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的大学

中国近代的大学

1、何谓大学

大学是国家的高等教育学府，是提供教学和研究条件、授权颁发学位的综合性高等教育机关。它选拔具有高中以上学历者进行教育和培训，并以考试、考核的方式检验其所学的知识和技能。

现在的大学，一般包括一个能授予硕士和博士学位的研究生院和数个专业学院，以及能授予学士学位的一个本科生院。综合性大学还应包括高等专科学校、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国际关系与对外交流学院、成人教育学院、远程网络学院等。

今天通常意义上的大学，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在英文中，大学（综合性高等学府）一词为“University”，是由“universe”（宇宙）这个词的前身派生而来的，它首次被记录下来是在大约1300年前。在中世纪的西方，拉丁文在政府、宗教和教育等领域得到使用，universitas这个词被用来指由教师和学生所构成的新联合体，这即是今天的大学的最初形式。

在更早的时代，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于公元前387年在雅典附近的Academos建立“Academy”，教授哲学、数学、体育等，这被一些人认为是欧洲大学的先驱。

欧洲中世纪的大学，是从教会所办的师徒结合的行会性质学校发展起来的。在11世纪，“大学”一词和“行会”一词同样被用来形容行业公会。但是到了13世纪，“大学”一词就被用来专指一种学生团体了。

中世纪的大学主要有3种形式：

教会大学，学生和教师在一个校长领导下形成一种密切配合的团体，像巴黎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

公立大学，由学生选举出来的校长总揽校务，如博洛尼亚大学、帕多瓦大学等。

国立大学，由帝王征得教皇认可而建立的，如西西里的腓特烈二世成立的那不勒斯大学、卡斯蒂拉的斐迪南三世成立的萨拉曼卡大学。

后来大学发展到中国，也是走了类似样一条路：从教会大学（还有部分非教会经营的私立大学）到公立大学到国立大学。

那么，哪所大学是全世界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历来便有争议。1088年在意大利波罗尼亚（Bologna）建立的博洛尼亚大学，被大多数人认为是欧洲历史上的第一所大学。这所学校先由学生组织起来，然后再招聘教师。博洛尼亚大学是作为法学院开始自己的校史的。诞生之初，就以高擎理想主义旗帜、富于使命感的形象出现于世。（在意大利还有一所萨劳诺大学，比它还早数十年诞生，但也许当时办学体系还不够成熟，所以并未得到多少人承认。）

而有“欧洲大学之母”之称的巴黎大学，要比博洛尼亚大学晚数十年创建，则是先由教师组织起来，之后再招收学生。巴黎大学还在中世纪率先打出“师生自治联合会”的旗帜，并率先以罢课斗争的形式确立了自治地位，争得了结社、罢课的自由特权，具有生气勃勃的斗争精神。

大学的独立以及作为独立标志的自由特权，都是通过不屈不挠的斗争得来的。欧洲所有古老大学，没有哪一所不曾经历过争取独立的斗争。

大学需要积淀，今天世界著名大学的校史一般都很悠久。1168年，南宋宁宗皇帝赵扩出生，英国牛津大学创办，这所名校保持了近千年不易的特质：理想主义、博大、古典、宽容、同情失败者；1209年，蒙古大军在成吉思汗带领下第三次进攻西夏，英国剑桥大学创办，这个学术上常开风气之先、孕育了许多科学、文化巨人的著名学府，事事讲究传统，孤傲、恬静、富有书院气息；1638年，清朝顺治皇帝爱新觉罗·福临出生，美国哈佛大学创办，哲学家威廉·詹姆斯说，“真正的哈佛”乃是一个“无形的、内在的、精神的哈佛”，这就是“自由的思想”与“思想的创造”。整个欧美至少有50个大学是在550年前，即15世纪以前创立的。

1810年，威廉·冯·洪堡建立柏林大学，将研究和教学结合起来，并确立了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原则，这被认为是现代大学的开端。这种模式，在美国最早被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所效仿，到现在被世界各地的大学所广泛采用。

大学通常被人们比作是“象牙塔”（Ivory Tower）。

象牙塔，根据圣经《旧约·雅歌》第7章第4节，睿智富有的以色列王所罗门曾作诗歌1005首，其中《雅歌》都是爱情之歌。在第5首歌中，新郎这样赞美新娘：“……你的颈项如象牙塔；你的眼目像希实本巴特那拉并门旁的水池。”很清楚，这里的“象牙塔”只是用来描述新娘美丽的颈项。

