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论读后感5000字

国富论读后感5000字

　　【篇一：国富论读后感】
　　《对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的作者亚当﹒斯密，在经济学界有近乎神的地位。按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说法，至少300年内，人们都将在市场经济中生活，不会有人像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推翻牛顿力学那样推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亚当﹒斯密不仅是一位经济理论学家，他也为这种理论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与准确的数字，确实做到了“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的治学态度，而这种治学态度正是大多数中国经济学家所缺少的态度。所以，熊彼得说亚当﹒斯密注重实际，将各种不同的数字与因素一并考虑，对以后作为抽象的理论奠立了基础。
　　斯密《国富论》一书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各个不同侧面详细而严谨地论证了如何增加国民财富和促进经济的发展繁荣。他采用了以微观经济分析为基础的宏观分析方法，综合了人性论、法律与政治理论及经济思想理论的分析视角，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经济学理论体系。
　　运用新兴古典经济学关于劳动分工的理论，分析了劳动分工的决定因素，并进一步结合新兴古典分工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分析了不同经济实力的欠发达区域在不同的阶段如何选择最优分工网络，并借此分析了我国中西部区域经济发展缓慢的内在原因。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开篇就谈到了劳动分工。他认为劳动分工和市场竞争是国民财富增加的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但经济学发展的一百多年间，市场竞争理论得到了极大丰富，而劳动分工理论却相对显得苍白。近年来发展迅速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利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复苏了斯密关于劳动分工的重要思想。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劳动分工理论认为，劳动分工是通过制度安排而与交易费用相互决定的，即：由交易费用决定的制度安排决定劳动分工，而劳动分工通过分工经济提高制度收益，并进而降低交易费用。作者给出了两个理论模型及其修正。
　　接着，作者证明了劳动分工理论中的三个重要命题。
　　命题1：劳动分工产生递增的规模报酬，是经济进步的源泉。
　　命题2：劳动分工依赖于劳动分工，没有任何外生优势的单纯分工也能实现经济进步。
　　命题3：经济发展依赖于一定的人口规模和经济制度，在地理上表现为一个波浪式的推动过程。
　　另外，新兴古典分工理论证明，不同区域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对应于不同的分工水平，产生不同的增长效果。因此，欠发达区域面对不同的人口规模、制度供给、交通条件，应选择不同的分工模式。作者据此将欠发达区域分成三类，并分析了各自的分工抉择。
　　区域模式1：人口较多、居住密集的欠发达区域
　　根据命题2，此类区域即便没有任何优越的资源禀赋或比较优势，依靠自身的市场需求，选择合适的分工模式，也能实现经济进步。
　　作者认为，应将此类区域细分为若干个子区域，将相关产业分类聚集，发展“园区经济”，以节约交易费用，提高专业化水平，进而产生产业簇群。
　　区域模式2：人口较多、居住分散的欠发达区域
　　此类区域以中国中西部的农业大省为典型代表。因为多数居民都分布于广大农村，交通不便，相互之间贸易的交易费用很高，制度创新的成本更高，制度供给水平低下。当务之急是提高专业化水平，以便与高水平的分工网络对接。
　　提高市场分工水平有两种途径。一是大力发展中小城镇，提高城市化水平，使人口更加集中，从而减少交易费用和制度创新成本。政府工作的重点是鼓励专业化的生产和服务，为个体私营企业的成长和发展提供服务。根据命题1，政府即便是有意扶持某些产业，也应该是在专业化的基础上选择以农产品为核心的分工网络。
　　二是融入临近区域的分工网络，即给发达区域“打工”。因为在经济发展初期或工业化前期，没有足够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来支付交易费用和学习成本，也难以承受为集中人口而进行的城市化所需耗费。而此类区域劳力成本相对低廉，因此可选择有资源禀赋或内生比较优势的临近区域，为其提供配套生产或服务。值得注意的是，政府有必要鼓励企业向专业化发展，通过产业集聚加强企业之间的信息、要素的交流，提升企业家的管理素质。
　　区域模式3：人口较少的欠发达区域
　　此类区域人口较少，无论是否集中，从理论上讲都难以独立形成一个合意的分工网络。最重要的是提高本区域在某些方面的专业化水平，以便融入发达区域高水平的分工网络。在积累了一定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经济环境得以改善后，在分工网络上可以逐步摆脱对地理交通条件的依赖，从而逐步与较高分工水平的其他区域进行贸易往来。在此过程中政府应重点扶持有一定比较优势或竞争优势的龙头企业，鼓励龙头企业并购、扩张，带动其他企业形成连锁效应和学习效应。
　　《国富论》是一部伟大的著作，亚当﹒斯密把人的自利心与公利心做了和谐的统一，让我们知道了自利与公利并不是彼此矛盾的，而是相辅相成的，有利于整体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社会自然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来引导着人们做出有利于社会与个人的最佳选择，没有任何政府与个人会代替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如要取代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必会带来混乱。这只“看不见的手”是什么呢？斯密虽然没有直接表达，但是全书已经告诉我们，那只“看不见的手”正是人类的利己之心。
　　【篇二：国富论读后感】
　　看完国富论、美国近代经济发展史、罗斯福新政后，一直想写点嘛。现在4点多了，也睡不着了，就写点吧。
　　1929-1933年的美国，是美国经济史上最黑暗的年代。这个时期，是美国私人垄断企业发展到最鼎盛的时期，但是这种私人垄断鼎盛带来的，是国民经济减少，贫富悬殊加剧，阶级矛盾尖锐，社会动荡不安。每一个人都把最坏的东西扔在大街上，都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就跟今天的中国发生的情况一样）带来这种状况的原因，就是私人垄断企业的鼎盛。因为私人垄断企业追逐的就是利润，就是个人利益，为了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它是不负任何社会责任的（就像现在的中石油，中石化。我垄断了我就是不降价）很多商品他宁可囤积烂在仓库里（就像现在的囤积房地产），倒在大海里，也不愿销售出去。因为赔本销售，带来的是不盈利。私人垄断追逐的是个人盈利。社会动荡什么的，似乎跟它无关。
　　但私人垄断忘记了，个人利益虽然最大了，但在一个动荡、黑暗、每一个人为了个人利益不折手段的社会里，怎样安全消费，利益再大又有何用。只有社会稳定，人人富裕，商店顾客盈门的环境里去消费，才能真正实现和体现个人利益最大化。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巴菲特和比尔盖茨到处游说，提倡富人要把自己的财富，反哺于社会。这就是为什么郎咸平在讲座时，一遍一遍问富人们，你们还敢不敢让孩子一个人去上学。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美国富人们为什么去上书国会，主动要求增加自己的税负。他们这种财富来源于社会，就要反哺社会思想的起源，就源自1933年以后的罗斯福新政。
