩大根据地。会后,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到达陕北保安县吴起镇。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此召开会议,会议批准了榜罗镇政治局常委决议,把陕北作为领导全国革命的大本营。至此,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胜利完成历时一年、纵横十一省、行程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以后15年的革命历程表明,党中央将陕北作为长征的最终目的地是英明而正确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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