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伟长（1912年10月9日—2010年7月30日）
钱伟长认为，只有不断地学习，才不会老化，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他说：“我36岁学力学，44岁学俄语，58岁学电池知识。不要以为年纪大了不能学东西，我学计算机是在64岁以后，我现在也搞计算机了，当然不像年轻人那么好，不过也吓不倒我。”
世界著名的杰出华人科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国际上以钱氏命名的力学，应用数学科研成果就有“钱伟长方程”、“钱伟长方法”、“钱伟长一般方程”，“圆柱壳的钱伟长方程”等等。
他先后担任中国多所名牌大学的校长，副校长，名誉校长，校董事会董事长，名誉董事长，并且曾连续4届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
2010年感动中国人物，可惜钱老已经去世，由其儿子代为领奖。
1957年6月，“反右”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猛展开，钱伟长因5个月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一文中，对清华大学的教学思想提出了不同意见，与清华园内外的时潮相背，引发了一场历时三个月的大辩论，而成了备受打击的对象。于是清华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刊登出批判钱伟长的文章，并最终把他打成了“右派”。毛主席得知消息后，建议保留他的教授职位，但他那时已经没有上课的机会了。
划为右派之后，钱伟长被强制劳动改造，先做实验室助理，扫地劳动一年，其子女被禁止上大学。后下放至农村，但其间他仍坚持进行科学研究。红卫兵阻挠其进行研究，他就趁晚上把窗户堵上，彻夜苦读。
1964年他曾独立推得广义变分理论，投递给《力学学报》，但因当时他的身份问题而不予发表，直到1968年日本鹫津久一郎于《弹性和塑性力学中的变分法》一书中才提到类似理论，而直到1977年钦科维奇的《有限元法》一书中明确论述后才为人们所熟知。
1968年至1971年被下放到北京特殊钢厂炼钢车间劳动锻炼。炉前工很苦，用的铁棒足有52公斤重，一般人是拿不起来的，钱伟长同样也拿不起来，但他发挥了自己懂力学的优势，把铁棒的一头放在一个和炉子一样高度的铁架子上，再去另一头把铁棒按下去，这样就拿起来了。工人们试了后都说好，于是就把10个炉子前都做了铁架子，钱伟长一时成了发明家。
求学路最不同
1931年，钱伟长考入清华大学，原本是要学习历史或者文学，因为这两科他的考分都是满分。清华大学的历史考卷中，有一道出人意料的题目：写出二十四史的书名、作者、注者和卷数。好多人都被考住了，而钱伟长却得了100分。陈寅恪看过他的考试试卷，非常欣赏，有意招他为亲传弟子，
钱伟长擅长文史有渊源。他的四叔，是著名的历史学家钱穆，高中时，钱伟长就考入钱穆任教的苏州中学。在当时，苏州中学是一所极富盛名的学校，学习环境幽静，学习纪律严格，有浓厚的学习氛围。更重要的是，有一大批优秀的教师：钱穆教文学、杨人(木便)教西洋史、吕叔湘教中国史。
在那里，钱伟长培养了对文史课的兴趣，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然而，因为高中之前，他基本没有接触过数学、物理、生物等课程，这些课程，他的成绩总是落在后头。
钱伟长出生在江苏无锡县一个名叫七房桥的小村庄。小学阶段是在乡村小学度过，初中时候，才随父亲到无锡县城求学，曾在著名学者唐文治所开办的国学专修学校就读过。
在苏州中学求学之时，钱伟长的父亲病逝，本来就家境贫寒的他，只能靠叔父的接济才得以继续上学，因此特别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特别刻苦。除了白天抓紧时间学习之外，每天晚上学校熄灯以后，他还总要再自学两三个小时。钱伟长此后伴随一生的 “开夜车”的习惯，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养成的。
钱伟长入学清华大学第二天，“九·一八事变”爆发。那年清华的物理系，因为“九·一八”，而变得十分的热门，新生中竟有五分之一的人想进物理系，但该系的名额只有十名，面对这些学生，系主任吴有训十分为难。
物理只考了5分的钱伟长也在其中。晚年他回忆，当自己从广播中听蒋介石奉行不抵抗政策是因为中国没有飞机大炮，打也是失败的论调时，就火了，“没飞机大炮，我们自己造嘛”，因此，他下定决心，要学物理系，要造飞机大炮。