　　1933年，罗斯福上台，实行新政，结束了美国最黑暗的私人垄断企业时代。最主要的做法，就是由国家拿纳税人的钱，出手收购私人垄断企业部分股份（不交出股权的就反托拉斯法解散掉），使私人垄断企业发展成国有私人混合的垄断企业。美国也由一个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为一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家。虽然企业还是垄断，但因为股权的改变，导致垄断的受益人变了，垄断赚的每一分利润，都通过国家控股这一部分，返还到每一个纳税人手里。每一个美国公民纳税人，都通过手中的身份证，享有这些垄断企业的一份股权，享有垄断带来的利润。（这点更像是共产主义）
　　私人企业的缺点是什么，私人企业的缺点就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这种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私企发展的最终形态，就是私人垄断。当市场都被垄断以后，矛盾就出来了。商品的价格我可以随心所欲的抬到10倍以上，其他商品哪怕烂在仓库里，我只要卖出去一件，就赚回本了。两件就是100%的利润。价格被抬到10倍甚至百倍以上的结果，就造成社会生产只为个别垄断资本家服务，而付出劳动去生产的工人，却享受不到社会生产带来的成果。社会矛盾因此尖锐，社会动荡不安。举个例子，党国是谁亡的？有人说是蒋介石，有人说是宋子文。而真正忘掉党国的人，是宋霭龄，宋霭龄是个很聪明的小女人，说她聪明，是因为她很早就看到蒋介石的光辉政治前途，将妹妹宋美龄介绍给他，再利用宋家的威望，将老蒋送入大总统的宝座。老蒋掌权后，她就让其夫孔祥熙做了行政院长，其弟宋子文做了财长部长，把持党国行政财政大权，天下财富尽归我有（如上海打老虎，就是苏联留学回来的蒋经国打囤积垄断，一打就打到孔家了）。但说她小女人，是因为她没有大的眼光，天下财富尽归我有这种私人垄断最后带来的，就是天下大乱，动荡不安。党国很可惜没能等来罗斯福新政，亡国了。（当然那个时候也不可能迎来罗斯福新政，因为贵族门第思想严重，普通人民自我意识太差。只有经过共产主义革命后的中国，人民自我意识觉醒，才有可能迎来新政。）
　　国有企业的缺点，这点每个国人都知道，就是效率低下，产能低下（大锅饭嘛，干不干都一样，我干它干嘛。）投资没有责任（不是自己的钱，花的不心疼）。这里讲一个笑话，这个笑话是索马里海盗的笑话，索马里海盗劫了一艘中国船，中国派了个官员去谈判，海盗要200万赎金不还价，最后这个官员一看没办法的就说：“我给你300万，你给我开个900万的发票好不好。”海盗一听哭了：“兄弟们，别做海盗了，去中国当官吧。我们风里来，雨里去，枪林弹雨的才挣300万。人家动动笔，改个发票就能挣600万。”这个笑话折射的就是没有信托责任的国企的特点，投资，不是自己的钱，花多少都没关系。是否盈利，也没关系。不需要评估报告，随心所欲。国企，缺乏监管；监管，形同虚设，甚至是共同利益人。再举个例子，这段时间沸沸扬扬的铁道部的张曙光，网传他贪腐了20亿，有人就不平了，说张曙光招标高铁项目，砍英美企业的报价，一下就砍掉30亿，替国家节约了30亿。我就想问一个问题了，这个价格是怎么组成的，翻翻国富论就知道价格是由土地地租，劳工工资，和资本利润三部分组成，国富论是西方经济构成的基础，堪比中国封建王朝之论语，欧美的大企业能不知道。去竞标一个项目，都会拼命把利润降低，把价格压低以求中标。但这几个欧美企业却一下就虚开30个亿，30个亿啊！这是为什么。唯一的可能，就是政治贿赂。好吧，你要面子是吧，你要政绩是吧。我在送上政治献金的同时我告诉你，我把报价虚报了40个亿，你明天砍我30个亿我就接受（我当然也得赚10个亿嘛，你看献金都在你手里了），给足你面子。当然这只是个人猜测，但这就是国企啊，这就是没有监管，产能低下的国企啊。
　　而国企和私企相结合的这种混合企业，就正好有效化解了两者的矛盾。
　　私人企业，追求利润，追求垄断。而混合企业通过国有控股这个有效手段，使得国家这个股东，可以监管他的财务，防止他的垄断，和价格虚高。而且又通过国有控股这个有效手段，使得企业的利润，又通过股市，返还到每一个股民，每一个纳税人身上。促进资本流动，缓和了社会矛盾。
　　国有企业，产能低下，而混合企业又通过私人控股这一部分，将企业利润，奖励给企业的经理人，返还到每一个私人股东。企业的私人控股的股东，又为了利润，主动对经理人进行有效监管（如果私人股东和经理人联合起来做假账，这不光是要坐牢，还会被游街的）。这就使得企业在监管下，很有效的向前运行。
　　这就是扬长避短的混合企业，这也是资本和社会主义结合的最终形态，国有垄断混合企业。
　　【篇三：《国富论》读后感作文】
　　斯密《对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一书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各个不同侧面详细而严谨地论证了如何增加国民财富和促进经济的发展繁荣。他采用了以微观经济分析为基础的宏观分析方法，综合了人性论、法律与政治理论及经济思想理论的分析视角，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经济学理论体系。
　　由于《国富论》蕴涵了诸多的经济学理论和实践分析方法，并提出了经济学原理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和政策实施意义，本文仅对自身感兴趣或自认为有特别价值和现实意义的部分理论进行表述和评点。为避免打破原书的逻辑思维结构和思想脉络，本文以《国富论》（谢祖钧、孟晋、盛之译，国富论——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南大学出版社，XX年3月第一版）所列章节目录为序作以择要。
　　（1）斯密认为，对工资劳动者的需求必须随每一个国家的收入和资本的增加而增长。而没有后者的增加，就不可能有前者的增长。而收入和资本的增长就是国家财富的增长。没有国家财富的增长，也就不可能有对劳动力需求的增长。（第一篇，第八章，P56）在那个以农业为主导的时代，资本的增加引起社会资本总量的增加这一过程中，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劳动生产率得以不断提高，使得整个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总量在整体上大为增加。然而在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这种国家财富增长所引起的劳动力需求的增长的效果并不十分明显，甚至还有减小的趋势。同时，在我国存在着这样的现象：在国民经济持续高涨的同时（这里仅从数字可以说明，至于这个数字的准确性和可靠度则另当别论，但还是能够得出经济快速发展的结论的，只不过是程度不同而已），尽管有劳动力需求的大量增加，但国内的就业形势却日益严峻，失业人数逐年增加。当然，这其中有人口的增长快于经济的增量、劳动力素质与就业岗位不匹配等其他方面的原因，但至少也说明斯密的这一理论没有考虑到诸多的外生变量，需作进一步的改进，以使其更具代表性和说服力。
　　（2）斯密认为，资本在农村的利率总要比城市的高，这是由于农村金融市场规模不经济、借贷成本高、资金市场供不应求等因素引起的。（第一篇，第九章）资本在农业方面虽然对社会贡献最大（现在已不能绝对地说是最大，用比较大的说法也许更合适），但利润比较小，因此对农业方面的资金投入总是不能得到满足。因此，也就出现了农村发展的两难：问题：一方面是农村建设的资金需求缺口趋于扩大，一方面却是各种金融机构不愿意在农村从事放贷业务。以斯密的思维，可以通过放宽农村金融市场的利率限制来发展农村业务，通过围绕时常利率进行自由浮动的适度高利率来弥补各种借贷成本，最后通过竞争者对市场的争夺逐渐回归到利率的正常水平，这不失为当前解决建设新农村资金筹集困难的有效途径，但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保持利率的适度高的水平，不然可能会因为高的利率带来新的高风险，就适得其反了。另外，也可通过引导和规范而不是限制和取缔各种非正规民间金融、加大政府财政支农力度等措施来解决农村市场的金融抑制。