后来，这个词被逐渐运用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主要是指“与世隔绝的梦幻境地、逃避现实生活的世外桃源、隐居之地”。在汉语中，象牙塔的外延涵义主要是“比喻脱离现实生活的文学家和艺术家的小天地”。而大学、研究生院、科研院所正是这样的地方。

2、近代大学五大阶段

在中国古代，类似于大学的高等教育机构有国学（太学、国子监）以及后来的高等书院等，是指聚集在特定地点整理、研究和传播高深领域知识的机构。中国古代的高等学校，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0多年。如虞舜之时即有上庠，“上庠”即“高等学校”的意思。不过，中国古代的高等学校与西方现代的大学存在差别，尤其官办学校以培养治理政府的仕人及从事文化教育的文人为主，在学科上自然科学尤为缺乏，所以到近代整个的传统教育体系都面临着转型、革新。

到了近代，中国与西方交流以来，西方的“University”早期被翻译为“书院”等，后又称为“公学”、“学堂”、“大学堂”、“大学校”等，民国以后“大学”成为正式的称呼。

中国近代的大学，按历史的纵向发展脉络来说，可大致分为5个阶段。

萌芽时期 从1879年圣约翰学院创立到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

中国近代大学最初的滥觞，一般都具有3种形式：教会学校仿效欧美，国立学校仿效日本，还有的则是从传统书院升级而来。

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美战争以后，中国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开通了很多通商口岸。欧美传教士为更好地在中国人当中传教，就利用通商的权利，兴建高等教会学校，开始有了大学的萌芽，其中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和山东的齐鲁大学是比较早、也比较成熟的两所学校，它们应该就是诞生在中国这片古老土地上的第一批真正的高等学府。

至于中国传统的民间书院和朝廷办的太学、国子监，并不算是严格意义上的近代大学，并不具备西方的“大学”特征。如湖南大学的前身岳麓书院，创立于北宋时期，千余年来办学不辍；四川大学的前身尊经书院、武汉大学的前身自强学堂、浙江大学的前身求是书院等都是如此。而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滥觞的源头，就是清朝的国子监。

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以后，中国开始大量兴办近代学堂，如1895年的北洋大学堂、1896年的南洋公学等。它们就是中国最早的自办、官办（公立）大学了。日本的学校成为其主要的借鉴对象。

而圣约翰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大学、岭南大学、北洋大学、交通大学、四川大学、北京大学、东吴大学到后来的浙江大学、山东大学、中山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暨南大学、清华大学等中国的主要大学，在这个时期已经基本创建。

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各大学纷纷改制，效法美国，真正全面走向西方的近代大学体系，如分文、理、工、农、医等学科，分研究生、本科、专科等层次，男女同校，以及多少学年、学分及考试制度、毕业标准、颁发学位等。

定型时期 从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到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

这一时期，中国的高校有了长足发展。蔡元培初任民国教育总长时，在当时的国力下，他觉得国家能集中力量办好首都的这所大学（即北京大学）就已不错。结果，高等教育的发展令他自己也很意外。国立大学连连创办不说，各省办学热情和能力更是令人吃惊，且不管地方是由何等人掌管，对大学教育都不吝投入。民间私立大学也不断涌现。这个文明古国自古高度重视教育的脉流，在民国得以延续。

南京政府成立后，国家再次调整大学体系，综合大学下分学院，并分成国立、省立、市立和私立4种，有些学校还创办了研究院，中国方面收回对教会学校的管理权等，大学的近代模式与西方格局更加明确。所以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真正的大学应该是这个时候才开始的（如以1925年清华设立大学部为标志）。

另外，有许多重要的大学是在这个时期创建的，如武汉大学、燕京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东北大学、中山大学、辅仁大学、光华大学等。

成熟时期 从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到1937年抗战爆发

这一时期被称为“黄金十年”，国家局势稳定，大学迅速发展，中国的高等教育达到鼎盛时期。不管是国立、私立、教会大学，都出现了不少享誉国内外的著名学府。1937年，全国共有大学及独立学院78所，教师6615人，大学生及研究生37330人。

1929年7月26日，国民政府颁布《大学组织法》，规定大学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目标；大学下设的学院分文、理、法、商、农、医、工、教育8种；拥有不少于3个学院的方可称大学。