已经到北京大学任教的钱穆并不赞同他的选择，建议他还是继续家学渊源的历史学。钱伟长去找史学大家顾颉刚。顾颉刚满口赞成：“我们国家站不起来受人欺负，就因为科学落后。青年人有志于科学，我们应该支持。”钱穆便不再反对。
为了说服吴有训，他那段时间每天都去吴的办公室软磨硬泡。吴早上八点到办公室，他6点半就等在门口。最后，吴有训被他的热情感动，决定让钱伟长先到物理系学一年，期末考试物理和高等数学成绩达到70分才可以继续学下去。
这个没有难倒钱伟长。刻苦学习本来就是他的习惯，从清华大学毕业时，钱伟长已经成为物理系学习成绩最好的学生之一，吴有训也非常器重他了，还把他收为自己的研究生。
华罗庚（1910.11.12—1985.6.12）
江苏省常州市 金坛市人，国际数学大师，中国科学院院士。是中国解析数论、矩阵几何学、典型群、自守函数论等多方面研究的创始人和开拓者。[2]他为中国数学的发展作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被列为“芝加哥科学技术博物馆中当今世界88位数学伟人之一”。美国著名数学史家贝特曼称：“华罗庚是中国的爱因斯坦，足够成为全世界所有著名科学院的院士”。
华罗庚出生时，他的父母亲为了给儿子祝福，一生下来就用两个箩筐扣住了他，华罗庚因此得名。
他12岁进入金坛市立初级中学学习，初一之后，便深深爱上了数学。一天，老师出了道“物不知其数”的算题。老师说，这是《孙子算经》中一道有名的算题：“今有物不知其数，三三数之剩二，五五数之剩三，七七数之剩二，问物几何？”“23！”老师的话音刚落，华罗庚的答案就脱口而出。当时的华罗庚并未学过《孙子算经》，他是用如下妙法思考的：“三三数之剩二，七七数之剩二，余数都是二，此数可能是3×7+2=23，用5除之恰余3，所以23就是所求之数。”
1925年初中毕业后被迫辍学，回到金坛帮助父亲料理杂货铺。在单调的站柜台生活中，他开始自学数学。他回家乡一面帮助父亲在“乾生泰”这个只有一间小门面的杂货店里干活、记账，一面继续钻研数学。回忆当时他刻苦自学的情景，他的姐姐华莲青说：“尽管是冬天，罗庚依然在账台上看他的数学书。鼻涕流下时，他用左手在鼻子上一抹，往旁边一甩，没有甩掉，就这样伸着，右手还在不停地写……”
那时罗庚站在柜台前，顾客来了就帮助父亲做生意，打算盘、记账，顾客一走就又埋头看书演算起数学题来。有时入了迷，竟忘了接待顾客，甚至把算题结果当做顾客应付的货款，使顾客吓一跳。因为经常发生类似的莫名其妙的事情，时间久了，街坊邻居都传为笑谈，大家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罗呆子”。每逢遇到怠慢顾客的事情发生，父亲又气又急，说他念“天书”念呆了，要强行把书烧掉。争执发生时，华罗庚总是死死得抱着书不放。
后来，回忆起这段生活，他说：“那正是我应当接受教育的年月，但一个‘穷’字剥夺掉我的梦想：在西北风口上，擦着鼻涕，一双草鞋一支烟，一卷灯草一根针地为了活命而挣扎。”[7]
其实华罗庚读初中时，一度功课并不好有时数学还考不及格。时在金坛中学任教的华罗庚的数学老师，我国著名教育家、翻译家王维克（1900~1952，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市人）发现华罗庚虽贪玩，但思维敏捷，数学习题往往改了又改，解题方法十分独特别致。一次，金坛中学的老师感叹学校“差生”多，没有“人才”时，王维克道：“不见得吧，依我看，华罗庚同学就是一个!”“华罗庚？”一位老师笑道：“你看看他那两个像蟹爬的字吧，他能算个‘人才’吗？”王维克有些激动地说：“当然，他成为大书法家的希望很小，可他在数学上的才能你怎么能从他的字上看出来呢？要知道金子被埋在沙里的时候，粗看起来和沙子并没有什么两样，我们当教书匠的一双眼睛，最需要有沙里淘金的本领，否则就会埋没人才啊！”
华罗庚开始他的数学家生涯时，仅有一本《代数》、一本《几何》和一本缺页的《微积分》。有志者事竟成，他终于在19岁那年写出了那篇著名的论文。
1930年春，他的论文《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在上海《科学》杂志上发表。当时在清华大学数学系任主任的熊庆来教授看到后对这篇文章很受感动，他问周围的人说：“这个华罗庚是谁？”，但是谁也没有听说过华罗庚这个人。后来，一位名叫唐培经的清华教员向熊庆来介绍了他的同乡华罗庚的身世。“这个年轻人真不简单啊！应该请他到清华来。”熊庆来听后非常赞赏。这年，华罗庚只有19岁，却已经走过了一段相当坎坷的生活道路。
他用了两年的时间走完了一般人需要八年才能走完的道路，1933年被破格提升为助教，1935 年成为讲师。