　　（3）斯密认为，当一个人的资财，只能维持他几天或几个星期的生活时，他会很少考虑从这笔资材中获取收入。他会尽可能地节约消费，希望依靠自身的劳动，能获得一些收入来增补这笔资财。他的资财完全来自他的劳动收入。各国的穷苦劳动者大多过的这种生活。（第二篇，第一章，P187）斯密通过分析资财的额度和可支配期限将其界定为生产性和生活性支出两部分，又将生活性支出按来源和用途细划为三种类型。这样，使我们对收入的认识逐步深化，更利于支配和使用不同类型的资财，为后来人们树立了理财观念和收支计划提供了依据。
　　（4）斯密认为，一个为了消费而借贷的人很快就会破产，而借钱给他的人通常也会后悔自己的愚蠢。因此，为了这样一个目的不论是借款还是贷款不管什么场合高利盘剥是不可避免的，对于双方均将不利。（第二篇，第四章，P233）既然借贷的人多为穷人，放贷的人会提高利率（如高利贷）来弥补这部分风险，但利率提高的同时又增加了还贷的风险。这样就存在了一个悖论：不管是借贷者还是放贷者，双方都存在利益的流失和各种风险，高利贷却依然能够生存下来。我认为原因是高利贷的存在包含了诸多不正当的经济和社会行为，比如洗黑钱、黑势力介入、借款者被迫从事违法犯罪现象等。
　　上面的一些认识和观点纯属我个人的意见，希望老师和学者能够点出其中理解偏颇和谬误之处，以期更好地理解这本经济学的典范巨著。
　　【篇四：国富论读后感】
　　《国富论》一书是由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于200多年前所写，全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由于他第一次系统总结了近代初期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批判吸收了当时重要的经济理论，对国民经济的运行作了较为系统的描述，使他成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立者”，而《国富论》也被认为使西方经济学的“圣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然是市场经济，就需要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经济学理论，而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就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就像物理学中牛顿的理论一样重要。其“看不见的手”像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一样，是亚当·斯密献给人类的伟大观念，这一观念培育出来的市场经济制度，尽管有各种不尽如意的地方，但迄今为止却是人类全部的智慧所能找到的唯一一种被实践证明能够成功地组织经济活动的经济制度。我们曾经长期否定亚当·斯密的智慧，甚至把“经济人”和“看不见的手”说成是对“私有制的公然辩护”。所幸的是，现在我们已经接受了亚当。斯密的主要观点。具体地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在今日中国之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
　　首先，承认人在经济生活中的利己性是搞市场经济的前提。人性假定是经济学的第一块基石，经济学的大厦就建筑在这块基石之上。计划经济为什么在全球范围内不尽如人意呢？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计划经济对人性的假设不符合现阶段真实的人性，而在这个错误的人性假设基础上的理论和实践也必然是错误的。人在经济生活中的利己性本来是不言而喻的，就像买东西的人都希望买尽量便宜和好的东西，而卖东西的人都希望东西卖得价钱高一些一样自然。然而，就是这么一个不言自明的道理，我们几十年都不敢或不愿意承认，连实话都不能说，怎么能行得通呢？我认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利己性假设，应成为我们分析经济问题的基石，只有这样，才能设计出好的经济制度，才能有行得通的经济理论和实践。
　　其次，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依靠“看不见的手”管理经济、尽量减少政府干预的思想对我国的经济改革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中，经济发展主要由关心自己利益的基层人民来推动的，而不是由政府推动。简而言之，市场经济的权力在民，而不在政府。市场需要的是“小政府”，要变管理型的政府为服务型的政府，政府应当尽量少的参与经济活动。当然，市场经济并也不是不要政府，而是要一个知道自己界限在哪里的政府。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也中允许政府在“看不见的手”之外发挥重要的调节作用。按照亚当·斯密的观点，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三项基本职责是：（1）保护社会免遭其他社会之暴力入侵；（2）尽可能保护每个社会成员免受其他社会成员之不正义的压迫；（3）建立和维护特定的社会公共工程和公共制度。而即使在履行这些职责时，政府的设计也应当考虑引入战争。
　　诚然，该书对西方资本主义初期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于我国现阶段的市场经济的发展也有诸多可借鉴之处。但是，由于中国经济的性质及发展模式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同，也由于东西方政治历史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国富论》中的某些观点、某些理论并不能解释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中的特殊现象，也不能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现实问题。
　　首先，中国的“高增长、低通胀”经济增长模式是经济学中的一个奇迹。这也是《国富论》中的理论无法解释。按照西方经济学理论：经济增长是与货币通胀（商品流通市场价格）呈对应关系的。也就是说高速的经济增长必然会使货币发生通胀。然而，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恰恰与之相反，经济高速增长而货币没有发生剧烈通胀。这又是何原因呢？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平均GDP增长为10%左右，同时，对外贸易依存度也日益增强，已经接近60%。但是，无论是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是加入WTO都没有使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发生改变。经济学家想象中的“经济泡沫”没有在中国大陆出现。中国的改革开放，使生产力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长，同时消费的增长速度受收入增长速度的影响，与生产力相比相对滞后。于是就出现了产能大于消费，短缺经济一下变成了过剩经济。这正是中国经济形成“通货紧缩”的原因。由于国家财政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使得对内内需加大，对外引入外资加快，导致中国在“低通胀”的情形下仍然保持了较高的GDP增长率，所以一味的套用固有的经济模型是无法解释中国目前经济发展模式的。
