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美人”意象的分析

中国文学“美人”意象的分析

平泉中学研究性课题

指导老师：白海宁

班级：高二（8）班

组长：卢玲玲

组员：安锐达 郑戈亮 赵兴华 陈启航

潘国荣 田鹏阳 李伟伟 刘玮 陈聪聪

平泉中学学生研究性学习课题活动计划表

编号： 班级：高二（8） 时间：2014.10.15

平泉中学学生研究性学习课题研究成果汇报表

2014年 4 月 4 日

★ 实物材料：如制作的图片、模型、照片、实物样本、音像资料等。

平泉中学学生研究性学习课题实施评价表(一)

（由导师填写）

2015年 4 月 4 日

★等级分优秀、良好、一般。

平泉中学学生研究性学习课题实施评价表(二)

（由评审组填写）

2015年 月 日

《中国文学“美人”意象的分析》研究性学习结题报告

题 目：中国文学“美人”意象的分析

班 级： 高二（8）班

人员介绍：

指导老师——白海宁

组 长——卢玲玲

组 员——安锐达 郑戈亮 赵兴华 陈启航 潘国荣

田鹏阳 李伟伟 刘玮 陈聪聪

课题研究涉及的主导科目：语文

课题背景：

我国古典文学中情爱文学占极大比重。情爱文学多以描写女性（尤其是容貌姣好的“美人”）为主，且诗词歌赋首开其源、遂成大宗。由于文人墨客的偏好，加之创作量的累积与创作技巧的丰富，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美人”意象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照彻整个中国文学天空。

研究目的：

深入了解中国古代文人的文化心理与生命意识，把握人性中最深沉、最本质的文化基因，从而认知中国古代文人的生命状态与心理价值取向，领悟中国文学最生命、最深情、最本真、最感人的特质。

研究阶段及内容:

首先确立研究方向;

撰写开题报告;

其次进行任务分工;

再次进行研究讨论;

最后讨论研究成果。

人员安排：

赵兴华 陈启航 潘国荣——综合指导

卢玲玲 安锐达 郑戈亮——写作 整理资料

田鹏阳 李伟伟——寻找资料

刘玮 陈聪聪——排版 后期制作

预期成果：形成调查报告或形成论文

后附：成果论文

中国文学“美人”意象的分析

作为《诗经》之首篇章的《关雎》第一节便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由此拉开了两千余年来诗文赋曲等文学作品对“美人”意象延绵不绝的描绘之序幕。而随着知识分子参政欲望的渐趋强烈，当其积极入世的行动遭遇挫折之后，他们往往将自己的理想寄托于文学作品中的“美人”意象上，形诸歌咏。这就是其美政理想。他们用希图取得“美人”的愉悦来抒发对于明君贤臣、上下同心的美好政治之向往与渴慕，表达自己愿输力与明君，建功立业的志向。这一传统延续两千余年而未告结束。本文试图以《诗经》为引，由屈原、曹植和李商隐之创作发掘“美人”意象与美政理想之间的关系及两者所以走到一起的原因。

一、《诗经》——“美人”意象之发端 

《诗经》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爱情诗不在少数。而众多爱情诗中，涉及到“美人”意象的也为数不少。计有《关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硕人》：“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野有蔓草》：“有美一人，清扬婉兮”，“有美一人，宛如清扬”； “彼淑者子，在我闼兮”；《君子偕老》：“子之清扬，扬且之颜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蒹葭》：“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东门之池》：“彼美淑姬，可与晤歌”，“彼美淑姬，可与晤言（语）”；《月出》：“月出佼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泽陂》：“有美一人，硕大且卷”，“有美一人，伤之如何”。这一系列的作品，为我们展开了想象和联想的翅膀。其人之美，自在言外。

这一组“美人”意象，是《诗经》中来自各阶层的创作者美好理想与愿望的聚合。而实际上，这种美人在实际生活中是稀有的，寻之愈难，足见其罕。她们鬒发如云，宛如清扬，巧笑倩兮，美目盼兮。静若处子，动似拂柳。更重要的是，她们有着忠贞可嘉的人格操守，不风流轻佻，不慑于威暴，庄重典雅，举止从容，合乎礼度，善为意中人分忧，兼具美好的理想情操，是难得一遇的窈窕淑女，君子之好逑。足令诗人为之倾倒迷恋，为之寝食难安。这就是作者倾心歌颂的“美人”意象的全部内容。她是理想的化身，追求此美人的过程，同时也是实现理想抱负的过程。在《诗经》涉及“美人”意象的众多作品中，《关雎》、《蒹葭》 《都人士》最值得关注。《关雎》按《毛诗序》之解题来说，是“乐得淑女，以配君子”，从“琴瑟友之，钟鼓乐之”的隆重礼仪来看，欲求此女之君子，定为贵族阶级之一员。这一点可以在“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这一不失其礼节，从容而襟怀坦荡的行为得到验证。《秦风·蒹葭》中伊人可遇而不可求的凄迷伤感、悲惘迷蒙、虚无缥缈的爱情，也只有贵族阶级或“士”才能抒发得如此细致入微，含情合礼。