1936年，他经清华大学推荐，派往英国剑桥大学留学。他在剑桥的两年中，把全部精力用于研究数学理论中的难题，不愿为申请学位浪费时间，他的研究成果引起了国际数学界的注意。
1938年回国，受聘为西南联合大学教授。从1939年到1941年，他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写了20多篇论文，完成了他的第一部数学专著《堆垒素数论》。
在闻一多先生的影响下，他还积极参加到当时如火如荼的抗日民主爱国运动之中。
《堆垒素数论》后来成为数学经典名著，1947年在苏联出版俄文版，又先后在各国被翻译出版了德文、英文、日文、匈牙利和中文版（华罗庚本要因这本书获“斯大林奖”，可斯大林去世了）。
1946年2月至5月，他应邀赴苏联访问。
1946年，当时的国民政府也想搞原子弹，于是选派华罗庚、吴大猷、曾昭抡三位大名鼎鼎的科学家赴美考察。9月，华罗庚和李政道，朱光亚，唐敖庆等离开上海前往美国，先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担任访问教授，后又被伊利诺大学聘为终身教授，并在那里治好了腿。
钱学森（1911.12.11-2009.10.31）
1911年12月1日生于上海，3岁时随父来到北京，1934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1935年赴美国研究航空工程和空气动力学，1938年获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后留在美国任讲师、副教授、教授以及超音速实验室主任和古根罕喷气推进研究中心主任。1950年开始争取回归祖国，受到美国政府迫害，失去自由，历经5年于1955年才回到祖国，1958年起长期担任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研制的技术领导职务。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享誉海内外的杰出科学家，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曾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教授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七、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均以钱学森同志名字命名。2011年12月8日，纪念钱学森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1935年8月的一天，钱学森从上海乘坐美国邮船公司的船只离开祖国。黄浦江浊浪翻滚，望着渐渐模糊的上海城，钱学森在心中默默地说：“再见了，祖国。你现在是豺狼当道，混乱不堪，我要到美国去学习技术，早日归来为你的复兴效劳。”
钱学森到美国进入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学工程要到工厂去实践，可当时美国航空工厂歧视中国人，所以一年后他开始转向航空工程理论，即应用力学的学习。1936年10月他转学到加州理工学院。
钱学森是慕名而来的。因为，坐落在洛杉矶市郊帕萨迪纳的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有一位大名鼎鼎的空气动力学教授冯·卡门。可后来的事，钱老自己可能都没想到，自己能成为冯·卡门教授的学生，并且成为其中的佼佼者，提升至了他的最得力助手。
20世纪30年代初，航空科学还处于襁褓之中。冯·卡门当时是这一领域的顶尖人物，后来被誉为“超音速飞行之父”。1970年，月球上的某一陨石坑被冠以他的名字。
冯·卡门抬头仔细打量着这位仪表庄重、个子不高的年轻人，他提出几个问题让钱学森回答，钱学森稍加思索便异常准确地回答了他的所有提问。冯·卡门暗自赞许：这个中国人的思维敏捷而又富于智慧。他高兴地收下了这位学生。1945年初，钱学森成为以冯·卡门为团长的空军科学咨询团的成员。1947年初，36岁的钱学森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的正教授。在受监控期间，除教学外他仍未放弃学术研究，1953年发表了《从地球卫星轨道上起飞》，为低推力飞行力学奠定了基础，并于1954年出版了《工程控制论》一书。1955年回国前他向冯·卡门告别时，冯·卡门激动地说：“你现在在学术上已超过了我!”