　　其次，我们再来审视中国对外经济的策略。说到对外贸易，就不能不谈到“重商主义”。这是《国富论》一书中重点阐述的理论之一。重商主义提出富国在对外贸易中应该奖励输出，阻抑输入。但是对于像工业原料及职业工具这样的特殊商品又恰恰与之相反。这一点用到目前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中十分合适。目前，中国出口的大多是低附加值的农产品及轻工产品，而进口的确是高附加值的重工业产品，及更高附加值的先进技术及战略性资源，石油、矿产等。出口产品由于价格低廉品质好大大占领国外市场，而进口产品又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物质上的保证，贸易顺差日益增大，从理论上讲可以说相当理想。而这种状态能持续多久，就要考问一下中国自己了。从WTO规则上讲，中国商品的出口增加对外国同种商品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直接导致外国生产企业的日益萎缩，甚至倒闭，同时加剧了国外产业工人失业率的增加。这势必会加大中国与他国的贸易争端，不利于长远发展。另一方面，日益增大的贸易顺差，使中国的外汇储备日益增大，对与中国有贸易往来的他国的货币是一种隐性威胁。所以如何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还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和中国企业自抗商业风险能力的增强。也就是从宏观和微观两种途径去解决问题，双管齐下，缺一不可。
　　当然，目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困惑还有很多，问题依然十分突出。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决不能照本宣科，犯本本主义的错误。但是，也不能脱离书本中的经济理论，毕竟理论与实际是相辅相成的。只有正确处理好理论与实践的辨正关系，才能使我国经济健康快速的发展。对于《国富论》这本书，我们还是应该秉着鲁迅先生所倡导的“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态度来读，毕竟其里面还是有不少观点不适合中国国情的。
　　【篇五：国富论读后感】
　　每个国家成员的劳动都是为本国国民提供生活所需的必需品和便利品，或者是用这部分产品换取外国的必需品和便利品。影响一国成员数量多少的原因，也就是说劳动提供的必需品和便利品数量的多少的原因。斯密说有两个：一个是劳动者劳动技能的熟练，也就是现在所说的生产力，一个就是从事有用劳动和无用劳动的比例。相对这两点，第一点的影响更大，因为在历史的长河中，有很多文明未开化的种族中，人民有时候必须抛弃或者杀死其中的老弱病残，以保证种族的延续；在许多文明开化的社会中，总是有许多从事无用的劳动的人，比如古代的官员和军队！
　　劳动分工使得同样数量的人，生产的商品大大增加。这要归因于三种情况：第一，每一个工人只从事一种工作，能提高劳动熟练程度；第二，节约了从一种工作转换到另一种工作的时间；第三，发明了一些机器，大大提高劳动效率。那造成分工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在人类族群内部是禁止偷盗和抢劫，所以某个人想要获得某种物品只有两种途径：一种是自己劳动获得，一种通过交换获得。在族群内，某些具有特殊才能的人，比如善于制造弓矢的人发现自己专心制作弓矢比自己去打猎更有利；比如善于造房的人发现自己专心造房比种田更有利，于是他们就是专心从事某种劳动了，分工就产生了。交换引起了分工，分工的程度必然受到交换能力即市场范围的制约。因为市场太小，劳动者无法用他们自己消费不完的剩余劳动产品来随意换得需要的别人的劳动产品。最先开化的种族都是在河流附近，因为在交通不发达的时代，相对来说，水运对于陆运有天然的优势：第一，水运风险较低，陆运要通过野蛮民族的领地，危险较大；第二，成本相对较低，通过水运需要的人数和交通工具较少。所以由于水运的好处巨大，工艺和产生的改良出现在水运便利的地方就理所当然，这样改良要很久才会传到内陆地区。
　　当劳动分工完全确立后，一个人自己的劳动只需要很小部分就可以满足自己的需求。他必须拿着自己用不完的劳动产品来换取其他人的劳动产品。在交换的过程中，有一些物品得到所有的人的公认，可以换取所有的劳动产品。在这期间，有贝壳、糖很多的物品充当了这个角色，但是最终都被金属所取代。这是因为金属易于保存，易于分割。于是金属货币就这样产生了。
　　一个人是贫还是富，依照他能享受的生活必需品，便利品和娱乐品的多少和品质决定。商品的价值分为真实价格和名义价格。任何商品的真实价格就等于该商品能使他购得或者支配的劳动量，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是尺度。世间所有财富，最初都是用劳动而不是用金银购买的。虽然劳动是所有商品的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但是商品的价值通常并不是用劳动去衡量的，而是通过商品的名义价格去衡量的。通常而言，劳动也像商品一样有真实价格和名义价格。所谓真实价格就是报酬劳动的一定数量的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所谓名义价格就是一定数量货币。劳动者的贫与富，不是与劳动的名义价格成比例，而是与劳动的真实价格成比例。劳动的真实价格，一年一年的来说货币更容易体现。一个世纪来说谷物更容易体现。
　　在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之前，劳动是决定各种物品相互交换的主要标准。比如，两个小时劳动才能获得的物品的直接必定两倍于一个小时就能获得的物品。如果要让资本投入生产，必须给其相应的报酬（也就是资本利润），这个时候资本也参与了劳动产物的分配，资本的利润与资本的规模有关。土地私有化之后，地主会要求土地上所有的产物中的一部分会自己（也就是地租），这个时候地租也参与劳动产物的分配。劳动不仅衡量价格中分解为劳动那一部分的价值，而且衡量价格中分解为地租和利润的那部分价值。分开来说，每一件商品的价格或交换价值，都是由这个是那个部分全数或者其中之一构成。合起来说，构成一国全部劳动年产物的商品价格，比如由这三个部分构成，并且财富就是以这三种方式在不同的国民之间分配。一国财富的劳动产物的普通或平均价值是逐年增加，还是逐年减少要取决于工资，利润以及地租是以怎么样的比例在国民间分配。
　　商品的自然价格就是一种商品如果不多不少恰恰等于生产，制造这商品乃至运送这商品到市场所使用的按自然率支付的地租，工资和利润，这商品就是按自然价格出售的。商品的市场价格就是商品通常卖出的价格。商品的市场价格有时高于自然价格，有时低于市场价格。市场上愿意支付自然价格的人，称为有效需求者，他们的需求是有效需求，因为这种需求使得商品的出售可能实现。市场上任何一种商品的供售量，如果不够满足这种商品的有效需求，那种愿意支付自然价格的人就不能得到他们所需求的数量，他们当中有些人，宁愿支付高价格也不愿意得不到商品。于是竞争便在有效需求者之间发现，市场价格高于自然价格，价格上升程度大小，要看货品的缺乏程度和竞争者富有程度和浪费程度的大小。反之，如果市场上的供售量超过了这种有效需求，这种商品就不能全部卖给愿意支付自然价格的人，其中的一部分必须卖给出价较低的人，市场价格于是低于自然价格。下降程度的大小，要看卖方怎样急于要把商品卖出，易腐败的物品比耐久性商品在卖方之间竞争更大。市场价格虽然能长期高于自然价格，但是却不能长期低于自然价格。如果市场价格低于自然价格，必然是工资，利润或者地租中某一方或全部都不能达到自然率。这样这三方肯定抽掉一部分，使商品数量接近有效需要量，向自然价格靠近。自然竞争的市场价格一般都是卖方能承受的最低价格，垄断的市场价格都是有效需求者能承受的最高价格。
　　关于劳动工资和利润，如果一个人通过劳动不能获取养活自己，那他必须通过坑蒙拐骗来获取他活下去的必需品。所以在制定最低工资时必须要让劳动者能养活全家人。最高工资不是出现最富裕的社会，而是出现在最快富裕的社会，也就财富增加最快的社会。在不断进步的社会资本具有较低的利润，劳动者具有较高的工资；在财富停滞的社会资本具有较高的利润，较低的工资；在即将衰退的社会，资本具有最高的利润，最低的工资。
　　【篇六：国富论读后感】