大学体制成熟了，栖身大学或大学出身的现代知识分子群体形成了。相对于数亿人口的中国而言，他们还只是万分之一的凤毛麟角，确实是“精英”啊！

国难时期 从1937年抗战爆发到1945年抗战胜利

8年漫长的抗日战争时期，乃民国高等教育史上特殊的一页。在民族危难中，一座座圣洁、宁静的校园受到严峻考验。70多所大学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纷纷内迁，辗转跋涉，维持教学。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先后迁到长沙、昆明，组成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学、科研均成果斐然。北洋大学颠沛流离迁到西安，与其它学校组成西北联合大学。中山大学和交通大学迁到陪都重庆（但在南京和上海都留下了伪中大和伪交大），浙江大学迁到贵州发展成为“东方剑桥”，交通大学的唐山和北平分部在茅以升带领下也迁至贵州。战争烈焰熊熊，大学薪火不灭。

西南联大、浙大是其中两个辉煌的个案，而别的学校则大受影响。

分流时期 从1945年抗战胜利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

抗战胜利后，各校迁回旧址，大学教育恢复正常，各校继续发展。到民国覆亡两年前的1947年，这一年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高峰，中华大地共有大学210所，其中国立大学31所、私立大学25所；国立独立学院23所、省立独立学院24所、私立独立学院32所；国立专科学校20所、省立专科学校32所、私立专科学校23所。全国大学聘任助教以上教师8964人，其中教授2700人；在校生155036人，其中研究生424人、本科生130715人、专科生23897人。

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时，带走了多数重点大学的设备、图书、财力、师资等，在台岛重建或改建了台湾大学、（新竹）清华大学、（新竹）交通大学、中央大学、中山大学、辅仁大学、东吴大学、政治大学等，这些学校现在已经成了驰名亚洲甚至全球的著名学府。

留在大陆的大学则经过多次改造与调整，私立学校包括教会学校被彻底取缔，改造成为公立学校或并入公立学校；后来又学习前苏联举办单科大学的做法，将综合性大学严重分解，调整重建成为一个个专门性的工业学院，并将教学大纲、学分制也大加修改，甚至还取消了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心理学等许多学科。

3、近代大学三大类型

依据西方对大学发展的整体梳理，中国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大学包括国立大学、私立大学与教会大学（从广义上说也是属于私立大学）。本书主要介绍了这3类大学中35所具有代表性的院校。

至于公立大学，在中国其实主要就是指各省的省立大学，以及一些行业与部门类的大学，因为本书的篇幅有限，而其数量有不少且实力有所不够，所以就不多介绍了。其实，其中许多国立大学，当初就是从公立大学或省立大学（甚至私立大学、教会大学）升格而来；而且，在介绍国立大学、私立大学、教会大学时，也捎带介绍了一些省立大学的相关内容。

教会大学

出现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最早的近代性质的大学，应该还是外国人在中国开办的教会大学。教会大学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影响之大是不言而喻的，其卓越成就也是人们有目共睹的。但它不管从数量、规模、质量来看，毕竟不是中国晚清民国大学的主体，所以本书把它放在最后一章介绍。

新中国成立前在中国开办的教会大学，一共有14所，本书重点介绍了其中8所，如中国第一所大学——圣约翰大学（1879年，上海），中国最早的大学之一——齐鲁大学（1872或1902年，济南）；中国最好的两所教会大学——金陵大学（1888年，南京）、燕京大学（1916年，北京）；以及华南最好的教会大学——岭南大学（1888年，广州），近代最好的法科大学——东吴大学（1900年，苏州），“最中国化的大学”——沪江大学（1911年，上海）；中国第二所女子大学——金陵女子大学（1912年，南京，但也有人认为金陵女大是第一所女大，北京女师大是第二所女大）。

另外没有单独介绍的6所教会大学，还有华中大学（1903年，武汉）、华西协和大学（1910年，成都）、华南女子文理学院（1911年，福州）、湘雅医科大学（1914年，长沙）、之江大学（1914年，杭州）与福建协和大学（1915年，福州）。这些学校也都各有其特色与优势，在办学上成果斐然。