这种对美人的追求，转化到政治思想上，便是对那种得才兼备，既具有雄武韬略，又具有伟大抱负，求贤若渴，广纳人才，意欲成不朽之业，流芳百世之明君的向往，对政治清明、选贤任能、励精图治、上下同心、才尽其能、化成天下、海内混一的开明政治——明君贤臣之政治局面的追求和渴望。这就是本文所论及的美政理想。从文学创作来看，它是“美人”意象折射到文学上的反映，或者说“美人”意象既是美政理想在文学上的激荡和回响。而此二者之结合，却经由屈原才得以完成。

二、屈原——“美人”意象与美政理想的初步结合 

一个显见的事实是，屈原一生中最重要的几部作品，都产生于被疏和见放的经历。因而也就特别凄婉哀怨、苦闷彷徨。追求——失败——再追求——再失败——绝望和固守，构成了屈原作品的线性流程。这一线性结构的发生频率之高，令我们深思——难道屈原就不曾试图改变其创作方法，将思路再拓宽一些？然而我们发现，除《天问》和早期之《橘诵》外，别无其他尝试。正如众多作家都只擅长自己的惯性叙述方式一样，屈原的叙述方式也是可以图构的。这是因为它的挫折经历。见知于怀王——被怀王重用——见疏于怀王——见放于顷襄王——怀石赴渊，屈原其实更多的是在走下坡路，其人生是愈来愈受挫的，而这种挫折感同屈原与生俱来的强烈的干政意愿和对自我才能的高度信任感，相缠绕、斗争、消长。

下面略举数例。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曰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吾令丰隆椉云兮，求宓妃之所在……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望瑶台之偃蹇兮，见有狨之佚女。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离骚》）美要眇兮宜修……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结微情以陈词兮，矫遗夫美人。昔君与我诚言兮，曰黄昏以为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九章》）与美人抽思兮，并日夜而无正。矫吾以美好兮，敖朕词而不听！……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好姱佳丽兮，牉独处此异域。既惸独而不群兮，又无良媒在其侧。（《抽思》）……思美人兮！擥涕而竚眙。媒绝路阻兮，言不可结而诒。令薜荔以为理兮，惮举趾而缘木。因芙蓉而为媒兮？惮蹇裳而濡足。（《思美人》）……祝融成而还衡兮，腾告鸾鸟迎宓妃。使湘灵鼓瑟兮，令海若舞冯夷……（《远游》）……美人既醉，朱颜酡些。娭光眇视，目曾波些，被文服纤，丽而不奇些。长发曼鬋，艳陆离些。（《招魂》）

 ……

由这些对美人的描绘和对求美人之过程的描述，我们不难发现，屈原对美人之汲汲向往和求美人遭到失败的巨大惋惜，继而产生了深深地不满——为何“约黄昏以为期”，却“羌中道而回畔”？为何“敖朕词而不听”，对自己拒之千里？为何屡次“既与余诚言兮”，却又屡次“悔遁而有他”？《湘夫人》中写道：“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少司令》中言：“秋兰兮青青，绿叶兮紫茎，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望美人兮未来，临风怳兮浩歌！”《河伯》曰“子交手兮东行，送美人兮南浦！”其思之凄，其情之惋，足见其忧伤之深，失望之至。然而屈原对于美人似乎爱之弥深，不能自抑，以为希望尚存，倘进一步努力，犹冀有所成。

自己“心纯庞而不泄”却“遭馋人而嫉之”，更令屈原备感悲观无助的是：“君含怒而待臣兮，不清澈其然否”，“君无度而弗察兮，使芳草为薮幽”（《惜往日》），“非吾罪而弃还兮”（《哀郢》），“思君莫我忠兮”（《惜诵》），“数惟荪之多怒兮，伤余心之忧优”（《抽思》），“世莫吾知兮，人心之不可谓兮”（《怀沙》）。冤屈难申而难以自抑，无人信其高洁，其孤独寂寞何其深也！而昏聩不察，易怒不辨，“独彰壅而隐蔽兮，使贞臣为之由”的最高统治者的愚昧不醒，美政之途无由实现，屈子之赴渊也就自在预料之中了。 