　　《国富论》一书是由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于200多年前所写，全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由于他第一次系统总结了近代初期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批判吸收了当时重要的经济理论，对国民经济的运行作了较为系统的描述，使他成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立者”，而《国富论》也被认为使西方经济学的“圣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然是市场经济，就需要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经济学理论，而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就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就像物理学中牛顿的理论一样重要。其“看不见的手”像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一样，是亚当·斯密献给人类的伟大观念，这一观念培育出来的市场经济制度，尽管有各种不尽如意的地方，但迄今为止却是人类全部的智慧所能找到的唯一一种被实践证明能够成功地组织经济活动的经济制度。我们曾经长期否定亚当·斯密的智慧，甚至把“经济人”和“看不见的手”说成是对“私有制的公然辩护”。所幸的是，现在我们已经接受了亚当。斯密的主要观点。具体地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在今日中国之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
　　首先，承认人在经济生活中的利己性是搞市场经济的前提。人性假定是经济学的第一块基石，经济学的大厦就建筑在这块基石之上。计划经济为什么在全球范围内不尽如人意呢？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计划经济对人性的假设不符合现阶段真实的人性，而在这个错误的人性假设基础上的理论和实践也必然是错误的。人在经济生活中的利己性本来是不言而喻的，就像买东西的人都希望买尽量便宜和好的东西，而卖东西的人都希望东西卖得价钱高一些一样自然。然而，就是这么一个不言自明的道理，我们几十年都不敢或不愿意承认，连实话都不能说，怎么能行得通呢？我认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利己性假设，应成为我们分析经济问题的基石，只有这样，才能设计出好的经济制度，才能有行得通的经济理论和实践。
　　其次，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依靠“看不见的手”管理经济、尽量减少政府干预的思想对我国的经济改革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中，经济发展主要由关心自己利益的基层人民来推动的，而不是由政府推动。简而言之，市场经济的权力在民，而不在政府。市场需要的是“小政府”，要变管理型的政府为服务型的政府，政府应当尽量少的参与经济活动。当然，市场经济并也不是不要政府，而是要一个知道自己界限在哪里的政府。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也中允许政府在“看不见的手”之外发挥重要的调节作用。按照亚当·斯密的观点，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三项基本职责是：（1）保护社会免遭其他社会之暴力入侵；（2）尽可能保护每个社会成员免受其他社会成员之不正义的压迫；（3）建立和维护特定的社会公共工程和公共制度。而即使在履行这些职责时，政府的设计也应当考虑引入战争。
　　诚然，该书对西方资本主义初期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于我国现阶段的市场经济的发展也有诸多可借鉴之处。但是，由于中国经济的性质及发展模式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同，也由于东西方政治历史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国富论》中的某些观点、某些理论并不能解释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中的特殊现象，也不能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现实问题。
　　首先，中国的“高增长、低通胀”经济增长模式是经济学中的一个奇迹。这也是《国富论》中的理论无法解释。按照西方经济学理论：经济增长是与货币通胀（商品流通市场价格）呈对应关系的。也就是说高速的经济增长必然会使货币发生通胀。然而，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恰恰与之相反，经济高速增长而货币没有发生剧烈通胀。这又是何原因呢？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平均GDP增长为10%左右，同时，对外贸易依存度也日益增强，已经接近60%。但是，无论是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是加入WTO都没有使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发生改变。经济学家想象中的“经济泡沫”没有在中国大陆出现。中国的改革开放，使生产力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长，同时消费的增长速度受收入增长速度的影响，与生产力相比相对滞后。于是就出现了产能大于消费，短缺经济一下变成了过剩经济。这正是中国经济形成“通货紧缩”的原因。由于国家财政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使得对内内需加大，对外引入外资加快，导致中国在“低通胀”的情形下仍然保持了较高的GDP增长率，所以一味的套用固有的经济模型是无法解释中国目前经济发展模式的。
　　其次，我们再来审视中国对外经济的策略。说到对外贸易，就不能不谈到“重商主义”。这是《国富论》一书中重点阐述的理论之一。重商主义提出富国在对外贸易中应该奖励输出，阻抑输入。但是对于像工业原料及职业工具这样的特殊商品又恰恰与之相反。这一点用到目前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中十分合适。目前，中国出口的大多是低附加值的农产品及轻工产品，而进口的确是高附加值的重工业产品，及更高附加值的先进技术及战略性资源，石油、矿产等。出口产品由于价格低廉品质好大大占领国外市场，而进口产品又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物质上的保证，贸易顺差日益增大，从理论上讲可以说相当理想。而这种状态能持续多久，就要考问一下中国自己了。从WTO规则上讲，中国商品的出口增加对外国同种商品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直接导致外国生产企业的日益萎缩，甚至倒闭，同时加剧了国外产业工人失业率的增加。这势必会加大中国与他国的贸易争端，不利于长远发展。另一方面，日益增大的贸易顺差，使中国的外汇储备日益增大，对与中国有贸易往来的他国的货币是一种隐性威胁。所以如何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还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和中国企业自抗商业风险能力的增强。也就是从宏观和微观两种途径去解决问题，双管齐下，缺一不可。