国立大学

中国近代大学的主体是国立大学，所以放在3类大学的最前面，一共介绍了16所。它们是紧接着教会大学就开始创办的，如中国第一所自办的、公立的大学——北洋公学（1895年，天津，即后来的天津大学）；以及随后创办、号称“东方麻省理工”、民国最好的工科大学——南洋公学（1896年，上海，即后来的交通大学），号称“历史最曲折的大学”——山海关北洋铁路官学堂（1896年，山海关，即后来的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西南第一学府——四川大学（1896年，成都）；以及中国的第一所中央大学、民国时期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京师大学堂（1898年，北京，即后来的北京大学），民国时期中国的最高学府——中央大学（1901年，南京，即后来的南京大学），民国时期中国最好的大学——清华大学（1911年，北京），差点成了中央大学（或者说短时间做过中央大学）的华南第一学府——中山大学（1924年，广州），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前创办的“中央大学”、号称“红色大学”——陕北公学（1937年，延安，即后来的中国人民大学）；以及号称“东方剑桥”、“民国四（五）大学府之一”，与北大、清华、中大（及交大）齐名——浙江大学（1901年，杭州），齐鲁第一学府——山东大学（1901年，济南），号称“千年学府”、中国坚持办学历史最悠久的大学——湖南大学（1903年，长沙），民国时期华侨最高学府——暨南大学（1906年，南京），中原第一学府、中国校友最多的大学——河南大学（1912年，开封），华中第一学府、校园最美丽的大学——武汉大学（1913年，武汉），东北第一学府——东北大学（1923年，沈阳）；以及由私立大学或教会大学升格的复旦大学（1905年，从上海迁到重庆）、同济大学（1907年，上海）、厦门大学（1921年，厦门）、南开大学（1919年，天津）。

本书没有单独介绍的近代中国国立大学（这些大学背后所附的年份是该校成为国立大学的时间，而不是它最初成立的时间，所以地点在前、年份在后），还有劳动大学（上海，1927年）、云南大学（昆明，1938年）、西北联合大学与西北工学院（西安，西北大学前身，1938年）、广西大学（桂林，1939年）、中正大学（南昌，1940年）、贵州大学（贵阳，1942年）、重庆大学（重庆，1942年）、山西大学（从太原迁到陕西韩城，1943年）、台湾大学（台北，1945年）、安徽大学（安庆，1946年）、兰州大学（兰州，1946年）、政治大学（南京，1946年）、长春大学（长春，1946年）与焦作工学院（焦作，1949年，中国矿业大学前身）。而1938年成立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则放在北大、清华、南开之中介绍。

另外还有其他一些各有特色的重要公立大学（含地方大学与行业大学），如北京师范大学（1902年，北京）、北京大学农学院（1905年，北京，即后来的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1908年，北京，后并入北京师范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1920年，哈尔滨）、北平大学（1928年，北京）、东北行政学院（1936年，长春，即后来的吉林大学）、天津农工商大学（1921年，天津，即后来的河北大学）、河海大学（1915年，南京）、黄埔军校（1924年，广州）、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1936年，瓦窑堡）等。

私立大学

中国在近代创办的私立大学，本书一共介绍了11所。如最早创办的也是晚清民国时期最好的私立大学——复旦大学，民国时期中国最好的私立大学之一、华北最好的私立大学——南开大学，“德国味最浓的大学”、后成为杰出国立大学之一——同济大学，由创办人陈嘉庚先生的心血凝成的学校、华南最好的私立大学——厦门大学，这4所学校都先后由于各种原因而升格成了国立大学（上文已提及）；以及“最艰难也最浪漫的大学”——中国公学（1906年，上海），民国时期最好的医科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1917年，北京），“沦陷区唯一不挂日本旗的大学”——辅仁大学（1925年，北京），“最有骨气的大学”——光华大学（1925年，上海）；以及3所独特的大学——将西方高等教育体系与中国古代传统私学书院相结合的无锡国学专修学校（1920年，无锡），尝试乡村师范教育的晓庄学校（1927年，南京），一意从事会计教育并形成培养、出版、研究、事务等综合性系统的立信学校（1928年，上海）。

总之，民国时期（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最好的大学，国立大学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交通大学、中央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北洋大学、东北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暨南大学、华北大学等；私立（包括后来变成国立）大学有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同济大学、厦门大学、辅仁大学、光华大学等；教会大学有金陵大学、燕京大学、东吴大学、岭南大学、圣约翰大学等。它们各有千秋，特色鲜明，其实力都是非同凡响的。

4、历史启示与精神传承

大学是文化科学的渊薮，是知识分子的聚集地，它不但是从事教学活动、培养高级人才，从事科研工作、诞生发现发明的场所，也是臧否天下、月旦人物、关注时事、组织运动的地方。大学往往成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崇敬、信任、向往的神圣领土与精神家园。