“我一直相信，我一定能够回到祖国的，今天，我终于回来了！”这是中国著名科学家和火箭专家钱学森对接待他回国的中国科学院科学家代表朱兆祥同志所说的一句万分感慨的话。他于1955年9月17日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踏上回国航程，于1955年10月1日到达香港，1955年10月8日到达广州，同他一起回国的还有他的夫人和两位幼子 。
钱学森于1935年8月，作为一名公费留学生赴美国学习和研究航空工程和空气动力学的。回国前，曾担任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超音速实验室主任和古根罕喷气推进研究中心主任。钱学森1935年赴美国留学。10年后，他成为当时一流火箭专家。由于发表了“时速为一万公里的火箭已成为可能”的惊人火箭理论而誉满全球。这位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在“二战”期间，跟其导师冯·卡门参与了当时美国绝密的“曼哈顿工程”——导弹核武器的研制开发工作，在美国是一个屈指可数的稀世之才。
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诞生的消息传到美国后，钱学森和夫人蒋英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商量着早日赶回祖国，为自己的国家效力。此时的美国，以麦卡锡为首对共产党人实行全面追查，并在全美国掀起了一股驱使雇员效忠美国政府的歇斯底里狂热。钱学森因被怀疑为共产党人和拒绝揭发朋友，被美国军事部门突然吊销了参加机密研究的证书。这使他非常气愤。钱学森以此作为要求回国的理由。然而，钱学森万万没想到，他的回国意愿竟酿成了一场劫难！美国海军部次长恶狠狠地说：“他知道所有美国导弹工程的核心机密，一个钱学森抵得上5个海军陆战师，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放他回中国去！”
从此，美国对他的政治迫害接踵而至。移民局抄了他的家，在特米那岛上将他拘留14天，直到收到加州理工学院送去的1.5万美金巨额保释金后才释放了他。后来，海关又没收了他的行李，包括800公斤书籍和笔记本。他们硬说里面有机密材料。其实，在打包之前，钱学森已叫他们检查过。美国检察官再次审查了他的所有材料后，证明他是光明磊落的。
钱学森在美国受迫害的消息很快传到国内，新中国震惊了！国内科技界的朋友通过各种途径声援钱学森。党中央对钱学森在美国的处境极为关心，中国政府公开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政府在违背本人意愿的情况下监禁了钱学森。
1954年4月，美英中苏法五国在日内瓦召开讨论和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联想到中国有一批留学生和科学家被扣留在美国，于是就指示说，美国人既然请英国外交官与我们疏通关系，我们就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开辟新的接触渠道。
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6月5日开始与美国代表、副国务卿约翰逊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初步商谈。美方向中方提交了一份美国在华侨民和被中国拘禁的一些美国军事人员名单，要求中国给他们以回国的机会。为了表示中国的诚意，周恩来指示王炳南在6月15日举行的中美第三次会谈中，大度地作出让步，同时也要求美国停止扣留钱学森等中国留美人员。
然而，中方的正当要求被美方无理拒绝。7月21日，日内瓦会议闭幕。为不使沟通渠道中断，周恩来指示王炳南与美方商定自7月22日起，在日内瓦进行领事级会谈。为了进一步表示中国对中美会谈的诚意，中国释放了4个被扣押的美国飞行员。