　　当然，目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困惑还有很多，问题依然十分突出。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决不能照本宣科，犯本本主义的错误。但是，也不能脱离书本中的经济理论，毕竟理论与实际是相辅相成的。只有正确处理好理论与实践的辨正关系，才能使我国经济健康快速的发展。对于《国富论》这本书，我们还是应该秉着鲁迅先生所倡导的“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态度来读，毕竟其里面还是有不少观点不适合中国国情的。
　　【篇七：国富论读后感】
　　《国富论》，被称为西方经济学的"圣经"。今年寒假，我阅读了斯密先生的《国富论》。
　　先说说这本书产生的时期。那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刚刚结束的时候，我们知道英国是最早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时代较早，资产阶级革命也相对不够完善，实现了封建势力与资产阶级妥协，议会至上，王在法下的君主立宪制。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英国还拥有着大量的封建残余，大量的封建主还拥有着土地，仍然可以在经济上和资本家一较高下。而资本家都是一些新兴的资产阶级，仍然看不到商业的发展前景，也不知道该怎样做。从微观的资本家的角度来看既是如此，那么对于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的英国来说，商业发展的影响更是巨大，东南面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已经开辟出了新航路，而且通过殖民掠夺的方式夺得了美洲亚洲和非洲的绝大多数殖民地，也因此获得了大量的资本积累，东边的法国已经夺得了西欧的陆上霸权，掌握着西欧的经济命脉，而长期居住在北欧的以海牧维生的荷兰人，又霸占着国际的海路贸易。在这种四周环敌的地理位置与贸易格局之下，大英帝国如何崛起，新兴资产阶级如何生存，在他们的面前是一片黑暗。而在这个时候，先知诞生了，他不是救世主耶稣，也不是佛祖释迦牟尼，他只是一个普通的，活生生的人，一个在海关任职的专员，而就是他教会了英国的资本家们该怎么做，使大英帝国在百年之内迅速崛起为世界第一强国。
　　劳动分工思想，分工思想我们最早上在高中学政治时期提到的社会三次大分工，到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人类社会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进行了三次社会大分工：发生在原始社会中期的原始农业与原始畜牧业分离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促进着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过渡；发生在奴隶社会中期的农业和手工业分离的第二次社会大分工，促进着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第三次社会大分工是当时的英国所处的时代，商业与手工业的分离，促进着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这些思想虽然都是马克思具体提出的，而这些思想的雏形却是亚当。斯密的提出。
　　剩余价值论，这似乎又是马克思提出的，而这也是亚当。斯密最先提出的，不过他们所处的角度不同，亚当。斯密站在资本家的角度，提出了利润从何而来，就是从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中来，只有这样才能不断的积累资本，扩大生产规模，进行再生产，这样资本家们就会越来越富有，而资本主义国家也会因此而积累大量的财富而称霸世界。马克思是站在工人的角度，提出资本家取得利润的实质就是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最终的目的就是让工人们站起来，用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来推翻资产阶级。
　　阶级论，首次提出了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属于生产关系之间相互矛盾却又相互依赖的关系，地主为了取得高额利润而抬高地租，资产阶级又要为了减少成本和提高利润而与地主讨价还价和降低工人工资或提高工人劳动时间。而工人的目的就是少干点活以及提高自己的工资而与资本家进行交涉，甚至罢工与暴力革命。这生产关系的三环一环套一环，缺一不可。其实这个思想在我国的现实社会也是有很大的意义，我国最大的地主就是国家，因为土地是国有的，在可用土地资源日益紧张的今天，国家不得不将地租抬高，卖给有竞争力的房地产商，而代表资本家的房地产商为了支付高额的地租而抬高房价，而作为类似于三环中工人阶级的消费者，就要和房地产商讨价还价，甚至不断变幻东家，以取得符合自己经济实力的住处。而在很多人因为买不起房子而担忧的时候，国家又要考虑消费者的实际情况下条文说如果房价再不下调，就对城市一二把手进行惩办。所以说，三环之中一环套一环，环环相扣，互相影响，这种思想用在今天，用在中国也是完全适宜的。
　　此书前四篇的目的，在于说明广大人民的收入是怎样构成的，并说明供应各时代各国民每年消费的资源，究竟有什么性质。第五篇即最后一篇所讨论的，是君主或国家的收入。在这一篇里，我要努力说明以下各点：第一，什么是君主或国家的必要费用，其中，哪些部分应该出自由全社会负担的赋税，哪些部分应该出自社会某特殊阶级或成员负担的特殊赋税。第二，来自全社会所有纳税人的经费是怎样募集的，而各种募集方法大抵有什么利弊。第三，什么使几乎所有近代各国政府都把收入的一部分，作为担保来举债，而这种债务，对于真实财富，换言之，对于社会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有什么影响。
　　斯密在《国富论》中要回答的最后问题是，感情与"公平的旁观者"之间的内在斗争，在社会的长期演进中究竟是怎样在历史本身的大舞台上发生作用的。这个问题的答案见第五编，他列举了社会发展的四个主要组织阶段，除非由资源的匮乏、战争或政府的坏政策予以阻止，否则这些阶段是会连续进行的。这四个阶段是：猎人的最初"野蛮"阶段，原始农业的第二阶段，封建或庄园"耕作"的第三阶段，商业上相互依存的第四阶段。每一阶段伴有与它的需要相适应的制度。例如，在猎人阶段中"没有任何财产……因此，也就没有任何确立的行政长官或正规的司法行政"。随着牛羊群的出现，产生了比较复杂的社会组织形式，不仅包括"可怕的"军队，而且有不可缺少的法律和秩序堡垒。斯密思想的核心是：这种制度是保护特权的工具，不能用自然法为之辩护。他说，"文官政府是为了财产的安全而设立的，实际上是为保护富人反对穷人而设立的，即为了保护有些财产的人反对根本没有财产的人而设立的。"最后，斯密将演进描述为从封建主义走向一个需要有新制度的社会阶段，这种新制度是由市场确定的而不是由同业公会确定的，是自由的而不是受政府限制的。这在后来称为放任自由的资本主义，斯密称之为完全自由的制度。这种物质生产基础的连续改变，将带来的上层建筑的必然改变，这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可是也有一个重大的差别：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最后动力是阶级斗争，而在斯密的哲学史中，主要的推动机制是"人性"，由自我改善的欲望所驱使，由理智所指导。
　　斯密死后，人们把《国富论》奉为经济学的圣经，把他关于利己的人受"看不见的手"引导增进了社会利益的思想，作为市场经济千古不变的基本原则，却把《道德情操论》几乎忘得一干二净。于是，市场经济缺少了道德，引发了许多罪恶，在个别地方甚至成为灾难。
　　所以，作为经济学的著作，至今仍具有非常广泛的经济学价值。
　　【篇八：《国富论》读后感】
　　老子曾经说，“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犹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老子理想中的政治是一种放任无为的政治，最好的政府（统治者）应是一个无为的政府，老百姓知道他的存在就可以了。好政府是很少发号施令的，但又能“功成事遂”。