科学文明和现代思想在这里朗朗传播。一座座学府，一团团浓荫；一个个学人，一片片书声；一次次晨昏，一串串故事。多少学子，在这里笑过哭过、爱过恨过。大学的话题，有关知识文化的传承，有关真理智慧的求索，有关社会文明的提升，有关民族精神的进步，有关人类理想的追求，永远探讨不完。

诺贝尔奖获得者索尔·贝娄在给《走向封闭的美国心灵》一书作序时说：在公众舆论控制的社会中，大学应当成为一个精神的岛屿。有了这个精神岛屿，大学才不会沦为一个精神荒芜的世俗之地，抑或才不成为一个人心浮躁、追名逐利的市肆里巷。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说：大学“追求新思想、新知识”，它“总是站在批评的最前沿”，是“一个有创造力的前沿”；牛津大学副校长说，“大学是追求真理的民主机构”；斯坦福大学校长则说，大学是后工业社会的“轴心组织”……

大学，怎么叫“大”？蔡元培说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学之学府也”；竺可桢说大学就是“求是”之地，“办大学者不能不有哲学中心思想”；张伯苓说“教育之事，非独使学生读书习字而已，尤要在造就人才，三育并进而不偏废”；梅贻琦说“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大学，就是先要有“大”校长，起码是个教育家；二要有大师，不独是各抓着各领域的“专家”；三要有“大”学生，“只是掌握一些专门知识、专门技能是不够的，应该知识广博，拥有科学头脑，做到明辨是非、静观得失、缜密思考，而不致于盲从”（竺可桢）……

学者傅国涌认为：大学作为社会的精神文化中心，传播人类先进文明和道义理想是它的使命所在。自19世纪洪堡创立柏林大学，奠定学术自由、教学自由、学习自由的原则以来，它已经成为全世界大学的基本价值和基本准则。

学者萧雪慧则反思道：“独立自治、开放、容忍、自由探索、追求真理、禀持理想以及在执守这些传统理念与作为变革前沿之间保持张力，是大学在数世纪中展示出来的形象，也是大学之为大学的基本特质。比照比照这些特质，时下中国大学从中可否认出自己？”

近代以来，特别是民国时期，正因为有蔡元培、蒋梦麟、唐文治、张伯芩、梅贻琦、陶行知、马相伯、李登辉、郭秉文、竺可桢、茅以升、罗家伦、傅斯年、胡适、司徒雷登……这些深受近代文明熏陶、热情追求真理、具有崇高人格的教育家，全面提升了中国大学的品质，使这些大学迅速与世界接轨，融入了人类主流文明。蔡元培、蒋梦麟身上所体现的北大“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精神，竺可桢身上体现的浙大“求是”精神，梅贻琦等人在清华搞的“通才教育”，张伯苓制订的南开“公”“能”精神……无论在今天还是在未来，永远都不会过时。也只有这些精神，才可能把我们带入一个新的时代。

学者谢泳认为：1949年以前的中国是一个动荡的时代，真正安定的时间并不长。在这个时代里，除了外患以外，还有不断的内争。这样的时代，中国高等教育还能发展，实属不易。这个结果是中国知识分子共同努力造成的，也是中国国立大学校长能在政府和大学之间保持平衡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对大学独立所保持的相当尊重，应当肯定。

学者杨东平则说：中国高等教育的童年是丰富、烂漫和充满活力的。半个世纪之前民族前辈的探索和思考，是我们今天在新世纪不断纠正、改良和前进的重要精神资源。

因为是草创阶段，过去的大学当然不会是革命的，不能成为今天办学校的样板。但是它们毕竟是父辈和祖辈们努力的成果，是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前驱。看一看过去的大学是什么样子，过去的校长是怎样当的，过去的教师是怎样教的，过去的学生是怎样学的，他们有过哪些失败的教训，又有过哪些可取的经验，这对于今天的校长、教师、学生，以及一切关心教育的人们，难道不是既有兴味又有益处吗？

过去的大学是有人愿意了解的，是有人刻骨铭心的。

过去大学的流风遗韵，只留在曾经在那里读过书的人们残存的记忆或者后人的感念之中。

岁月如歌，往事悠悠。那些日子虽然已经逝去很久远，如烟似云般杳辽、缥缈，却像一座丰碑高高伫立着，辉映古今，光芒耀眼，是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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