中国作出的高姿态，最终是为了争取钱学森等留美科学家尽快回国——可是在这个关键问题上，美国代表约翰逊还是以中国拿不出钱学森要回国的真实理由，一点不松口。
正当周恩来总理为此非常着急的时候，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陈叔通收到了一封从大洋彼岸辗转寄来的信。他拆开一看，署名“钱学森”。他禁不住心头一震，他迅速地读完了这封信。信中的内容，原来是请求祖国政府帮助他回国。
这封信是钱学森当时摆脱特务监视，在一封写在小香烟纸上寄给在比利时亲戚（蒋英妹妹）的家书中，夹带给陈叔通副委员长的。对于这样一封非同寻常的海外来信，陈叔通深知它的分量，当天就送到周总理那里。“这真是太好了，据此完全可以驳倒美国政府的谎言！”周恩来总理当即作出了周密部署，叫外交部火速把信转交给正在日内瓦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王炳南，并对王炳南指示道：“这封信很有价值。这是一个铁证，美国当局至今仍在阻挠中国平民归国。你要在谈判中，用这封信揭穿他们的谎言。”
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一开始，王炳南率先对约翰逊说：“大使先生，在我们开始讨论之前，我奉命通知你下述消息：中国政府在7月31日按照中国的法律程序，决定提前释放阿诺维等11名美国飞行员，他们已于7月31日离开北京，估计8月4日即可到达香港。我希望，中国政府所采取的这个措施，能对我们的会谈起到积极的影响。”可谈到钱学森回国问题时，约翰逊还是老调重弹：“没有证据表明钱学森要归国，美国政府不能强迫命令！”于是，王炳南便亮出了钱学森给陈叔通的信件，理直气壮地予以反驳：“既然美国政府早在1955年4月间就发表公告，允许留美学者来去自由，为什么中国科学家钱学森博士在6月间写信给中国政府请求帮助呢？显然，中国学者要求回国依然受到阻挠。”在事实面前，约翰逊哑口无言。美国政府不得不批准钱学森回国的要求。1955年8月4日，钱学森收到了美国移民局允许他回国的通知。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梦寐以求的回国愿望终于得以实现了！这一天钱学森携带妻子蒋英和一双幼小的儿女，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踏上返回祖国的旅途。
由于钱学森回国效力，中国导弹、原子弹的发射向前推进了至少20年。
黄荣辉──从放牛娃到院士
当世界性气候异常使一般人开始注意太平洋上的“厄尔尼诺”现象、大陆上的高原热源时，黄荣辉却已对导致这些现象的大气行星波动机制，进行了开拓性探索。他提出：必须在垂直方向上把大气分成很多层次才能正确描述这种波动，并在世界上最早把大气分成34层来研究准定常行星波。
他的成就引起国际同行的重视，那是1981年。到1986年，他借助电子计算机分析了几十万个数据，编了几万条程序，发表了二十多篇论文，从而对准定量行星波的物理成因、传播规律以及其异常做出了进一步的解释，并发现了这种大气波在三维空间存在两支波导，是沿着两通道进行传播的。这就为进行月──季度的长期天气预报提供了一定的依据，为解开一些气象之谜提出了新的看法。
科学无国界。中国人的成就在国际大气科学界引起一连串的反响：
“我正在撰写一篇回顾文章，很想引用您文章中所得的结果。”此信来自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在我的文章脱稿之后，中国的黄博士已发表了他用三维多层模式的研究成果，我的结果与他们的结果相类似。”英国一位著名大气动力学家在文章中引用黄荣辉的成果进作了上述说明……
祖国给予黄荣辉更高的荣誉：他的成果荣获中国科学院1985科学进步奖一等奖，他本人于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那么，他是怎样由一个放牛娃成长为一名中科院院士呢?