　　今天说的并不是老子，而是有经济学之父誉称的亚当﹒斯密，他在经济学界有近乎神的地位。按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说法，至少300年内，人们都将在市场经济中生活，不会有人像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推翻牛顿力学那样推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亚当﹒斯密不仅是一位经济理论学家，他也为这种理论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与准确的数字，确实做到了“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的治学态度，而这种治学态度正是大多数中国经济学家所缺少的态度。所以，熊彼得说亚当﹒斯密注重实际，将各种不同的数字与因素一并考虑，对以后作为抽象的理论奠立了基础。
　　《国富论》研究的对象是人与人交换时的经济行为，认为经济行为的出发点是利己心，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这是人性的自然现象。茅于轼先生曾举《镜花园》里君子国里的故事加以说明人的利己行为，小说第十一回里描写了君子国里一名隶卒买物的情况：隶卒﹒﹒﹒手中拿着货物道：“老兄如此高货，却讨恁般低价，教小弟买去，如何能安！务求将价加增，方好遵教。若再过谦，那是有意不肯赏光交易了。”
　　卖货人答道：“既承照顾，敢不仰体！但适才妄讨大价，己觉厚颜，不意老兄反说货高价贱，岂不更教小弟惭愧？况货并非‘言无二价’，其中颇有虚头。俗云‘漫天要价，就地还钱’。今老兄不但不减，反要增加，如此克己，只好请到别家交易，小弟实难遵命。”
　　只听隶卒又说道：“老兄以高货讨贱价，反说小弟克己，岂不失了‘忠恕之道’？凡事总要彼此无欺，方为公道。试问哪个腹中无盘算，小弟又安能受人之愚哩。”谈了许久，卖货人执意不增。隶卒赌气，照数讨价，拿了一半货物。刚要举步，卖货人哪里肯依，只说“价多货少”拦住不放。路旁路过两老翁，作好作歹，从公评定，令隶卒照价拿了八折货物，这才交易而去。
　　茅于轼先生讲完这个故事给了我们两点思考。第一，现实生活中所遇到的矛盾，都是各方偏袒自己利益引起的。因此，我们常常地错误认为，如果关心别人的利益胜过自己的利益，争论就不会发生。而君子国里发生的事情，恰恰说明了把关心别人利益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同样会有争论。我们同样得不到一个和谐的社会。
　　生活中我们会发现，在现实的商业交换中，买方和卖方通过讨价还价，最终会达成协议。而在君子国这个人人为他的社会里，讨价还价根本不可能存在。小说不得不借助两个过路老翁来调解矛盾。这里包含着一个极为重要的道理：以自利为目的谈判双方同意的均衡点，而以利他为目的的谈判则不存在能使双方同意的均衡点。所以利己是可以达到一个和谐的社会，而利他则是一个纠纷不断的社会。从动态的变化来看，它最终必定转变为“小人国”。因为君子国是最适合于专门利己﹑毫不顾人的“小人”们生长繁殖的环境。当君子们吵得不可开交时，“小人”跑来用使君子吃亏自己得利的办法解决了矛盾。长此以往，君子国将消失，被“小人”国替代。从这一点看，人是利己的生物实在是人类社会的大幸。
　　第二，只要是交换都是为了改善自己的处境，使自己活得更舒服体面，如果没有这点动机我们为何要交换？我们有过交换经验的人都知道，交换的双方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才产生了交换，而君子国有了市场，而通过市场的交换却是“利他”行为，这种动机显然是矛盾的。
　　借用茅于轼先生有趣的例子，我们明白了亚当﹒斯密的理论为何是建立在人性自利的基础之上了，只有人人自利，交易双方才能有均衡点，才能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
　　《国富论》全书共分为五篇，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篇1﹑2章，讲合作分工优点。斯密举了个制针工厂的例子，把制针这个职业分成大约18种不同工序，每一道工序都由专门人才从事。因此，一个10人的小工厂每天能制造48000枚针。如果他们独立工作，不专门从事一种工序，他们谁都不会每天制造20枚针，也许连一枚都知道不出来。所以，凡是能采用分工的工艺，一经采用分工便能相应地增加劳动生产力。（《国富论》第八页）
　　第一篇5章，讲的是的劳动价值论。斯密说，劳动是商品的真实价格，货币只是商品的名义价格。因为金和银像其它商品一样，价值是变动的。任何金银所能购买或支配的劳动数量，或所交换到的其它商品数量。取决于已知金银矿藏的丰富程度或稀缺程度﹒﹒﹒﹒作为衡量尺度，自身价值不断变化的商品，决不能成为其它商品价值的精确尺度。而同等数量的劳动，在所有时间和地点，可以说和劳动者具有同等价值。按照劳动者的身体健康情况和技能熟练程度，他必然总是牺牲相同份额的安逸﹑自由和幸福。无论他得到回报物品的数量如何，他所支付的价格必然是相同的。诚然，这种劳动所买到的物品的数量有时多些，有时少些；然而，变动的是这些物品的价值，而不是用来购买它们的老动价值。在任何地方，稀缺或是耗费许多劳动的物品价格就昂贵，反之则低廉。因此，只有本身价值绝对不变的劳动，才是最终而真实的标准，一切商品的价值在任何时候和地方都可以用劳动来衡量和比较。（《国富》26页）
　　第二篇1章，讲的是资产的性质。斯密认为一个人的资产足够维持他生活几个月或几年，他自然希望用这笔资产中的大部分来获得收入。保留适当的部分维持生活外，可以将资产划分为两部分：他所希望用来创造收入的部分被称为资本；另一部分被用来消费。
　　资本又有两种：第一，资本可被用来生产﹑制造或购买产品，然后将产品销售出去，取得利润﹒﹒﹒﹒﹒﹒此种资本被称为流动资本；第二，资本可以被用来改良土地，购买生产用的机器或工具，也就是来购买不需要改变所有者，或不需要再次流通，就可以创造利润的东西。这种资本被称为固定资本。（《国富》205页）
　　第二篇3章，主要是论资本的积累。斯密说，有一种劳动投入到劳动对象上，能增加此物品的价值；另一种劳动却不能。前者因为可以生产价值，所以称为生产性劳动。后者称为非生产性劳动。但有些非生产性劳动者又非常必要，例如：军队﹑律师﹑医生﹑牧师，等等。如果要缺少这些非生产性人士，社会将不稳定﹒﹒﹒﹒与穷国比较，富国雇佣生产性劳动的基金当然要大的多﹒﹒﹒（《国富》242-246页）
　　斯密认为资本增加的直接原因是节俭，而不是勤劳。诚然，没有节俭以前必须先有勤劳，节俭所需的东西都是由勤劳得来。但只有勤劳，而没有节俭，有所得而无所留，资本则不能增加。
　　第三篇1章，论财富的自然增长。也是体现了合作分工精神。斯密认为城市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生活资料的再生产（实话实说，斯密这点可能有问题，但驴又不敢确定）。所以，乡村向城市提供生活资料和加工原料，城市向乡村居民返回一部分加工产品作为回报﹒﹒﹒﹒两者的收益是共同和相互的，这里的劳动分工也和在其它场合一样，对从事分工中不同行业的所有不同人都有利﹒﹒﹒﹒城市为乡村的剩余产品提供市场；乡村用剩余产品交换自己需要的东西。城市居民收入和人数越多，为乡村居民提供的市场也就越大；这种市场越大，对大多数人的好处越大。斯密的意思也就是说，通过分工合作，然后交换，这样双方的财富都有所增加，这也就是他所谓的财富自然增长。
　　第三篇4章，斯密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论点，商业和制造业的发展逐渐建立了秩序和良好的政府，进而在乡村居民中建立了个人自由和安全。因为，在一个没有商业与制造业的国家里，大地主的剩余产物没什么可以交换，他就会将其全部用在款待宾客上。斯密说，如果这种剩余产物足以维持一百或一千人之外，没有其它的用途。因此会被许多人依附与围绕，只能靠地主的恩惠来生活，就必然服从他，如同士兵服从支付响银的君主一样﹒﹒﹒﹒因此，导致贵族势力的强大，上弱下强，国王无法约束大贵族的暴力行为﹒﹒﹒最终会导致一幅暴力﹑抢劫和混乱的画面。
　　但是，封建制度的所有强制力量绝对办不到的事情（阻止贵族势力与战争），却由对外商业和制造业做到了。它们渐渐为大地主提供了可以用自己剩余产物来交换的东西，他们自己可以消费这些东西，不必与其它人分享，一切都归自己所有，这在世界的每个时代似乎都是人类主子们的卑鄙格言﹒﹒﹒﹒因此，他就不再和他人分享了，自然而然地依附于地主生活的人员就会脱离他们，地主的势力也会被消弱，最终暴力﹑混乱也会停止。（《国富》297-299页）