对“美人”的绝望，既是对美政的绝望，美人虽体态轻盈，容貌超众，却浑然不察中情，反而多怒：“羌中道而改路”，无信可言，反被馋人蒙蔽，足见其非能行美政者也。“美人”在屈原篇中的隐喻性事显而易见的。“美人”的拒绝，就是君王对自己一片忠贞爱国之心的断然否认，对自己美政理想的肆意摧残和践踏。如此，从《诗经》而始的“美人”意象，完成了转型，由现实之美人而为以隐喻形象出现的美政理想。这一过程的完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创作开辟了一条崭新的兴象寄托途径。

三、曹植——哀怨凄婉的“美人”：自我的对象化尝试

如果说在屈原的作品中，“美人”是独立于“我”之外的描述对象，是为我所追求的“她”的话，那么曹植诗赋中之美人，则兼有“我”与“她”这两种形象。简言之，曹植诗中之美人形象有两类：一类是为我所追求之“美人”，一类是作为想象中的曹植对自我形象的描绘。首先我们来看“我”（曹植）所求之美人：

南国有佳人，荣华若桃李。朝游江水岸，暮宿潇湘沚。（《杂诗六首》之四）美女妖且闲。（《美女篇》）罗衣何飘飘，轻裾随风还。（《美女篇》）顾盼遗光彩，长啸气若兰。（《美女篇》）荣华耀朝日，谁不希令颜。（同上）秾纤得中，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约素。延颈秀项，皓质呈露，芳泽无加，铅华弗御。云髻峨峨，修眉练娟。丹唇外朗，皓齿内鲜。明眸善睐，辅靥承权。环姿艳逸，仪静体闲。柔情绰态，媚于语言。（《洛神赋》）有一美人，被服纤罗。妖姿艳丽，蓊若春华。红颜韡烨，云髻峨峨。（《美女篇》） 

我们看此类美人，大多都有几个共同点：容姿美艳，横绝一世，“谁不希令颜”；仪态端庄，性情贤淑，才华出众，兼有技艺，“弹琴为我歌”。统而论之，既有美貌，亦具美德，可谓窈窕淑女也。“我”求此美人，结果若何？美人谓之：“时俗薄朱颜，谁为发皓齿？俯仰岁将暮，荣耀难久恃。”（《杂诗六首》之四）而《美女篇》则谓之：“佳人慕高义，求贤良独难。”《洛神赋》则曰：“无良媒以接欢兮，托微波而通辞。”而又“惧斯灵之我欺”，“怅犹豫而狐疑”。似乎《闺情》之二中美人与我最为融洽，然而亦非长久。诗末曰：“取乐今日，恤其他。”看来也只有一日之娱，而不能长久也。与美人是无缘接欢者居多。

求美人难得，而已身若为美人呢？是否凭借自己的美貌和自己高洁之情操，能够取悦于意中人，与之共结连理，天长地久呢？我们来看一下： 

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七哀》） 

佳人在远道，妾身孤单 ……欢会难再逢，芝兰不重荣。（，杂诗））

昔为同池鱼，今为商与参。（《种葛篇》）

“美人”之求佳偶，何其难也。昔日情洽意浓，今朝动如参商。身世浮沉异势，虽有美貌又有何用？所慕之人薄情负义，致使“美人”形只影单，茕茕孑立，实堪悲也。前之“美人”与后之“美人”（“我”），似乎都是作者之美好理想的寄托。欲求美人，即欲得当朝之理解，施展才华，为朝廷尽力。以“美人”自许，即以已之美政理想致之君王，冀求一用。孰知“无良媒以为辞”，被小人离间，而曹丕亦对昔日争立之事耿耿于怀，故终不得见用。“美人”之难求，美政之难实现，如一条枷锁，时时横亘曹植心头。这既是曹植作品婉而多怨的原因。 