黄荣辉出生在福建省惠安县一个非常穷苦的农民家庭，父亲靠给人家当雇工或长工来养活全家。解放前，祖祖辈辈都没有上过学。1949年解放了，家里分得土地，他才上学。由于生活十分困难，没有钱交伙食费，每星期他必须自己从家中挑几十斤白薯和柴草步行约二十公里到学校。再冷的冬天也只穿两件破烂的冬衣，直到高中毕业前，还没穿过一双买的鞋。一双木拖鞋伴他度过了中学时代。他与一位同窗好友合盖一床被子，上学用的文具只有靠有时帮助经济富裕家庭的子弟背书得一点劳务费来购买。然而生活的艰辛并没有使他退即，反而更激励他勤奋读书，使他从小学到高中一直保持着优异的成绩。
1959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他是带着家里唯一的一条被子，第一次穿着买来的鞋迈入北大这一引导他认识现代科学的大门。学校给他最高的助学金，还有冬衣和夏衣，有关领导还经常问寒问暖。这使他暗下决心：只有努力学习才能报答党和人民对自己的培养。就是这样一个纯朴的信念使他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
回顾1979年开始的准定常行星波研究工作，黄荣辉感叹：“灵感没有帮过我的忙。”是的，他是把中国农民的老黄牛精神和现代科学手段、科学思维相结合来塑造科学家的形象的。
准定常行星波变化缓慢，波长上万公里，比地球半径（6400公里）还长，是进行两周以上长期天气预报和短期气候变化预报的关键性动力学问题。进行这样的理论研究，必须从分析浩若烟海的观测资料入手。要在这个领域提出一点新见解、新理论，即使是训练有素的科学家，也要耗费巨大的心血。黄荣辉同样无捷径可走。
他家老少三代五口人，居住在狭窄的简易筒子楼里。回国后，两个孩子都上学，天天晚饭后，不论刮多大风，下多大雨，他都要到办公室去，直到家人休息之后，他才回去“接班”用报纸把灯挡起来，继续他的研究。
清贫的科研生活，使他和他的爱人获得很强的适应力。吃饭，他不问色香味，塞饱就行；工作累了，他不论睡地铺还是行军床，肩膀一挨铺就睡着。上班时，头脑里不想柴米事，下班晚回家，爱人没意见。对于这样生活，他说：“人不堪其忧我也不改其乐。”
在科学的迷宫，黄荣辉有时可以忘掉一切。一年春节，研究所为每人代购一只鸭子。分鸭子那天，黄荣辉推导有关行星波传播的数学公式，又是很晚才回家。自行车上挂着鸭子，满脑子还是数学公式。到家后，公式没推导完，鸭子不见了。爱人说道：“你一个活人带一只死鸭还丢了?”谁知鸭子被本所一位同事拾到。这位同事作了一个简单的推理：我们所今天分鸭子，丢鸭子的人这么晚了才回家，这人一定是我所的“书呆子”黄荣辉。
黄荣辉有时有点“呆气”，可他更有中国知识分子的志气。1979年，他由国家派遣赴日留学，两年中，他每日工作14小时以上，有时甚至通宵达旦在机房工作。由于他在行星波动力学研究中取得的成绩，当时的日本气象学会理事长就多次挽留他在日从事研究工作，并负责他在日期间的一切生活费，但他没有答应，如期归国。美国大气研究中心一位气象学家要给他优厚的待遇，促他赴美工作，他婉言谢绝：“国家需要我赴美作合作研究时，我会走的。”直到不久前，国外一所大学还愿提供相当二万多美元的年薪招聘他，他同样没有答应。他对记者说：“我这个科学家是有祖国的，我的事业，就在生我养我的中国。”
黄院士曾说：“我是由一个放牛娃成长为一名中科院院士的，我做的一些事情主要是党多年教育的结果，再就是个人的努力。一个人活在世上要有理想，不是为了谋生。对名誉我看得很淡，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有一种精神，要为科学发展扎扎实实做点贡献，为国家为人民解决一点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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