　　第四篇，论政治经济学体系，这是全书最重要的一篇。斯密在第二篇说道，社会每一个人﹒﹒﹒﹒通常他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而他管理产业的目的在于使其产品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所想到的也只有他自己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有一只“无形的手”引导着他去尽力达到一个他并不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就是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的促进社会利益。（《国富》327页）
　　关于把资本用在哪里能够生产出最有价值的产品这一问题，斯密认为，显然一个身临其境的人能做出比政治家或立法家更好的判断；
　　斯密在贸易方面主张“自由放任”，反对商业上的垄断与限制（包括退税与出口奖金）。斯密认为，享有这种国内市场垄断权的各种产业，往往受到极大鼓励，并且使社会较大部分的劳动和资本转到这些产业上来。但这样做能否增进社会总产业，并引导其朝着最有利的方向发展，也许并不十分明显。
　　由于垄断提高了商业利润率，从而妨碍了土地的改良。土地改良的利润，取决于土地的现实产量和投入一定资本后可能产量之间的差额。如果这一差额提供的利润，大于等量资本从任何商业取得的利润，土地改良就能从商业抽取资本。反之，商业从土地改良业抽取资本。无论什么原因提高了商业利润，都会减少土地改良相对高的利润。所以，垄断阻碍了土地改良﹒﹒﹒﹒﹒﹒
　　垄断确实提高了商业利润率，从而略微增加了商人的所得。但是由于阻止了资本的自然增加，不会增加国民资本利润总额，而是减少了这一总额。因为大资本小利润（薄利多销）比小资本大利润能提供更多的收入，垄断虽然提高了利润率，但肯定比没有垄断时候少。由于垄断，所有收入的来源﹑劳动力的工资﹑土地的利润，都不如没有垄断时候那样充裕。所以，垄断是为了一个小阶层的利益，而伤害了其它所有阶层的利益。（《国富》442页）
　　所以，任何一种学说，如果试图通过特别的鼓励，违反自然趋势将更多的社会资本吸引到某一特定产业，或试图通过特别限制，将本来有可能投入某一特定产业的资本抽走，实际上都有悖于他要促进的主要目的。这将阻碍而不是加速社会真正富强的进程；降低而不是增加其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真正价值。
　　第五篇，论君主或国家的收入，第一章论君主或国家的开支。斯密认为，君主或国家的开支主要分为四个不同的种类：1﹒是国防开支。君主的首要职责在于保护社会不受其它独立的社会侵犯。只有依靠军队才能完成这一职责。2﹒是司法开支。君主的第二个职责是尽可能保护社会成员不受其他成员的欺侮与压迫，即设立严正的司法机构。3﹒论公共工程和公共机构的开支。斯密认为，建立和维护某些对于一个大社会当然是有很大利益的公共机构和公共工程，而这类机构和工程的属性在于，如果由少数人办理，他所得利润绝不能偿还其所支出费用，所以，这种事业要由政府建立和维护，这也是政府的义务。（斯密的意思是，政府所办的项事业和公共工程应是非赢利性项目）
　　斯密举例说，车辆通过公路或桥梁，船舶通过运河和港口，如果按照吨位比例交纳通行税。似乎这种方法是公平的。况且，这通行税虽然由承运人支付，他只不过是暂时的垫付，最终会转嫁的货物价格上，由消费者承担。同时有了这类公共工程，由于交通的便利，会使货物的运输费大大减少。消费者虽然支付了通行税使货物价格抬高，但终究比不上运费低廉而降低的程度；斯密的意思是，由于交通便利，使运输效率的提高，虽然要交运输税，并且这运输税最终由消费者承担。但不会使货物价格高过没有便利的交通设施的时候，并同时给老百姓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但是，斯密是反对由政府管理收税道路，其理由有三：1﹒政府出于利己之心，会把税费按照想象的急需程度而增加。这样会最终不利于商业发展。2﹒按重量收取过路费，目的在于维护道路，这种税就公平。如果政府要有别的目的，这种税费就不公平。况且这种税费是按货物重量比例交纳，而不是按货物价值比例交纳。所以课这种税的最终承担人，不是价值高而重量轻商品的消费者，却是粗笨商品的消费者。因此，不论国家把这税收应付何种急需，其结果将是，提供这笔税金的人，不是富人而是穷人。3﹒假使政府对道路疏于维护，我们将很难强制政府划出一定比例的税费来维护道路。
　　斯密是非常重视教育事业的，他认为，在文明商业社会，对普通人民的教育，比对有身份有财产的人更需要国家关注。因为，有钱人在年青的时候有时间﹑金钱来学习。此外，有身份与财产的人所从事的职业，用脑时候多，用手时候少，不至于使脑力变的迟钝。而普通人由于生活压力，即缺少财产和时间，他们所从事的工作用脑力会很少，所以穷人更需要国家教育资助﹒﹒﹒﹒因此，国家只需要以极少的费用，就能够使全体人民，甚至强制全体人民获得最基本的教育。并且，在普通人的孩子中，如学业优良者，国家应给予奖学金。
　　斯密认为，即使国家对下层人民的教育得不到任何利益，这种教育也是值得国家注意的。人民受了教育，国家会受益匪浅。在无知的国民之间，狂热和迷信往往会惹起最可怕的骚乱。一般下层人民所受教育越多，愈不会手迷信和狂热的迷惑。另外，受教育及有知识的人都比无知识而愚笨的人更守礼仪和秩序，他们都会觉得自己人格高尚，自己更能得到法律的尊重，因而他们会更看中那些法律。﹒﹒﹒这样，反对政府的文字或论调，就不能欺骗他们。这对政府来说，更是一件好事。
　　《国富论》是一部伟大的著作，亚当﹒斯密把人的自利心与公利心做了和谐的统一，让我们知道了自利与公利并不是彼此矛盾的，而是相辅相成的，有利于整体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社会自然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来引导着人们做出有利于社会与个人的最佳选择，没有任何政府与个人会代替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如要取代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必会带来混乱。这只“看不见的手”是什么呢？斯密虽然没有直接表达，但是全书已经告诉我们，那之“看不见的手”正是人类的利己之心。
　　中国经历了计划经济的失败，已经回归了市场经济。但是中国的市场经济并不充分，在诸多领域内还存在着垄断﹑不平等﹑欺骗﹑霸权，等现象，这些现象造成了社会的诸多不和谐。但这并不是市场经济的错，而是我们的市场经济还不够充分，当中还存在着过多的政府行为。斯密告诉我们一个好的政府所应该做的是1﹒保护国家不受其它国家侵犯。2﹒维护司法的正义。3﹒建立和维护特定的社会工程和公共制度。即使政府在履行这些职责时，政府也要考虑引入竞争机制；在目前社会转轨其间，老百姓们切不要对市场经济失去信心，如果我们抛弃市场经济，我们将回到更坏的计划经济。政府更不要自以为是，以为没了政府，市场经济就会陷于混乱。在市场经济中，经济的发展主要是靠关心自己利益的人民来推动，而不在政府。市场经济需要的是“小政府，大社会”，管理得少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就如同老子所说，“太上，下知有之。”政府更要知道自己的界线在哪里，这样才是一个好政府。
　　在文章最后，驴想起了一个故事：1956年10月是蒋介石的70大寿，当时蒋婉拒祝寿，但盼海内外同胞就国计民生问题直抒所见。《自由中国》杂志向胡适先生约稿，胡适先生有感而发，写就《述艾森毫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胡适先生在结尾劝蒋说：“一国元首要努力做到‘三无’，就是要‘无智﹑无能﹑无为’；无智，故能使众智也。无能，故能使众能也。无为，故能使众为也，这是最明智的政治哲学。他希望蒋‘彻底思想这六字决’。努力做一个无智无能‘御众智’，无能无为而能‘御众能’的元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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