早年之曹植，受其父曹操的影响，立意高远。曾表示，当此乱世，要“戮力上国，流惠下民”（《与杨德组书》）。如其在《白马篇》中所述：“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悲”，以求“名编壮士籍”，不惜“捐躯赴国难，视死如忽归”，一展其抱负。在《薤露行》中，曹植以“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自许，自谓“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大呼“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愿为伐吴效力。“仆夫早晏驾，吾行将远游。远游欲何之？吴国为我仇。将骋万里途，东路安足由。”其五又云：“拊剑西南望，思欲赴太行。”欲为伐蜀灭吴而赴死不辞。其汲汲用世之心，屡屡诉诸诗赋。至明帝时犹上《求自试表》云：“方今天下一统，九州晏如。顾西尚有违命之蜀，南有不臣之吴。使边境未得税甲，谋士未得高枕者。诚欲混同宇内，以致太和也。”自愿“乘危蹈险，骋舟奋骊，突刃触锋，为士卒先。虽未能擒权馘亮，庶将虏其雄师，歼其丑类。”《自试表》云：“将有补益于群生，尊主惠民，使功存于竹帛，名光于后嗣。”后又在《谏伐辽东表》中上 “省徭役，薄赋敛，勤农桑”三策，足见其用世之心切也。 

曹植用世之心屡次受挫折，同求“美人”屡不得是如此之相似：“行年将晚暮，佳人怀异心。”“昔为同池鱼，今为商与参。”“往古皆欢娱，我独困于今。”（《种葛篇》）“佳人在远道，妾身孤单茕，欢会难再逢，芝兰不重荣。”（《闺情》）而《洛神赋》中则有“恨人神之道殊兮”的悲叹。欲求难得，两美难取其一，以此我们可以推知，曹植诗中之“美人”，大体上既是自身政治理想和抱负的象征与寄托。“美人”与美政，在曹植诗中进一步走向结合，而这一结合带给我们的新鲜感受，既是自拟美人，借美人之口，述己之志向和“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骆宾王《在狱咏蝉》）的苦闷。这是曹植在往昔“美人”诗的基础上所作的崭新探索和可贵尝试。它丰富了“美人”诗的题材，使其叙述方式进一步走向多样化。“美人”（实际上就是作者自己），开始用第一人称口吻讲述自身不幸遭遇，如泣如诉，更能打动读者之心，引起深刻的悲悯和广泛的同情与共鸣。曹植以其创作为“美人”诗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使之更富生命力，是“美人”意象与美政理想进一步走向结合的重要一环。

四、“美人”意象与美政理想结合之原因及影响 

由以上三部分之阐述，我们可以看出，美人意象与美政理想最初是各自独立的，这在《诗经》风的大部分诗中可以看得出。那么他们是基于何种原因发生意外交叉，从而最终走到一起的？是受创作理论之影响，还是文学自身发展的轨迹导致，抑或是仅仅为少数作家之践行呢？以下试讨论之。

首先，从文学理论批评的角度来看。要求文学创作要求要婉而多讽，抒发感情要含蓄蕴藉，要对统治者的过失娓娓以谏，而不能过于激烈地加以指责或针砭，这才合乎礼仪，而不至于越上，以触怒统治阶层。而屈原、曹植之创作显然是受了上述文学理论的影响，在文学作品中往往借美人意象来抒发自己的感情和传达自己的志向，故其作品读来感觉“温柔在诵，最附深衷”。 

其次，我们来看文学发展史的动态过程。早期文学创作使直白质朴的，如《卿云歌》：“卿云烂兮，纠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非常朴实无华。而随着文学创作的发展，接受者显然已不能满足于直白无采的诗歌，兼之以文学创作日益走向独立和自觉，创作者之文学水平的提高，隐喻性、象征性手法和夸张、想象、联想技法的日臻娴熟，铺排词藻、结构篇章之能力的增强，使文学真正成之为文学（纯文学），而非政治教化之手段的呼声渐高，从而推动了意象与意境的复杂化。如此，“美人”意象在经由《诗经》诸多篇章的反复吟咏、锤炼而脱颖而出，成为一个历久弥新的创作对象，并为众多作家寓以深刻的理想，从而与美政理想相结合，也就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 

再次，我们从作家自身来看。我们不难发现，屈原、曹植之身世遭遇是极为相似的：都是王室之后，宗国之嗣、社稷之重充盈心中，使之树立崇高理想，力图建不朽之功业，垂青名于史，输力与明君，却都运命多蹇，空怀济世之志，无由施展其襟怀，以致抱恨终生。先贤“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伟大理想时时在召唤和影响，使之无法退隐山林、置身世外。远大理想与残酷现实之间的一次次碰撞，使其不断感到抱负成虚。种种怨愤郁积心头，但又拘于严酷的专制制度，所以只能借“美人”意象来曲折隐晦地传达自己的政治理想。 

“美人”意象与美政理想之结合，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极大地影响。它使“婉而多讽”的谲讽文学传统得以确立。此类文学作品具有浓厚的社会责任意识，表达不满于现实状况，力图追求开明政治的要求。附之以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它凸显出中国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和爱国理想，其对文学的影响泽被后世、延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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